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九九九年,我已經度過一個甲子的出家生活,假如有人問我:“為什麽要出家?”我會回答:“為了圓滿人生,做個好人。”他若繼續問我:“如何圓滿人生,做好人呢?”我會毫不遲疑回答他:“行善與教化。”的確,回想起來,“行善”,是我這一生努力的目標,“教化”,是我們出家人對社會應有的責任。“行善與教化”可以說就是我一生努力的目標。


    仔細回憶起來,影響我“行善”性格最多的人,是我的外婆──劉王氏老太太;培養我“教化”責任感最大的,是我剃度的恩師──誌開上人。雖然我生長在農村的家庭,但我從小就有慈悲的性格,見到一個窮苦的人,我會心生憐湣,恨不得將自己所有的東西掏出來給他;即使聽到山上一個老公公可憐的故事,我也當真地想盡辦法去救濟故事裏麵的主人翁;對於小動物,如小貓、小狽、小鳥、小雞等等,我更是愛護有加,甚至經常為了它們的飲食,自己都忘記了吃飯,家人中隻有外婆讚美我,說我有慈悲心。及至今日,我雖做不到舍身救世的言行,但對一些小事小善,我確實喜歡周濟疾苦,予人方便,想來與外婆的鼓勵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出家以後,師父誌開上人要求我勤於讀書、寫作,培養聰明智能,並且告誡我立誌將來要講經說法。記得有一回夜行,我打著燈籠為師父照路,師父指著微弱的燈光,說道:“我不希望你用燈光來為我照路,隻希望你將來能用佛光照亮世人。”後來我在焦山念佛學院,他在棲霞山,一聽說我寫了文章在報紙上發表,馬上就叫人坐火車到鎮江 購買這份報紙;他一知道我在那個場合參加學生講演比賽得了獎狀,也寫信叫我將講稿寄給他看。有感於師父對於我的愛護與期望,當我在台灣把《釋迦牟尼佛傳》完成之後,雖然海峽兩岸交 通斷絕,但我馬上寄了第一本給他老人家評閱。後來聽說師父被列為批鬥的黑名單,不知與我寄書是否有關係;但他收到以後,仍設法將他的歡喜與欣慰寫在香煙的錫箔紙上,托人帶來給我。我接到他的音訊,真是感激涕零。此後,我對於外婆鼓勵我的慈悲及師父鼓勵我的教化度眾,更堅定誓願一生奉行到老死為止。


    為了實踐“行善”與“教化”,我總是努力告訴自己要勤行效法諸佛菩薩“福慧雙修”與“悲智雙運”的精神,因為行善要有福德慈悲,教化要有般若智能,才能廣度眾生。


    所以,數十年人生一路走來,有人主張放生,我就舉辦放生法會,但是我覺得在放生之後,更要緊的是“放人”。多少人在水深火熱中,等待著我們援助;多少人在饑寒交 迫下,等待我們救護;多少單親家庭需要春風吹拂;多少孤獨老人等待暖流到來;多少四肢不全的傷殘人士,需要陽光;多少家遭急難的不幸者,盼望援手。所以我對放生行善的觀點,總覺得“行善”也是“教化”人間。


    有人說為人看病很重要,我也成立診所醫院,為窮苦的人免費診療,但我覺得佛教的使命,治心比治身更重要,所以我設立雲水醫院,不但送醫療到偏遠地區,而且派有善說佛法的法師隨隊出診,隨機、隨緣為病患解答生活疑難,做心理上的輔導及開示。因為我覺得,心病好了,會增進身體的健康。


    有人說養老育幼很重要,我也辦養老院、孤兒院、托兒所、幼稚園,但是我覺得並不單養老育幼重要,生、老、並死都是人生重大的問題,所以我開創佛光山的時候,決定要將人一生所有生、老、並死的問題都能用佛法解決,讓佛光山的內容,可以成為“人一生的慧命之家”,甚至我鼓勵大家應當今世往生佛光淨土,不必等到來生。


    說到“教化”,有人說興學、出書很重要,我不但興建佛教學院,培養弘法人才;興建普通小學、中學、大學,培養社會人才;辦理佛教雜誌,弘揚佛陀的真理;開設佛教出版機構,宣揚佛陀的法音;我更覺得應該進一步效法佛陀的觀機逗教、應病與藥及觀音的普門示現、隨類應化的精神,關照到所有不同層次,不同需求的眾生。因此,對於喜歡念佛的信徒,我為他們組織念佛會;對於喜歡參禪打坐的信徒,我為他們設立禪堂,開辦禪坐班;對於想要學習 各種技藝的信徒,我為他們開設佛教插花、素食烹飪、書法抄經等班級,讓他們在學習 的同時,也領略到佛法的奧妙;對於前來拜佛,而不知如何安頓兒女的信徒,我舉辦兒童班、安親班,讓他們無後顧之憂;甚至看到有些信徒前來道場,既不是來拜佛,也不是來求法,而是心中有苦悶,想要找人訴說,我就設立客堂、談話室、心理諮商,讓他們前來傾吐心事,並為他們解決煩惱;看到有些信徒隻是來寺院喝茶參訪的,我就設立滴水坊,並且安排知客帶領他們參觀;看到有些信徒隻是想來品嚐素齋的,我就設立會館餐廳,招待可口的素菜……,甚至我標舉“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作為佛光人的工作信條,無非都是基於效法諸佛菩薩“行善”的慈悲,行“教化”的方便。


    對於徒眾,我也是量才為用:長於慈悲心的,我都鼓勵他們從慈善事業;長於口才的,我就鼓勵他們從事各種教學;長於行政的,我就安排他們到各教會去服務。就這樣,各方的救災救難、養老育幼、急難濟助、家庭輔導、殘障關懷、社會教化、監獄弘法、學院教書以及各種慈善、教育、文化、福利事業興辦起來。我們積極從事的原因,為的就是要讓世間“行善”的人越來越多;甚至對於一些思考文才的青年學子,他們的思想靈活,智能見解過人,我就鼓勵他們著書立說,弘化十方,以實踐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懷。


    我抱持著“不舍一件善事,不舍一個眾生”的理念去做事,常常最初得不到共鳴,但最後總能讓大家明白我的苦心沒有白費。佛光山剛開山的時候,經常有人將路邊撿到的小孩送來山上,因為他們的到來,必須要到戶政機關設立戶口,但因沒有人敢收養,我就叫他們登記在我的名下,跟著我俗家的姓,全都姓“李”。現在他們都成家立業,不但沒有增加我的負擔,而且生活幸福美滿,令人欣慰。高雄縣政府設立約可以容納兩百個老人的崧鶴公寓,要交 由我認養照顧,許多人都和我說:“這可是一項很大的負擔啊9數年後一次供僧法會中,忽然看到許多七、八十歲的阿公、阿婆們也走到台上表演唱歌、舞蹈,一副豁達開朗的樣子,經司儀介紹,才知道原來都是老人公寓的居民,讓大家看了都覺得感動不已。


    與“教化”比較起來,“行善”實在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在佛光山建寺安僧、弘法度眾、辦學校、辦雜誌、發展文化教育,都是捉襟見肘,“日日難過,日日過”,但是辦慈善事業卻可以讓我在緊急迫切的時候,得到及時多方的資助,例如,有一次佛光山支不出工程款,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隻得和“宜蘭仁愛之家”借了五十萬元,後來負責人一再向佛光山提醒,那種逼債火急的樣子,雖然讓人生氣,卻也感到我平日“行善”助人,能在緊要的關頭得到慈善事業資助,心中還是十分安慰。


    記得多年前,朝山會館的服務小姐向我抱怨,許多信徒在朝山會館吃完了飯,卻將油香錢拿到育幼院去捐獻,我安慰他們:“『行善與教化』都是度眾的法門,不要因為捐獻的去向而妄分彼此。”雖說如此,但是從這一件小小的事情上,就可以看出社會上一般人對於慈善事業的偏好。究其原因,不外是因為人人都能布施“行善”,人人也都能接受布施“行善”;但不是人人都能從事“教化”,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教化”。


    盡避有人行善後悔,慨歎“善門難開,善事難做”,其實“行善”隻要隨心隨力,不望報答,實在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例如,當大家看到生物學家將老虎、獅子養大之後,放回山林,那種歡喜踴躍的樣子,不正說明了“行善乃快樂之本”。


    不久前,聖地牙哥動物園花了數百萬美金,將威鯨送回冰島的家鄉,引起了世人一致的喝采,成為大家茶餘飯後談論“行善”的花絮。我也常常將被風吹落地麵的小鳥拾起來撫養,將找不到媽媽的小鬆鼠撿回去保育,為它們取名為“滿天”、“滿地”,雖然它們長大之後,我都放回自然,任其遨遊,但是多少年來,心中的祝福歡喜仍然不減。“教化”就困難多了,不但要觀察眾生的性格,耐煩地應機施教,而且往往好不容易度化了一個人來學佛,但就因為一件事情不能順應他的心意,而前功盡棄。姑不論吾等凡夫福薄慧淺,即如大聖佛陀度眾何止千萬,但對於城東老母,雖然想盡辦法,種種教化,還是無法接引她得度。對於提婆達多,雖然佛陀也是諄諄教誨,循循善誘,也無法抑製他累劫以來貪婪私心的習 氣,隻有忍見他墮入地獄受苦受難。


    雖說“教化”如此困難,諸佛菩薩及曆代祖師大德們仍不減悲心,孜孜矻矻,行化各地,弘法度眾,這是因為唯有“教化”,才能從根本上濟助眾生度過苦海,到達解脫的彼岸。


    佛世時,善德居士在家中設立大施會,供養各類宗教的出家人及一切貧窮、孤獨、下賤乞討的人,以為功德巍巍,但維摩詰尊者卻說:“真正的大施會,應該以法施為重,為什麽你卻隻設立財施之會呢?”


    印度闍婆國高僧求那跋摩尊者被迎請入京時,宋文帝親自拜見,並且向他請法,問道:“朕想要持齋戒殺,但是朕日理萬機,實在難以兩全啊!請示大師,我該如何是好呢?”求那跋摩尊者回答:“帝王與凡夫的修持本來就因地位不同而有分別。君王擁有天下四海,地位超過世人之上,隻要您一句好話、一項德政就能使文武百官、庶民百姓普受利益。這就是真正有意義的齋戒『行善』。”


    可見“行善”固然要緊,“教化”更能契合佛心。像我每年在各地救濟窮苦,但許多人拿了賑濟品之後,不但沒有謝意,而且丟下一句:“下一次東西要再多一點啊9那種貪求無厭的樣子,真是令人慨然!


    我也盡力養老撫孤,但一些人在舒適的生活起居中,仍經常爭吵不斷,那種瞋心熾盛的樣子,委實讓人歎息。無怪乎西哲有雲:“給他一張桌子,不如給他一塊木板,教他如何做成器具。”所以,一九八八年,我舉辦“送愛心到泰北”活動,藉著運送物資之便,發起“以設立工廠來代替救濟”,承蒙泰北第三軍軍長的女兒李健圓小姐深表讚同,多次為此到台灣來募款,我也鼓勵信徒給予支持讚助,可惜力量渺小如我們,仍如杯水車薪,無法解決問題。我也曾經多次到蘭嶼、綠島、小琉球等地舉行冬令救濟,事後看到當地同胞心靈上的空虛仍然無法解決,令我體會到古人所言“救急不救窮”,誠乃經驗之談,想起“慈濟功德會”在世界各處濟貧救苦,功德無量,應該也深有同感,希望各界繼續給予鼓勵支持。


    記得有一次信徒座談會上,陳秋琴師姐舉手發問:“『行善』與『教化』孰輕孰重?”慈容法師答道:“『行善』就好像孩子哭鬧不乖的時候,父母塞給他一顆糖吃,使能暫時止啼;『教化』則好比父母花時間耐心教導孩子做人處事的道理,讓他了解什麽事情可以做,什麽事情不能做。”陳師姐很有慧根,一聽就了解到“行善”與“教化”的分別,從此多少年來,與夫婿劉招明居士兩人出錢出力,護法衛僧,不遺餘力。


    也有人問我:“從事救濟事業和建築寺院孰輕孰重?”我覺得不必互相比較,因為眾生各有所需,吃飯配菜固然可以當飽,喝牛奶吃麵包同樣也能充饑。我一生在五大洲建立一百多個道場,我覺得都不是居家,而是教化人心的學校,一個灰心失意的人進寺院拜了佛之後,往往能夠鼓舞精神;一個事業受挫的人聽到法師的一句開示,或許可以重建幸福人生。所以我常說:“寺院像加油站,能為人加油;寺院像發電廠,能為人充電;寺院像百貨店,能讓各人選取所需的佛法;寺院像醫療所,能診治心病;寺院像慧命家,能長養心靈所需的養份。”寺院對於一個人如此重要,難道不是在“行善”嗎?因此“行善”也好,“教化”也好,在我看來都是同等的重要。


    然而,世間就是因為有很多分別,才會產生許多糾紛,如果能將“行善”與“教化”看成人 之雙臂,鳥之兩翼,“行善”與“教化”不都是一樣的嗎?像我在荷蘭建寺的因緣,是因為當地一個即將臨終的老婆婆和兒子說:“如果沒有出家人為我往生助念,死了我也不甘心。”後來她的兒子找到羅老居士念經,羅老居士又找到佛光山,千裏迢迢請我去建寺安僧;澳洲許景河的女兒發生不幸的意外,中天寺法師給予種種支持,讓他感覺到佛寺道場對於當地家庭、居民的重要性,此後學佛更加虔誠;還有許多旅行的人到新西蘭有了一些意外,常常得到佛光協會幹部們的各種協助,因而激發他們要在各地建寺;旅美企業家陳正男夫婦也是有感於我為他的父親往生前往誦經祝福,後來不但資助佛光山各地道場及佛光大學圖書館的興建,而且對佛教的文教事業熱心捐輸。佛光山許多道場及事業的興建就這樣先從“行善”開始,能進一步達到“教化”的功用。


    有監於“行善”的重要,我在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下設有“慈善委員會”、“急難救助委員會”,後來,中華佛光總會裏麵也成立“慈善委員會”、“急難救助委員會”。有人問我:“為什麽設立那麽多種慈善的單位?”我告訴他:“『行善』還怕多嗎?”最近巴布新幾內亞因海嘯而造成災難,佛光會用直升機載救濟物品前往賑災,中南美洲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等國的風災,佛光會也幾次用貨櫃運送糧食前往濟苦。《華嚴經》雲:“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這一點點的善心美意,能讓他們沾上一點法緣,能讓他們生起追求真理之心,從此尋得人生的方向。更祈願這一點點的財施回向給十方一切眾生,讓大家能夠究竟離苦,共成佛道,則於願足矣!


    總之,“行善”是“教化”之初階,“教化”是“行善”之究竟。今天我們的社會所普遍缺乏的,既不是豐盛的物質,也不是繁華的街市,而是“行善與教化”的心意及行動,所以目前我在各地提倡“三好運動”──說好話,存好心,做好事。如果大家能從彼此的關懷做到彼此的勸勉,從物質的共享做到思想的交 流,從慈善的廣被做到文教的發展,從環境的美化做到心靈的淨化,相信我們的社會必定會更加安定和諧,我們的國家必定會更加富強康樂。

章節目錄

閱讀記錄

星雲大師所有內容均來自互聯網,鉛筆小說網隻為原作者佚名的小說進行宣傳。歡迎各位書友支持佚名並收藏星雲大師最新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