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是在一個偶然的因緣下出家，當時我是棲霞律學院裏年齡最小的一個。有一天，我讀到這麽一句話：“僧伽應以弘法為家務，利生為事業。”
少不更事的我，這時才知道出家人原來背負著如此神聖的使命，一時之間恍然大悟：我學佛修道還是嫌太遲了！如果我早一點來此，就可以養深積厚，早一點荷擔如來家業。此後，每當早課諷誦〈楞嚴咒〉，唱到“願將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時，我都在心中發願：“我將來一定要將全部的身心奉獻在弘法利生上。”
時至今日，我樂說不怠，也建立了各種佛教事業。在佛陀的加被下，我一生所作所為無一不是為了達到“弘法利生”這個願心，而力行實踐。雖說是“願不虛發”，但是早期弘法時所經曆的艱辛困苦，卻也鮮為人知。
五○年代的台灣不但物質生活不豐，更是一塊缺乏正信佛法的沙漠，我立誌要遍灑甘露法水於台灣各地，潤澤群生。於是，我帶著一批有誌青年，以拓荒者的精神，四處弘法布教。舉凡鄰裏、鄉鎮、街市、陋巷、廟口、戲院、海邊、山地，皆有我們行腳的足跡。每到一處，我們親自動手拉電線、裝燈泡、安麥克風、排椅凳、張貼海報、招呼聽眾……，然後才登台講演。盡避剛開始時，聞法者很少，我卻從不氣餒，因為隻要有人願意來聽講，就有人能受到法益。隻是往往時間到了，台下一個人也沒有，我照常開講，過了很久，聽眾才姍姍來遲。後來，大家養成了守時的習慣，聽眾也越來越多，這時又出現了走動移位的現象，我總是以緘默來教育信眾，這種對治方法不久便產生成效。
為了購置布教設備，我將平日微薄的紅包供養花用殆盡，日中僅以一塊麵包果腹是常有的事。凡是不遠的地方，我們便以單車代步，在風和日麗的時候，迎著夕陽，沐著晚風，倒也別有一番樂趣。不過有時碰上梅雨季節，或是寒流來襲，尤其是大台風天，在淒風苦雨的肆虐下跋山涉水，實在是備嚐辛苦。然而看到聽眾逐漸由少而多，冒著風雨，聞法虔誠的態度，在感動之餘，也忘了饑寒凍餒的難受。路程遙遠的地方，則搭乘火車，沿途田園風光旖旎，令人陶醉其中。隻是那時火車班次不多，我們經常為了趕火車而行色匆匆。後來，宜蘭線火車站的站長被我們的弘法熱忱所感動，往往等我們全都到齊了，才下令開車。
最令我難忘的是：每當布教圓滿結束時，在信徒的歡送下，踏上歸程，我們盛載滿懷的溫 馨，走過阡陌田野，穿越樹林山洞，以充滿法喜的歌聲，劃破萬籟俱寂的夜空，我們的心就像當頭的皓月一般明淨，我們的身有如掠過的微風一般輕盈。我們間或交 換弘法心得，談起化導頑民的富樓那，一股聖潔的使命感冉冉升起；說到為法喪身的目犍連時，又燃起了悲壯的情懷……，我們誓言以高僧大德為榜樣，以續佛慧命為己誌。一天，我福至心靈，將這種景象與心情描繪在詩篇上，請人譜曲，這就是後來我們在弘法歸途中常常高吟的“弘法者之歌”。
最令我安慰的是：當年跟隨我忍餓受凍的年輕人在參與活動中茁壯成長，如今都有了美好的前途。而當時的辛苦播種，如今在各地都已綻開菩提花果，則是我一生中最豐碩的收獲。
多年來，隻要有地方需要佛法，有人邀請我去，再遠再忙，即使犧牲吃飯、睡覺的時間，我都欣然答應。記得有一次，到南投魚池鄉布教，夜宿農舍，因為臥處與尿桶為伍，臭氣難聞，無法入眠，隻得央求同行的煮雲法師為我說故事。後來，為了不負他的辛勞，我將這則故事寫成了《玉琳國師》，風行一時，也算是弘法外的一樁趣談美事。
那時，我雖然住在宜蘭，卻經常要到高雄講經，每次坐火車，轉公車，就要周折上一整天的時間，平日還得節衣縮食，湊足車資。有一回，查票員來驗票，火車票卻遍尋不獲，身上又沒有半毛錢，隻得掏出一支新買還沒用過的鋼筆充當補票之款。我這樣南北奔波達十餘年之久，心中樂此不疲，我不畏舟車之苦，隻怕沒有人知道佛法的好處。直至今日，我已走遍了整個台灣，行跡還遠及離島，並且直邁國際州郡。曾聽到有人調侃我，說我已經退位了，猶仍四處雲遊弘法，野心實在太大！其實，此言差矣！我雖然卸任住持，但是並沒有不做“和尚”，出家人本來就應該有著“弘揚佛法遍天下，普渡眾生滿人間”的慈悲心腸，這不是“野心”，而是一種難行能行的“願心”啊！
如今，我到各地說法，不必刻意宣傳，聽眾自然蜂湧而至。過去，我唯恐人不來，現在卻以人多為苦，因為我不忍心看到人們因為一票難求，而甘冒風吹日曬，早早佇立在門外，苦苦守候進場；我也不忍心目睹觀眾在場內擠得連站的位子都沒有；我更不忍心看到那些有心聞法的善男信女因為會場容納不下，或因稍微地遲到而被阻擋於門外。我曾一再請求有關主管通融，無奈礙於規定，而無法如願。一九九二年，我到馬來西亞東姑講堂開示，場內爆滿，有一千多名聽眾沒有位置可坐，場外還有兩千多人不得其門而入，有的拍門叫嚷：“讓我們進去！難道我們的師父來此，都不讓我們見一眼嗎？”有的甚至走太平梯，以旁門左道的方式出奇致勝，進入會常那種聞法的熱忱直叫人感動難忘！
出家人憂道不憂貧，佛法上的安樂足以彌補生活上的困乏，人為的阻撓才是弘法上最大的考驗。
回憶我在宜蘭初次講經時，警察不準我公開說法，禁止我播放佛教幻燈片，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你沒有向有關單位呈報申請。”在雷音寺弘法時，也有一些外道居民在殿外喧囂幹擾；廣播電台的佛學講座錄製好了，電視台的佛教節目製作完成了，卻因為對方的負責人聲稱“限於目前當局政策，不希望富有宗教色彩的節目播出”，而臨時遭到封殺的厄運；懷著滿腔熱情，想要到軍中、監獄為三軍將士及受刑男女作得度因緣，卻被冷冷地拒絕，問他們：“為什麽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以及耶穌教的牧師可以到這裏傳教，而佛教僧尼卻被摒於門外？”他們答道：“因為出家人不宜進入說法。”再加追問：“同是布教師，為何有如此差別待遇”時，得到的隻是更加冷漠的表情；台北師範學院(即今師大)請我講演，海報都已經張貼出去，也無緣無故地被取消作罷；到公家機關禮堂說法，供奉佛像受到排斥……。我並不因此而自憐自艾，相反地，我愈挫愈勇，我據理力爭，所謂：“為大事也，何惜生命！”
佛陀在因地修行時，曾被歌利王割截身體而毫無怨尤；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我要效法諸佛菩薩為法忘軀的精神”我在心中不斷自勉。
心中的悲憤尚未平撫，治安單位又前來調查，因為中央情報局接到黑函密告，說我：“言論可疑，恐有通敵之嫌。”我並不為此而憤世嫉俗，相反地，我學會了以平常心來應付這些紛至遝來的障礙與誹謗，“我要為佛教的千秋大業而奮鬥不息，我要為萬億眾生的慧命而努力不懈！”我如是自許。
果然，打擊非難成了我的逆增上緣，我的堅持理想有了代價：如今各地警政首長親自邀我至各個警察單位演說佛法；警官學校、警專學校、三軍官校、憲兵學校等，我都曾作過佛學講座。有一次，宜蘭縣議員在議會上討論到當地寺廟殿宇修建得金碧輝煌時，都一致歸功於我在當地二十年的弘法貢獻；甚至我現在要著手創設大學，宜蘭縣當地政府也主動爭取；廣播電台、電視台爭相請我錄製節目，並且給予酬謝；軍中、監獄不斷寄發公文，向我請法；大專院校的講演多得不計其數；情報治安單位也一再要求我能廣開法筵，以端正社會風氣；各縣市長、各級首長，甚至參謀總長還頒發獎牌、獎狀，以資鼓勵；在國父紀念館、中正文化中心的國家殿堂開大座，也極受禮遇配合。
我一生弘法無數，感到最難的是如何契理契機。最初，往往為了一篇講稿，日夜揣摩聽眾心理；常常為了一句名相，反覆思惟其中深意，為的是希望大家都能聽懂受用，並且能將佛法妙諦運用在生活上，以作為現實人生的指南。
我從不賣弄玄虛，隻是一心一意在宣揚佛法的真理，使佛法與世間的生活能夠相印證。我經常思慮如何發揮佛教的時代性與前瞻性的功能，期能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為了契合信眾的需求，使佛法能普及於社會各個階層，我不但組織念佛會，還設立青年歌詠隊、兒童星期學校、婦女法座會、金剛禪座會。為了助長說法效果，我利用板書、投影機、各種視聽設備，乃至在大座講經時，精心設計獻供儀式，穿插各種佛教藝術節目。為了讓社會人士重視佛教，我率先舉辦佛誕花車遊行，並且多次舉行環島布教活動……。凡此種種創舉都在當時引起不少保守人士的非議責難，我並不因此而裹足不前，相反地，我大力推動，我以為：隻要佛法興隆，何須計較個人榮辱得失？
我的擇善固執終於有了明證：環顧今日的佛教界，當年反對我的同道都不約而同地接受了人間佛教、生活佛教的理念；各地的道場寺院也都不斷地以各種活動來凝聚信眾的力量；更有不少青年在這種因緣下隨我學佛，現在都成了佛光山重要的職事幹部。
我當初的用心良苦，斟酌思慮，促成了我對於佛法的融會貫通，更是我始料未及的收獲。我走入群眾，學會了觀機逗教，士、農、工、商，老、弱、婦、孺，鰥、寡、孤、獨，都是我說法的對象。我也曾遠走中國內地，深入泰北邊區，抵達香港越僑船民營房，為苦難同胞作得度因緣。
現在，我每天的行程被弘法的邀約排得滿滿的，我日日奔波忙碌，以車廂、飛機作為我的臥室和書房，我趕場弘法，由此地到彼地，由此國到彼國，甚至由此洲到彼洲，席不暇暖。我經常和衣而臥，一覺醒來，蒙矓之中，往往一時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處。我不以此為苦為累，自忖比起佛陀年高八十，猶不辭辛勞，在印度各地行腳弘化，我這一點苦實在不算什麽。尤其，當我看到許多人在台下會意點頭，甚至撫掌微笑，一切的勞頓全都化為無比的願力；當我看見許多人因為聽了我的講演而皈依三寶時，心中更是為他們的新生而感到慶喜！
我曾經在火車上，遇見一位不認識的青年讓位予我，他悄悄地對我說：“師父！我是您在某某監獄弘法時的皈依弟子。”我蒙受過不少禮遇招待，上自政府首長，下至社會大眾，但這一次令我最為終生難忘。我也曾收到一份二百元的紅包，上麵寫著：“供養師父：因聽您講演而改邪歸正的弟子某某頂禮。”數目雖然微薄，意義卻是深遠重大。每每一場大型講座後，感謝的信函即如雪片般飛來，其中，有失和的夫妻因此而破鏡重圓者，有吵架的朋友因此而握手言歡者，有落第的考生因此而萌生希望者，有失業的青年因此而力圖上進者，更有人因此而斷除自殺念頭……。來鴻中，讚美的詩詞也不少，雖不盡然辭暢意順，然而誠意卻是十分感人。在海內外收到的紀念品，更是多得無法整理，還好我有喜舍結緣的性格，否則就是建一個大倉庫，也無法全部容納。
為了度眾之需，三輪車、腳踏車、摩托車、木筏、竹排、輪船、汽艇、軍艦、戰車，乃至潛水艇、直升機，也都成了我的交 通工具。雖是海陸空航道各異，然而承蒙三寶加被，法界任我遨遊，豈不妙哉！
我不但自己樂於說法，也極力興學，培養弘法人才。四十年來的度眾生涯中，每得到一份供養，總是先用來建講堂，蓋教室；每領到一些稿費，也都悉數購買佛書典籍給青年學子閱讀參考。我涓滴歸公，從未想將絲毫用在自己身上。剛興建佛光山時，徒眾建議我買轎車代步，以便至各處講說，我卻買了一部巴士普利大眾；目前我在世界各地講演、皈依所收到的紅包，也都捐獻給當地的佛寺，作為發展道場之用。直到最近，念及佛光山建設佛教事業所費不貲，我才將外來出版廠商給我的版權收入，挪為自己平日的生活開銷及車馬費用，以減少常住的負擔。
佛教之所以能流傳千古，廣被四海，文字般若的傳遞，功不可沒。有識於此，我於來台之初，即致力於編輯雜誌、撰文出書的文化事業。一九五九年，在三重埔設立佛教文化服務處，印行佛經。當時的經濟十分拮據，編印人才也寥寥無幾，但憑一股度眾的熱忱，我度過了捉襟見肘的窘困日子。記得有一次，我將編好的《人生雜誌》連夜送到印刷廠，半夜醒來，饑腸轆轆，才想起自己一整天還沒吃飯呢！又因為沒有錢買稿紙，我常常拿別人丟棄的紙張背麵做為塗鴉之用。直到現在，我依然是在年年虧損的情況下，興辦雜誌、圖書等文化事業，但我從無怨言，因為我深知：佛教的文化度眾功能無遠弗屆，非金錢財富所能比擬。
此外，我還創設雲水醫院、老人精舍、育幼院、冬令救濟等慈善事業，將佛教的愛心廣澤於貧苦無依的老弱殘疾。我曾多次發起中國大陸 以及世界各地的救災運動，而佛光山的創建，更帶動了當地經濟建設的繁榮，其本身就是一項利濟眾生的龐大事業，隻是在這些方麵，我甚少著意宣傳。千百年來，佛寺道場在福國利民的工作上，何嚐不是有多方麵的貢獻嗎？
及至今日，我每至一處，隻要見到一塊空地，亟思如何來興建寺院講堂？隻要認識一個人，總是盡力將他吸收作為佛教的一分子；隻要看到一件好事，就迫不及待地廣為宣傳。這一切隻是希望能將佛教的歡喜散播給一切眾生。
過去常聽到一些人說我：“好可惜喲！這麽年輕就出家了。”對於這些言論，我深深不以為然。棄俗出家，弘法利生，是在做經世濟民的偉大事業，怎麽說可惜呢？我不但此生此世以出家為榮，我更發願生生世世都要學習 佛陀示教利喜的精神，來此娑婆，做一名“以弘法為家務，以利生為事業”的和尚。
少不更事的我，這時才知道出家人原來背負著如此神聖的使命，一時之間恍然大悟：我學佛修道還是嫌太遲了！如果我早一點來此，就可以養深積厚，早一點荷擔如來家業。此後，每當早課諷誦〈楞嚴咒〉，唱到“願將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時，我都在心中發願：“我將來一定要將全部的身心奉獻在弘法利生上。”
時至今日，我樂說不怠，也建立了各種佛教事業。在佛陀的加被下，我一生所作所為無一不是為了達到“弘法利生”這個願心，而力行實踐。雖說是“願不虛發”，但是早期弘法時所經曆的艱辛困苦，卻也鮮為人知。
五○年代的台灣不但物質生活不豐，更是一塊缺乏正信佛法的沙漠，我立誌要遍灑甘露法水於台灣各地，潤澤群生。於是，我帶著一批有誌青年，以拓荒者的精神，四處弘法布教。舉凡鄰裏、鄉鎮、街市、陋巷、廟口、戲院、海邊、山地，皆有我們行腳的足跡。每到一處，我們親自動手拉電線、裝燈泡、安麥克風、排椅凳、張貼海報、招呼聽眾……，然後才登台講演。盡避剛開始時，聞法者很少，我卻從不氣餒，因為隻要有人願意來聽講，就有人能受到法益。隻是往往時間到了，台下一個人也沒有，我照常開講，過了很久，聽眾才姍姍來遲。後來，大家養成了守時的習慣，聽眾也越來越多，這時又出現了走動移位的現象，我總是以緘默來教育信眾，這種對治方法不久便產生成效。
為了購置布教設備，我將平日微薄的紅包供養花用殆盡，日中僅以一塊麵包果腹是常有的事。凡是不遠的地方，我們便以單車代步，在風和日麗的時候，迎著夕陽，沐著晚風，倒也別有一番樂趣。不過有時碰上梅雨季節，或是寒流來襲，尤其是大台風天，在淒風苦雨的肆虐下跋山涉水，實在是備嚐辛苦。然而看到聽眾逐漸由少而多，冒著風雨，聞法虔誠的態度，在感動之餘，也忘了饑寒凍餒的難受。路程遙遠的地方，則搭乘火車，沿途田園風光旖旎，令人陶醉其中。隻是那時火車班次不多，我們經常為了趕火車而行色匆匆。後來，宜蘭線火車站的站長被我們的弘法熱忱所感動，往往等我們全都到齊了，才下令開車。
最令我難忘的是：每當布教圓滿結束時，在信徒的歡送下，踏上歸程，我們盛載滿懷的溫 馨，走過阡陌田野，穿越樹林山洞，以充滿法喜的歌聲，劃破萬籟俱寂的夜空，我們的心就像當頭的皓月一般明淨，我們的身有如掠過的微風一般輕盈。我們間或交 換弘法心得，談起化導頑民的富樓那，一股聖潔的使命感冉冉升起；說到為法喪身的目犍連時，又燃起了悲壯的情懷……，我們誓言以高僧大德為榜樣，以續佛慧命為己誌。一天，我福至心靈，將這種景象與心情描繪在詩篇上，請人譜曲，這就是後來我們在弘法歸途中常常高吟的“弘法者之歌”。
最令我安慰的是：當年跟隨我忍餓受凍的年輕人在參與活動中茁壯成長，如今都有了美好的前途。而當時的辛苦播種，如今在各地都已綻開菩提花果，則是我一生中最豐碩的收獲。
多年來，隻要有地方需要佛法，有人邀請我去，再遠再忙，即使犧牲吃飯、睡覺的時間，我都欣然答應。記得有一次，到南投魚池鄉布教，夜宿農舍，因為臥處與尿桶為伍，臭氣難聞，無法入眠，隻得央求同行的煮雲法師為我說故事。後來，為了不負他的辛勞，我將這則故事寫成了《玉琳國師》，風行一時，也算是弘法外的一樁趣談美事。
那時，我雖然住在宜蘭，卻經常要到高雄講經，每次坐火車，轉公車，就要周折上一整天的時間，平日還得節衣縮食，湊足車資。有一回，查票員來驗票，火車票卻遍尋不獲，身上又沒有半毛錢，隻得掏出一支新買還沒用過的鋼筆充當補票之款。我這樣南北奔波達十餘年之久，心中樂此不疲，我不畏舟車之苦，隻怕沒有人知道佛法的好處。直至今日，我已走遍了整個台灣，行跡還遠及離島，並且直邁國際州郡。曾聽到有人調侃我，說我已經退位了，猶仍四處雲遊弘法，野心實在太大！其實，此言差矣！我雖然卸任住持，但是並沒有不做“和尚”，出家人本來就應該有著“弘揚佛法遍天下，普渡眾生滿人間”的慈悲心腸，這不是“野心”，而是一種難行能行的“願心”啊！
如今，我到各地說法，不必刻意宣傳，聽眾自然蜂湧而至。過去，我唯恐人不來，現在卻以人多為苦，因為我不忍心看到人們因為一票難求，而甘冒風吹日曬，早早佇立在門外，苦苦守候進場；我也不忍心目睹觀眾在場內擠得連站的位子都沒有；我更不忍心看到那些有心聞法的善男信女因為會場容納不下，或因稍微地遲到而被阻擋於門外。我曾一再請求有關主管通融，無奈礙於規定，而無法如願。一九九二年，我到馬來西亞東姑講堂開示，場內爆滿，有一千多名聽眾沒有位置可坐，場外還有兩千多人不得其門而入，有的拍門叫嚷：“讓我們進去！難道我們的師父來此，都不讓我們見一眼嗎？”有的甚至走太平梯，以旁門左道的方式出奇致勝，進入會常那種聞法的熱忱直叫人感動難忘！
出家人憂道不憂貧，佛法上的安樂足以彌補生活上的困乏，人為的阻撓才是弘法上最大的考驗。
回憶我在宜蘭初次講經時，警察不準我公開說法，禁止我播放佛教幻燈片，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你沒有向有關單位呈報申請。”在雷音寺弘法時，也有一些外道居民在殿外喧囂幹擾；廣播電台的佛學講座錄製好了，電視台的佛教節目製作完成了，卻因為對方的負責人聲稱“限於目前當局政策，不希望富有宗教色彩的節目播出”，而臨時遭到封殺的厄運；懷著滿腔熱情，想要到軍中、監獄為三軍將士及受刑男女作得度因緣，卻被冷冷地拒絕，問他們：“為什麽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以及耶穌教的牧師可以到這裏傳教，而佛教僧尼卻被摒於門外？”他們答道：“因為出家人不宜進入說法。”再加追問：“同是布教師，為何有如此差別待遇”時，得到的隻是更加冷漠的表情；台北師範學院(即今師大)請我講演，海報都已經張貼出去，也無緣無故地被取消作罷；到公家機關禮堂說法，供奉佛像受到排斥……。我並不因此而自憐自艾，相反地，我愈挫愈勇，我據理力爭，所謂：“為大事也，何惜生命！”
佛陀在因地修行時，曾被歌利王割截身體而毫無怨尤；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我要效法諸佛菩薩為法忘軀的精神”我在心中不斷自勉。
心中的悲憤尚未平撫，治安單位又前來調查，因為中央情報局接到黑函密告，說我：“言論可疑，恐有通敵之嫌。”我並不為此而憤世嫉俗，相反地，我學會了以平常心來應付這些紛至遝來的障礙與誹謗，“我要為佛教的千秋大業而奮鬥不息，我要為萬億眾生的慧命而努力不懈！”我如是自許。
果然，打擊非難成了我的逆增上緣，我的堅持理想有了代價：如今各地警政首長親自邀我至各個警察單位演說佛法；警官學校、警專學校、三軍官校、憲兵學校等，我都曾作過佛學講座。有一次，宜蘭縣議員在議會上討論到當地寺廟殿宇修建得金碧輝煌時，都一致歸功於我在當地二十年的弘法貢獻；甚至我現在要著手創設大學，宜蘭縣當地政府也主動爭取；廣播電台、電視台爭相請我錄製節目，並且給予酬謝；軍中、監獄不斷寄發公文，向我請法；大專院校的講演多得不計其數；情報治安單位也一再要求我能廣開法筵，以端正社會風氣；各縣市長、各級首長，甚至參謀總長還頒發獎牌、獎狀，以資鼓勵；在國父紀念館、中正文化中心的國家殿堂開大座，也極受禮遇配合。
我一生弘法無數，感到最難的是如何契理契機。最初，往往為了一篇講稿，日夜揣摩聽眾心理；常常為了一句名相，反覆思惟其中深意，為的是希望大家都能聽懂受用，並且能將佛法妙諦運用在生活上，以作為現實人生的指南。
我從不賣弄玄虛，隻是一心一意在宣揚佛法的真理，使佛法與世間的生活能夠相印證。我經常思慮如何發揮佛教的時代性與前瞻性的功能，期能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為了契合信眾的需求，使佛法能普及於社會各個階層，我不但組織念佛會，還設立青年歌詠隊、兒童星期學校、婦女法座會、金剛禪座會。為了助長說法效果，我利用板書、投影機、各種視聽設備，乃至在大座講經時，精心設計獻供儀式，穿插各種佛教藝術節目。為了讓社會人士重視佛教，我率先舉辦佛誕花車遊行，並且多次舉行環島布教活動……。凡此種種創舉都在當時引起不少保守人士的非議責難，我並不因此而裹足不前，相反地，我大力推動，我以為：隻要佛法興隆，何須計較個人榮辱得失？
我的擇善固執終於有了明證：環顧今日的佛教界，當年反對我的同道都不約而同地接受了人間佛教、生活佛教的理念；各地的道場寺院也都不斷地以各種活動來凝聚信眾的力量；更有不少青年在這種因緣下隨我學佛，現在都成了佛光山重要的職事幹部。
我當初的用心良苦，斟酌思慮，促成了我對於佛法的融會貫通，更是我始料未及的收獲。我走入群眾，學會了觀機逗教，士、農、工、商，老、弱、婦、孺，鰥、寡、孤、獨，都是我說法的對象。我也曾遠走中國內地，深入泰北邊區，抵達香港越僑船民營房，為苦難同胞作得度因緣。
現在，我每天的行程被弘法的邀約排得滿滿的，我日日奔波忙碌，以車廂、飛機作為我的臥室和書房，我趕場弘法，由此地到彼地，由此國到彼國，甚至由此洲到彼洲，席不暇暖。我經常和衣而臥，一覺醒來，蒙矓之中，往往一時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處。我不以此為苦為累，自忖比起佛陀年高八十，猶不辭辛勞，在印度各地行腳弘化，我這一點苦實在不算什麽。尤其，當我看到許多人在台下會意點頭，甚至撫掌微笑，一切的勞頓全都化為無比的願力；當我看見許多人因為聽了我的講演而皈依三寶時，心中更是為他們的新生而感到慶喜！
我曾經在火車上，遇見一位不認識的青年讓位予我，他悄悄地對我說：“師父！我是您在某某監獄弘法時的皈依弟子。”我蒙受過不少禮遇招待，上自政府首長，下至社會大眾，但這一次令我最為終生難忘。我也曾收到一份二百元的紅包，上麵寫著：“供養師父：因聽您講演而改邪歸正的弟子某某頂禮。”數目雖然微薄，意義卻是深遠重大。每每一場大型講座後，感謝的信函即如雪片般飛來，其中，有失和的夫妻因此而破鏡重圓者，有吵架的朋友因此而握手言歡者，有落第的考生因此而萌生希望者，有失業的青年因此而力圖上進者，更有人因此而斷除自殺念頭……。來鴻中，讚美的詩詞也不少，雖不盡然辭暢意順，然而誠意卻是十分感人。在海內外收到的紀念品，更是多得無法整理，還好我有喜舍結緣的性格，否則就是建一個大倉庫，也無法全部容納。
為了度眾之需，三輪車、腳踏車、摩托車、木筏、竹排、輪船、汽艇、軍艦、戰車，乃至潛水艇、直升機，也都成了我的交 通工具。雖是海陸空航道各異，然而承蒙三寶加被，法界任我遨遊，豈不妙哉！
我不但自己樂於說法，也極力興學，培養弘法人才。四十年來的度眾生涯中，每得到一份供養，總是先用來建講堂，蓋教室；每領到一些稿費，也都悉數購買佛書典籍給青年學子閱讀參考。我涓滴歸公，從未想將絲毫用在自己身上。剛興建佛光山時，徒眾建議我買轎車代步，以便至各處講說，我卻買了一部巴士普利大眾；目前我在世界各地講演、皈依所收到的紅包，也都捐獻給當地的佛寺，作為發展道場之用。直到最近，念及佛光山建設佛教事業所費不貲，我才將外來出版廠商給我的版權收入，挪為自己平日的生活開銷及車馬費用，以減少常住的負擔。
佛教之所以能流傳千古，廣被四海，文字般若的傳遞，功不可沒。有識於此，我於來台之初，即致力於編輯雜誌、撰文出書的文化事業。一九五九年，在三重埔設立佛教文化服務處，印行佛經。當時的經濟十分拮據，編印人才也寥寥無幾，但憑一股度眾的熱忱，我度過了捉襟見肘的窘困日子。記得有一次，我將編好的《人生雜誌》連夜送到印刷廠，半夜醒來，饑腸轆轆，才想起自己一整天還沒吃飯呢！又因為沒有錢買稿紙，我常常拿別人丟棄的紙張背麵做為塗鴉之用。直到現在，我依然是在年年虧損的情況下，興辦雜誌、圖書等文化事業，但我從無怨言，因為我深知：佛教的文化度眾功能無遠弗屆，非金錢財富所能比擬。
此外，我還創設雲水醫院、老人精舍、育幼院、冬令救濟等慈善事業，將佛教的愛心廣澤於貧苦無依的老弱殘疾。我曾多次發起中國大陸 以及世界各地的救災運動，而佛光山的創建，更帶動了當地經濟建設的繁榮，其本身就是一項利濟眾生的龐大事業，隻是在這些方麵，我甚少著意宣傳。千百年來，佛寺道場在福國利民的工作上，何嚐不是有多方麵的貢獻嗎？
及至今日，我每至一處，隻要見到一塊空地，亟思如何來興建寺院講堂？隻要認識一個人，總是盡力將他吸收作為佛教的一分子；隻要看到一件好事，就迫不及待地廣為宣傳。這一切隻是希望能將佛教的歡喜散播給一切眾生。
過去常聽到一些人說我：“好可惜喲！這麽年輕就出家了。”對於這些言論，我深深不以為然。棄俗出家，弘法利生，是在做經世濟民的偉大事業，怎麽說可惜呢？我不但此生此世以出家為榮，我更發願生生世世都要學習 佛陀示教利喜的精神，來此娑婆，做一名“以弘法為家務，以利生為事業”的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