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身邊的變法集團在政治上的幼稚，集中體現在康有為身上。而康有為的不成熟，則體現在他的“狂”之一字上。極端固執是康有為最顯著的性格特征，這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則是致命的缺陷。這導致康有為目光狹隘、行事偏激，也注定了他不能從善如流，把握時機，領導維新變法繞過重重暗礁走向勝利。他既敢於挺身而出又難以駕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風起雲湧的大變革中，他做事過於理想，不善權變通融，不是勉為其難，就是自不量力。
對於光緒這樣百年不遇的“聖君”，康有為頂禮膜拜，萬般信賴。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去，機會方來，他焉能不放手一搏？他再不屑於像洋務那樣搞點滴改良，更不屑於投靠地方督撫以幕僚終老。蛟龍出海，猛虎下山，他一出手就是大手筆大氣魄，難怪乎見過他的人說他“懾力勝人”。
然而，他不是法國的拿破侖，手中無一兵一卒，卻幻想走極端路線“誅祿圍園”，發動宮廷政變，廢除太後，捕殺大臣，效仿二十四史中“扶皇帝登午門”，“於萬軍之中，取上將首級”那一套程式。殊不知這在精明幹練、深諳宮廷陰謀的慈禧眼中，他無異於是一個舞台戲文看得太多的土鄉紳;他不是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卻在初得光緒的一點賞識之後便躊躇滿誌，不廣結盟友，卻打草驚蛇，四麵樹敵，殺氣騰騰地直接向反對變法的軍機大臣榮祿公開挑畔：“殺二三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試想榮祿何許人也？他是慈禧最依重的心腹重臣，官場老手，手握雄兵，且能容你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這般威脅，矛盾焉有不激化之理？北宋王安石以其尊崇無比的宰相地位，和無懈可擊的道德聲望，敢於石破天驚地喊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最終仍然歸於慘敗，遑論康有為一個工程部科長(工部主事)？康有為擺出你死我活的架勢，也許是為了震懾頑固派的囂張氣焰。但這種情緒化的言論固然非常痛快，卻缺乏改革家應有的冷靜和理性，無可避免地引出政壇動蕩的負麵影響。
先秦時韓非子早有預言：“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堂弟康廣仁對康有為的缺陷看得十分清楚：
伯兄(康有為)規模太廣，誌氣太銳，包攬太多，同誌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渠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弟私竊深憂之！
梁啟超則直接評價其尊師：“吾以為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者，不如謂之理想者。”而同為變法領袖的梁啟超雖然才華橫溢，膽力和韌力還不如其師。戊戌維新的領導人物大都是一批知識界精英，作為學者和思想家、宣傳家，他們才華橫溢，幾乎每人都有極深的學術造詣，有的人還是學界泰鬥。不幸的是，他們中沒有產生一位真正的政治家、軍事家、實幹家。
這就是中國傳統文人的悲劇宿命。他們雖有獻身精神，但疏於政務，黯於世事，對政治鬥爭的殘酷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和必要準備。在一個古老腐朽的國度裏，僅僅是搬搬椅子挪個座位，都要流血死人，而要靠文人的一紙改革理想，想實現什麽大同世界，實在是癡人說夢。但這就是一夥天真和真誠得同時讓人不忍批評的人。他們手裏隻有一支筆，但老是覺得可以“一支筆橫掃千軍”。他們隻有一顆心，卻老是拍著胸膛，說“胸中自有雄兵百萬”。“炕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這樣血與火的曆史一次次重演，從來也沒把他們教育得聰明一些。“殺幾個一品大員”等於“變法”--真的，康有為怎麽會以這樣的姿態在森森紫禁城中第一次亮相呢？他根本沒有刀，卻在刀槍叢林中操“刀”上場。而且這麽快就把自己心裏的“刀”亮給了敵手，他究竟所恃何物？
改革本身是一項巨大而複雜的社會係統工程，會遇到舊勢力千萬百計的反對和阻撓。因此，改革者不僅需要有理想熱情、有獻身精神，更需要智慧謀略、洞察能力，最大限度地爭取同盟者，減小改革阻力。政壇沒有給誰設立道德法庭，政治家隻講共同利益，不能過多地拘泥於個人道德。在封閉保守泥沙俱下的晚清帝國進行這樣一場千年未有的大變革，幻想改革陣營裏隻能是心心相映的同誌好友，是天真幼稚而且十分有害的想法。維新派的政治選擇固然需要考慮道德因素，人心向背，但更重要的是看力量對比，是把握權力的杠杆，影響有影響力的人站到自己一邊。隻要是對變法的事業有利，可以與魔鬼打交道，同曾經是敵人的一方結成聯盟。
可惜，康有為們沒有積極爭取各種可能爭取的力量，哪怕是暫時的同盟者。他們的本錢和實力，與日本的維新派們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他們缺乏強大的政治後盾和雄厚的經濟實力，但當強學會成立，像李鴻章這樣在晚清政局中舉足輕重的人主動示好，提出捐銀三千兩時，卻被維新派以其簽訂《馬關條約》聲名不佳為由斷然拒絕，揚言絕不要漢奸賣國賊的錢。這不僅打了李鴻章的臉，也使李鴻章屬下的淮係軍人也拂手而去(聶士成在強學會成立之初也曾捐銀相助，後來卻與康梁形同水火，政變後即賣力地追捕梁啟超)。
待到康梁與張之洞鬧翻，地方督撫大員可依靠者已屈指可數，實際已成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其實，在維新派同頑固派的鬥爭中，李鴻章和洋務派分至少可以起到緩衝矛盾、甚至牽製削弱頑固派作用的，如果拉住了他們，就會使大多數袖手旁觀的官僚群體保持中立，使維新運動具有更大的聲勢和群眾基礎。反之，就會使大多數官僚跟在頑固派後邊少見多怪，蜀犬吠日。可是維新派沒有看到這一點。與日本明治維新強大而龐雜的同盟軍相反，中國的維新隊伍隨著變法的深入而七零八落，四處走散。
光緒推進變法的心情實在是太迫切了，連老謀深算謹言慎行的袁世凱看也對他所用非人的缺點洞若觀火，苦心勸諫道：
古今各國變法非易，非有內變，即有外患。請忍耐待時，步步經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變法尤在得人，必須有真正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讚襄主持，方可仰答聖意。至新進諸臣，固不乏明達猛勇之士，但閱曆太淺，辦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誤，累及皇上，關係極重，總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
可惜，“不畏浮雲遮望眼，隻緣身在最高層”，當年血氣方剛的康梁一派對此置若罔聞。好衝動的書生康有為與好衝動的光緒皇帝結合在一起，結果可想而知。
對於光緒這樣百年不遇的“聖君”，康有為頂禮膜拜，萬般信賴。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去，機會方來，他焉能不放手一搏？他再不屑於像洋務那樣搞點滴改良，更不屑於投靠地方督撫以幕僚終老。蛟龍出海，猛虎下山，他一出手就是大手筆大氣魄，難怪乎見過他的人說他“懾力勝人”。
然而，他不是法國的拿破侖，手中無一兵一卒，卻幻想走極端路線“誅祿圍園”，發動宮廷政變，廢除太後，捕殺大臣，效仿二十四史中“扶皇帝登午門”，“於萬軍之中，取上將首級”那一套程式。殊不知這在精明幹練、深諳宮廷陰謀的慈禧眼中，他無異於是一個舞台戲文看得太多的土鄉紳;他不是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卻在初得光緒的一點賞識之後便躊躇滿誌，不廣結盟友，卻打草驚蛇，四麵樹敵，殺氣騰騰地直接向反對變法的軍機大臣榮祿公開挑畔：“殺二三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試想榮祿何許人也？他是慈禧最依重的心腹重臣，官場老手，手握雄兵，且能容你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這般威脅，矛盾焉有不激化之理？北宋王安石以其尊崇無比的宰相地位，和無懈可擊的道德聲望，敢於石破天驚地喊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最終仍然歸於慘敗，遑論康有為一個工程部科長(工部主事)？康有為擺出你死我活的架勢，也許是為了震懾頑固派的囂張氣焰。但這種情緒化的言論固然非常痛快，卻缺乏改革家應有的冷靜和理性，無可避免地引出政壇動蕩的負麵影響。
先秦時韓非子早有預言：“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堂弟康廣仁對康有為的缺陷看得十分清楚：
伯兄(康有為)規模太廣，誌氣太銳，包攬太多，同誌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渠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弟私竊深憂之！
梁啟超則直接評價其尊師：“吾以為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者，不如謂之理想者。”而同為變法領袖的梁啟超雖然才華橫溢，膽力和韌力還不如其師。戊戌維新的領導人物大都是一批知識界精英，作為學者和思想家、宣傳家，他們才華橫溢，幾乎每人都有極深的學術造詣，有的人還是學界泰鬥。不幸的是，他們中沒有產生一位真正的政治家、軍事家、實幹家。
這就是中國傳統文人的悲劇宿命。他們雖有獻身精神，但疏於政務，黯於世事，對政治鬥爭的殘酷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和必要準備。在一個古老腐朽的國度裏，僅僅是搬搬椅子挪個座位，都要流血死人，而要靠文人的一紙改革理想，想實現什麽大同世界，實在是癡人說夢。但這就是一夥天真和真誠得同時讓人不忍批評的人。他們手裏隻有一支筆，但老是覺得可以“一支筆橫掃千軍”。他們隻有一顆心，卻老是拍著胸膛，說“胸中自有雄兵百萬”。“炕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這樣血與火的曆史一次次重演，從來也沒把他們教育得聰明一些。“殺幾個一品大員”等於“變法”--真的，康有為怎麽會以這樣的姿態在森森紫禁城中第一次亮相呢？他根本沒有刀，卻在刀槍叢林中操“刀”上場。而且這麽快就把自己心裏的“刀”亮給了敵手，他究竟所恃何物？
改革本身是一項巨大而複雜的社會係統工程，會遇到舊勢力千萬百計的反對和阻撓。因此，改革者不僅需要有理想熱情、有獻身精神，更需要智慧謀略、洞察能力，最大限度地爭取同盟者，減小改革阻力。政壇沒有給誰設立道德法庭，政治家隻講共同利益，不能過多地拘泥於個人道德。在封閉保守泥沙俱下的晚清帝國進行這樣一場千年未有的大變革，幻想改革陣營裏隻能是心心相映的同誌好友，是天真幼稚而且十分有害的想法。維新派的政治選擇固然需要考慮道德因素，人心向背，但更重要的是看力量對比，是把握權力的杠杆，影響有影響力的人站到自己一邊。隻要是對變法的事業有利，可以與魔鬼打交道，同曾經是敵人的一方結成聯盟。
可惜，康有為們沒有積極爭取各種可能爭取的力量，哪怕是暫時的同盟者。他們的本錢和實力，與日本的維新派們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他們缺乏強大的政治後盾和雄厚的經濟實力，但當強學會成立，像李鴻章這樣在晚清政局中舉足輕重的人主動示好，提出捐銀三千兩時，卻被維新派以其簽訂《馬關條約》聲名不佳為由斷然拒絕，揚言絕不要漢奸賣國賊的錢。這不僅打了李鴻章的臉，也使李鴻章屬下的淮係軍人也拂手而去(聶士成在強學會成立之初也曾捐銀相助，後來卻與康梁形同水火，政變後即賣力地追捕梁啟超)。
待到康梁與張之洞鬧翻，地方督撫大員可依靠者已屈指可數，實際已成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其實，在維新派同頑固派的鬥爭中，李鴻章和洋務派分至少可以起到緩衝矛盾、甚至牽製削弱頑固派作用的，如果拉住了他們，就會使大多數袖手旁觀的官僚群體保持中立，使維新運動具有更大的聲勢和群眾基礎。反之，就會使大多數官僚跟在頑固派後邊少見多怪，蜀犬吠日。可是維新派沒有看到這一點。與日本明治維新強大而龐雜的同盟軍相反，中國的維新隊伍隨著變法的深入而七零八落，四處走散。
光緒推進變法的心情實在是太迫切了，連老謀深算謹言慎行的袁世凱看也對他所用非人的缺點洞若觀火，苦心勸諫道：
古今各國變法非易，非有內變，即有外患。請忍耐待時，步步經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變法尤在得人，必須有真正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讚襄主持，方可仰答聖意。至新進諸臣，固不乏明達猛勇之士，但閱曆太淺，辦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誤，累及皇上，關係極重，總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
可惜，“不畏浮雲遮望眼，隻緣身在最高層”，當年血氣方剛的康梁一派對此置若罔聞。好衝動的書生康有為與好衝動的光緒皇帝結合在一起，結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