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潘楊在主席麵前坐定後，主席接著說了：“話說回來，大清早在這裏等你，第一個話題還是離不開昨天的事情。”他取出一份電報：“這是我們那位蔣委員長昨天在重慶的一個講話的記錄稿，有點意思，你先看一看，輕鬆一下。”
潘楊接過電報，小聲念道：“民國政府不會宣布放棄任何一塊領土，不會放棄任何一項國家主權……七年抗戰，為的就是要收回失地。現如今，倭寇未逐，東北、台灣尚未收回，大片國土還在侵略者手裏，如再割讓領土，出賣主權，豈不違背了抗戰之本意？”
潘楊笑著說：“從公正的角度上講，這番話講得不錯，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就是不知道做不做得到喲。”
主席接過電報後亦笑了起來：“不錯，這是昨天蔣某人在國民參政會議上的講話稿，民主黨派給他的壓力很大喲。不過這番話未嚐不是說給我們聽的，現在中央對此事尚未拿出統一的意見，亦未正式發表我黨的觀點。他這是在將我們的軍啊。”
潘楊知道，在曆史上中蘇之間最後是經過兩次談判，最後由蔣經國以蔣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蘇聯，與斯大林最後敲定了包括外蒙實質性獨立在內的一係列損害中國主權的《中蘇友好條約》，而對中國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這個承認外蒙獨立的條款了。而我黨在曆史上則保持了沉默，後世網絡網友們義憤填膺的說起此事之時。亦不免咬牙切齒、恨恨不已。
但當初這一係列地條約都是秘密簽訂的，直到最後既成事實之時，中國的普通民眾才恍然大悟，可接下來就是三年的解放戰爭，以及建國之後的兩大陣營分立，朝鮮戰爭……
這一切的一切，都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在那個百廢待興的年代裏。必須立場堅定地站在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才能獲得國際承認和自身發展所必須地技術、資金、專家……
而現在。由於潘楊的到來，《雅爾塔協定》的提前批露，讓曆史給了偉人另一個選擇。這才是偉人所必須深思熟慮的問題。
毫無疑問，如果密約不暴露，麵對這比曆史上更加強勢的中國共產黨，蔣某人在此種壓力之下，他會比曆史上更快的抓過這根蘇聯遞過來的帶刺地橄欖枝。以換取完整接收東北，在戰略上取得戰後對中共的戰略優勢。
主席接著說道：“蔣某人如今可謂是架在火上烤著，可我們又何嚐不是如此。我們現在雖然已經壯大了很多，但和國民黨比起來，我們的力量還很小，更不要說和日本關東軍和整個侵華日軍對抗了。我們與蘇聯之間的關係也處於一個十分微妙的關鍵時刻，我們不得不提高警惕啊！”
潘楊默然了。
作為一個穿越者，讓他能夠站在曆史的經驗上。從更高的層麵分析現在兩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
細細數來，自全麵抗戰開始之後，中國黨與蘇聯黨之間地關係便逐漸由上下級組織服從關係演變成了今時今日獨立自主的關係。且兩黨之間的關係已經極為僵硬了，
抗戰初期，蘇聯對國民政府給予了龐大的軍援，但給予中共的卻僅僅是120挺機槍和六門反坦克小炮罷了。雖然蘇聯方麵一直對處於困境中的中國共產黨給予經費上地援助。但相對其給予國民政府的軍援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的。
皖南事變後，蘇聯明確表明不支持中國共產黨進行報複之後，又以命令式的口吻要求中共不得以大規模軍事對抗的手段進行報複，這種情況毫無疑問地加深了主席對莫斯科的不信任感和疏離感，因此，對莫斯科的指示自然也開始逐漸抱以將信將疑的態度了。
在這種情況下，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自顧不暇的局麵，也就成為雙方關係發生根本性變化的重要契機了。
蘇德戰爭爆發後，莫斯科很快就要求中共中央采取積極地軍事行動幫助蘇聯。比如出動兵力牽製日本軍隊向北平、張家口、包頭一線集結等等。對此。主席地態度很明確。八路軍目前隻能做戰略的配合，不能做戰術地配合。八路軍的基本方針。仍然是與敵無時間的、不冒險的亦不消極的、熬時間的遊擊戰爭，具體行動上隻能通過破襲戰和情報戰的方式來幫助蘇聯。主席請周恩l轉告對此頗為焦慮的蘇聯軍事總顧問崔可夫稱：“敵我軍事技術裝備懸殊太遠，我人力、物力、地區、彈藥日益困難”，“尤其是步槍子彈等於至寶，因我們每槍平均隻有2o發，機關槍極少，炮則更少，爆炸的黃色炸藥亦得不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軍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顧一切犧牲來動作，有使我們被打坍，不能長期堅持根
據地的可能，這不管從哪一方麵都是不利的。”相應的，主席對保衛蘇聯的這種消極態度，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莫斯科的強烈不滿。
由於蘇聯急需美英幫助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以及適應戰後大國合作戰略的需要，為了向美英各國證明自己與各國共產黨毫無關係，斯大林於1943年5月21日解散了共產國際。共產國際的解散，徹底終止了各國共產黨在組織上必須服從於一個統一的指揮中心的曆史，也更進一步印證了主席的政治正確性。主席曾經公開指出：共產國際所以解散，就是因為它已經“無法適應這種非常複雜而且迅速變化的情況”，作為各國**統一指揮中心的共產國際的存在，是完全不必要的，因為“**運動是不能輸出也不能輸入的”，各國共產黨必須使自己更加民族化。
ps：昨天的，這一段比較無聊。
潘楊接過電報，小聲念道：“民國政府不會宣布放棄任何一塊領土，不會放棄任何一項國家主權……七年抗戰，為的就是要收回失地。現如今，倭寇未逐，東北、台灣尚未收回，大片國土還在侵略者手裏，如再割讓領土，出賣主權，豈不違背了抗戰之本意？”
潘楊笑著說：“從公正的角度上講，這番話講得不錯，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就是不知道做不做得到喲。”
主席接過電報後亦笑了起來：“不錯，這是昨天蔣某人在國民參政會議上的講話稿，民主黨派給他的壓力很大喲。不過這番話未嚐不是說給我們聽的，現在中央對此事尚未拿出統一的意見，亦未正式發表我黨的觀點。他這是在將我們的軍啊。”
潘楊知道，在曆史上中蘇之間最後是經過兩次談判，最後由蔣經國以蔣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蘇聯，與斯大林最後敲定了包括外蒙實質性獨立在內的一係列損害中國主權的《中蘇友好條約》，而對中國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這個承認外蒙獨立的條款了。而我黨在曆史上則保持了沉默，後世網絡網友們義憤填膺的說起此事之時。亦不免咬牙切齒、恨恨不已。
但當初這一係列地條約都是秘密簽訂的，直到最後既成事實之時，中國的普通民眾才恍然大悟，可接下來就是三年的解放戰爭，以及建國之後的兩大陣營分立，朝鮮戰爭……
這一切的一切，都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在那個百廢待興的年代裏。必須立場堅定地站在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才能獲得國際承認和自身發展所必須地技術、資金、專家……
而現在。由於潘楊的到來，《雅爾塔協定》的提前批露，讓曆史給了偉人另一個選擇。這才是偉人所必須深思熟慮的問題。
毫無疑問，如果密約不暴露，麵對這比曆史上更加強勢的中國共產黨，蔣某人在此種壓力之下，他會比曆史上更快的抓過這根蘇聯遞過來的帶刺地橄欖枝。以換取完整接收東北，在戰略上取得戰後對中共的戰略優勢。
主席接著說道：“蔣某人如今可謂是架在火上烤著，可我們又何嚐不是如此。我們現在雖然已經壯大了很多，但和國民黨比起來，我們的力量還很小，更不要說和日本關東軍和整個侵華日軍對抗了。我們與蘇聯之間的關係也處於一個十分微妙的關鍵時刻，我們不得不提高警惕啊！”
潘楊默然了。
作為一個穿越者，讓他能夠站在曆史的經驗上。從更高的層麵分析現在兩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
細細數來，自全麵抗戰開始之後，中國黨與蘇聯黨之間地關係便逐漸由上下級組織服從關係演變成了今時今日獨立自主的關係。且兩黨之間的關係已經極為僵硬了，
抗戰初期，蘇聯對國民政府給予了龐大的軍援，但給予中共的卻僅僅是120挺機槍和六門反坦克小炮罷了。雖然蘇聯方麵一直對處於困境中的中國共產黨給予經費上地援助。但相對其給予國民政府的軍援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的。
皖南事變後，蘇聯明確表明不支持中國共產黨進行報複之後，又以命令式的口吻要求中共不得以大規模軍事對抗的手段進行報複，這種情況毫無疑問地加深了主席對莫斯科的不信任感和疏離感，因此，對莫斯科的指示自然也開始逐漸抱以將信將疑的態度了。
在這種情況下，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自顧不暇的局麵，也就成為雙方關係發生根本性變化的重要契機了。
蘇德戰爭爆發後，莫斯科很快就要求中共中央采取積極地軍事行動幫助蘇聯。比如出動兵力牽製日本軍隊向北平、張家口、包頭一線集結等等。對此。主席地態度很明確。八路軍目前隻能做戰略的配合，不能做戰術地配合。八路軍的基本方針。仍然是與敵無時間的、不冒險的亦不消極的、熬時間的遊擊戰爭，具體行動上隻能通過破襲戰和情報戰的方式來幫助蘇聯。主席請周恩l轉告對此頗為焦慮的蘇聯軍事總顧問崔可夫稱：“敵我軍事技術裝備懸殊太遠，我人力、物力、地區、彈藥日益困難”，“尤其是步槍子彈等於至寶，因我們每槍平均隻有2o發，機關槍極少，炮則更少，爆炸的黃色炸藥亦得不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軍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顧一切犧牲來動作，有使我們被打坍，不能長期堅持根
據地的可能，這不管從哪一方麵都是不利的。”相應的，主席對保衛蘇聯的這種消極態度，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莫斯科的強烈不滿。
由於蘇聯急需美英幫助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以及適應戰後大國合作戰略的需要，為了向美英各國證明自己與各國共產黨毫無關係，斯大林於1943年5月21日解散了共產國際。共產國際的解散，徹底終止了各國共產黨在組織上必須服從於一個統一的指揮中心的曆史，也更進一步印證了主席的政治正確性。主席曾經公開指出：共產國際所以解散，就是因為它已經“無法適應這種非常複雜而且迅速變化的情況”，作為各國**統一指揮中心的共產國際的存在，是完全不必要的，因為“**運動是不能輸出也不能輸入的”，各國共產黨必須使自己更加民族化。
ps：昨天的，這一段比較無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