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家雜誌社向我索借三百萬元，我無法應付，便撰文毀謗我，弟子們氣憤填膺，有些人主張筆伐聲討，有些人建議訴諸法庭，當時我在台北弘法，因此就近於普門寺集合住眾，對大家說：“別人對我們的禮遇尊重，不是當然的，所以我們應該湧泉以報；當我們受到傷害打擊時，則應該認為這是當然的，因為父母生養我，師長教育我，社會成就我，國家保護我，平時我們就擁有這麽多好因緣，相對而言，一些突如其來的挫折逆境，正可以考驗我們的氣度，可以豐富我們的內涵。因為無聊的傷害破壞，是打倒不了一個人的，做一個真正的人，要經得起四麵吹來的八風，將一切的橫逆都視為是當然的……。”一席話下來，總算平息了大家的怒氣，也趁此機會，隨緣上了一堂“宗門思想”課程，隻是有誰知道從非當然到當然，我是經過了多少的修證曆程，才有這麽堅固的信念與體悟。
我十二歲那年就在棲霞山寺出家了，在常住裏是年紀最小的一個清眾，臉皮又很薄，剛開始時，上課聽不懂，下課也不好意思問。既不可以外出，又不能和他人來往，家書寫好了，沒有錢買郵票，好不容易熬到學期結束，學院放假，眼看同學們提著行李回家，我也跟著他們到大雄寶殿向佛陀告假，正要踏出殿門時，家師誌開上人把我喝住，罵道：“站著！回什麽家9我隻得忍住稚子乍離家園，對家鄉的孺慕之情，禁足閉關，有時心裏好苦，可是再想想：沒有人要我出家，是我自己願意的，所以也就視為“當然”地接受下來。既是當然的，為什麽要感覺苦呢？
從棲霞律學院結業以後，我又到焦山、金山、天寧等名山古刹參學，當時的教育不但是專製封閉，可說是無情無理。常常把地掃好了，老師不滿意，就要重掃；再檢查，看到幾片落葉掉下來，“不行9又得再掃一遍。飯吃飽了，糾察師過來，命你再去吃一碗，你就得撐著肚子吞下去，否則，一個耳光隨即打下來，完全沒有人情可講。同學說某人故意找我麻煩，我卻覺得這就是教育，老師肯教，自己才有機會成長；能成長，才有未來，所以對於一切的棒喝，乃至冤屈，我都“想當然耳”地全盤接受。順逆境遇皆能當然接受，天地間的光暗就都不一樣了。
十五歲受戒時，更是備受諸苦。一到了戒場，戒師先找戒子問話審核。第一個戒師問我：“是誰要你來受戒的？” “是老師要我來的。” “難道老師不叫你來受戒，你就不來了嗎？”說罷，一連串的楊柳枝如雨點般落在頭上。
到了第二個戒師那裏，他又問同樣的問題，因為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於是答道： “是我自己要來的。” 沒想到“啪！啪！啪……”，腦門上又是一陣痛楚，“可惡呐！老師沒叫你來，你竟然膽敢自己跑來9
第三個戒師還是問先前的問題，這回經驗豐富，所以畢恭畢敬地答道： “是我自己發心來，師父也叫我來的。”自以為這個答案應該很圓滿，結果，“你這麽滑頭9當然接著少不了一頓狠打。
頂著一腦子的亂冒金星，來到最後一位戒師的位子前麵，我沒等他問話，直接就將頭子伸了過去，說道：“老師慈悲，您要打，就打吧9
受戒期間，跪聽開示、打罵杖責，是“當然的”訓練，甚至連如廁也受到限製，一個人忍耐不了，中途溜走，也有些人一麵抱怨牢騷，一麵受完戒期。而我認為這些都是老師的大慈大悲，所以帶著感恩的心情，“想當然耳”地度過了五十二個難忘的日子。
十九歲那年，我到焦山佛學院念書。記得有一位教授曾有意推薦我進國立教育學院讀書，我興高采烈地向家師稟告，卻遭來一頓責罵：
“混蛋！佛教教育都沒有讀好，還要到外麵去受什麽社會教育9
後來，雖然家師送另一名師弟去該校念書，但是我心裏一點也沒有不平之感，隻覺得“這是當然的”！餅了幾年以後，師弟離開了佛教，我這才深深地體會到家師對我的殷切期望，因此更將學習 中的一切磨煉都視為是“當然的”過程。有“當然”的感受，是多麽的美妙啊！
那時，焦山佛學院的院長是雪煩和尚。在校期間，他從來沒有和我講過一句話，看到我時，也總是兩隻眼睛炯炯如炬地朝著我看，有人說：他老是在瞪我，我卻覺得他不是惡意的，即使如此，我也認為這是“當然的”──在學習 階段，自己一無所知，有什麽資格要求師長對我們好呢？或許因為我對他恭敬一如，後來他說：這麽多學生當中，他最欣賞的就是我。我自覺一無長才，在受寵 若驚之餘，細細回想往事，很慶幸自己在一開始時，就能“想當然耳”地在無情無理的教育中茁壯成長。
十餘年後，我邀真華法師為《覺世》撰稿“參學瑣談”，文中對於參學的道場表示很多不滿的意見，其實這些人、事、地，我也通通經曆過，隻是那時都覺得“這是當然的”，所以未曾覺得不好，也讓我在覺得“當然”中感到沒有什麽不平，因那些是教育啊！
十年的參學生涯瞬間即過，後來，我也從事教書工作，由大陸 來到台灣，從小學校長到佛教講習 會的教務主任，從佛教學院教師到大專院校教授，從講授佛學到教導國文，從教人唱誦到指導寫作……，其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學生的頑強中熬煉自己的耐性與慈悲，“想當然耳”地調適自己的教學方式與授課心態，以求契理契機，如今可說是駕輕就熟。曾有人問我多年來的執教心得，我覺得學生固然應該接受，老師也必須改進，彼此都要從容忍受教中教學相長，如果能從最初的不以為然，到最後的“一切想當然耳”，這就是一種進步，就是一種成功了。
深感凡事如果都自認有理者，就不易成長。在過去，有老師耳提麵命地教我，如今弟子、信徒有時也會不吝“指教”，對於這些，我都“想當然耳”地承受“教誨”，因為“吾愛尊嚴，但吾更愛真理”，在真理的麵前，沒有長幼之序，也沒有尊卑之分。
直到現在，我還是一直以“一切都是當然的”來自我勉勵，教育徒眾。弟子中曾有人問我：“您教我們要『想當然耳』地服膺真理，什麽是真理呢？是現代的知識科技？是經典裏的十二分教”？我覺得這些都是，但也都不是，因為真理不假外求，在自性中本自具足，最重要的是必須懂得尊重與包容，否則即使是讀遍千經萬論，學富五車，也不過是窮人數他寶，自欺欺人，一旦境界來臨，還是照樣被五欲塵勞所障礙迷惑，有時甚至鑄成大錯，還不自知。一切“當然”，那就能心境一如，物我兩忘。
童年時，家境十分貧困，我的幾位舅舅雖比較富裕，但也沒有心力相助，我一直覺得這是“當然的”。後來我到人文薈萃的焦山念書，他們幾次托我代買字畫，然而卻未曾給錢，我那時一貧如洗，但還是節衣縮食，將佛事嚫錢一點一滴地儲存起來，依言代購。盡避後來母親知道了，為我心疼不已，我還是認為給人方便、給人利用都是“當然的”。
別離鄉裏四十載後，我才得以與家人取得聯絡。親戚們這時都來函要我寄美金給他們建房子，接著，又多少次向我索取電器用品，母親獲悉後，要我不必煩心，而我始終認為給人是表示自己富有，乃“當然”之事。所以，每次回大陸 ，我不但購物送給至親好友，即使與自己稍有關係的老師、同參、學生、鄉人，我都一一資助饋贈。
出家學佛，一心誌在度眾利生，沒想到穿上袈裟事更多，從焦山佛學院離開以後，我投入杏壇，卻無端被gcd指為國特，被gmd說成是匪諜，時時來校搜查問話，有一次還莫名其妙地捉去坐牢，差一點兒命喪刑常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旋即又遭監禁達二十三日之久，雖然劫後餘生，大難不死，卻仍被列入黑名單，先是說我在夜裏偷聽 大陸 廣播，後來又說我私藏槍械，三天兩頭前來盤問臨檢，簡直不勝其擾，其實我那時貧無立錐之地，不要說買不起一台收音機和槍械，就是連一支木棍也沒有能力擁有。盡避如此，我覺得那時生逢亂世，這些委屈冤枉都是“當然的”，因此一直都能心平氣和地接受調查。唯有心中祈願：讓這些不公不平的亂世早日過去。我覺得這也是我“當然”的意願。
一九八一年，在兩岸關係還未明朗化之前，我在日本太平洋大飯店，與睽違四十年的老母初次相見，種種的思緒離情在一刹那間全都湧上心頭，我突然感受到世間上人與人，乃至國與國之間的恩恩怨怨、好好壞壞，都不是對立的，而是大家的共業所成，如果要使世界獲得永久的和平安樂，必須要在互相平等的原則下，包容異己，才能達成，甚至國家想要做到真正的民主 自由 ，也應該是在國人彼此尊重的前題下，情理兼顧，方可竟功。
時局所造成的悲歡離合固然無奈，看盡世間的人情冷暖更足以勘破一切。初來台時，衣衫襤褸，饑不飽腹，既無人留單，也無人賞識。縱使別人給我諸多不便，讓我難堪至極，但我都視為是“當然的”，因為他們與我非親非故，沒有理由照顧我，所以我向來沒有記恨在心。一念“當然”，增功進德，其實這也是生活中的修行。
一九五二年，中國佛教會在台灣複會，首次舉行選舉，那時我二十六歲，當選常務理事，因為我認為自己年輕，不夠資格，當選不算“當然”，所以我毅然決然辭退，想不到得罪了此中的派係，後來我一直不很順利。
一九六五年，世界佛教社會服務會議在越南舉行，我忝列為受邀開會者之一，隨即又接到中國佛教會召開出國會議的通知，我千裏迢迢坐夜車從高雄趕至台北，某老法師見到我，竟然說：“如果你去，我就不去。”我隻好回答：“老法師，當然是您去。”
當我轉身走出議場時，立法委員莫淡雲先生衝出門外，問我：“你就這樣回去嗎？”我回答：“其實，這是『當然的』。”言罷，我立即趕回南部。抵達高雄時，已是萬家燈火，夜闌人靜的時候。“當然”8當然”！當然要有力量承當！
一九七八年，第十二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東京召開時，台灣剛退出聯合國，大陸 方麵又施加壓力，日本遂打算取消台灣代表團 的與會資格，中國佛教會向來排除我代表出席的機會，此次卻推舉我率團 向全日本佛教會抗議。記得當時的團 員有淨心、聖印法師及翁茄冬居士等人，慈惠則陪同負責翻譯。一番談話之後，日本佛教會的朋友終於接受我的意見，仍請中國佛教會代表出席。我歡歡喜喜，不辱使命回到台北，不意中國佛教會已推選另外一些法師出席開會，對於我們的辛勞，卻一概不談。記得那時聖印法師在電話上，氣憤地說道：“我們在前方艱苦奮戰，他們卻在後方坐享其成9我安慰他說：“出國開會其實很辛苦，不去最好……。”
一九八○年，第十三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會員大會在泰國清邁舉行，法國代表禪定法師建議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世界總會，邀我以貴賓身分出席，但我申請出國時，因為中國佛教會淨良法師將公文擱置下來，沒有轉報內政部，故而胎死腹中，又沒有去成。
類似這些吃悶虧的例子可說是不一而足，我全都視為是“當然的”逆增上緣，而其它弘法時所遭遇的挫折艱難更是不勝枚舉，我也都覺得是“當然的”娑婆實相，所以我不會因此就憤世嫉俗，怨天尤人，反而以此為鑒，廣結善緣，開創先機。如今，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不但曾先後在美國西來寺及台灣佛光山召開第十六屆及第十八屆會員大會，而且還公推我為榮譽會長，近年來，國際佛光會五大洲的佛光事業也在因緣具足下，“當然”地成就起來。所以，將一切視為是“當然的”，並不是畏事退縮，而是必須先認同這個世間，了解整個環境以後，從直下承擔、自我改造做起，隻要能堅此百忍，力爭上遊，必定可以超越凡塵，得其所哉！
徒眾常問我：“那個人這麽壞，您為什麽還要幫他呢？”因為我向來覺得寬以待己，嚴以待人不是當然的，忠厚恕道才是當然的，隻要這個人對別人能有一點點好，即使於我薄情寡義，我還是想成就他。我記得小時候，有一個名叫解仁保的鄰居，曾經陷害家父入獄，後來一度失業，生活潦倒，母親竟然不計前嫌，勸我乞求恩師為他覓職，我當時心中很不以為然，但基於母命難違，還是遵照行事。台灣光複勝利，蔣公以德報怨，使日本人免於亡國滅種之苦，我才漸漸感到以火止火，揚湯止沸都不是當然的行為，慈悲喜舍才是人世間最“當然的”修行，最寶貴的財富。
古訓有雲：“姁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在人海沉浮裏，受苦受難、委屈冤枉都是“當然的”，唯有堅持信念，我們才可以隨遇而安，隨緣生活，隨喜而作，隨心而住，為自己找出通路；在這個世間上，給人歡喜，給人信心也都是“當然的”，隻有抱定這種決心，我們才能夠不計得失，無視榮辱，盡其在我，為所當為，一切皆“當然”耳 。
我十二歲那年就在棲霞山寺出家了，在常住裏是年紀最小的一個清眾，臉皮又很薄，剛開始時，上課聽不懂，下課也不好意思問。既不可以外出，又不能和他人來往，家書寫好了，沒有錢買郵票，好不容易熬到學期結束，學院放假，眼看同學們提著行李回家，我也跟著他們到大雄寶殿向佛陀告假，正要踏出殿門時，家師誌開上人把我喝住，罵道：“站著！回什麽家9我隻得忍住稚子乍離家園，對家鄉的孺慕之情，禁足閉關，有時心裏好苦，可是再想想：沒有人要我出家，是我自己願意的，所以也就視為“當然”地接受下來。既是當然的，為什麽要感覺苦呢？
從棲霞律學院結業以後，我又到焦山、金山、天寧等名山古刹參學，當時的教育不但是專製封閉，可說是無情無理。常常把地掃好了，老師不滿意，就要重掃；再檢查，看到幾片落葉掉下來，“不行9又得再掃一遍。飯吃飽了，糾察師過來，命你再去吃一碗，你就得撐著肚子吞下去，否則，一個耳光隨即打下來，完全沒有人情可講。同學說某人故意找我麻煩，我卻覺得這就是教育，老師肯教，自己才有機會成長；能成長，才有未來，所以對於一切的棒喝，乃至冤屈，我都“想當然耳”地全盤接受。順逆境遇皆能當然接受，天地間的光暗就都不一樣了。
十五歲受戒時，更是備受諸苦。一到了戒場，戒師先找戒子問話審核。第一個戒師問我：“是誰要你來受戒的？” “是老師要我來的。” “難道老師不叫你來受戒，你就不來了嗎？”說罷，一連串的楊柳枝如雨點般落在頭上。
到了第二個戒師那裏，他又問同樣的問題，因為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於是答道： “是我自己要來的。” 沒想到“啪！啪！啪……”，腦門上又是一陣痛楚，“可惡呐！老師沒叫你來，你竟然膽敢自己跑來9
第三個戒師還是問先前的問題，這回經驗豐富，所以畢恭畢敬地答道： “是我自己發心來，師父也叫我來的。”自以為這個答案應該很圓滿，結果，“你這麽滑頭9當然接著少不了一頓狠打。
頂著一腦子的亂冒金星，來到最後一位戒師的位子前麵，我沒等他問話，直接就將頭子伸了過去，說道：“老師慈悲，您要打，就打吧9
受戒期間，跪聽開示、打罵杖責，是“當然的”訓練，甚至連如廁也受到限製，一個人忍耐不了，中途溜走，也有些人一麵抱怨牢騷，一麵受完戒期。而我認為這些都是老師的大慈大悲，所以帶著感恩的心情，“想當然耳”地度過了五十二個難忘的日子。
十九歲那年，我到焦山佛學院念書。記得有一位教授曾有意推薦我進國立教育學院讀書，我興高采烈地向家師稟告，卻遭來一頓責罵：
“混蛋！佛教教育都沒有讀好，還要到外麵去受什麽社會教育9
後來，雖然家師送另一名師弟去該校念書，但是我心裏一點也沒有不平之感，隻覺得“這是當然的”！餅了幾年以後，師弟離開了佛教，我這才深深地體會到家師對我的殷切期望，因此更將學習 中的一切磨煉都視為是“當然的”過程。有“當然”的感受，是多麽的美妙啊！
那時，焦山佛學院的院長是雪煩和尚。在校期間，他從來沒有和我講過一句話，看到我時，也總是兩隻眼睛炯炯如炬地朝著我看，有人說：他老是在瞪我，我卻覺得他不是惡意的，即使如此，我也認為這是“當然的”──在學習 階段，自己一無所知，有什麽資格要求師長對我們好呢？或許因為我對他恭敬一如，後來他說：這麽多學生當中，他最欣賞的就是我。我自覺一無長才，在受寵 若驚之餘，細細回想往事，很慶幸自己在一開始時，就能“想當然耳”地在無情無理的教育中茁壯成長。
十餘年後，我邀真華法師為《覺世》撰稿“參學瑣談”，文中對於參學的道場表示很多不滿的意見，其實這些人、事、地，我也通通經曆過，隻是那時都覺得“這是當然的”，所以未曾覺得不好，也讓我在覺得“當然”中感到沒有什麽不平，因那些是教育啊！
十年的參學生涯瞬間即過，後來，我也從事教書工作，由大陸 來到台灣，從小學校長到佛教講習 會的教務主任，從佛教學院教師到大專院校教授，從講授佛學到教導國文，從教人唱誦到指導寫作……，其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學生的頑強中熬煉自己的耐性與慈悲，“想當然耳”地調適自己的教學方式與授課心態，以求契理契機，如今可說是駕輕就熟。曾有人問我多年來的執教心得，我覺得學生固然應該接受，老師也必須改進，彼此都要從容忍受教中教學相長，如果能從最初的不以為然，到最後的“一切想當然耳”，這就是一種進步，就是一種成功了。
深感凡事如果都自認有理者，就不易成長。在過去，有老師耳提麵命地教我，如今弟子、信徒有時也會不吝“指教”，對於這些，我都“想當然耳”地承受“教誨”，因為“吾愛尊嚴，但吾更愛真理”，在真理的麵前，沒有長幼之序，也沒有尊卑之分。
直到現在，我還是一直以“一切都是當然的”來自我勉勵，教育徒眾。弟子中曾有人問我：“您教我們要『想當然耳』地服膺真理，什麽是真理呢？是現代的知識科技？是經典裏的十二分教”？我覺得這些都是，但也都不是，因為真理不假外求，在自性中本自具足，最重要的是必須懂得尊重與包容，否則即使是讀遍千經萬論，學富五車，也不過是窮人數他寶，自欺欺人，一旦境界來臨，還是照樣被五欲塵勞所障礙迷惑，有時甚至鑄成大錯，還不自知。一切“當然”，那就能心境一如，物我兩忘。
童年時，家境十分貧困，我的幾位舅舅雖比較富裕，但也沒有心力相助，我一直覺得這是“當然的”。後來我到人文薈萃的焦山念書，他們幾次托我代買字畫，然而卻未曾給錢，我那時一貧如洗，但還是節衣縮食，將佛事嚫錢一點一滴地儲存起來，依言代購。盡避後來母親知道了，為我心疼不已，我還是認為給人方便、給人利用都是“當然的”。
別離鄉裏四十載後，我才得以與家人取得聯絡。親戚們這時都來函要我寄美金給他們建房子，接著，又多少次向我索取電器用品，母親獲悉後，要我不必煩心，而我始終認為給人是表示自己富有，乃“當然”之事。所以，每次回大陸 ，我不但購物送給至親好友，即使與自己稍有關係的老師、同參、學生、鄉人，我都一一資助饋贈。
出家學佛，一心誌在度眾利生，沒想到穿上袈裟事更多，從焦山佛學院離開以後，我投入杏壇，卻無端被gcd指為國特，被gmd說成是匪諜，時時來校搜查問話，有一次還莫名其妙地捉去坐牢，差一點兒命喪刑常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旋即又遭監禁達二十三日之久，雖然劫後餘生，大難不死，卻仍被列入黑名單，先是說我在夜裏偷聽 大陸 廣播，後來又說我私藏槍械，三天兩頭前來盤問臨檢，簡直不勝其擾，其實我那時貧無立錐之地，不要說買不起一台收音機和槍械，就是連一支木棍也沒有能力擁有。盡避如此，我覺得那時生逢亂世，這些委屈冤枉都是“當然的”，因此一直都能心平氣和地接受調查。唯有心中祈願：讓這些不公不平的亂世早日過去。我覺得這也是我“當然”的意願。
一九八一年，在兩岸關係還未明朗化之前，我在日本太平洋大飯店，與睽違四十年的老母初次相見，種種的思緒離情在一刹那間全都湧上心頭，我突然感受到世間上人與人，乃至國與國之間的恩恩怨怨、好好壞壞，都不是對立的，而是大家的共業所成，如果要使世界獲得永久的和平安樂，必須要在互相平等的原則下，包容異己，才能達成，甚至國家想要做到真正的民主 自由 ，也應該是在國人彼此尊重的前題下，情理兼顧，方可竟功。
時局所造成的悲歡離合固然無奈，看盡世間的人情冷暖更足以勘破一切。初來台時，衣衫襤褸，饑不飽腹，既無人留單，也無人賞識。縱使別人給我諸多不便，讓我難堪至極，但我都視為是“當然的”，因為他們與我非親非故，沒有理由照顧我，所以我向來沒有記恨在心。一念“當然”，增功進德，其實這也是生活中的修行。
一九五二年，中國佛教會在台灣複會，首次舉行選舉，那時我二十六歲，當選常務理事，因為我認為自己年輕，不夠資格，當選不算“當然”，所以我毅然決然辭退，想不到得罪了此中的派係，後來我一直不很順利。
一九六五年，世界佛教社會服務會議在越南舉行，我忝列為受邀開會者之一，隨即又接到中國佛教會召開出國會議的通知，我千裏迢迢坐夜車從高雄趕至台北，某老法師見到我，竟然說：“如果你去，我就不去。”我隻好回答：“老法師，當然是您去。”
當我轉身走出議場時，立法委員莫淡雲先生衝出門外，問我：“你就這樣回去嗎？”我回答：“其實，這是『當然的』。”言罷，我立即趕回南部。抵達高雄時，已是萬家燈火，夜闌人靜的時候。“當然”8當然”！當然要有力量承當！
一九七八年，第十二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東京召開時，台灣剛退出聯合國，大陸 方麵又施加壓力，日本遂打算取消台灣代表團 的與會資格，中國佛教會向來排除我代表出席的機會，此次卻推舉我率團 向全日本佛教會抗議。記得當時的團 員有淨心、聖印法師及翁茄冬居士等人，慈惠則陪同負責翻譯。一番談話之後，日本佛教會的朋友終於接受我的意見，仍請中國佛教會代表出席。我歡歡喜喜，不辱使命回到台北，不意中國佛教會已推選另外一些法師出席開會，對於我們的辛勞，卻一概不談。記得那時聖印法師在電話上，氣憤地說道：“我們在前方艱苦奮戰，他們卻在後方坐享其成9我安慰他說：“出國開會其實很辛苦，不去最好……。”
一九八○年，第十三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會員大會在泰國清邁舉行，法國代表禪定法師建議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世界總會，邀我以貴賓身分出席，但我申請出國時，因為中國佛教會淨良法師將公文擱置下來，沒有轉報內政部，故而胎死腹中，又沒有去成。
類似這些吃悶虧的例子可說是不一而足，我全都視為是“當然的”逆增上緣，而其它弘法時所遭遇的挫折艱難更是不勝枚舉，我也都覺得是“當然的”娑婆實相，所以我不會因此就憤世嫉俗，怨天尤人，反而以此為鑒，廣結善緣，開創先機。如今，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不但曾先後在美國西來寺及台灣佛光山召開第十六屆及第十八屆會員大會，而且還公推我為榮譽會長，近年來，國際佛光會五大洲的佛光事業也在因緣具足下，“當然”地成就起來。所以，將一切視為是“當然的”，並不是畏事退縮，而是必須先認同這個世間，了解整個環境以後，從直下承擔、自我改造做起，隻要能堅此百忍，力爭上遊，必定可以超越凡塵，得其所哉！
徒眾常問我：“那個人這麽壞，您為什麽還要幫他呢？”因為我向來覺得寬以待己，嚴以待人不是當然的，忠厚恕道才是當然的，隻要這個人對別人能有一點點好，即使於我薄情寡義，我還是想成就他。我記得小時候，有一個名叫解仁保的鄰居，曾經陷害家父入獄，後來一度失業，生活潦倒，母親竟然不計前嫌，勸我乞求恩師為他覓職，我當時心中很不以為然，但基於母命難違，還是遵照行事。台灣光複勝利，蔣公以德報怨，使日本人免於亡國滅種之苦，我才漸漸感到以火止火，揚湯止沸都不是當然的行為，慈悲喜舍才是人世間最“當然的”修行，最寶貴的財富。
古訓有雲：“姁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在人海沉浮裏，受苦受難、委屈冤枉都是“當然的”，唯有堅持信念，我們才可以隨遇而安，隨緣生活，隨喜而作，隨心而住，為自己找出通路；在這個世間上，給人歡喜，給人信心也都是“當然的”，隻有抱定這種決心，我們才能夠不計得失，無視榮辱，盡其在我，為所當為，一切皆“當然”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