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按自然規律辦事很重要。但是我的孩子老是考鴨蛋，將來可能成為自己的負擔，咱也不能把他扔到垃圾堆上。
在儒學史上，由於孔子所處的時代，是在世襲貴族即將沒落但還未解體時，這一時期的曆史走勢還不明確。孔子的思想支持世襲貴族，雖然從今天看是逆潮流的，但是當時的世襲貴族還占有政治的絕對權力，麵對這麽一個世襲貴族大廈將傾，希望孤騷天的孔子，大多數世襲貴族對其的言論是充滿理解和敬佩的。隻是在‘利’的作用下不能實施。
但是孟子所處的時期，已經處在世襲貴族瓦解的中後期，世襲世祿的采邑製已經不被大多數人接受。所以，孟子雖然完善了孔子的學說，但是整個時期，儒學是非常的靜默。雖然孔門七十二賢在努力推廣仁義道德的社會觀，但是那是一｀無｀錯｀｀。s。個儒學的黑暗時代。
而改變這一切的是荀子。隨著道家、法家的成功，儒學不可能不深受其影響，而世襲貴族已明確為昨日黃花，儒家也徹底將他們拋棄。荀子的法後王原則，將法融入進儒學思想。荀子說人皆可以為大禹—用禮、法約束（其禮義，製法度。塗之人可以為禹）。重法愛民而霸。
但是荀子將法引進儒學並不是簡單的抄襲，而是法的一大進步，‘為法立心’。法上加法，使法真正融入文明社會。法必有心，法上必有法。法要有一個提綱挈領的總原則。這個原則就是仁義。不能是偷個饅頭就砍手，罵了元首就槍斃。荀子將法引入儒學，使法律發揚光大。
道德是法律的一個重要基礎，這被世界廣泛認可。還是前麵說的，美國大法院的浮雕上的三個人，第一位是代表西方的宗教人物摩西，第二位代表東方法律的先知是孔子。而真正的立法者梭倫卻排在最後一位。簡陋的說，法律就是保護好人，懲罰壞蛋。那麽誰是好人。誰是壞蛋，還的是‘道德’說了算。因此摩西和孔子排在梭倫前麵。
同樣，在‘道’上，荀子明確提出。為聖人可以不知天。但治之要在於知‘道’。在具體問題上，仍然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荀子甚至提出處理事務的最高戰術原則：欲潛以深，欲伍以參（深入研究，廣泛對比）。荀子把道引入儒學，隆禮尊賢而王，為道豎德。（..tw無彈窗廣告）使‘道’有的放矢。將‘道’（自然規律）引為‘道’（社會規律）。‘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這裏的道是社會規律。道不再是“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為道豎德的說法有些牽強。荀子的‘道’更多的是社會規律。
在荀子之前。孔子隻講‘人道’。他所謂的‘君子之道’。君子就是完全服從社會利益的人。即人性論服從社會觀。孔子大體上不講天道（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因為他不能肯定世界和社會是變化的，否則他就不能‘複古’。
荀子荀子為法立心。為道豎德，樹立了中國兩千年的治世模式。
此後，荀子的學說影響極大，《荀子》甚至被尊為‘帝王之術’。而且其使儒家從社會的保守派一舉變為改革派中的激進派。像以董仲舒為首的西漢儒家，在‘仁義’原則的指導下，甚至多次要徹底破除奴隸製，這在當時都過於激進，無法實現。
從荀子改革後，儒學也有了市場。甚至秦始皇‘坑儒’也算代表了他對儒學的重視。他怎麽不去‘坑’別人。其實終秦朝一朝，朝廷上還養著很多儒生。查一查‘叔孫通’這個人就知道了筆者此言不虛。而‘坑儒’一事《史記》未載。秦朝還有‘商山四皓’，後世儒家把這四人打扮成反‘坑儒’鬥士，其實張良原話是“（四人）皆以上（劉邦）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
筆者參閱了大量的唐中期以前的政論性文章，被引述的最多的人，第一是孔子，再者便是荀子。
那麽有人會問：“荀子的地位如此之高，《荀子》一書又被評為百家爭鳴的集大成者，那麽《荀子》為何未能進入經書？”
荀子為法立心，為道豎德，樹立了中國兩千年的治理模式。‘君，臣不得不尊’表明荀子重君思想。正因為看中君主的作用，所以反倒是對君主有要求。這本書最激進的地方，就是‘為統治者加箍’。‘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這一觀點充斥於很多章節。如《荀子。君命》和《荀子。天道》。《荀子。正論》中號稱：
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
天下者，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
天下者，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見。.tw
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
這一觀點即使是自認為符合條件的最強人秦始皇、劉邦也不能認同。他們還要把皇位傳給子孫。誰知道子孫會不會還是強人。
還有，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
主暗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
（皇帝）好利多詐而危。
荀子推行儒學的仁義道德，作為社會觀提綱挈領的總原則，要限製社會上每一個人，包括皇帝。這是曆代統治者都不能容忍的。而他的這一思想又貫穿在荀子的整本書裏，這使得無法更改，因此《荀子》這本書無法成為經書。但是大小《禮記》包括《大學》、《中庸》中有荀子的思想。（禮記總體上還是早於荀子的）
像統治者也要被約束，也要是最有能力和最有道德的人。在今天這個社會是更廣泛的被認可了。因為今天的總統、主席都是選上來，而且還有任期。選上來的是笨蛋或者是沒有道德的人，是不被接受的。而且他也需要遵守法律。
荀子三大曆史貢獻：為法立心；為道豎德；為權加法。
《荀子》這部經典，無可取代地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百家爭鳴的總結者、先秦思想集大成者。（不包括個人主義啟蒙的《莊子》）
隋唐以前，學習儒家文化就是為了治理國家，或者治理家族。這一時期的儒學是一個治世儒學，在這一時期，荀子的學說成為儒學的重中之重。
從北朝隋唐開始，士族沒落。大多數人學習儒學並不能直接帶來官位，這樣儒學慢慢的演化成主講“德”的哲學。學習儒學的首要功能是學習修身，安身立命。這一時期後。思孟哲學被深入挖掘。
在德上，以孟子的性善為，推導出性本善，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假定‘性本善’為，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講，人的本性多是善德，要把善德的一麵全部挖掘出來（窮理盡性）。人的行為要圍繞著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在社會治理上，更加深入挖掘孟子的義，在自然村、宗族圍繞著義來治理，仍然采用無為之治。宗教僅以孝‘義’作為對村民的約束。
我們今天知道的孔孟儒學，是宋之後的孔孟儒學。在宋以前。孟子的地位非常低，到了元朝，《孟子》才成為十三經中的最後一本入選者。而荀子在唐以前的地位非常高。從韓愈開始儒家掀起了開除荀子的運動。
從兩千年的儒學的沉浮來看，隻有在兩漢和宋之後‘思孟儒學’更昌盛。這一時期，社會少有大的集團和組織。沒有一個階層能動搖儒學的‘義’。
在每個時代變遷的時候，由於新的道德理念還沒有完善，往往政府會采取道家學說來治理國家。曆史上講，漢朝時，外儒內法。而筆者認為，更確切地說是，外儒內道。戰略上以儒家的仁義思想作為社會觀的總宗旨，提綱挈領的指導一切事物，但是微觀上運用道家治理方法。具體事物具體分析，所謂實事求是，有的放矢。
秦朝結束了中國的一個時代，秦朝和漢初這一時期的道德規範還沒有被全麵總結出來，秦朝用了激進派的法家，漢初用道家執政。
大一統思想必須被帝國貫徹，對於法家來說，這很簡單，隻要把其它思想的書籍上繳燒掉，把不肯改變思想的其它流派領袖治罪，就這麽簡單。
而漢朝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做起事來就比較複雜，因為儒家思想對於其它思想是比較包容的。董仲舒曾經上表，請求漢武帝，不允許思想發展，其實是不允許政府接受其它思想，並沒有真正做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罷黜百家隻是不讓其他學說成為‘官學’。獨尊儒術這句話，出自民國時期的反儒學者筆下。
秦漢是一個新時代的建立，道德理論必定有別於前期。隋唐時期，以荀子為代表的治世儒派沉淪。在小地主興起，士族衰敗，延續了隋唐的整個過程，其道德理念又有微調，使得最有利於生產發展，最有利於社會穩定的社會道德無法被全麵總結出來。這時候，隋唐基本也突出道家的治世觀念。把這歸納為皇帝的個人愛好就太簡單了。皇帝愛好多了去了，最大的恐怕是夜夜笙簫，不上朝。
從宋朝起，社會生產形勢開始穩定，仁義並舉的思孟學派成為社會道德的新規範。
再一個時期就是清朝滅亡，帝製結束。社會產生巨大轉變，傳統的社會道德不再適用於當前社會。摸著石頭過河，整個社會的基本指導方針突出了道家思想。但是還是‘為道豎德’的，為人民服務是總原則。
道家的道側重於自然，儒學的道側重於社會。二者雖有一絲相同，卻更多的表現為互補。因此中國兩千年的思想是儒道媾和的。
怎麽還用這麽難聽的詞。筆者說西方文明是自由派媾和宗教。因為兩方雖然知道離不開對方，可是誰得勢了就會去批判另一方。這一點在本書第三章第八節有說明。
而儒道並存兩千年，早在西漢儒學就被道家嘲笑為‘腐儒’。而儒家則幹脆把道家清一色都劃入法家。因為指鹿為馬的法家早就臭了，劃入法家使他們不批自倒。
總的來說，道家突出一點，社會更加自由，粗獷一點；儒家突出一點，更加公正一點。
總的來看儒道兩家還要搭幫走下去。你要造個潛水艇，用社會的仁義‘道’做指導是不行的。我的孩子老是考鴨蛋，將來可能成為自己的負擔，咱也不能把他扔到垃圾堆上。
儒學把仁義道德作為一切治理國家的指導性綱領。形成社會觀指導原則上的大一統。
以人民的利益為核心。而不能是簡單的富國強兵。雖然差若毫厘，但卻謬以千裏。
儒學的行為規範不能再是繁雜的‘禮’。隻要符合人的利益便可，在仁義之中包容自由。
儒學的人性論不能隻是追求‘君子’。而應該追求個人價值的實現。人人都實現了個人價值，就撫育了這個社會。也間接贍養了天下的老人。
我再說一遍，儒學應以社會責任為根本，以正義、仁愛為主幹，以人的權益為輪廓。
就是，仁愛、正義、人的權益；使人修身、齊家、立業，實現個人價值。
筆者並非專家，但是筆者有權利把自己的‘認知’寫在自己書中。雖然他很鄙陋，但我們對曆史的認知絕非一言堂。
本書終於可以完結了。
多情者多艱，寡情者少難，情之不斂，運無幸耳。
在儒學史上，由於孔子所處的時代，是在世襲貴族即將沒落但還未解體時，這一時期的曆史走勢還不明確。孔子的思想支持世襲貴族，雖然從今天看是逆潮流的，但是當時的世襲貴族還占有政治的絕對權力，麵對這麽一個世襲貴族大廈將傾，希望孤騷天的孔子，大多數世襲貴族對其的言論是充滿理解和敬佩的。隻是在‘利’的作用下不能實施。
但是孟子所處的時期，已經處在世襲貴族瓦解的中後期，世襲世祿的采邑製已經不被大多數人接受。所以，孟子雖然完善了孔子的學說，但是整個時期，儒學是非常的靜默。雖然孔門七十二賢在努力推廣仁義道德的社會觀，但是那是一｀無｀錯｀｀。s。個儒學的黑暗時代。
而改變這一切的是荀子。隨著道家、法家的成功，儒學不可能不深受其影響，而世襲貴族已明確為昨日黃花，儒家也徹底將他們拋棄。荀子的法後王原則，將法融入進儒學思想。荀子說人皆可以為大禹—用禮、法約束（其禮義，製法度。塗之人可以為禹）。重法愛民而霸。
但是荀子將法引進儒學並不是簡單的抄襲，而是法的一大進步，‘為法立心’。法上加法，使法真正融入文明社會。法必有心，法上必有法。法要有一個提綱挈領的總原則。這個原則就是仁義。不能是偷個饅頭就砍手，罵了元首就槍斃。荀子將法引入儒學，使法律發揚光大。
道德是法律的一個重要基礎，這被世界廣泛認可。還是前麵說的，美國大法院的浮雕上的三個人，第一位是代表西方的宗教人物摩西，第二位代表東方法律的先知是孔子。而真正的立法者梭倫卻排在最後一位。簡陋的說，法律就是保護好人，懲罰壞蛋。那麽誰是好人。誰是壞蛋，還的是‘道德’說了算。因此摩西和孔子排在梭倫前麵。
同樣，在‘道’上，荀子明確提出。為聖人可以不知天。但治之要在於知‘道’。在具體問題上，仍然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荀子甚至提出處理事務的最高戰術原則：欲潛以深，欲伍以參（深入研究，廣泛對比）。荀子把道引入儒學，隆禮尊賢而王，為道豎德。（..tw無彈窗廣告）使‘道’有的放矢。將‘道’（自然規律）引為‘道’（社會規律）。‘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這裏的道是社會規律。道不再是“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為道豎德的說法有些牽強。荀子的‘道’更多的是社會規律。
在荀子之前。孔子隻講‘人道’。他所謂的‘君子之道’。君子就是完全服從社會利益的人。即人性論服從社會觀。孔子大體上不講天道（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因為他不能肯定世界和社會是變化的，否則他就不能‘複古’。
荀子荀子為法立心。為道豎德，樹立了中國兩千年的治世模式。
此後，荀子的學說影響極大，《荀子》甚至被尊為‘帝王之術’。而且其使儒家從社會的保守派一舉變為改革派中的激進派。像以董仲舒為首的西漢儒家，在‘仁義’原則的指導下，甚至多次要徹底破除奴隸製，這在當時都過於激進，無法實現。
從荀子改革後，儒學也有了市場。甚至秦始皇‘坑儒’也算代表了他對儒學的重視。他怎麽不去‘坑’別人。其實終秦朝一朝，朝廷上還養著很多儒生。查一查‘叔孫通’這個人就知道了筆者此言不虛。而‘坑儒’一事《史記》未載。秦朝還有‘商山四皓’，後世儒家把這四人打扮成反‘坑儒’鬥士，其實張良原話是“（四人）皆以上（劉邦）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
筆者參閱了大量的唐中期以前的政論性文章，被引述的最多的人，第一是孔子，再者便是荀子。
那麽有人會問：“荀子的地位如此之高，《荀子》一書又被評為百家爭鳴的集大成者，那麽《荀子》為何未能進入經書？”
荀子為法立心，為道豎德，樹立了中國兩千年的治理模式。‘君，臣不得不尊’表明荀子重君思想。正因為看中君主的作用，所以反倒是對君主有要求。這本書最激進的地方，就是‘為統治者加箍’。‘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這一觀點充斥於很多章節。如《荀子。君命》和《荀子。天道》。《荀子。正論》中號稱：
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
天下者，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
天下者，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見。.tw
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
這一觀點即使是自認為符合條件的最強人秦始皇、劉邦也不能認同。他們還要把皇位傳給子孫。誰知道子孫會不會還是強人。
還有，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
主暗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
（皇帝）好利多詐而危。
荀子推行儒學的仁義道德，作為社會觀提綱挈領的總原則，要限製社會上每一個人，包括皇帝。這是曆代統治者都不能容忍的。而他的這一思想又貫穿在荀子的整本書裏，這使得無法更改，因此《荀子》這本書無法成為經書。但是大小《禮記》包括《大學》、《中庸》中有荀子的思想。（禮記總體上還是早於荀子的）
像統治者也要被約束，也要是最有能力和最有道德的人。在今天這個社會是更廣泛的被認可了。因為今天的總統、主席都是選上來，而且還有任期。選上來的是笨蛋或者是沒有道德的人，是不被接受的。而且他也需要遵守法律。
荀子三大曆史貢獻：為法立心；為道豎德；為權加法。
《荀子》這部經典，無可取代地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百家爭鳴的總結者、先秦思想集大成者。（不包括個人主義啟蒙的《莊子》）
隋唐以前，學習儒家文化就是為了治理國家，或者治理家族。這一時期的儒學是一個治世儒學，在這一時期，荀子的學說成為儒學的重中之重。
從北朝隋唐開始，士族沒落。大多數人學習儒學並不能直接帶來官位，這樣儒學慢慢的演化成主講“德”的哲學。學習儒學的首要功能是學習修身，安身立命。這一時期後。思孟哲學被深入挖掘。
在德上，以孟子的性善為，推導出性本善，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假定‘性本善’為，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講，人的本性多是善德，要把善德的一麵全部挖掘出來（窮理盡性）。人的行為要圍繞著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在社會治理上，更加深入挖掘孟子的義，在自然村、宗族圍繞著義來治理，仍然采用無為之治。宗教僅以孝‘義’作為對村民的約束。
我們今天知道的孔孟儒學，是宋之後的孔孟儒學。在宋以前。孟子的地位非常低，到了元朝，《孟子》才成為十三經中的最後一本入選者。而荀子在唐以前的地位非常高。從韓愈開始儒家掀起了開除荀子的運動。
從兩千年的儒學的沉浮來看，隻有在兩漢和宋之後‘思孟儒學’更昌盛。這一時期，社會少有大的集團和組織。沒有一個階層能動搖儒學的‘義’。
在每個時代變遷的時候，由於新的道德理念還沒有完善，往往政府會采取道家學說來治理國家。曆史上講，漢朝時，外儒內法。而筆者認為，更確切地說是，外儒內道。戰略上以儒家的仁義思想作為社會觀的總宗旨，提綱挈領的指導一切事物，但是微觀上運用道家治理方法。具體事物具體分析，所謂實事求是，有的放矢。
秦朝結束了中國的一個時代，秦朝和漢初這一時期的道德規範還沒有被全麵總結出來，秦朝用了激進派的法家，漢初用道家執政。
大一統思想必須被帝國貫徹，對於法家來說，這很簡單，隻要把其它思想的書籍上繳燒掉，把不肯改變思想的其它流派領袖治罪，就這麽簡單。
而漢朝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做起事來就比較複雜，因為儒家思想對於其它思想是比較包容的。董仲舒曾經上表，請求漢武帝，不允許思想發展，其實是不允許政府接受其它思想，並沒有真正做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罷黜百家隻是不讓其他學說成為‘官學’。獨尊儒術這句話，出自民國時期的反儒學者筆下。
秦漢是一個新時代的建立，道德理論必定有別於前期。隋唐時期，以荀子為代表的治世儒派沉淪。在小地主興起，士族衰敗，延續了隋唐的整個過程，其道德理念又有微調，使得最有利於生產發展，最有利於社會穩定的社會道德無法被全麵總結出來。這時候，隋唐基本也突出道家的治世觀念。把這歸納為皇帝的個人愛好就太簡單了。皇帝愛好多了去了，最大的恐怕是夜夜笙簫，不上朝。
從宋朝起，社會生產形勢開始穩定，仁義並舉的思孟學派成為社會道德的新規範。
再一個時期就是清朝滅亡，帝製結束。社會產生巨大轉變，傳統的社會道德不再適用於當前社會。摸著石頭過河，整個社會的基本指導方針突出了道家思想。但是還是‘為道豎德’的，為人民服務是總原則。
道家的道側重於自然，儒學的道側重於社會。二者雖有一絲相同，卻更多的表現為互補。因此中國兩千年的思想是儒道媾和的。
怎麽還用這麽難聽的詞。筆者說西方文明是自由派媾和宗教。因為兩方雖然知道離不開對方，可是誰得勢了就會去批判另一方。這一點在本書第三章第八節有說明。
而儒道並存兩千年，早在西漢儒學就被道家嘲笑為‘腐儒’。而儒家則幹脆把道家清一色都劃入法家。因為指鹿為馬的法家早就臭了，劃入法家使他們不批自倒。
總的來說，道家突出一點，社會更加自由，粗獷一點；儒家突出一點，更加公正一點。
總的來看儒道兩家還要搭幫走下去。你要造個潛水艇，用社會的仁義‘道’做指導是不行的。我的孩子老是考鴨蛋，將來可能成為自己的負擔，咱也不能把他扔到垃圾堆上。
儒學把仁義道德作為一切治理國家的指導性綱領。形成社會觀指導原則上的大一統。
以人民的利益為核心。而不能是簡單的富國強兵。雖然差若毫厘，但卻謬以千裏。
儒學的行為規範不能再是繁雜的‘禮’。隻要符合人的利益便可，在仁義之中包容自由。
儒學的人性論不能隻是追求‘君子’。而應該追求個人價值的實現。人人都實現了個人價值，就撫育了這個社會。也間接贍養了天下的老人。
我再說一遍，儒學應以社會責任為根本，以正義、仁愛為主幹，以人的權益為輪廓。
就是，仁愛、正義、人的權益；使人修身、齊家、立業，實現個人價值。
筆者並非專家，但是筆者有權利把自己的‘認知’寫在自己書中。雖然他很鄙陋，但我們對曆史的認知絕非一言堂。
本書終於可以完結了。
多情者多艱，寡情者少難，情之不斂，運無幸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