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學者唐一玄居士曾任軍醫院院長多年，後來在各個佛教學院授課，佛教著作甚多，由於與我的觀念風格不同，對我一向批判多於讚美，但有一次，他竟然很高興的讚美我處理事情“舉重若輕”。我一生受人批判也好，讚美也好，多不介意，但唐老的這一句“舉重若輕”，頗令我感到受寵 若驚。繼而回想自己一生立身行事，的確是本著香嚴智閑禪師的詩偈“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來待人接物，這句話和“竹影掃階塵不動，雁過寒潭水無痕”的意義相同，也就是說什麽事過去了就算了，絕不會計較得失，或是留戀或懊悔。唐老以“舉重若輕”四個字來形容我的為人處事，自覺堪能承當。
記得剛來台灣的時候，我曾在寺院裏擔任打水、挑擔、拉車、采購等工作。寺裏的住眾看我無論做什麽粗重的工作都好象一付駕輕就熟的樣子，所以後來凡是需要用力氣的事情，他們都叫我去做。其實我每次拉車拉到要上坡的時候，往往因為用盡全身的力氣而暈眩嘔吐，但是因為我常懷慚愧感恩之心，所以能產生源源不斷的力量服務大眾。四十多年前，我為教界長老編輯雜誌之餘，還經常為其他報章刊物撰寫佛教文章，長老看我勤於寫稿，又不收分文稿費，以為我筆到神來，“舉重若輕”，所以連發行、郵寄等一切工作也都交 由我包辦，其實我常常為了寫稿而搜索枯腸，通宵達旦，不過因為我心中充滿弘法利生的使命感，所以不論給我多少工作，我一樣都心甘情願，勝任愉快。後來我經常南北弘法，以火車、汽車為辦公室，準備文稿，所以每到一個地方我都能即刻樂說不倦，信徒以為我才思敏捷，“舉重若輕”，更加喜歡邀請我去說法開示。其實，剛開始弘法的最初幾年中，我經常為了一篇講稿而案牘勞神，鎮日思惟；如今我年屆七十餘歲，經常一天講話下來，就感到身乏口幹，但每次看到信眾們渴望佛法的眼神，就忘記一切辛苦，所以依然精勤度眾，樂此不疲。
有人說：“如果要跟誰過不去，就叫他去辦教育，編雜誌，建道常”但是許多年來，我教育也辦了，雜誌也編了，道場也建了，其中各有不同的問題，有的頻遭人為的阻礙，像福山寺的寺院登記執照因有關主管互踢皮球而一再延遲，直至八年後，才給予核準；西來寺初建的時候，因異教徒排斥而遭到抗議……。有的飽受天災的侵襲，像佛光山台風來時的洪水、山崩，極樂寺牆瓦的坍方、倒塌……，往往將多年的建設毀於一旦。有的是接管別人辦不下去的事業，例如接收福國寺、圓福寺之後，才知道還要償付前人的債務。凡此都因為我稍具發心、願力，所以雖然困難重重，我也不覺其難；因為我非常注重情義和結緣，所以盡避備嚐艱苦，我也甘之如飴；因為我肯隨緣、隨喜，所以即使忙碌不堪，我不覺得忙不過來；因為我願意忍耐、承擔，所以縱然一無所有，我不覺得空乏無力。總之，無論什麽繁複的事情到了我這裏，都因為我心甘情願，無怨無悔，所以自覺能夠“舉重若輕”地承擔。
文殊菩薩以“無”為不二法門，慧開禪師以“無”為宗門一關，惠能大師以“無”攝受傲慢的同道，道樹禪師以“無”屈服外道的神通。“無”可以說是世間上最美妙的道理！我一生中所遭遇的棘手事件不知凡幾，像壽山寺建好之後，軍團 司令部下令強製拆除；悍民想穿越佛光山作為產業道路，不惜以暴力威脅逼迫；台北七號公園觀音事件，眼見即將釀成政教衝突；佛牙來台，異教唆使教徒搗亂阻撓：麵對這些突如其來的險厄，有時我以理說服，有時我以靜製動，有時我以誠感化，有時我以慈折服。總之，我沒有特定的方式，但是因為我心中常保空“無”，如明鏡一般，胡 來胡 現，所以能夠產生“無竟的力量，“舉重若輕”地統攝了有盡的招術。
五十年前，沒有法師願意久留宜蘭，我自告奮勇前往弘法。到了那裏，才知道不但寺院內住滿軍眷，僧俗雜處，而且信徒涵蓋老、中、青三代，他們有的親近寺院很久，但所接觸的未必是正信佛法；有的忠心耿耿，但個性強悍；有的男眾因為受過日本軍國主義的教育，性情特別剛烈；有的年輕活潑，蹦蹦跳跳，不易為保守的老成信徒所接受。我一待數十餘年之久，不但和當地民眾水乳交 融，和諧相處，而且將正信佛法帶動起來，讓宜蘭成為台灣佛教發展的搖籃。當年宜蘭的信徒，直到現在，仍對我關懷備至，一聽說我有什麽事情，比誰都熱心著急。像礁溪的佛光大學，從土地取得到建築工程，從溝通鄉民到連絡政府，他們都賣力參與，功不可沒。很多人驚訝地問我當年是用了什麽方法，能在他們心目中一直具有“舉重若輕”的形象？我想大概是由於我掌握住老年人的經驗、中年人的穩健及青年人的力量吧！
後來，我在各處建道場，信徒的性格種類更是多得不勝枚舉，但我依然應付裕如：來的是軍人，我和他講軍人法；來的是商人，我和他講商人法；來的是兒童，我和他講兒童法；來的是老人，我和他講老人法；來的是婦女，我和他講婦女法；來的是傷殘，我和他講傷殘法。此外，對於喜歡修持的人，我舉辦禪坐班、念佛會；對於追求慧解的人，我開設佛學班、讀書會；對於擅長藝文的人，我舉辦技藝班、寫作社；對於偏好慈善的人，我成立服務隊、救濟會。總之，我應機說法，讓信眾能將佛法帶到日常生活之中；我觀機逗教，讓大家發揮所長，所以就能夠“舉重若輕”地將佛教帶動起來。
俗語說：“寧帶一團 兵，不帶一團 僧。”出家人的性格雖然比較超逸淡泊，無所勉求，但相對的，因為不求名，不求利，有時候也很難動之以情，動之以理，所以教育僧團 徒眾，不像帶領世俗企業裏的員工那麽容易。而我，除了分布在全球各地百萬名信徒之外，還收了一千多位出家弟子。我每天不但必須處理忙不完的法務，還得分神為他們處理情緒問題、讀書問題、修持問題、弘法問題、養病問題、請假問題。每次主持教育座談會時，總有人問我如何帶領這麽多弟子？其實這就像《維摩詰經》所說：“弟子眾塵勞，隨意之所轉。”塵勞雖多，但是如果我們能夠隨意轉化，就可以“舉重若輕”地轉煩惱為菩提，轉愚癡為智慧。徒眾亦然，無論他們有多少人，有多少問題，因為我在思想上能夠和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我在方法上，能夠隨著各人的根性施以不同的教化；我對於弟子不如法的地方能夠心懷慈悲，循循善誘；我對於他們不懂事的地方，能夠寬容諒解，不去計較，所以再冥頑不靈的人，我都可以“舉重若輕”予以轉化。
信徒婚姻的危機，我以一句“愛，才能贏得愛”來挽回；演藝人員間的衝突，我以長生童子忍辱的故事來化解；政治人物的心結，我以“退一步，海闊天空”勸和；信徒失去親人的傷痛，我以“死如移民”的比喻給予撫平，餘如信徒財產糾紛、兒女問題，教界人士間的勃溪誤解等一切疑難雜症，都由於我能認識問題症結所在，直接切入核心，給予大家，所以能“舉重若輕”，片言化解。
我經常參加各種活動、法會，像馬來西亞莎亞南體育館弘法活動、慈悲愛心人誓師運動，各有八萬人參加；每年固定在國父紀念館及香港紅磡體育館等地的講經，每場也都是數萬觀眾聆聽；每年的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會有來自各地數千名代表及觀禮員等前往與會；經常在各地為籌募佛光大學建校基金而發起的園遊會，共襄盛舉者動輒數萬人，甚至十餘萬人。許多人好奇地問我：“怎麽有辦法舉辦這麽多的活動，同時還能解決這麽多人的吃住問題呢？”我想最主要的秘訣是因為我們平時訓練人才，事前周密計劃，開會討論意見，懂得分工合作，所以無論來的人再多，時間再緊湊，都能夠達到“舉重若輕”，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最初設立佛學院時，信徒警告我：“你沒有經費，又要辦學，以後就沒有人敢再接近你，你一定會辦不下去9教界也有人說：“你沒有經驗，辦不起來的。”我最初到美國建寺弘法時，同道譏笑我：“你不會英文，那裏能在海外弘法？”我向教育部登記成立佛光大學之初，官員們提醒我：“辦大學耗財費力，必須三思9佛光山三十周年紀念日那天，我宣布封山，有人勸我：“封山以後，沒有油香來源，僧眾的生活立刻就會成為問題。”誠然，經驗、語文、錢財、物資是弘法利生不可或缺的條件，但是對於出家人而言，這些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佛法、信心、道念、正見，就是因為具備了這些基本條件，我“舉重若輕”地在海內外辦了十六所佛教學院，叢林學院曆史長達三十年以上，從未中斷；如今我在全球五大洲成立的別分院、布教所多達一百多間，目前還在陸續增加中；我在美國的西來大學已有十年之久，在台灣辦的大學第一屆學生將於明年畢業，不但學生增多，校務蒸蒸日上，而且還和其他國家的大學及文教組織頻繁交 流；佛光山封山之後，僧眾們盡避過著清貧生活，但每個周末仍舉辦假日修道會，供應上千人食宿，此外還有不定期的禪修、佛七、短期出家、講習 會議等文教活動，兩年來度眾無數，看起來，這也是“舉重若輕”呀！
曾經有人為我計算，我一生在台灣佛教界擁有五十餘個“第一”：第一支佛教歌詠隊、第一個在電視台弘法的人、第一張佛教唱片、建第一間講堂、第一個在國家殿堂講經弘法、第一本精裝佛書、第一個組織信徒穿著製服 、第一個創設僧眾等級製度、第一個組織青年學生會、第一個成立信徒講習 會、第一個成立兒童班、第一個成立星期學校、第一個成立幼教研習 中心、第一個發起光明燈法會、第一個使用幻燈機和投影機弘法、第一所教育部承認的印度文化研究所、第一個大專佛學夏令營、第一個都市佛學院、第一個雲水醫院、第一所民眾圖書館、第一座安寧病房、第一個信徒服務中心(檀信樓)、第一個舉行報恩法會、第一個舉行園遊會、第一個發起供僧法會、第一個建高樓寺院、第一個舉行環島托缽行腳活動、第一個舉辦世界佛學會考、第一個舉行禪淨密三修法會、第一次辦回歸佛陀時代的活動、成立第一所佛教文物陳列館、第一次台灣舉行傳法退位大典、第一個舉辦短期出家、第一部將藏經重新分段標點的佛光大藏經、第一部獲得金鼎獎的《佛光大辭典》、第一個到三軍官校各種兵團 以及離島布教說法的人、第一個率領兩百人前往印度朝聖、第一位到梵諦岡與教宗會談……，大家看我擁有這麽多“第一”的頭銜，都說我福報俱全，其實，但開風氣不為師，這一些都是佛教共成的第一，都是盡心盡力“舉重若輕”所共成。
其實，這其中我不知經曆過多少挫折，例如四十多年前，我用白話文寫作文藝，教界一些傳統人士表示不以為然；我率領佛教青年一起出外布教，引起佛教保守人士的反對；我組織佛教歌詠隊，借著躍動的音符將佛法傳遞到各個角落，卻受到強烈的批評；我使用幻燈機布教，幻燈機被警察無理地沒收；我在市區的高樓裏成立寺院接引民眾學佛，有關單位以屋頂無翹角為由，至今仍不準辦理寺院登記；我錄製電視弘法節目，已經與電視台簽約，但臨時卻被有關單位取消，理由是和尚不能上電視；餘如在廟口市街布教被當場取締，更是常有的事。但這一切阻礙都無法將我打倒，因為我相信“有佛法就有辦法”，所以無論多麽艱巨的事情，我自信都能“舉重若輕”地完成。
憑著愈挫愈勇的精神，近十年來，我將腳步拓展到海外，在國際間作了許多突破，像顯密所屬教派，彼此間欠缺溝通，一九八六年，我在佛光山舉行世界顯密佛學會議，讓漢藏佛教人士在一起促膝暢談，建立共識，此後彼此互有往來；海峽兩岸自從一九四九年之後，一直處於對立狀態，我率領“弘法探親團 ”到大陸 弘法探親。一九八八年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西來寺舉辦，我讓兩岸代表首度坐在同一個會議廳裏麵開會，贏得全場人士不絕於耳的掌聲及欣喜交 加的熱淚；僧信組織自古有之，可惜彼此向來缺乏聯係，甚至有各行其事之憾，一九九二年，我為信眾成立國際佛光會之後，和佛光山僧團 互相配合，有如人之兩臂，鳥之兩翼，在弘法度眾方麵發揮前所未有的功能，也為僧信融和作出了良好的示範；南傳國家的比丘尼戒因戰亂及上座比丘把持等原因而失傳達兩百多年之久，我經過多次的努力，於一九九八年二月，在佛教的祖國──印度菩提伽耶舉辦國際三壇大戒，讓二百多位大小乘比丘在二十六位大小乘戒師的證盟下如願頂受具足戒；就在此時，貢噶仁波切表示願將其教派珍藏已久的佛牙舍利贈送給我，許多人問他，國際佛教界人士這麽多，為什麽獨鍾於我？他舉出上列諸項事實，回答大家：“因為星雲某人在國際間具有『舉重若輕』的地位，所以我們相信他能夠妥善保存佛牙舍利。”“舉重若輕”四個字看似容易，其實這是我一生本著弘法奉獻的理念，努力為教籌劃，為眾謀福得來的些許成績，而對十方大眾又何足道哉？
在佛教的曆史長河裏，擁有“舉重若輕”地位者不知凡幾，我隻不過是一滴微不足道的小水珠而已。像偉大的佛陀，在當時階級分明的時代裏倡導四姓平等，竟能得到朝野上下的支持；在各種宗教雜陳的社會中，還能將佛法迅速地傳遍整個印度；在多國鼎立爭強的土地上，往往以一席建言化幹戈為玉帛；即使在極為惡劣難堪的處境下，也能夠以善巧方便來化導頑愚……，凡此“舉重若輕”的風範，兩千五百年來一直是億萬佛教徒心目中永不磨滅的精神依賴。而太虛大師在國難方殷之際，組團 到海外各地宣布軍國主義的惡行，挽救國家的厄運；在佛教沒落之時，興辦雜誌，發表讜言，從整理僧伽製度的建議到向政府的護法論爭，從小乘部派的研究探討到大乘教育的八宗兼弘，從佛學問答到世法應酬，從佛史撰著到教義偉論；各地鬧廟產興學，他不顧一切，挺身而出，據理力爭；舊僧聯名打擊，他一點都不灰心，依舊興學培育僧才，推動國際佛教。民國初年，佛教之所以還能夠延續下來，可以說全然是拜太虛大師“舉重若輕”的行動所賜。餘如佛法初傳漢地時，迦攝摩騰以一首正氣凜然的偈語，懾服外道，“舉重若輕”地奠定了佛教在中國的基礎；曇無竭不顧生命危險到西域求法、法顯度海、玄奘經過沙漠到印度取經、法眼禪師以詩偈駁斥皇上、慧遠大師的〈沙門不敬王者論〉、楊仁山的金陵刻經處等，這些舉止，外在是如此的“舉重若輕”，但內容有千萬斤的重力。他們這種大慈悲、大智慧、大勇猛、大無畏的棈神，是多麽地令人敬佩仰慕！
所以，“舉重若輕”的真義，並不是在表麵上將“重”的事物變“輕”，而是要我們做好心理的建設，不將“重”的感覺擺在前麵，自然就能獲得“舉重若輕”的泉源，如流水載物般，處處無礙；“舉重若輕”的要訣，也不是刻意躲避“重”任，“輕”率行事，而是要我們遇事承擔，運用智慧，自然就能培養“舉重若輕”的能力，如獅子奮迅般，衝破難關。
記得剛來台灣的時候，我曾在寺院裏擔任打水、挑擔、拉車、采購等工作。寺裏的住眾看我無論做什麽粗重的工作都好象一付駕輕就熟的樣子，所以後來凡是需要用力氣的事情，他們都叫我去做。其實我每次拉車拉到要上坡的時候，往往因為用盡全身的力氣而暈眩嘔吐，但是因為我常懷慚愧感恩之心，所以能產生源源不斷的力量服務大眾。四十多年前，我為教界長老編輯雜誌之餘，還經常為其他報章刊物撰寫佛教文章，長老看我勤於寫稿，又不收分文稿費，以為我筆到神來，“舉重若輕”，所以連發行、郵寄等一切工作也都交 由我包辦，其實我常常為了寫稿而搜索枯腸，通宵達旦，不過因為我心中充滿弘法利生的使命感，所以不論給我多少工作，我一樣都心甘情願，勝任愉快。後來我經常南北弘法，以火車、汽車為辦公室，準備文稿，所以每到一個地方我都能即刻樂說不倦，信徒以為我才思敏捷，“舉重若輕”，更加喜歡邀請我去說法開示。其實，剛開始弘法的最初幾年中，我經常為了一篇講稿而案牘勞神，鎮日思惟；如今我年屆七十餘歲，經常一天講話下來，就感到身乏口幹，但每次看到信眾們渴望佛法的眼神，就忘記一切辛苦，所以依然精勤度眾，樂此不疲。
有人說：“如果要跟誰過不去，就叫他去辦教育，編雜誌，建道常”但是許多年來，我教育也辦了，雜誌也編了，道場也建了，其中各有不同的問題，有的頻遭人為的阻礙，像福山寺的寺院登記執照因有關主管互踢皮球而一再延遲，直至八年後，才給予核準；西來寺初建的時候，因異教徒排斥而遭到抗議……。有的飽受天災的侵襲，像佛光山台風來時的洪水、山崩，極樂寺牆瓦的坍方、倒塌……，往往將多年的建設毀於一旦。有的是接管別人辦不下去的事業，例如接收福國寺、圓福寺之後，才知道還要償付前人的債務。凡此都因為我稍具發心、願力，所以雖然困難重重，我也不覺其難；因為我非常注重情義和結緣，所以盡避備嚐艱苦，我也甘之如飴；因為我肯隨緣、隨喜，所以即使忙碌不堪，我不覺得忙不過來；因為我願意忍耐、承擔，所以縱然一無所有，我不覺得空乏無力。總之，無論什麽繁複的事情到了我這裏，都因為我心甘情願，無怨無悔，所以自覺能夠“舉重若輕”地承擔。
文殊菩薩以“無”為不二法門，慧開禪師以“無”為宗門一關，惠能大師以“無”攝受傲慢的同道，道樹禪師以“無”屈服外道的神通。“無”可以說是世間上最美妙的道理！我一生中所遭遇的棘手事件不知凡幾，像壽山寺建好之後，軍團 司令部下令強製拆除；悍民想穿越佛光山作為產業道路，不惜以暴力威脅逼迫；台北七號公園觀音事件，眼見即將釀成政教衝突；佛牙來台，異教唆使教徒搗亂阻撓：麵對這些突如其來的險厄，有時我以理說服，有時我以靜製動，有時我以誠感化，有時我以慈折服。總之，我沒有特定的方式，但是因為我心中常保空“無”，如明鏡一般，胡 來胡 現，所以能夠產生“無竟的力量，“舉重若輕”地統攝了有盡的招術。
五十年前，沒有法師願意久留宜蘭，我自告奮勇前往弘法。到了那裏，才知道不但寺院內住滿軍眷，僧俗雜處，而且信徒涵蓋老、中、青三代，他們有的親近寺院很久，但所接觸的未必是正信佛法；有的忠心耿耿，但個性強悍；有的男眾因為受過日本軍國主義的教育，性情特別剛烈；有的年輕活潑，蹦蹦跳跳，不易為保守的老成信徒所接受。我一待數十餘年之久，不但和當地民眾水乳交 融，和諧相處，而且將正信佛法帶動起來，讓宜蘭成為台灣佛教發展的搖籃。當年宜蘭的信徒，直到現在，仍對我關懷備至，一聽說我有什麽事情，比誰都熱心著急。像礁溪的佛光大學，從土地取得到建築工程，從溝通鄉民到連絡政府，他們都賣力參與，功不可沒。很多人驚訝地問我當年是用了什麽方法，能在他們心目中一直具有“舉重若輕”的形象？我想大概是由於我掌握住老年人的經驗、中年人的穩健及青年人的力量吧！
後來，我在各處建道場，信徒的性格種類更是多得不勝枚舉，但我依然應付裕如：來的是軍人，我和他講軍人法；來的是商人，我和他講商人法；來的是兒童，我和他講兒童法；來的是老人，我和他講老人法；來的是婦女，我和他講婦女法；來的是傷殘，我和他講傷殘法。此外，對於喜歡修持的人，我舉辦禪坐班、念佛會；對於追求慧解的人，我開設佛學班、讀書會；對於擅長藝文的人，我舉辦技藝班、寫作社；對於偏好慈善的人，我成立服務隊、救濟會。總之，我應機說法，讓信眾能將佛法帶到日常生活之中；我觀機逗教，讓大家發揮所長，所以就能夠“舉重若輕”地將佛教帶動起來。
俗語說：“寧帶一團 兵，不帶一團 僧。”出家人的性格雖然比較超逸淡泊，無所勉求，但相對的，因為不求名，不求利，有時候也很難動之以情，動之以理，所以教育僧團 徒眾，不像帶領世俗企業裏的員工那麽容易。而我，除了分布在全球各地百萬名信徒之外，還收了一千多位出家弟子。我每天不但必須處理忙不完的法務，還得分神為他們處理情緒問題、讀書問題、修持問題、弘法問題、養病問題、請假問題。每次主持教育座談會時，總有人問我如何帶領這麽多弟子？其實這就像《維摩詰經》所說：“弟子眾塵勞，隨意之所轉。”塵勞雖多，但是如果我們能夠隨意轉化，就可以“舉重若輕”地轉煩惱為菩提，轉愚癡為智慧。徒眾亦然，無論他們有多少人，有多少問題，因為我在思想上能夠和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我在方法上，能夠隨著各人的根性施以不同的教化；我對於弟子不如法的地方能夠心懷慈悲，循循善誘；我對於他們不懂事的地方，能夠寬容諒解，不去計較，所以再冥頑不靈的人，我都可以“舉重若輕”予以轉化。
信徒婚姻的危機，我以一句“愛，才能贏得愛”來挽回；演藝人員間的衝突，我以長生童子忍辱的故事來化解；政治人物的心結，我以“退一步，海闊天空”勸和；信徒失去親人的傷痛，我以“死如移民”的比喻給予撫平，餘如信徒財產糾紛、兒女問題，教界人士間的勃溪誤解等一切疑難雜症，都由於我能認識問題症結所在，直接切入核心，給予大家，所以能“舉重若輕”，片言化解。
我經常參加各種活動、法會，像馬來西亞莎亞南體育館弘法活動、慈悲愛心人誓師運動，各有八萬人參加；每年固定在國父紀念館及香港紅磡體育館等地的講經，每場也都是數萬觀眾聆聽；每年的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會有來自各地數千名代表及觀禮員等前往與會；經常在各地為籌募佛光大學建校基金而發起的園遊會，共襄盛舉者動輒數萬人，甚至十餘萬人。許多人好奇地問我：“怎麽有辦法舉辦這麽多的活動，同時還能解決這麽多人的吃住問題呢？”我想最主要的秘訣是因為我們平時訓練人才，事前周密計劃，開會討論意見，懂得分工合作，所以無論來的人再多，時間再緊湊，都能夠達到“舉重若輕”，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最初設立佛學院時，信徒警告我：“你沒有經費，又要辦學，以後就沒有人敢再接近你，你一定會辦不下去9教界也有人說：“你沒有經驗，辦不起來的。”我最初到美國建寺弘法時，同道譏笑我：“你不會英文，那裏能在海外弘法？”我向教育部登記成立佛光大學之初，官員們提醒我：“辦大學耗財費力，必須三思9佛光山三十周年紀念日那天，我宣布封山，有人勸我：“封山以後，沒有油香來源，僧眾的生活立刻就會成為問題。”誠然，經驗、語文、錢財、物資是弘法利生不可或缺的條件，但是對於出家人而言，這些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佛法、信心、道念、正見，就是因為具備了這些基本條件，我“舉重若輕”地在海內外辦了十六所佛教學院，叢林學院曆史長達三十年以上，從未中斷；如今我在全球五大洲成立的別分院、布教所多達一百多間，目前還在陸續增加中；我在美國的西來大學已有十年之久，在台灣辦的大學第一屆學生將於明年畢業，不但學生增多，校務蒸蒸日上，而且還和其他國家的大學及文教組織頻繁交 流；佛光山封山之後，僧眾們盡避過著清貧生活，但每個周末仍舉辦假日修道會，供應上千人食宿，此外還有不定期的禪修、佛七、短期出家、講習 會議等文教活動，兩年來度眾無數，看起來，這也是“舉重若輕”呀！
曾經有人為我計算，我一生在台灣佛教界擁有五十餘個“第一”：第一支佛教歌詠隊、第一個在電視台弘法的人、第一張佛教唱片、建第一間講堂、第一個在國家殿堂講經弘法、第一本精裝佛書、第一個組織信徒穿著製服 、第一個創設僧眾等級製度、第一個組織青年學生會、第一個成立信徒講習 會、第一個成立兒童班、第一個成立星期學校、第一個成立幼教研習 中心、第一個發起光明燈法會、第一個使用幻燈機和投影機弘法、第一所教育部承認的印度文化研究所、第一個大專佛學夏令營、第一個都市佛學院、第一個雲水醫院、第一所民眾圖書館、第一座安寧病房、第一個信徒服務中心(檀信樓)、第一個舉行報恩法會、第一個舉行園遊會、第一個發起供僧法會、第一個建高樓寺院、第一個舉行環島托缽行腳活動、第一個舉辦世界佛學會考、第一個舉行禪淨密三修法會、第一次辦回歸佛陀時代的活動、成立第一所佛教文物陳列館、第一次台灣舉行傳法退位大典、第一個舉辦短期出家、第一部將藏經重新分段標點的佛光大藏經、第一部獲得金鼎獎的《佛光大辭典》、第一個到三軍官校各種兵團 以及離島布教說法的人、第一個率領兩百人前往印度朝聖、第一位到梵諦岡與教宗會談……，大家看我擁有這麽多“第一”的頭銜，都說我福報俱全，其實，但開風氣不為師，這一些都是佛教共成的第一，都是盡心盡力“舉重若輕”所共成。
其實，這其中我不知經曆過多少挫折，例如四十多年前，我用白話文寫作文藝，教界一些傳統人士表示不以為然；我率領佛教青年一起出外布教，引起佛教保守人士的反對；我組織佛教歌詠隊，借著躍動的音符將佛法傳遞到各個角落，卻受到強烈的批評；我使用幻燈機布教，幻燈機被警察無理地沒收；我在市區的高樓裏成立寺院接引民眾學佛，有關單位以屋頂無翹角為由，至今仍不準辦理寺院登記；我錄製電視弘法節目，已經與電視台簽約，但臨時卻被有關單位取消，理由是和尚不能上電視；餘如在廟口市街布教被當場取締，更是常有的事。但這一切阻礙都無法將我打倒，因為我相信“有佛法就有辦法”，所以無論多麽艱巨的事情，我自信都能“舉重若輕”地完成。
憑著愈挫愈勇的精神，近十年來，我將腳步拓展到海外，在國際間作了許多突破，像顯密所屬教派，彼此間欠缺溝通，一九八六年，我在佛光山舉行世界顯密佛學會議，讓漢藏佛教人士在一起促膝暢談，建立共識，此後彼此互有往來；海峽兩岸自從一九四九年之後，一直處於對立狀態，我率領“弘法探親團 ”到大陸 弘法探親。一九八八年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西來寺舉辦，我讓兩岸代表首度坐在同一個會議廳裏麵開會，贏得全場人士不絕於耳的掌聲及欣喜交 加的熱淚；僧信組織自古有之，可惜彼此向來缺乏聯係，甚至有各行其事之憾，一九九二年，我為信眾成立國際佛光會之後，和佛光山僧團 互相配合，有如人之兩臂，鳥之兩翼，在弘法度眾方麵發揮前所未有的功能，也為僧信融和作出了良好的示範；南傳國家的比丘尼戒因戰亂及上座比丘把持等原因而失傳達兩百多年之久，我經過多次的努力，於一九九八年二月，在佛教的祖國──印度菩提伽耶舉辦國際三壇大戒，讓二百多位大小乘比丘在二十六位大小乘戒師的證盟下如願頂受具足戒；就在此時，貢噶仁波切表示願將其教派珍藏已久的佛牙舍利贈送給我，許多人問他，國際佛教界人士這麽多，為什麽獨鍾於我？他舉出上列諸項事實，回答大家：“因為星雲某人在國際間具有『舉重若輕』的地位，所以我們相信他能夠妥善保存佛牙舍利。”“舉重若輕”四個字看似容易，其實這是我一生本著弘法奉獻的理念，努力為教籌劃，為眾謀福得來的些許成績，而對十方大眾又何足道哉？
在佛教的曆史長河裏，擁有“舉重若輕”地位者不知凡幾，我隻不過是一滴微不足道的小水珠而已。像偉大的佛陀，在當時階級分明的時代裏倡導四姓平等，竟能得到朝野上下的支持；在各種宗教雜陳的社會中，還能將佛法迅速地傳遍整個印度；在多國鼎立爭強的土地上，往往以一席建言化幹戈為玉帛；即使在極為惡劣難堪的處境下，也能夠以善巧方便來化導頑愚……，凡此“舉重若輕”的風範，兩千五百年來一直是億萬佛教徒心目中永不磨滅的精神依賴。而太虛大師在國難方殷之際，組團 到海外各地宣布軍國主義的惡行，挽救國家的厄運；在佛教沒落之時，興辦雜誌，發表讜言，從整理僧伽製度的建議到向政府的護法論爭，從小乘部派的研究探討到大乘教育的八宗兼弘，從佛學問答到世法應酬，從佛史撰著到教義偉論；各地鬧廟產興學，他不顧一切，挺身而出，據理力爭；舊僧聯名打擊，他一點都不灰心，依舊興學培育僧才，推動國際佛教。民國初年，佛教之所以還能夠延續下來，可以說全然是拜太虛大師“舉重若輕”的行動所賜。餘如佛法初傳漢地時，迦攝摩騰以一首正氣凜然的偈語，懾服外道，“舉重若輕”地奠定了佛教在中國的基礎；曇無竭不顧生命危險到西域求法、法顯度海、玄奘經過沙漠到印度取經、法眼禪師以詩偈駁斥皇上、慧遠大師的〈沙門不敬王者論〉、楊仁山的金陵刻經處等，這些舉止，外在是如此的“舉重若輕”，但內容有千萬斤的重力。他們這種大慈悲、大智慧、大勇猛、大無畏的棈神，是多麽地令人敬佩仰慕！
所以，“舉重若輕”的真義，並不是在表麵上將“重”的事物變“輕”，而是要我們做好心理的建設，不將“重”的感覺擺在前麵，自然就能獲得“舉重若輕”的泉源，如流水載物般，處處無礙；“舉重若輕”的要訣，也不是刻意躲避“重”任，“輕”率行事，而是要我們遇事承擔，運用智慧，自然就能培養“舉重若輕”的能力，如獅子奮迅般，衝破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