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
敦煌本《六祖壇經》是現存最早的《壇經》。這裡發表的是敦煌縣（現為敦煌市）博物館所藏〇七七號文書中第四個抄件。標題和內容與一九二三年日本矢吹慶輝在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藏敦煌遺書中發現的抄本（編號：斯五四七五，簡稱敦煌本）相同，當為底本類型相同的另一個抄本。但此本（下簡稱敦博本，亦即敦煌新本）比敦煌本字跡清晰，錯訛和遺漏字較少。
矢吹慶輝在一九二八年把他校訂的敦煌本《六祖壇經》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八卷之中，又將其原件影印本收入《鳴沙餘韻》（一九三〇年日本岩波書店出版）。此後，鈴木貞太郎（鈴木大拙）與公田連太郎在一九三四年刊行了他們的校訂本《敦煌出土六祖壇經》（日本森江書店出版）。
此外在敦煌文獻中還發現與敦煌本《壇經》屬於同一類型的《壇經》殘本、殘片：
一、北京本（舊編：岡四十八號；新編：北八〇二四號背麵），僅殘存中間一部分。陳垣在《敦煌劫作錄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三一年四月專刊之四）第六冊第四九八頁在《無量壽宗要經》項下著錄“該卷正麵為《無量壽宗要經》，背麵為《壇經》及其它內容”，並在該號的《附記》中對背麵的書文著錄：“背寫《六祖壇經》數段；又《金剛經》等數行。”但長期以來人們對此發現未予注意，沒有研究。
二、方廣錩在國家圖書館發現僅有七十七安的“有七十九號”敦煌殘片。
三、旅順博物館本。日本大穀探際隊掠取曾放置旅順博物館，現在已下落不明，僅存首尾二枚照片（日本龍穀大學西域出土佛典研究班一九八九年刊《舊關東廳博物館所藏大穀探險隊將來文書目錄》圖版第一一三、一一四）。
比敦煌本稍晚的《壇經》是宋初惠昕改編本《壇經》。此本在中國久佚，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陸續從日本發現幾種版本。一九三四年鈴木貞太郎（鈴木大拙）與公田連太郎將在京都光聖寺發現的惠昕本校訂由森江書店出版，題為《興聖寺本六祖壇經》。簡稱興聖寺本。此外按發現地命名的還有石川縣大乘寺本、金山天寧寺本、名古屋真福寺本。
在本書再版前，參考上述敦煌本、新發現的敦煌殘本照片以及鈴木校訂的敦煌本、惠昕本（興聖寺本）重新校訂。校注用[一]、[二]等在字句下標明，置於正文之後。凡據上下文意對缺漏字所作的補充，一律用括弧[ ]括出。
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
敦煌本《六祖壇經》是現存最早的《壇經》。這裡發表的是敦煌縣（現為敦煌市）博物館所藏〇七七號文書中第四個抄件。標題和內容與一九二三年日本矢吹慶輝在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藏敦煌遺書中發現的抄本（編號：斯五四七五，簡稱敦煌本）相同，當為底本類型相同的另一個抄本。但此本（下簡稱敦博本，亦即敦煌新本）比敦煌本字跡清晰，錯訛和遺漏字較少。
矢吹慶輝在一九二八年把他校訂的敦煌本《六祖壇經》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八卷之中，又將其原件影印本收入《鳴沙餘韻》（一九三〇年日本岩波書店出版）。此後，鈴木貞太郎（鈴木大拙）與公田連太郎在一九三四年刊行了他們的校訂本《敦煌出土六祖壇經》（日本森江書店出版）。
此外在敦煌文獻中還發現與敦煌本《壇經》屬於同一類型的《壇經》殘本、殘片：
一、北京本（舊編：岡四十八號；新編：北八〇二四號背麵），僅殘存中間一部分。陳垣在《敦煌劫作錄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三一年四月專刊之四）第六冊第四九八頁在《無量壽宗要經》項下著錄“該卷正麵為《無量壽宗要經》，背麵為《壇經》及其它內容”，並在該號的《附記》中對背麵的書文著錄：“背寫《六祖壇經》數段；又《金剛經》等數行。”但長期以來人們對此發現未予注意，沒有研究。
二、方廣錩在國家圖書館發現僅有七十七安的“有七十九號”敦煌殘片。
三、旅順博物館本。日本大穀探際隊掠取曾放置旅順博物館，現在已下落不明，僅存首尾二枚照片（日本龍穀大學西域出土佛典研究班一九八九年刊《舊關東廳博物館所藏大穀探險隊將來文書目錄》圖版第一一三、一一四）。
比敦煌本稍晚的《壇經》是宋初惠昕改編本《壇經》。此本在中國久佚，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陸續從日本發現幾種版本。一九三四年鈴木貞太郎（鈴木大拙）與公田連太郎將在京都光聖寺發現的惠昕本校訂由森江書店出版，題為《興聖寺本六祖壇經》。簡稱興聖寺本。此外按發現地命名的還有石川縣大乘寺本、金山天寧寺本、名古屋真福寺本。
在本書再版前，參考上述敦煌本、新發現的敦煌殘本照片以及鈴木校訂的敦煌本、惠昕本（興聖寺本）重新校訂。校注用[一]、[二]等在字句下標明，置於正文之後。凡據上下文意對缺漏字所作的補充，一律用括弧[ ]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