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strong>孝宗即位以後，查獲一個文件夾，上麵都署名為“臣安進”—是萬安的奏折，每一件都是向皇帝推薦“房中術”的秘方。孝宗派太監懷恩帶著這些奏折前往內閣，傳達他的口諭：這是大臣應當做的事嗎？
從秦至清的帝製時代，值得稱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數，除了打天下的開國君主，大多數守成君主，實在難以恭維。何故？這批人從小在深宮高牆之內成長，沒有經曆磨難，耳邊一片阿諛奉承之詞，養成剛愎自用、驕奢淫逸的習性。指望他們力挽狂瀾，難矣哉！清朝初年的曆史學家穀應泰對此有一段精辟的議論，頗值得細細品味。他說：“人主在繈褓，則有阿姆之臣；稍長，則有戲弄之臣；成人，則有嬖幸之臣；即位，則有麵諛之臣。千金之子，性習驕佚，萬乘之尊，求適意快誌，惡聞己過，宜也。”
當然，也有例外。穀應泰的這段話是在評論明孝宗朱祐樘時說的，在他看來，孝宗就是例外：孝宗恭儉仁明，勤求治理，身邊多是高風亮節、敢於直言極諫的大臣，原因在於，他多方征求方正之士，杜絕嬖幸之門，抑製外戚，製裁太監。他在早朝之外增設午朝，頻繁召見大臣，訪問疾苦，尋求治安之道。所以弘治一代，號稱“眾正盈朝”。
這和孝宗的素質很有關係。他在太子時期，得到博學多才的程敏政、劉健等人的指點，熟讀經史，養成“仁孝恭儉”的品格。即位後仍然手不釋卷，經常閱讀《孝經》、《尚書》、《朱熹家禮》、《大明律》，稍有疑問立即請教儒臣法吏。無怪乎人們稱讚他是明朝最為遵循儒家倫理規範的皇帝。他即位以後，撥亂反正，罷黜佞幸之臣，對內閣、六部作了大幅度的人事調整。
首先觸及的是內閣大學士萬安。此人可以說是一無是處，不會理政，隻會高呼“萬歲”，被人譏諷為“萬歲閣老”。他升官的法門，就是巴結萬貴妃及其兄弟，投皇帝所好，與方術佞幸李孜省互相勾結，紊亂朝政。孝宗即位以後，查獲一個文件夾，上麵都署名為“臣安進”—是萬安的奏折，每一件都是向皇帝推薦“房中術”的秘方。孝宗派太監懷恩帶著這些奏折前往內閣，傳達他的口諭：這是大臣應當做的事嗎？萬安無法辯解，一聲不吭，隻顧叩頭。他的名聲本來就臭，言官聽說此事，接二連三上疏彈劾。孝宗順從輿論，把萬安罷官。
接著被罷官的是另一個內閣大學士尹直。和萬、尹沆瀣一氣的大學士劉吉，有風雨飄搖之感，向言官們封官許願，建議皇帝越級提拔言官，希望他們手下留情。這一招果然厲害，言官們都緘默了。但是言官以外還有敢於直言的人。翰林院候補官員張昇首先出來彈劾，說劉吉把口蜜腹劍的李林甫和鉗製言路的賈似道，合而為一，是雙料奸臣。大理寺官員夏堠上疏彈劾，劉吉的罪狀，並不比萬安、尹直小。奇怪的是，劉吉屢遭彈劾，依然在加官進爵，人們稱他為“劉棉花”—“愈彈愈起”。後來引起皇帝的厭惡，派太監到他家，勒令罷官。
清除宵小之徒，是為了起用德高望重的正直大臣。孝宗即位之初，就想起了剛直不阿的司禮監太監懷恩—因為支持言官抨擊傳奉官被先帝貶往鳳陽，出於敬佩與倚重之心，把他召回。懷恩回來後，立即向孝宗建言：罷免阿諛萬貴妃的佞臣，召還剛直方正的王恕。孝宗采納了這一建議，召回已經致仕的南京兵部尚書，出任吏部尚書，讓他負責領導班子的調整工作。
王恕在成化年間就以敢於直言極諫而聞名，先後應詔陳言二十一次，上疏建白三十九次，全力阻擊佞幸。朝中官員都傾心仰慕，遇到朝廷大事難以決斷，必定請王公表態。當時有這樣的民謠：“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佞幸大臣為之側目，皇帝也頗為“厭苦”，給他一個太子少保的頭銜，讓他退休。
王恕曆任巡撫、侍郎，直至尚書，都在留都南京，一直不受重用，其原因正如《明史·王恕傳》所說：“以好直言，終不得立朝。”退休以後，名聲愈加高漲，言官推薦幾無虛日。孝宗順應輿論起用王恕為吏部尚書，順應了輿論。
王恕剛剛抵達北京，很有政治頭腦的翰林院庶吉士鄒智，向他提醒：以往大臣不能會見皇帝，所以朝廷事事苟且。先生應該先請求皇帝召見，一一指出時政的弊端。
王恕在皇帝麵前暢所欲言，很好地履行了吏部尚書的職責。他向皇帝說，從正統年間以來，皇帝每日隻上朝一次，臣下覲見不過片刻。聖主雖然聰明，那裏能夠盡察大臣賢能與否？希望陛下每天下朝以後，前往便殿，召見大臣，詳細討論治國之道，謀劃大政方針。孝宗采納了這個建議，從弘治元年（1488）三月開始，早朝之外，增加了午朝，皇帝在文華殿接見大臣。被接見的大臣可以當麵向皇帝陳述政見，皇帝詳細詢問，作出裁決。
孝宗起用的另一位名臣，是學者型官僚丘浚。丘浚幼年喪父，由寡母李氏教導，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無書，常常走數百裏借書。苦讀的結果，是鄉試考了第一名。景泰五年（1454）成為進士，在翰林院工作，見聞愈加廣闊，熟悉國家典章製度，以經濟之才自負。成化元年（1465）朝廷在兩廣用兵，丘浚向內閣大學士李賢上書，洋洋數千言，指陳形勢。李賢很欣賞，推薦給皇帝，皇帝命人抄錄，發給總兵、巡撫參考。丘浚因此而聲名鵲起，晉升為禮部右侍郎兼國子監祭酒。
他鑒於真德秀的《大學衍義》關於“治國平天下”的內容有所欠缺，博采群書予以補充，寫了一本《大學衍義補》，闡述“四書”之一的《大學》關於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重點在於治國的方略。比如，他講到從唐代以來，朝廷財政仰賴於江南已見端倪，到了明代江南已經成為財賦重地，喚起朝廷對江南的重視，極具政治家見識。弘治元年（1488），他把此書呈獻給皇帝，孝宗看了非常欣賞，批示說：“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輔政治。”隨即指示禮部出版此書。用這樣的語言品評一本著作，顯示了品評者自身的學術功底，這與他太子時代受到的係統經史訓練，以及自己的文化追求有關。由於皇帝的器重，丘浚晉升為禮部尚書，奉命編撰《憲宗實錄》。弘治四年（1491）書成，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與機務，開創了尚書進入內閣的先例。當時他已經七十一歲了。
丘浚沒有辜負皇帝的信任，屢屢上疏，觸及時政的弊端。他指出：陛下端正自身作為立朝之本，清心寡欲應對政務，謹慎對待喜好不流於異端，節約開支不至於耗費國力，任用官員出於公心不失於偏聽，禁止拉關係以嚴肅內政，提倡義理以杜絕奸佞。這樣可以消除天災人禍，實現帝王之治。這位著名學者寫得興起，一共擬了二十二條，洋洋萬言。好學的孝宗耐心批閱，給予高度評價：“切中時弊”。
令人不解的是，王恕和丘浚這兩位皇帝倚重的大臣，互不服氣。有一天宮內舉行宴會，座次的排列有一點麻煩：丘浚作為內閣大學士，自以為應該排在王恕前麵；王恕以吏部尚書身份位居六部之首，自以為不宜排在禮部尚書丘浚後麵，頗有牢騷，從此結下嫌隙。不久，丘浚指使太醫院官員劉文泰彈劾王恕。劉文泰經常出入丘浚家，企求升官，吏部尚書王恕沒有批準。劉文泰自以為有丘浚撐腰，彈劾王恕變亂選拔官員的成法，揭露他請人為自己撰寫《大司馬王公傳》，大量透露被皇帝“留中”奏疏的內容。丘浚隨即指責王恕“賣直沽名”。孝宗聽信劉文泰與丘浚的意見，譴責王恕“沽名”，責令焚毀《大司馬王公傳》的書版。王恕不得不向皇帝作自我檢討，請求退休。王恕被迫退休，引來輿論嘩然，言官交章彈劾丘浚“媢嫉妨賢”。
弘治八年（1495）二月，七十六歲的丘浚去世，史家對他的蓋棺論定還是公允的，說他在內閣五年，常常以寬大啟迪皇上，用忠厚改變士人習氣，清廉耿介，嗜好學問，自己家的房屋低濕狹小，四十年沒有翻修。也指出他的弱點：“議論好矯激”，例如譏諷範仲淹的慶曆新政是“多事”，說嶽飛未必能夠恢複故土，秦檜有再造之功雲雲。這種令人驚駭的言論，與他性情的偏隘不無關係。他和內閣同僚議事，意見不合，竟然把官帽扔到地上；看不慣言官的言論，動不動就當麵大罵。和王恕有嫌隙，甚至見麵不說一句話，以至於指使劉文泰攻擊王恕，招來一片譴責聲。他去世後，劉文泰前往吊唁，被丘夫人趕了出去，罵道：因為你的緣故，使得已故相公與王公失和，背負不義的名聲。由此可見，丘浚和他的夫人，對於無端攻擊王恕，導致他的退休，事後有所反省，深感內疚。
王恕從政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如一，在吏部尚書任上，引薦的人才，如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嶽、劉大夏等，都是一時名臣。《明史·王恕傳》說：弘治二十年間，眾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稱極盛，王恕功不可沒。武宗即位後，仰慕他的名聲，派遣官員前往慰問，向他征求高見，要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正德三年（1508）四月，九十三歲的王恕逝世，武宗得到訃告，停止上朝，贈給左柱國、太師頭銜，賜諡號“端毅”。
從秦至清的帝製時代，值得稱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數，除了打天下的開國君主，大多數守成君主，實在難以恭維。何故？這批人從小在深宮高牆之內成長，沒有經曆磨難，耳邊一片阿諛奉承之詞，養成剛愎自用、驕奢淫逸的習性。指望他們力挽狂瀾，難矣哉！清朝初年的曆史學家穀應泰對此有一段精辟的議論，頗值得細細品味。他說：“人主在繈褓，則有阿姆之臣；稍長，則有戲弄之臣；成人，則有嬖幸之臣；即位，則有麵諛之臣。千金之子，性習驕佚，萬乘之尊，求適意快誌，惡聞己過，宜也。”
當然，也有例外。穀應泰的這段話是在評論明孝宗朱祐樘時說的，在他看來，孝宗就是例外：孝宗恭儉仁明，勤求治理，身邊多是高風亮節、敢於直言極諫的大臣，原因在於，他多方征求方正之士，杜絕嬖幸之門，抑製外戚，製裁太監。他在早朝之外增設午朝，頻繁召見大臣，訪問疾苦，尋求治安之道。所以弘治一代，號稱“眾正盈朝”。
這和孝宗的素質很有關係。他在太子時期，得到博學多才的程敏政、劉健等人的指點，熟讀經史，養成“仁孝恭儉”的品格。即位後仍然手不釋卷，經常閱讀《孝經》、《尚書》、《朱熹家禮》、《大明律》，稍有疑問立即請教儒臣法吏。無怪乎人們稱讚他是明朝最為遵循儒家倫理規範的皇帝。他即位以後，撥亂反正，罷黜佞幸之臣，對內閣、六部作了大幅度的人事調整。
首先觸及的是內閣大學士萬安。此人可以說是一無是處，不會理政，隻會高呼“萬歲”，被人譏諷為“萬歲閣老”。他升官的法門，就是巴結萬貴妃及其兄弟，投皇帝所好，與方術佞幸李孜省互相勾結，紊亂朝政。孝宗即位以後，查獲一個文件夾，上麵都署名為“臣安進”—是萬安的奏折，每一件都是向皇帝推薦“房中術”的秘方。孝宗派太監懷恩帶著這些奏折前往內閣，傳達他的口諭：這是大臣應當做的事嗎？萬安無法辯解，一聲不吭，隻顧叩頭。他的名聲本來就臭，言官聽說此事，接二連三上疏彈劾。孝宗順從輿論，把萬安罷官。
接著被罷官的是另一個內閣大學士尹直。和萬、尹沆瀣一氣的大學士劉吉，有風雨飄搖之感，向言官們封官許願，建議皇帝越級提拔言官，希望他們手下留情。這一招果然厲害，言官們都緘默了。但是言官以外還有敢於直言的人。翰林院候補官員張昇首先出來彈劾，說劉吉把口蜜腹劍的李林甫和鉗製言路的賈似道，合而為一，是雙料奸臣。大理寺官員夏堠上疏彈劾，劉吉的罪狀，並不比萬安、尹直小。奇怪的是，劉吉屢遭彈劾，依然在加官進爵，人們稱他為“劉棉花”—“愈彈愈起”。後來引起皇帝的厭惡，派太監到他家，勒令罷官。
清除宵小之徒，是為了起用德高望重的正直大臣。孝宗即位之初，就想起了剛直不阿的司禮監太監懷恩—因為支持言官抨擊傳奉官被先帝貶往鳳陽，出於敬佩與倚重之心，把他召回。懷恩回來後，立即向孝宗建言：罷免阿諛萬貴妃的佞臣，召還剛直方正的王恕。孝宗采納了這一建議，召回已經致仕的南京兵部尚書，出任吏部尚書，讓他負責領導班子的調整工作。
王恕在成化年間就以敢於直言極諫而聞名，先後應詔陳言二十一次，上疏建白三十九次，全力阻擊佞幸。朝中官員都傾心仰慕，遇到朝廷大事難以決斷，必定請王公表態。當時有這樣的民謠：“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佞幸大臣為之側目，皇帝也頗為“厭苦”，給他一個太子少保的頭銜，讓他退休。
王恕曆任巡撫、侍郎，直至尚書，都在留都南京，一直不受重用，其原因正如《明史·王恕傳》所說：“以好直言，終不得立朝。”退休以後，名聲愈加高漲，言官推薦幾無虛日。孝宗順應輿論起用王恕為吏部尚書，順應了輿論。
王恕剛剛抵達北京，很有政治頭腦的翰林院庶吉士鄒智，向他提醒：以往大臣不能會見皇帝，所以朝廷事事苟且。先生應該先請求皇帝召見，一一指出時政的弊端。
王恕在皇帝麵前暢所欲言，很好地履行了吏部尚書的職責。他向皇帝說，從正統年間以來，皇帝每日隻上朝一次，臣下覲見不過片刻。聖主雖然聰明，那裏能夠盡察大臣賢能與否？希望陛下每天下朝以後，前往便殿，召見大臣，詳細討論治國之道，謀劃大政方針。孝宗采納了這個建議，從弘治元年（1488）三月開始，早朝之外，增加了午朝，皇帝在文華殿接見大臣。被接見的大臣可以當麵向皇帝陳述政見，皇帝詳細詢問，作出裁決。
孝宗起用的另一位名臣，是學者型官僚丘浚。丘浚幼年喪父，由寡母李氏教導，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無書，常常走數百裏借書。苦讀的結果，是鄉試考了第一名。景泰五年（1454）成為進士，在翰林院工作，見聞愈加廣闊，熟悉國家典章製度，以經濟之才自負。成化元年（1465）朝廷在兩廣用兵，丘浚向內閣大學士李賢上書，洋洋數千言，指陳形勢。李賢很欣賞，推薦給皇帝，皇帝命人抄錄，發給總兵、巡撫參考。丘浚因此而聲名鵲起，晉升為禮部右侍郎兼國子監祭酒。
他鑒於真德秀的《大學衍義》關於“治國平天下”的內容有所欠缺，博采群書予以補充，寫了一本《大學衍義補》，闡述“四書”之一的《大學》關於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重點在於治國的方略。比如，他講到從唐代以來，朝廷財政仰賴於江南已見端倪，到了明代江南已經成為財賦重地，喚起朝廷對江南的重視，極具政治家見識。弘治元年（1488），他把此書呈獻給皇帝，孝宗看了非常欣賞，批示說：“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輔政治。”隨即指示禮部出版此書。用這樣的語言品評一本著作，顯示了品評者自身的學術功底，這與他太子時代受到的係統經史訓練，以及自己的文化追求有關。由於皇帝的器重，丘浚晉升為禮部尚書，奉命編撰《憲宗實錄》。弘治四年（1491）書成，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與機務，開創了尚書進入內閣的先例。當時他已經七十一歲了。
丘浚沒有辜負皇帝的信任，屢屢上疏，觸及時政的弊端。他指出：陛下端正自身作為立朝之本，清心寡欲應對政務，謹慎對待喜好不流於異端，節約開支不至於耗費國力，任用官員出於公心不失於偏聽，禁止拉關係以嚴肅內政，提倡義理以杜絕奸佞。這樣可以消除天災人禍，實現帝王之治。這位著名學者寫得興起，一共擬了二十二條，洋洋萬言。好學的孝宗耐心批閱，給予高度評價：“切中時弊”。
令人不解的是，王恕和丘浚這兩位皇帝倚重的大臣，互不服氣。有一天宮內舉行宴會，座次的排列有一點麻煩：丘浚作為內閣大學士，自以為應該排在王恕前麵；王恕以吏部尚書身份位居六部之首，自以為不宜排在禮部尚書丘浚後麵，頗有牢騷，從此結下嫌隙。不久，丘浚指使太醫院官員劉文泰彈劾王恕。劉文泰經常出入丘浚家，企求升官，吏部尚書王恕沒有批準。劉文泰自以為有丘浚撐腰，彈劾王恕變亂選拔官員的成法，揭露他請人為自己撰寫《大司馬王公傳》，大量透露被皇帝“留中”奏疏的內容。丘浚隨即指責王恕“賣直沽名”。孝宗聽信劉文泰與丘浚的意見，譴責王恕“沽名”，責令焚毀《大司馬王公傳》的書版。王恕不得不向皇帝作自我檢討，請求退休。王恕被迫退休，引來輿論嘩然，言官交章彈劾丘浚“媢嫉妨賢”。
弘治八年（1495）二月，七十六歲的丘浚去世，史家對他的蓋棺論定還是公允的，說他在內閣五年，常常以寬大啟迪皇上，用忠厚改變士人習氣，清廉耿介，嗜好學問，自己家的房屋低濕狹小，四十年沒有翻修。也指出他的弱點：“議論好矯激”，例如譏諷範仲淹的慶曆新政是“多事”，說嶽飛未必能夠恢複故土，秦檜有再造之功雲雲。這種令人驚駭的言論，與他性情的偏隘不無關係。他和內閣同僚議事，意見不合，竟然把官帽扔到地上；看不慣言官的言論，動不動就當麵大罵。和王恕有嫌隙，甚至見麵不說一句話，以至於指使劉文泰攻擊王恕，招來一片譴責聲。他去世後，劉文泰前往吊唁，被丘夫人趕了出去，罵道：因為你的緣故，使得已故相公與王公失和，背負不義的名聲。由此可見，丘浚和他的夫人，對於無端攻擊王恕，導致他的退休，事後有所反省，深感內疚。
王恕從政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如一，在吏部尚書任上，引薦的人才，如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嶽、劉大夏等，都是一時名臣。《明史·王恕傳》說：弘治二十年間，眾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稱極盛，王恕功不可沒。武宗即位後，仰慕他的名聲，派遣官員前往慰問，向他征求高見，要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正德三年（1508）四月，九十三歲的王恕逝世，武宗得到訃告，停止上朝，贈給左柱國、太師頭銜，賜諡號“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