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
眉頭微微一跳,鄉城有些詫異的看著山田慶一這位滿洲國的農工部的農業顧問,他之所以對華北有農村極為了解,是因為其曾在滿鐵調查部任職,曾參與過對華北農村的調查,但這種“企業論”,還是鄉城第一次聽說。更新最快【首發】
“是的,這正是管明棠的獨道之外,在幾乎所有人的眼中,鄉村就是鄉村,似乎沒有什麽不同,但是管明棠卻將鄉村視若一個個獨立的工廠,而所謂的市鎮,實際就是廠町周圍的集市,所以,當他開始思考對於農村統治與發展問題時,他首先想到的是一家沒落的工廠如何重新興旺起來,”
無疑,這個觀點可以說是極具
“一家工廠的沒落不僅僅有著市場的因素,同樣管理層也負有責任,作為一名商人,當他收購了一家工廠後,其管理層存在著失誤的情況下,就必須要將其淘汰,同時,他還需要對收購工廠進行整合,”
作為一名農業研究學者,山田慶一曾和許多人一樣,隻是專注於農業問題研究,在他研究華北農業時,作為一個研究項目,當他研究邯彰的農業時,最初也是和其它人一般,對農村合作社隻是稍加關注罷了,但最終通過不斷的加深了解,使得他最終發現了一個其它人未曾關注過的問題――鄉村的企業化。
“而對於這種整合,他需要麵對幾個急為迫切的問題,首先,那些工廠無一例外都是經營失敗的,而且設備淩‘亂’,再次,工人的素質亦是低下的,最後,管理層亦是落伍甚至保守的,如何解決這三個問題呢?如何讓這些企業重新煥發生機呢?這正是管明棠所需要麵對的問題,要解決這家企業的設備問題,也就是土地問題,他選擇了暫時放棄這一問題,而是首先對管理層動刀,在這個企業中,舊有的管理層是落伍保守的,且對企業衰敗付出責任的,所以,他選擇了中間階層,也就是富農!與許多地主或是依靠繼承、或是依靠聲望、或是依靠權力甚至本身就是土匪不同的是,富農大都是依靠勤勞致富的,有的是租種地主田地致富的,其特點是:其大都是種田能手,本人參加勞動兼做工或經營小商業,如現在擺地攤的小商販。.tw有的是賣‘肉’的屠夫、有的是木匠,他們在村落裏的威望,表麵上看似低於士紳地主,實際上,他們的威望卻遠勝於地主,隻是其在政治上未得到充分的肯定,而管明棠將農村以企業看待後,無疑相比於普通農民和地主,這些富農則是成功的,通過對富農子弟進行集團教育,教授他們現代的鄉村行政知識、農業知識以及其它商業知識,進而又通過成立示範‘性’的農村合作社,使得零散的農民個體,變成了農村合作社這一合作機構的成員,而在這一過程中,管明棠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
關於‘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刨台上解刨了幾千次,裝在實驗管裏化驗了幾千百次。而對細節情報的分析,恰正是日本人的長處,也正因如此,山田慶一才會發現這一被許多人忽視的“細節”,而這一細節,在山田慶一看來,甚至直接決定了邯彰的成功。
“在完成這一切工作的同時,其即開始對企業的設備問題,也就是土地問題加以解決,而這些,以地主為核心的士紳已經無法再像過去一樣掌握鄉村,鄉村已經由富農為主體的階層所控製,而村莊的合作化亦同時展開,使得邯彰第一次將政權真正深入到鄉村最基層,以村落為單位的合作社從單純的經濟組織,銳變為擔負農村行政管理組織,與中國其它地區仿效日本成立的村公所,依靠法律賦予地位不同,合作化村落所依靠的卻是經濟,其利用經濟利益作為工具,緊緊的將每一個工人,也就是農民都牢牢的捆綁在一起,從而真正意義上掌握了農村,控製了農村,或者說控製了農民!”
“那,這豈不是像蘇俄的集體農莊一樣?”
“當然不一樣,集體農莊的目的是為了盡可能的掠奪農村的剩餘價值,而農村合作社卻是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農村現有的人力以及土地資源創造盡可能多的財富,在農村合作社內,土地等資源依然屬於農戶,而不是合作社,合作社僅隻有指導權,他們對農戶的控製,實際上通過同農業合作社的配合,以市場的手段加以控製,即向合作農戶提供較市價低廉的化‘肥’、農具以及良種甚至工業消費品,高於市價的作物、副產品銷售。”
“無論是供或銷,通過有組織的供銷,通過中間環節的減少,其經營成本大為降低,表麵上農民得到了低於市場5-10%的所需品,但農業合作社的利潤卻依然遠大於普通批發商,而農業合作社直接向農村合作社采購小麥、棉‘花’等農副產品,因中間環節的減少,采購成本有所降低,而農村合作社亦可在利潤空間內提高采購價,從而讓農民受益,在這一過程中,三方的利益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一個穩固的基層企業群由此出現,而這個穩固的企業群最終銳變成為極為嚴密的政fu統治基礎――任何農民個體都因在經濟上對合作社的嚴重依賴,決定了政fu通過合作社實現了對農村的全麵掌控!”
農戶離開了合作社會發生什麽樣的情況呢?
曾經於鄉間橫走的依靠壓低價格收購農產品的小商販早已在合作化的過程中被慢慢的淘汰了,現在的邯彰農村一但離開合作社,農戶生產的農副產品無法售出,至少無法售出合作社的價格,除去依賴合作社之外,農戶幾乎沒有其它的選擇,不過合作社並沒有因此像過去的商販、糧商一般壓榨農民,他們在保障農戶利益的同時,通過對農副產品的深加工獲得了更多的利益,加之代民儲藏糧食獲得的巨額收益,使得農業合作社根本就沒有必要去壓榨最底層的農民,而且本村的合作亦盡可能的保障農民的利益,在這一過程中,農民對無論是農業亦或是本村的合作社越來越依賴,三者結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當中國的其它地區的村落還是一個個散落的個體時,而在邯彰,農村卻早就成了一個緊密的不可分割的團體,即便是城市中那些所謂的獨立企業,亦無法離開合作社,因為合作社壟斷著農村80%的消費市場,同時控製著100%的農副原料,通過經濟上的努力實現的,管明棠假借經濟手段實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控製,借助兩個龍頭控製了邯彰的一切,這一切都決定了,邯彰的政fu,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政fu,或者說,這個政fu早就擺脫了傳統政fu的框架,而是一種新形態的政fu,而現在,華北正在一步步的邯彰化……”
話聲略微一頓,山田慶一的臉上‘露’出濃重的佩服之意。
“用辦企業的方式去辦政fu,通過經濟化帶來的利益影響,實現對社會的有機控製,無疑是極為成功的,但是在另一方麵,他卻又對中國傳統鄉村社會體係造成了嚴重的衝擊!”
衝擊!
眉頭微微一揚,鄉城之助看著山田慶一,示意他繼續說下去。
“盡管通過縣議事會的成立,使得紳權從鄉村轉向縣府,不在鄉地主無論是在中國亦或是日本,都是發展的必然趨勢,再者,在邯彰時期,所有的改變,對地主盡管造成衝擊,但卻是改變在前,衝擊在後,地方士紳雖受衝擊,但矛盾並不‘激’烈,而在華北,卻是衝擊在前,因為華北的地主已經從良種、化‘肥’的推廣中受益,而現在華北實施的《土地遞進稅製》對華北的鄉村士紳階層造成嚴重的經濟衝擊,迫於遞進稅製,鄉村士紳不得不將土地按照政fu核準價格出售給予政fu或個人,而相應的其所得到的收益,遠低於對外租地的回報,而這進一步分裂了政fu與紳權之間的關係,也正是這一切,導致了現在華北出現一種極為微妙的變化,一方麵,人們稱讚管明棠,又離不開他,一方麵,人們卻又指責管明棠,也就造成了……”
手指輕點著報紙上的報道,用玩味的略帶著些可惜的口‘吻’說道。
“管明棠就變成了司馬昭,而這種司馬昭之心,其中亦有反對《遞進稅》的士紳和其子弟推‘波’助瀾,又不乏政黨假以推手,前者試圖籍此迫使中央介入華北事物,而後者又複雜許多,其中亦有管明棠的支持者,更多的卻是反對者,支持者認識,與中央決裂有利於華北,而反對者則認為這是一個機會,一個造成新內戰的機會,總之,在諸多複雜的原因下,現在的華北,表麵上看似進步迅速,工商業發展迅猛,但實際上其不穩‘性’,甚至遠超過南方,對於這一點,我想,作為當事人,管明棠比任何人都清楚!”
何止隻有他自己清楚,鄉城之助知道石原莞爾的分析也與其相近,隻不過眼前的山田慶一是通過經濟的角度去分析這一切,而石原卻更偏重於政治,但兩者的結論都是相同的――華北不穩!
亦正是這種不穩,使得華北有了與關東軍緩和的可能――管明棠是個商人,他會首先從利益的角度去看待問題,而對於華北而言,麵對各方麵的壓力,如果可以緩解“當麵壓力”的話,管明棠一定會抓住機會,從而在必要時,能夠以全部力量去迎擊來自南方的壓力。
“所以,我認為,無論管明棠是不是司馬昭,都是無關緊要的,實際上,如果讓我來看的話,管明棠不見得是司馬昭,但肯定是司馬懿,至少肯定能成為司馬懿!”
在這番肯定的話語從山田慶一的口中道出之後,火車已經再次開動了起來,鄉城之助朝著窗外望著,在視線中出現了英**人的時候,他隻是在輕聲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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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頭微微一跳,鄉城有些詫異的看著山田慶一這位滿洲國的農工部的農業顧問,他之所以對華北有農村極為了解,是因為其曾在滿鐵調查部任職,曾參與過對華北農村的調查,但這種“企業論”,還是鄉城第一次聽說。更新最快【首發】
“是的,這正是管明棠的獨道之外,在幾乎所有人的眼中,鄉村就是鄉村,似乎沒有什麽不同,但是管明棠卻將鄉村視若一個個獨立的工廠,而所謂的市鎮,實際就是廠町周圍的集市,所以,當他開始思考對於農村統治與發展問題時,他首先想到的是一家沒落的工廠如何重新興旺起來,”
無疑,這個觀點可以說是極具
“一家工廠的沒落不僅僅有著市場的因素,同樣管理層也負有責任,作為一名商人,當他收購了一家工廠後,其管理層存在著失誤的情況下,就必須要將其淘汰,同時,他還需要對收購工廠進行整合,”
作為一名農業研究學者,山田慶一曾和許多人一樣,隻是專注於農業問題研究,在他研究華北農業時,作為一個研究項目,當他研究邯彰的農業時,最初也是和其它人一般,對農村合作社隻是稍加關注罷了,但最終通過不斷的加深了解,使得他最終發現了一個其它人未曾關注過的問題――鄉村的企業化。
“而對於這種整合,他需要麵對幾個急為迫切的問題,首先,那些工廠無一例外都是經營失敗的,而且設備淩‘亂’,再次,工人的素質亦是低下的,最後,管理層亦是落伍甚至保守的,如何解決這三個問題呢?如何讓這些企業重新煥發生機呢?這正是管明棠所需要麵對的問題,要解決這家企業的設備問題,也就是土地問題,他選擇了暫時放棄這一問題,而是首先對管理層動刀,在這個企業中,舊有的管理層是落伍保守的,且對企業衰敗付出責任的,所以,他選擇了中間階層,也就是富農!與許多地主或是依靠繼承、或是依靠聲望、或是依靠權力甚至本身就是土匪不同的是,富農大都是依靠勤勞致富的,有的是租種地主田地致富的,其特點是:其大都是種田能手,本人參加勞動兼做工或經營小商業,如現在擺地攤的小商販。.tw有的是賣‘肉’的屠夫、有的是木匠,他們在村落裏的威望,表麵上看似低於士紳地主,實際上,他們的威望卻遠勝於地主,隻是其在政治上未得到充分的肯定,而管明棠將農村以企業看待後,無疑相比於普通農民和地主,這些富農則是成功的,通過對富農子弟進行集團教育,教授他們現代的鄉村行政知識、農業知識以及其它商業知識,進而又通過成立示範‘性’的農村合作社,使得零散的農民個體,變成了農村合作社這一合作機構的成員,而在這一過程中,管明棠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
關於‘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刨台上解刨了幾千次,裝在實驗管裏化驗了幾千百次。而對細節情報的分析,恰正是日本人的長處,也正因如此,山田慶一才會發現這一被許多人忽視的“細節”,而這一細節,在山田慶一看來,甚至直接決定了邯彰的成功。
“在完成這一切工作的同時,其即開始對企業的設備問題,也就是土地問題加以解決,而這些,以地主為核心的士紳已經無法再像過去一樣掌握鄉村,鄉村已經由富農為主體的階層所控製,而村莊的合作化亦同時展開,使得邯彰第一次將政權真正深入到鄉村最基層,以村落為單位的合作社從單純的經濟組織,銳變為擔負農村行政管理組織,與中國其它地區仿效日本成立的村公所,依靠法律賦予地位不同,合作化村落所依靠的卻是經濟,其利用經濟利益作為工具,緊緊的將每一個工人,也就是農民都牢牢的捆綁在一起,從而真正意義上掌握了農村,控製了農村,或者說控製了農民!”
“那,這豈不是像蘇俄的集體農莊一樣?”
“當然不一樣,集體農莊的目的是為了盡可能的掠奪農村的剩餘價值,而農村合作社卻是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農村現有的人力以及土地資源創造盡可能多的財富,在農村合作社內,土地等資源依然屬於農戶,而不是合作社,合作社僅隻有指導權,他們對農戶的控製,實際上通過同農業合作社的配合,以市場的手段加以控製,即向合作農戶提供較市價低廉的化‘肥’、農具以及良種甚至工業消費品,高於市價的作物、副產品銷售。”
“無論是供或銷,通過有組織的供銷,通過中間環節的減少,其經營成本大為降低,表麵上農民得到了低於市場5-10%的所需品,但農業合作社的利潤卻依然遠大於普通批發商,而農業合作社直接向農村合作社采購小麥、棉‘花’等農副產品,因中間環節的減少,采購成本有所降低,而農村合作社亦可在利潤空間內提高采購價,從而讓農民受益,在這一過程中,三方的利益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一個穩固的基層企業群由此出現,而這個穩固的企業群最終銳變成為極為嚴密的政fu統治基礎――任何農民個體都因在經濟上對合作社的嚴重依賴,決定了政fu通過合作社實現了對農村的全麵掌控!”
農戶離開了合作社會發生什麽樣的情況呢?
曾經於鄉間橫走的依靠壓低價格收購農產品的小商販早已在合作化的過程中被慢慢的淘汰了,現在的邯彰農村一但離開合作社,農戶生產的農副產品無法售出,至少無法售出合作社的價格,除去依賴合作社之外,農戶幾乎沒有其它的選擇,不過合作社並沒有因此像過去的商販、糧商一般壓榨農民,他們在保障農戶利益的同時,通過對農副產品的深加工獲得了更多的利益,加之代民儲藏糧食獲得的巨額收益,使得農業合作社根本就沒有必要去壓榨最底層的農民,而且本村的合作亦盡可能的保障農民的利益,在這一過程中,農民對無論是農業亦或是本村的合作社越來越依賴,三者結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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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聲略微一頓,山田慶一的臉上‘露’出濃重的佩服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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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
眉頭微微一揚,鄉城之助看著山田慶一,示意他繼續說下去。
“盡管通過縣議事會的成立,使得紳權從鄉村轉向縣府,不在鄉地主無論是在中國亦或是日本,都是發展的必然趨勢,再者,在邯彰時期,所有的改變,對地主盡管造成衝擊,但卻是改變在前,衝擊在後,地方士紳雖受衝擊,但矛盾並不‘激’烈,而在華北,卻是衝擊在前,因為華北的地主已經從良種、化‘肥’的推廣中受益,而現在華北實施的《土地遞進稅製》對華北的鄉村士紳階層造成嚴重的經濟衝擊,迫於遞進稅製,鄉村士紳不得不將土地按照政fu核準價格出售給予政fu或個人,而相應的其所得到的收益,遠低於對外租地的回報,而這進一步分裂了政fu與紳權之間的關係,也正是這一切,導致了現在華北出現一種極為微妙的變化,一方麵,人們稱讚管明棠,又離不開他,一方麵,人們卻又指責管明棠,也就造成了……”
手指輕點著報紙上的報道,用玩味的略帶著些可惜的口‘吻’說道。
“管明棠就變成了司馬昭,而這種司馬昭之心,其中亦有反對《遞進稅》的士紳和其子弟推‘波’助瀾,又不乏政黨假以推手,前者試圖籍此迫使中央介入華北事物,而後者又複雜許多,其中亦有管明棠的支持者,更多的卻是反對者,支持者認識,與中央決裂有利於華北,而反對者則認為這是一個機會,一個造成新內戰的機會,總之,在諸多複雜的原因下,現在的華北,表麵上看似進步迅速,工商業發展迅猛,但實際上其不穩‘性’,甚至遠超過南方,對於這一點,我想,作為當事人,管明棠比任何人都清楚!”
何止隻有他自己清楚,鄉城之助知道石原莞爾的分析也與其相近,隻不過眼前的山田慶一是通過經濟的角度去分析這一切,而石原卻更偏重於政治,但兩者的結論都是相同的――華北不穩!
亦正是這種不穩,使得華北有了與關東軍緩和的可能――管明棠是個商人,他會首先從利益的角度去看待問題,而對於華北而言,麵對各方麵的壓力,如果可以緩解“當麵壓力”的話,管明棠一定會抓住機會,從而在必要時,能夠以全部力量去迎擊來自南方的壓力。
“所以,我認為,無論管明棠是不是司馬昭,都是無關緊要的,實際上,如果讓我來看的話,管明棠不見得是司馬昭,但肯定是司馬懿,至少肯定能成為司馬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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