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夜裏，我在閱讀報章雜誌時，突然心有所感：同樣是血肉之軀，有些人雖然平凡低微，卻能成就豐功偉業，彪炳人寰；有些人盡避資源豐富，卻顯得千頭萬緒，一籌莫展。這是為什麽呢？我覺得：敢，是最關鍵的因素之一。
像諸葛亮書生報國，他用空城計誘開敵軍，免除了一場殺戮，那種“敢”於麵對千軍萬馬，臨危不亂，古今罕可匹敵，讓人敬佩不已。天文學家伽利略能不計毀譽，拚死不向神權低頭，那種“敢”於堅持真理的精神，令人蕩氣回腸，無以名之！法顯大師以六十高齡，“敢”於西行取經達十餘年之久，去時路途艱險，鳥獸絕跡，回程在海上漂流三載，那種“為大事也，不惜身命”的勇氣，可謂雷霆萬鈞，世間稀有！法珍比丘尼以一介女身，“敢”斷臂護藏印經，那種為法捐軀，無怨無悔的誌節，足以名垂不朽。
回想自己的一生，生於貧寒，長於亂世的我，之所以能對佛教對人間有一點兒作為，不也是因為在“敢”的趨使下，言所當言，為所當為嗎？“敢”，誠然是很重要的！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曆經內憂外患，我就在那時誕生於中國內地的一個小鎮上，那裏土瘠民窮，信息缺乏，但我幼小的心靈裏卻時時刻刻充滿了許多問題。外婆茹素拜佛，和藹可親，經常為人排難解紛，贏得大家的敬愛。她每次半夜打坐，肚子裏都會發出如海潮般的聲響，雖然鄉人都覺得這是一種有修為的表現，但年少的我卻滿腹懷疑。有一天，我終於忍不住問她：“肚子裏發出這種響聲對於了生脫死有什麽用呢？汽車、火車也都可以發出這種聲音啊9她默然不語，陷入沉思。數年之後，談及此事時，她突然正色地對我說道：“將來我的後事隻有托付給你了9我想：與其說是因為我所問的問題讓她驚悟覺醒，不如說我從懈敢”於發問吧！
十歲那年，父親在戰亂中失去音訊，生死未卜，母親帶著我們兄姊四人，孤苦無依，遂生起變賣祖產另謀發展的念頭。哥哥生性老實，畏懼眾議，裹足不前；姊姊是女性，在傳統社會中沒有講話的餘地。排行老三的我，年方十歲，目睹此情此景，便自告奮勇，無畏族人的激烈反對，陪著母親走了十幾華裏的路，風塵仆仆地回到老家，毅然簽字賣地。由於這一念的“敢”作“敢”為，不但家庭經濟困境頓告解決，數十年後，鄉裏中許多親友故舊由於坐擁房地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批鬥，我的俗家則因為沒有恒產而幸免一劫，為眾人所羨慕。
十二歲出家學佛之後，盡避叢林教育禁錮森嚴，卻無法完全壓抑我“敢”想、“敢”說、“敢”做的個性。佛學院裏沒有體育課程，我提議無效，背地裏自製籃球架，被發現之後，差一點兒被記過受罰；全班拒交 考卷抵製某位老師教學不佳，學校怪罪查辦，我一人前往代罪，險些被佛學院開除。因為“敢”，我比別人多吃了一些苦頭，但我寧可如此，也不願作一個少做少錯，沒有承擔的啞羊僧。
十九歲時，我提議舉辦“佛教古物展”，對於當年保守的佛教界而言，此舉猶如石破天驚，沒想到能蒙校方允準。我一個青澀少年，雖沒有任何辦活動的經驗，卻如火如荼地規劃、聯係、布置、發動，竟然也吸引了數萬人潮來參觀，在上海轟轟烈烈地展出佛教的珍貴文物。除了驚訝“敢”所引發的潛力之外，我更感謝師長們給予我成長的空間，讓我“敢”於發揮，“敢”於創作。我深深覺得：“敢”，是不劃地自限；“敢”，是勇於破繭而出。
我不但從懈敢”於向家族的壓力挑戰，“敢”於和陳腐的思想奮鬥，而且“敢”於出生入死，“敢”於見義勇為。抗日戰爭期間，烽火連天，老弱婦孺嚇得躲在家裏，不敢出來，我卻經常在槍林彈雨中收拾死屍，挖土掩埋安葬，並且救助傷兵，托人運回後方。聽說左鄰右舍沒有米糧，我不顧江 水濤濤，槍聲四起，潛入運河，遊到對岸，搬回幾天的柴米油鹽，解決大家的民生問題。看到母親思夫心切，我收拾行囊，攜母尋父，一路上漂血成河、骸鼻遍野，令人驚心動魄。鄉人都誇母親生了一個勇敢的孩子，其實，說來慚愧，我隻不過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罷了。但這也說明了“敢，很重要9“敢”，使我遇事果斷，臨危不亂。
二十一歲那年，我在鄉下一所小學擔任校長，當時國共相爭，地方不寧。不但槍彈聲、嘶殺聲時有所聞，還要接受各路人馬不定時的搜查詢問，他們動不動就拿著槍抵著你的太陽穴，堵著你的後腦勺，要你坦白交代，要你忠於某一方，如果不“敢”麵對現實，如何生存下去？大時代的災難在心版上留下堅忍不拔的印記，成為我日後最珍貴的資糧之一。
不久，我來到人文薈萃的南京，聯合同道響應改革佛教的新運動，撰文辦報，傳播新思想，弘揚新理念；走上街頭弘法布教，以實際行動說明佛教跨出山門，擁抱社會的必要性；為寺院訂定新規矩，發展新作風，企圖力挽狂瀾於既倒。當時的佛教界保守護短，將我們視為洪水猛獸，處處給予打壓、排拒，讓我們幾乎走投無路；甚至勾結地方土豪劣僧，對我們這群敢作敢為的僧青年施以恐嚇、威逼、私刑、棒打……，無所不用其極。想到經中說：“假使熱鐵輪，於汝頂上旋，亦不為此苦，退失菩提心。”我越挫越勇，不但聘請南京首屈一指的王龍律師糾舉華藏寺前任住持私吞寺產，以警傚尤，而且結合憲兵、軍警的力量，打擊黑道橫行。過去老師一再告誡我們：“弘法是家務，利生是事業。”此時我不僅口說言詮，而是用身體來力行實踐，用生命來刻劃曆史。想到這裏，不禁為自己感到慶喜，因為我在勇“敢”的層次上，有了一點進步；我在勇“敢”的體驗上，有了一點提升。自忖還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為教為僧、為國為民，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無奈國勢不保，我抱著滿腔興教熱忱來到台灣，想一展抱負，卻到處受阻。那時大家害怕“白色恐怖”，噤若寒蟬，除不顧性命危險，發起“搶救僧寶運動”的慈航法師，以及不惜違逆蔣宋美齡夫人，拒絕信奉耶教的孫張清揚女士等少數大德以外，許多佛教徒不是不敢承認自己是三寶弟子，就是見風轉舵，改信耶教，在僧侶同道中也有不少人在走投無路之下，易服變節。
“敢”的念頭在這個時候更形“重要”了。我抱定為教奉獻的決心，無畏警察單位的取締阻撓，仍然“敢”四處聚眾弘揚佛法，舉辦遊行慶祝佛誕佳節；我堅持宣揚真理的信念，不懼情治人員的逮捕盤問，依舊“敢”張貼海報迎接章嘉活佛來台，撰寫文章廣招來者信仰佛教；甚至我“敢”拒絕政府人員要我們在寺內書寫“反共抗俄”標語，一派凜然地回答來者：“寺院在這裏，就已經說明一切了。”我“敢”和軍區周旋，要他們撤回借故拆寺的成命。正信佛教就在“一敢，天下無難事”的情況下，突破了政治的防線，接觸到社會大眾。
但我不以此為足，因為佛教需要提升素質，才能廣度眾生，裨益人群；佛教需要發展創新，才能與時俱進，福利社會；佛教需要青年參與，才能發揮光熱，照亮世間；佛教需要承辦事業，才能培養人才，自給自足。但當時老人當權的教界不能忍受這些主張，保守閉塞的民風也無法理解這些觀念，於是信徒揚言不資助我以求得自保，教界人士放話要殺我以杜絕後患。但我深信佛祖不辜負人，盡避沒有人支持我，我“敢”口說筆書，主張男女平等、僧信平等，提倡佛教文藝化、生活化；盡避自己沒有飯吃，我“敢”開辦免費的國文補習 班、歌詠隊、佛教學院、大專佛學夏令營，吸收優秀的佛教青年；盡避蠻不講理者手持刀棒欲加害於我，我“敢”付諸行動，破除佛道不分的陳年積弊；盡避不明情況者唇槍舌劍種種想問難於我，我“敢”出麵應對，袪除大家心中的疑惑陰霾；盡避沒有地方安單，我“敢”各地行化，宣揚妙諦；盡避身無分文，我“敢”建寺安僧，接引十方……。因為我“敢”義無反顧，勇往直前，革新佛教的初衷得以在寶島開花結果。
所以，“敢”，是發心，也是擔當；“敢”，是勇氣，也是智能……。“敢”的好處不勝枚舉，回想我這一生中有好幾個轉折點，也都是在“敢”作“敢”為之下，化危為安，漸入佳境。首先，在十二歲時，我為了一個偶然的承諾，割愛辭親，出家學佛，步入另一個迥然不同的世界，若非當年如此“敢”於下定決心，我的一生必定無法如此多采多姿。
接著是在二十三歲時，局勢變異，未曾踏出江 蘇一步的我，竟“敢”冒著生命的危險，連夜奔走南京、常州之間，接應百餘位同道加入“僧侶救護隊”，坐火車，搭輪船，穿山越嶺，漂洋過海，來到舉目無親的台灣。文化大革命時，不知多少寺院在火炬中灰飛煙滅，不知多少僧伽在清算中含辱以歿，如果不是因為我一念救人之慈，“敢”領隊來台，恐怕也難逃劫數了。
到了台灣，“僧侶救護隊”因故自動解散，我在中壢、新竹一帶流浪掛單，教書寫作，聽說宜蘭偏僻落後，沒有人願意去弘法，我那時連台灣各地風土人情都搞不清楚，居然“敢”一口允諾李決和居士的邀請，前往駐錫，沒想到在那裏度了許多佛教青年，為台灣佛教開拓一片新天地。如果我當年畏難苟安，戀棧他處，或許沒有這麽多秉性淳良的常隨弟子，與我一起眾誌成城，為教奉獻了。
開辟佛光山是第四個轉折點。當時很多人看到這塊偏處一隅的荒山野地，紛紛卻步退心，我不為動遙三十年來，“敢”和洪水颶風搏鬥，一次又一次重拾磚瓦，再建家園；“敢”在是非批評中生存度日，以事實瓦解有心人士的毀謗。在無錢無緣下，我培養了一千多名僧伽弟子，在世界各地服務大眾。其中，有許多弟子承繼了我“敢”作“敢”為的作風，不眠不休地弘法利生，令我感到十分安慰，像慈莊，手拎一隻小皮包，就“敢”走遍世界五大洲建設一百餘所道場；慈容，雖然生來一副瘦弱的身軀，卻“敢”周遊全球各國設立佛光會；依華，“敢”隻身到環境惡劣的印度留學，十年寒窗，學成歸國，促成佛教戒法再傳印度的殊勝因緣；慧禮，“敢”赴往“黑暗大陸 ”──非洲弘法布教，感化無數黑人皈依三寶、出家學佛；依德，為了護持佛法，“敢”在劣民刀槍之中，奮不顧身，勇往直前；覺傳，在綁匪麵前，“敢”滔滔講說佛法，絲毫無所畏懼……。“敢”不但成就了一己的道業，也促進了佛教事業的發展；“敢”，不但涵養了個人的聖胎，也成就了萬千眾生的慧命。
一九八五年，我從住持之職退居下來，破除台灣佛教“萬年住持”的傳統，為教界作模範，為大眾立榜樣。退位之後的我天地更為寬闊，因為我“敢”向自己的缺陷挑戰，以辛勤的耕耘來戰勝先天的不足；我“敢”邁開腳步，行人所未行之路。例如：我不會他國語文，但我“敢”到世界各地弘法，佛教在五大洲於焉發揚光大；我不曾學過組織企劃，但我“敢”創立國際佛光會，讓僧信平等的理想能在現世落實；我沒有豐富的辦學經驗，但我“敢”辦大學，作育英才，像美國的西來大學曾獲優良大學的認可，嘉義的南華管理學院在接辦一年之內開學招生，創辦至今，時間雖短，卻也聲譽鵲起。去年進來的一百名學生當中，有二十七個學生將該校填為第一誌願，有三十幾個學生將該校填為前十個誌願，為台灣教育史創下先例；我也不懂廣播、電視，但我“敢”創辦公益性質的“佛光衛星電視台”，所有節目不但有益身心，而且沒有廣告插播。
秉持諸佛菩薩“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的精神來從事國際弘法、組織佛教教會、辦理高等教育、設立傳播事業，必須要有開闊的胸襟與遠大的視野，非“敢”無以成事。往後還有很長的日子需要大家齊心著力，如何才能延續佛教的千秋偉業？如何才能長養眾生的法身慧命？還是那句話：“敢，很重要9
我們不但要“敢”於勇猛向前，“敢”於展開新局，也要“敢”於返觀自照，“敢”於除舊布新。去年，佛光山毅然宣布封閉山門，潛心靜修，就像任何一種重大的變革一樣，封山也需要有遠大的勇氣。在封山典禮即將結束時，全山法師以果“敢”的步伐踏入“靈山勝境”，山門隨之掩閉上鎖。我們立誌要在文化、教育、修持、弘法上深入紮根，期待不久的將來能為社會作出更佳的貢獻。
徒眾常說我“行事膽大，遊走於懸崖邊緣”，其實我也有“不敢”之事，例如：佛事“不敢”不做，因果“不敢”違背。記得多年前，一名素行不良 的候選人在我說法時，站上講台，硬要我將他介紹給大家，我當著他的麵，直言告訴聽眾不要選他；掌管財務的職事因為入不敷出，想要挪用七月道糧作為建設之用，我嚴禁不準；中日斷交 ，我遠赴東瀛，向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爭取保留中國佛教會的席次；在台灣戒嚴時期，我向政府官員建言應開放民意，包容異己；在訪問大陸 期間，我向中共 領導階層表示應恢複佛教道場；凡世界各地發生重大天災人禍，我發動信徒，捐輸解困；何人何地需要我時，我竭盡所能，給予支助；國內畛域之見衝突日盛時，我在台北道場舉行首次“二二八平正法會”，希望藉此喚起大家的覺醒，撫平曆史的悲劇，促進族群的和諧；台灣重大刑案頻傳之際，我發起“慈悲愛心人運動”，培訓二千名慈悲愛心人，到大街小巷、學校機關、車站市嚐公園廟口，向大眾宣導慈悲愛心，以實際的行動來帶動全民淨化自己，關懷社會。
一九九八年二月，為了光大佛教歡喜、融和、尊重、包容、平等、和平的精神，我在佛陀成道的菩提伽耶傳授三壇大戒，讓世界各種傳承的僧伽齊聚一堂受持淨戒，讓南傳、藏傳國家失傳一千多年的比丘尼戒在佛教的祖國恢複起來。當大眾環繞正覺大塔經行時，我想到“大雄大力大無畏”的佛陀為了追求真理，不但“敢”放棄既有的權位名利，向內心的無明煩惱挑戰，甚至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發出“若不成佛，誓不起座”的誓言；為了解民倒懸，不但“敢”向根深蒂固的階級製度挑戰，四處宣揚“眾生皆有佛性”的理念，並且廣收徒眾，有教無類。在感動涕零之餘，我心中突然湧現深刻的體悟：“敢”，不是匹夫之勇，不是爭強鬥勝，而是大願力的實踐，大慈悲的示現，大無私的奉獻，大格局的開展。
“敢，很重要9真正的“敢”，能為大眾帶來幸福，能為社會帶來安康，能為世界帶來和平，能為人類帶來光明。在此呼籲我們的朝野能表彰真正“敢”作“敢”為的精神，同心協力，轉邪為正。也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落實“敢”奉獻，“敢”承擔的理念，敬業樂群，克盡厥責。果能如此，我們的生命將更加光輝燦爛，我們的家園將更加美好溫 馨。
像諸葛亮書生報國，他用空城計誘開敵軍，免除了一場殺戮，那種“敢”於麵對千軍萬馬，臨危不亂，古今罕可匹敵，讓人敬佩不已。天文學家伽利略能不計毀譽，拚死不向神權低頭，那種“敢”於堅持真理的精神，令人蕩氣回腸，無以名之！法顯大師以六十高齡，“敢”於西行取經達十餘年之久，去時路途艱險，鳥獸絕跡，回程在海上漂流三載，那種“為大事也，不惜身命”的勇氣，可謂雷霆萬鈞，世間稀有！法珍比丘尼以一介女身，“敢”斷臂護藏印經，那種為法捐軀，無怨無悔的誌節，足以名垂不朽。
回想自己的一生，生於貧寒，長於亂世的我，之所以能對佛教對人間有一點兒作為，不也是因為在“敢”的趨使下，言所當言，為所當為嗎？“敢”，誠然是很重要的！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曆經內憂外患，我就在那時誕生於中國內地的一個小鎮上，那裏土瘠民窮，信息缺乏，但我幼小的心靈裏卻時時刻刻充滿了許多問題。外婆茹素拜佛，和藹可親，經常為人排難解紛，贏得大家的敬愛。她每次半夜打坐，肚子裏都會發出如海潮般的聲響，雖然鄉人都覺得這是一種有修為的表現，但年少的我卻滿腹懷疑。有一天，我終於忍不住問她：“肚子裏發出這種響聲對於了生脫死有什麽用呢？汽車、火車也都可以發出這種聲音啊9她默然不語，陷入沉思。數年之後，談及此事時，她突然正色地對我說道：“將來我的後事隻有托付給你了9我想：與其說是因為我所問的問題讓她驚悟覺醒，不如說我從懈敢”於發問吧！
十歲那年，父親在戰亂中失去音訊，生死未卜，母親帶著我們兄姊四人，孤苦無依，遂生起變賣祖產另謀發展的念頭。哥哥生性老實，畏懼眾議，裹足不前；姊姊是女性，在傳統社會中沒有講話的餘地。排行老三的我，年方十歲，目睹此情此景，便自告奮勇，無畏族人的激烈反對，陪著母親走了十幾華裏的路，風塵仆仆地回到老家，毅然簽字賣地。由於這一念的“敢”作“敢”為，不但家庭經濟困境頓告解決，數十年後，鄉裏中許多親友故舊由於坐擁房地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批鬥，我的俗家則因為沒有恒產而幸免一劫，為眾人所羨慕。
十二歲出家學佛之後，盡避叢林教育禁錮森嚴，卻無法完全壓抑我“敢”想、“敢”說、“敢”做的個性。佛學院裏沒有體育課程，我提議無效，背地裏自製籃球架，被發現之後，差一點兒被記過受罰；全班拒交 考卷抵製某位老師教學不佳，學校怪罪查辦，我一人前往代罪，險些被佛學院開除。因為“敢”，我比別人多吃了一些苦頭，但我寧可如此，也不願作一個少做少錯，沒有承擔的啞羊僧。
十九歲時，我提議舉辦“佛教古物展”，對於當年保守的佛教界而言，此舉猶如石破天驚，沒想到能蒙校方允準。我一個青澀少年，雖沒有任何辦活動的經驗，卻如火如荼地規劃、聯係、布置、發動，竟然也吸引了數萬人潮來參觀，在上海轟轟烈烈地展出佛教的珍貴文物。除了驚訝“敢”所引發的潛力之外，我更感謝師長們給予我成長的空間，讓我“敢”於發揮，“敢”於創作。我深深覺得：“敢”，是不劃地自限；“敢”，是勇於破繭而出。
我不但從懈敢”於向家族的壓力挑戰，“敢”於和陳腐的思想奮鬥，而且“敢”於出生入死，“敢”於見義勇為。抗日戰爭期間，烽火連天，老弱婦孺嚇得躲在家裏，不敢出來，我卻經常在槍林彈雨中收拾死屍，挖土掩埋安葬，並且救助傷兵，托人運回後方。聽說左鄰右舍沒有米糧，我不顧江 水濤濤，槍聲四起，潛入運河，遊到對岸，搬回幾天的柴米油鹽，解決大家的民生問題。看到母親思夫心切，我收拾行囊，攜母尋父，一路上漂血成河、骸鼻遍野，令人驚心動魄。鄉人都誇母親生了一個勇敢的孩子，其實，說來慚愧，我隻不過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罷了。但這也說明了“敢，很重要9“敢”，使我遇事果斷，臨危不亂。
二十一歲那年，我在鄉下一所小學擔任校長，當時國共相爭，地方不寧。不但槍彈聲、嘶殺聲時有所聞，還要接受各路人馬不定時的搜查詢問，他們動不動就拿著槍抵著你的太陽穴，堵著你的後腦勺，要你坦白交代，要你忠於某一方，如果不“敢”麵對現實，如何生存下去？大時代的災難在心版上留下堅忍不拔的印記，成為我日後最珍貴的資糧之一。
不久，我來到人文薈萃的南京，聯合同道響應改革佛教的新運動，撰文辦報，傳播新思想，弘揚新理念；走上街頭弘法布教，以實際行動說明佛教跨出山門，擁抱社會的必要性；為寺院訂定新規矩，發展新作風，企圖力挽狂瀾於既倒。當時的佛教界保守護短，將我們視為洪水猛獸，處處給予打壓、排拒，讓我們幾乎走投無路；甚至勾結地方土豪劣僧，對我們這群敢作敢為的僧青年施以恐嚇、威逼、私刑、棒打……，無所不用其極。想到經中說：“假使熱鐵輪，於汝頂上旋，亦不為此苦，退失菩提心。”我越挫越勇，不但聘請南京首屈一指的王龍律師糾舉華藏寺前任住持私吞寺產，以警傚尤，而且結合憲兵、軍警的力量，打擊黑道橫行。過去老師一再告誡我們：“弘法是家務，利生是事業。”此時我不僅口說言詮，而是用身體來力行實踐，用生命來刻劃曆史。想到這裏，不禁為自己感到慶喜，因為我在勇“敢”的層次上，有了一點進步；我在勇“敢”的體驗上，有了一點提升。自忖還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為教為僧、為國為民，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無奈國勢不保，我抱著滿腔興教熱忱來到台灣，想一展抱負，卻到處受阻。那時大家害怕“白色恐怖”，噤若寒蟬，除不顧性命危險，發起“搶救僧寶運動”的慈航法師，以及不惜違逆蔣宋美齡夫人，拒絕信奉耶教的孫張清揚女士等少數大德以外，許多佛教徒不是不敢承認自己是三寶弟子，就是見風轉舵，改信耶教，在僧侶同道中也有不少人在走投無路之下，易服變節。
“敢”的念頭在這個時候更形“重要”了。我抱定為教奉獻的決心，無畏警察單位的取締阻撓，仍然“敢”四處聚眾弘揚佛法，舉辦遊行慶祝佛誕佳節；我堅持宣揚真理的信念，不懼情治人員的逮捕盤問，依舊“敢”張貼海報迎接章嘉活佛來台，撰寫文章廣招來者信仰佛教；甚至我“敢”拒絕政府人員要我們在寺內書寫“反共抗俄”標語，一派凜然地回答來者：“寺院在這裏，就已經說明一切了。”我“敢”和軍區周旋，要他們撤回借故拆寺的成命。正信佛教就在“一敢，天下無難事”的情況下，突破了政治的防線，接觸到社會大眾。
但我不以此為足，因為佛教需要提升素質，才能廣度眾生，裨益人群；佛教需要發展創新，才能與時俱進，福利社會；佛教需要青年參與，才能發揮光熱，照亮世間；佛教需要承辦事業，才能培養人才，自給自足。但當時老人當權的教界不能忍受這些主張，保守閉塞的民風也無法理解這些觀念，於是信徒揚言不資助我以求得自保，教界人士放話要殺我以杜絕後患。但我深信佛祖不辜負人，盡避沒有人支持我，我“敢”口說筆書，主張男女平等、僧信平等，提倡佛教文藝化、生活化；盡避自己沒有飯吃，我“敢”開辦免費的國文補習 班、歌詠隊、佛教學院、大專佛學夏令營，吸收優秀的佛教青年；盡避蠻不講理者手持刀棒欲加害於我，我“敢”付諸行動，破除佛道不分的陳年積弊；盡避不明情況者唇槍舌劍種種想問難於我，我“敢”出麵應對，袪除大家心中的疑惑陰霾；盡避沒有地方安單，我“敢”各地行化，宣揚妙諦；盡避身無分文，我“敢”建寺安僧，接引十方……。因為我“敢”義無反顧，勇往直前，革新佛教的初衷得以在寶島開花結果。
所以，“敢”，是發心，也是擔當；“敢”，是勇氣，也是智能……。“敢”的好處不勝枚舉，回想我這一生中有好幾個轉折點，也都是在“敢”作“敢”為之下，化危為安，漸入佳境。首先，在十二歲時，我為了一個偶然的承諾，割愛辭親，出家學佛，步入另一個迥然不同的世界，若非當年如此“敢”於下定決心，我的一生必定無法如此多采多姿。
接著是在二十三歲時，局勢變異，未曾踏出江 蘇一步的我，竟“敢”冒著生命的危險，連夜奔走南京、常州之間，接應百餘位同道加入“僧侶救護隊”，坐火車，搭輪船，穿山越嶺，漂洋過海，來到舉目無親的台灣。文化大革命時，不知多少寺院在火炬中灰飛煙滅，不知多少僧伽在清算中含辱以歿，如果不是因為我一念救人之慈，“敢”領隊來台，恐怕也難逃劫數了。
到了台灣，“僧侶救護隊”因故自動解散，我在中壢、新竹一帶流浪掛單，教書寫作，聽說宜蘭偏僻落後，沒有人願意去弘法，我那時連台灣各地風土人情都搞不清楚，居然“敢”一口允諾李決和居士的邀請，前往駐錫，沒想到在那裏度了許多佛教青年，為台灣佛教開拓一片新天地。如果我當年畏難苟安，戀棧他處，或許沒有這麽多秉性淳良的常隨弟子，與我一起眾誌成城，為教奉獻了。
開辟佛光山是第四個轉折點。當時很多人看到這塊偏處一隅的荒山野地，紛紛卻步退心，我不為動遙三十年來，“敢”和洪水颶風搏鬥，一次又一次重拾磚瓦，再建家園；“敢”在是非批評中生存度日，以事實瓦解有心人士的毀謗。在無錢無緣下，我培養了一千多名僧伽弟子，在世界各地服務大眾。其中，有許多弟子承繼了我“敢”作“敢”為的作風，不眠不休地弘法利生，令我感到十分安慰，像慈莊，手拎一隻小皮包，就“敢”走遍世界五大洲建設一百餘所道場；慈容，雖然生來一副瘦弱的身軀，卻“敢”周遊全球各國設立佛光會；依華，“敢”隻身到環境惡劣的印度留學，十年寒窗，學成歸國，促成佛教戒法再傳印度的殊勝因緣；慧禮，“敢”赴往“黑暗大陸 ”──非洲弘法布教，感化無數黑人皈依三寶、出家學佛；依德，為了護持佛法，“敢”在劣民刀槍之中，奮不顧身，勇往直前；覺傳，在綁匪麵前，“敢”滔滔講說佛法，絲毫無所畏懼……。“敢”不但成就了一己的道業，也促進了佛教事業的發展；“敢”，不但涵養了個人的聖胎，也成就了萬千眾生的慧命。
一九八五年，我從住持之職退居下來，破除台灣佛教“萬年住持”的傳統，為教界作模範，為大眾立榜樣。退位之後的我天地更為寬闊，因為我“敢”向自己的缺陷挑戰，以辛勤的耕耘來戰勝先天的不足；我“敢”邁開腳步，行人所未行之路。例如：我不會他國語文，但我“敢”到世界各地弘法，佛教在五大洲於焉發揚光大；我不曾學過組織企劃，但我“敢”創立國際佛光會，讓僧信平等的理想能在現世落實；我沒有豐富的辦學經驗，但我“敢”辦大學，作育英才，像美國的西來大學曾獲優良大學的認可，嘉義的南華管理學院在接辦一年之內開學招生，創辦至今，時間雖短，卻也聲譽鵲起。去年進來的一百名學生當中，有二十七個學生將該校填為第一誌願，有三十幾個學生將該校填為前十個誌願，為台灣教育史創下先例；我也不懂廣播、電視，但我“敢”創辦公益性質的“佛光衛星電視台”，所有節目不但有益身心，而且沒有廣告插播。
秉持諸佛菩薩“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的精神來從事國際弘法、組織佛教教會、辦理高等教育、設立傳播事業，必須要有開闊的胸襟與遠大的視野，非“敢”無以成事。往後還有很長的日子需要大家齊心著力，如何才能延續佛教的千秋偉業？如何才能長養眾生的法身慧命？還是那句話：“敢，很重要9
我們不但要“敢”於勇猛向前，“敢”於展開新局，也要“敢”於返觀自照，“敢”於除舊布新。去年，佛光山毅然宣布封閉山門，潛心靜修，就像任何一種重大的變革一樣，封山也需要有遠大的勇氣。在封山典禮即將結束時，全山法師以果“敢”的步伐踏入“靈山勝境”，山門隨之掩閉上鎖。我們立誌要在文化、教育、修持、弘法上深入紮根，期待不久的將來能為社會作出更佳的貢獻。
徒眾常說我“行事膽大，遊走於懸崖邊緣”，其實我也有“不敢”之事，例如：佛事“不敢”不做，因果“不敢”違背。記得多年前，一名素行不良 的候選人在我說法時，站上講台，硬要我將他介紹給大家，我當著他的麵，直言告訴聽眾不要選他；掌管財務的職事因為入不敷出，想要挪用七月道糧作為建設之用，我嚴禁不準；中日斷交 ，我遠赴東瀛，向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爭取保留中國佛教會的席次；在台灣戒嚴時期，我向政府官員建言應開放民意，包容異己；在訪問大陸 期間，我向中共 領導階層表示應恢複佛教道場；凡世界各地發生重大天災人禍，我發動信徒，捐輸解困；何人何地需要我時，我竭盡所能，給予支助；國內畛域之見衝突日盛時，我在台北道場舉行首次“二二八平正法會”，希望藉此喚起大家的覺醒，撫平曆史的悲劇，促進族群的和諧；台灣重大刑案頻傳之際，我發起“慈悲愛心人運動”，培訓二千名慈悲愛心人，到大街小巷、學校機關、車站市嚐公園廟口，向大眾宣導慈悲愛心，以實際的行動來帶動全民淨化自己，關懷社會。
一九九八年二月，為了光大佛教歡喜、融和、尊重、包容、平等、和平的精神，我在佛陀成道的菩提伽耶傳授三壇大戒，讓世界各種傳承的僧伽齊聚一堂受持淨戒，讓南傳、藏傳國家失傳一千多年的比丘尼戒在佛教的祖國恢複起來。當大眾環繞正覺大塔經行時，我想到“大雄大力大無畏”的佛陀為了追求真理，不但“敢”放棄既有的權位名利，向內心的無明煩惱挑戰，甚至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發出“若不成佛，誓不起座”的誓言；為了解民倒懸，不但“敢”向根深蒂固的階級製度挑戰，四處宣揚“眾生皆有佛性”的理念，並且廣收徒眾，有教無類。在感動涕零之餘，我心中突然湧現深刻的體悟：“敢”，不是匹夫之勇，不是爭強鬥勝，而是大願力的實踐，大慈悲的示現，大無私的奉獻，大格局的開展。
“敢，很重要9真正的“敢”，能為大眾帶來幸福，能為社會帶來安康，能為世界帶來和平，能為人類帶來光明。在此呼籲我們的朝野能表彰真正“敢”作“敢”為的精神，同心協力，轉邪為正。也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落實“敢”奉獻，“敢”承擔的理念，敬業樂群，克盡厥責。果能如此，我們的生命將更加光輝燦爛，我們的家園將更加美好溫 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