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李德裕的“名言”</strong>: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台閣儀範,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也。《舊唐書卷十八上·武宗紀》


    李德裕門第顯赫,他爺爺李棲筠做過禦史大夫,父親李吉甫在唐憲宗的時候做過宰相。他後來也做了宰相,對那些從科舉入仕的同僚,他大都瞧不起。


    李德裕的這句話固然有一定道理,卻不符合邏輯。熟悉朝廷禮儀製度,不是唯一的條件。按照唐製,官員的提拔,要從“德行、才用、勞效”這“三實”上考察2,可製度終歸是製度,要提拔誰特別是要用誰當宰相,說到底,還不是皇帝一句話?!皇帝的“喜好”才是一個人被重用的唯一條件。


    <strong>蘇味道的“名言”</strong>: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模棱以持兩端可矣。《舊唐書卷九十四·蘇味道傳》


    武則天當皇帝的時候,朝廷裏的大員沒挨過整的寥寥無幾,蘇味道就是其一。蘇味道的能力雖然很一般,但他對曆代宰相怎麽為官處事的那一套很有研究,深諧官場之道。他的為官秘訣說起來很簡單,就是模棱兩可,這一點,表麵上看和鄭板橋信奉的那個難得糊塗好像差不多。當時的人給他送了一個外號叫“蘇模棱”。


    這多少有些令人費解:武則天那麽精明,怎麽會用這樣的人當宰相呢?這不犯糊塗嗎?其實,這恰恰是武則天的精明。武則天剛坐上龍椅的時候,“群情不附”。為此,在人的使用上,她采取了兩手抓。一手就是任用酷吏、親信,以打擊異己,樹立威信。一手就是任用“和事姥”式的人物做宰輔,以緩和矛盾,平衡局勢。武則天用蘇味道,顯然用的是他的“特長”。


    耐人尋味的是,這麽一個看起來毫無原則,毫無主見的人,卻對他的弟弟要求很嚴。因為身居相職,有實權,他的弟弟常常求他辦事。但蘇味道似乎很“正經”,經常予以回絕,惹得他弟弟動不動就當麵把他一頓淩辱,可他一點也不介意,坦然待之。這真叫人犯琢磨:如此“涇渭分明”的蘇味道,哪個是真實的呢?看來,人這個感情動物,有時候真的很複雜。


    <strong>李義琰的“名言”</strong>: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舊唐書卷八十一·李義琰傳》4


    人都有七情六欲,這很正常。關鍵的是,凡事都有個度,過了度就物極必反了。李義琰當宰相的時候,唐高宗因為患頭風病,朝廷上的日常事務基本都由武則天處理,人稱“二聖”。也正因為此,武則天的野心逐漸開始膨脹,有不少大臣也開始倒向她這一邊,可李義琰似乎並不買武則天的帳。


    有一次,高宗想正式下詔叫武則天堂而皇之地管理朝政,李義琰據理力爭,高宗才放棄了這個打算。等到高宗死後,武則天以太後名義臨朝稱製,任命已經退休的李義琰為懷州刺史,但李義琰思前想後沒有接受。他為什麽不接受呢?因為他怕,怕武則天報複。果不其然,武則天掌握了大權後,殺了不少異己者,但李義琰卻安然無恙。


    還有一次,他的弟弟給他買了一些木料,叫他蓋一個大房子,他說什麽也不肯。後來,那些木料因為閑置的時間長了,日曬雨淋都腐爛了。他為什麽不蓋大房子呢?還是因為那個字:怕。也就是說,他不是不想,他怕的是因此招人嫉恨,給人留下批評的口實。看來,人要活得坦然,還真得像李義琰那樣,心裏頭存著這麽一點“怕”的念頭。惟有“怕”,才能自警;唯有“怕”,才能知足;唯有“怕”,才能吃得香睡得實。


    <strong>崔日用的“名言”</strong>:吾一生行事,皆臨時製變,不必重專守始謀。每一念之,不覺芒刺在於背也。《舊唐書卷九十九·崔日用傳》5


    官場這碗飯不好吃,其中的甘苦,隻有親曆者自知。唐中宗李顯複位,經睿宗,到玄宗即位,這期間唐室最高集團的內部,勢力交織,明爭暗鬥,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站錯了隊,跟錯了人,就意味著身敗名裂。但正像史籍所評,崔日用“每朝廷有事,轉禍為福,以取富貴”6。這是他的聰明處,也正是他的圓滑處。


    崔日用先是攀附武三思,等到武三思被誅,中宗暴亡,韋後稱製,崔日用審時度勢,又馬上攀附上了時任太子的唐玄宗。崔日用為什麽看好了唐玄宗呢?當時的幾股勢力中,睿宗儼然一個傀儡,不足論;韋後雖然臨朝稱製,但德行有虧,人心早已背之;太平公主雖然權勢熏天,但外強中幹;他看好李隆基的,在很大程度上用的就是這種“排他法”。


    但不管怎麽說,這步棋,崔日用真的走對了,他終於混來了位極人臣的地位和榮耀。不過,他付出的代價似乎是:很累,累心。他的腦筋得時刻轉動著,不停算計著,因為隻要打個盹兒,就可能反過來被別人算計掉。吃啥樣的飯,出啥樣的力,這個理兒,他懂。


    <strong>李林甫的“名言”</strong>:但有材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舊唐書卷一百六·李林甫傳》7


    曆史是人創造的,記錄曆史的典籍也是人寫的,這就免不了帶有寫作者個人的思想感情。十分有趣的是,有的史書,撰寫者似乎特別敬業,按照他的評判標準,“好人”、“壞人”等等之劃分,早已經給你搞定,你隻要到目錄裏一找就可以了。比如說李林甫吧,《新唐書》就把他列入了《列傳·奸臣》裏。然而,這客觀嗎?


    在帝製的時代,皇帝就是一手遮天的大老板,在大老板手下工作,幹好了,受獎賞;幹砸了,被炒掉,很正常。維護老板的尊嚴和地位,秉承老板的意圖行事,是一個“員工”基本的“職業道德”。在這一點上,李林甫做的十分突出,唐玄宗之所以那麽信任李林甫,這當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然而,說他不擇手段也好,損人害己也罷,李林甫就是被扣上了奸臣的帽子,這頂帽子,他帶了一千多年;對他的評價,也人雲亦雲了一千多年。不過,從李林甫的這句話裏,確實能感受到他的“獨特”。看來,李林甫做宰相一做二十來年,並非偶然,絕不是一個“奸”字所能概括。


    <strong>魏徵的“名言”</strong>: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徵傳》8


    按照哲學的說法,任何事物偶然中都有必然。魏徵的直言敢諫,似乎無人可及,早已經成為忠貞耿直的形象載入青史。這看起來很偶然,然而,偶然中真的有必然。魏徵對唐太宗說的這句話,真實而且簡明地道出了這種必然。


    凡事都是倆好嘎一好,魏徵不是糊塗蛋,他的耿直,其實藏著大智若愚。不顧對方的反應,瞎幹蠻幹的事他不會幹。關於他那些直言敢諫的軼聞,你就品吧,閃耀著的實在是他的睿智與理性,也不乏帶點不露痕跡的圓滑與世故。


    人與人的交往,特別是與領導的交往,的確有講究。聰明的部下,會在恰當的時機,恰當的地點,以恰當的語言,讓領導接受自己的意見或建議。最愚蠢的行為導致最難堪的後果是:盡管打著合理化建議的大旗,領導卻對你的話充耳不聞,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沒當狗放屁。更糟糕的是,換來一副小鞋穿,那就更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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