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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回到長安之後，李儼的事務就開始繁忙起來。。。
從前他隻是管理鳳翔一地，有關的事務並不繁忙，但是現在回到了長安，他要管理的就是一個龐大的帝國了——盡管這個龐大的帝國已經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已經無法行使管理權的了。
尤其是，由於鳳翔本身的地域、人口限製，人才出現的幾率不大，同是其他資源也有所不足。當時李儼以及他的一幹近臣雖然對帝國日後的發展也擬訂過不少計劃，也對很多事情開始了前期的籌劃。但計劃也好，籌劃也好，都畢竟沒有落到實處，同時受鳳翔本身的條件所限，沒辦法落到實處。
而朝廷收複關中，李儼回到長安之後，情況就有所不同了。
關中地區是唐王朝經營數百年的根本重地，除此之外，從秦之後的曆朝曆代，除了偏安南方的朝代之外，其他朝代也都以關中地區為根本所在，對其的發展不遺餘力。因此京畿一帶的文化、經濟發展程度都相當高。即使經過黃巢軍的肆虐，其底子卻仍在。人力、物力、資源等等都不是鳳翔可比的。就算是以資源豐富而著名、從而成為了唐王朝的戰略大後方、根據地的兩川地區，也無法跟關中一帶相比。所以自古以來有“得關中者得天下”的說法。大秦王朝以關中為根據地，從而一統六國。而漢高祖劉邦，也正是先一步進入關中而奠定了戰勝項羽的基石。就連大唐，也是首先占據了關中才擁有了逐鹿天下地資格和實力的。
所以，在鳳翔難以開展的計劃，在回到長安後，卻可以順利的開展起來。
這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官員的培養計劃。李儼對當今的官僚體係得不信任程度已經到了一個十分嚴重地程度。他認為現在的官員當然不能說沒有能幹、忠心地官員。但那絕對隻是鳳毛麟角的。除此之外，幾乎整個官僚係統都已經從根子上爛透了。想想也是。現在的很多地方官員都是通過賄賂宦官而得到的官位，指望他們能夠愛惜百姓、發展生產，能夠對朝廷有幾分忠心，那希望之渺茫就不用說了。
所以，除了極少數官員之外，李儼準備對整個大唐的官員體係進行大換血。這樣一來，新式的。符合李儼要求的官員地缺口，就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了。雖然李儼對官員的換血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推行的，但是這官員、吏員的缺口，還是相當大的。
這就迫使李儼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官員的培養上。
他知道，自己無論有多麽好的政策，多麽好地想法，如果沒有一個如臂使指的良好官僚係統作為自己施政、傳達命令的通道和實行者。那些想法和政策也都將化為泡影，甚至成為害民之策。幾百年後宋代的王安石變化，原本的良法，因為不良官員的作為最後變成了害民之策，最終導致了變法地失敗，就是前車之鑒。
所以。雖然政務上還有很多重要的東西需要他去關注、處理。比如說對軍隊的整編培養、對大唐局勢的把握和對各節度使的分化瓦解、對更高更新科技手段和戰爭手段的研發、恢複生產等等，都是當前的當務之急。他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對官員的培養上。
有了合適的官員，以上地一切都可以交給那些官員來做。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李儼地官員培養係統分為兩個方麵。
一個方麵是在鳳翔的時候就已經初步開始地“鳳凰涅磐”計劃，但是這一計劃剛剛開始，培養出來的人都是小吏，雖然從政務的角度上來說，這樣的人是政府運行必不可少的，甚至可以說是政府的基礎。但是他們的層次畢竟低了點。還沒有資格登上政治舞台發揮力量，換句話說就是還上不了台麵。畢竟政府的運行，固然少不了他們這些基礎。也離不開那些高級官員。
於是。參考後世的經驗，政務館一個新的機構隨之誕生了。政務館的想法。來源於後世的“幹校”，也就是幹部學校。可以說這個幹部學校，就是培養官員的地方。在共和國早期，為共和國的發展壯大培養出了無數的官員，立下了汗馬功勞。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二十世紀末期，幹部學校就成了太子黨們鍍金的地方或者是失勢官員被冷處理的所在，而逐漸失去了原來的意義，但其建立初期的功勞還是不可磨滅的。
政務館的體製，基本上是模擬後世的幹校。其館長，直接由李儼這個皇帝擔任。其副館長由鄭畋兼任。
在政務館的基本規則下，有一條那就是政務館的副館長不得擔任任何官職。已經擔任官職的必須卸去自身所有官職方可擔任。同時副館長的任期為二十年。副館長卸職後可以在政務館擔任名義上的教員，賜予一定爵位，由國家供養其生活，同時此後不得出任任何官職。這是為了防止政務館副館長日後當官的時候，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擅權弄權。畢竟在中國這樣一個尊師重道的國家，作為帝國大部分官員的老師，他的影響力將可怕得驚人。如果還讓他做官，隻怕就會一手遮天了。這不是李儼想看到的。
當然，在眼下缺乏人才的情況下，讓鄭畋來做副館長這是權宜之計。而鄭畋也聰明的對李儼表示，日後將逐漸卸下宰相的職務，培養新晉的宰相人才，在適當的時候卸去自己的一切官職，專心做政務館的副館長。
政務館地建立。對帝國的官場是一個相當大的震撼。因為根據新的政策，任何官員在上任前必須到政務館培訓半年以上。而調職、升職等等情況也無一例外的要前往政務館接受培訓。即使以宰相這樣的高官也不例外。同時還要接受政務館的考評。考評有三次機會。一旦三次考評都不通過，將會被撤職，同時以欺騙罪、瀆職罪交付大理寺審查。其推薦、簡拔他為官員地人都要負連帶責任。
這樣一來，買官賣官的情況就可以杜絕了。同時那些走人情、開後門地情況也將會受到遏製。這就成了李儼澄清官場風氣的第一步。
作為另外一個官員培養計劃，李儼同時也成立了“吏務館”，專門培養小吏。培養有針對性的。有專業性的培養事務性小吏，實際上就相當於後世的公務員。古代的小吏任命是很混亂的。即是在朝政清明地情況下。小吏的任命也是相當不清晰的，有父子相承的，也有官員們一時興起任命的，其他走後門、賄賂得職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這個時候瀆職、貪墨的官員可能會受到很大的關注，但是小吏卻不然。對小吏瀆職地處理，雖然也有律法可依，但更大的程度上卻完全取決於主管官員的心意。這些小吏本身又不入品。官員都算不上，因此他們的地位很不穩定，也很低。尤其是他們是很多官員事務的直接執行者，知道很多不應該知道的東西，稍有不慎就會被滅口。至於被欺壓、被勒索等等地情況更是司空見慣。其生活環境相當黑暗。
然而有了吏務館之後，這一切就開始發生變化。以後，官府的小吏任命將不再由官員隨心所欲的任命。擔任小吏的前提條件是有“吏學館”的畢業證書。在眼下，隻需要長安一個“大唐吏學館”就可以滿足政府對小吏的需要。但日後小吏的需要缺口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就將在全國各地建立“州立”、“縣立”吏學館，培養小吏人才。大唐吏學館對所有吏學館培養的人才進行統一的管理、調配。其中一個前提條件就是不得在本地為吏（官員也有一個這樣地規定）。各地吏學館除了培養小吏人才之外，同時還負有協助本地政府對本地政府內小吏業績進行評估地職責。而吏學館除了接受大唐吏學館的命令和指揮外，任何地方政府都無權幹涉其正當地管理、教學活動。
吏學館的師資力量都是從各地調來得經驗豐富、老到的積年老吏。他們經驗豐富，不乏才幹。由他們對學員們進行教育，能夠最大限度的把他們的經驗保留下來，並加以流傳。當然他們也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們都是官場老油子，一個個老奸巨猾，不能讓學員受他們這一方麵的影響。這就需要依賴完善的政治教育係統了。實際上就是洗腦係統。對這些油鹽不進得老油子或許不太管用，但是對那些年輕的學員來說，這一招還是很有效果的。
一切事業草創的時候，任務總是很繁重的。政務館和吏學館正是如此。李儼一人同是擔任了政務館和吏學館的館長。雖然這僅僅是一個名義上的職務，但是在人才還沒有培養出來的情況下，他也隻好自己親自過問很多事情了。
一個月來。他的事務之繁忙。幾乎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甚至就連關於擊敗黃巢，用其首級獻俘太廟。祭告天地與祖先的事情他都無暇過問。
要知道，在古代，一個國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祀與戰爭，所謂“國之大事，唯戎與祀”。獻俘太廟，則是將二者合一的大事，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了。但是這些的重要，也隻是對於那些深受時代影響的當時人，對於李儼這樣一個來自後世的無神論者，卻並不是什麽了不得事情。即使他因為靈魂來到了唐代，從而從某種程度上承認了鬼神的存在，卻也並不像當時的人那樣對鬼神充滿敬畏，頂多將鬼神當成一種奇妙的生命形式罷了。對於追求實際的李儼來說，抓緊每一分每一秒，鞏固自己的統治並為大唐日後的複興奠定基礎，遠比那不過是走一個形式的獻俘太廟更值得自己關注。
當然，他自己不關注。並不等於也不讓別人關注。從提升士氣，鼓舞人心地角度來說，搞一個聲勢浩大，莊嚴威武的獻俘儀式還是有必要的。而且對於這個時代的人來說，也不可能接受取消這一儀式的做法，於是他也就任自己的大臣們準備去了。
等到李儼的官員培養計劃初步上了一個台階，他也不再那麽繁忙地時候。鄭畋已經將獻俘儀式基本上準備完畢，連日子都已經定好。就等著李儼拍板決定了。
閑下來的李儼對這個獻俘儀式，以及相關地古代軍事方麵的各種禮儀情況還是很有興趣的。專門要鄭畋向他介紹了這方麵的情況。
獻俘屬於古代軍禮中征戰之禮的一部分。
征戰之禮中，分為出師祭祀、誓師、軍中刑賞、凱旋、飲至與論功行賞、師不功六大部分。
出師祭祀是軍隊出征時候的祭祀活動。
軍隊出征，有天子親征與命將出征之不同，二者禮數規格也有不同。軍隊出征前有許多祭祀活動，主要是祭天、祭地、告廟和祭軍神。
出征前祭天叫類祭，在郊外以柴燔燎牲、幣等。把即將征伐之事報告上帝，表示恭行天罰，以上帝的名義去懲罰敵人。古代幹支紀日有剛日、柔日之分，甲、丙、戊、庚、壬為剛日，剛日屬陽，外事須用剛日。類祭即在剛日舉行，但具體地日子則要通過占卜擇定。
出征前祭地叫宜社。社是土地神。征伐敵人是為了保衛國土，所以叫“宜”。多將祭社（狹義指本國的土地神）、祭地（地是與天相對而言的大地之神）、祭山川湖海同時舉行。祭社仍以在坎中瘞埋玉幣牲犢為禮。
出征前告廟叫造禰。造就是告祭的意思。禰本是考廟，但後代都告祭於太廟，並不限於父廟。告廟有受命於祖的象征意義。
祭軍神、軍旗稱為“祃（ma）祭”。軍神，一說是軒轅黃帝，一說是蚩尤。祭祀時要殺牲，以牲血塗軍旗、戰鼓。叫做釁旗鼓。軍中大旗叫“牙旗”，古有“牙旗者將軍之精，一軍之形候”的說法。祃祭也稱為“祃牙”，就是祭牙旗。東漢以後，出征前常有“建牙”儀式，把大旗樹起來，然後“祃牙”。不少著名的文人，如陳子昂、柳宗元等寫過《祭牙文》、《祃牙文》。
唐時，禮書說天子有六軍，實行六纛之製。即一軍有一旗。於是。祃祭既要祭牙旗。也要祭六纛，建壇位。張帷幄，設旗、纛神位，掘坎埋瘞，禮儀也更趨複雜。
出征必經道路，因此要祭道路之神，即“軷祭”。上古山行曰軷，駕車出門有“犯軷”之祭。軷祭在道路上封一小土堆，以樹枝草木為神主，馭者一手執轡，一手以酒澆灑車兩輪軸端，再澆車廂前的擋板，然後將酒飲盡。祭畢，駕車從封土上輾轢而過，表示從此跋山涉水，可以一往無前。皇帝親征，軷祭在國門之外舉行，刳羊並設罇罍於神座前，為坎瘞埋祭物。
祭祀禮畢，出征地軍隊有誓師典禮，一般是將出征的目的與意義告知將士，揭露敵人的罪惡，強調紀律與作風，也就是一次戰前動員和教育。《尚書》所載《甘誓》、《湯誓》、《牧誓》等，都是上古著名的誓師之辭。如果是命將出征，天子要在太廟召見大將軍及全軍將校，授之以節鉞（後代常授刀劍）。君王拿著斧鉞的端首，把柄交給大將，表示將節製軍隊地全權授予他。
軍隊在外行軍作戰，刑賞尤須嚴明。《尚書.甘誓》說：“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孔叢子》也說：“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於社。”所謂“賞於祖”，因為天子率軍出征時要將祖廟的木主載於車中，隨軍一起行動，所以獎賞有功將士就在祖先神主之前頒賜。所謂“戮於社”，也是指在社神的木主前對有罪之人加以刑戮。《孔叢子.問軍禮》中子高向信陵君解釋這麽做的理由，說：“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這是說為了表示刑賞都公正無偏，鬼神可鑒。刑賞的依據是軍法，軍紀規定非常嚴明。軍中刑賞都重視及時見效，“賞不逾時”，“罰不遷列”，這是由於戰爭形勢瞬息萬變，刑賞及時，使人知道什麽可做，什麽不可做，才能克服消極因素，因勢利導，奪取勝利。
軍隊獲勝而歸，謂之“凱旋”，其時高奏凱樂，高唱凱歌。天子親征凱旋，大臣皆出城迎接，有時遠至數十裏之外。如果是命將出征凱旋，有時皇帝也會親率百官出城至郊外迎接，以示慰勞；有時則派遣大臣出城迎接。這都稱為“郊勞”。
軍隊凱旋後要在太廟、太社告奠天地祖先，並有獻捷獻俘之禮，即報告勝利，獻上鹵獲的戰利品。在兩周一些銅器銘文中常記有戰爭勝利後獻捷獻俘之事，象《小盂鼎》銘文說，盂征伐方，執獸（首領）四人，獲聝（馘）近五千，俘虜一萬三千餘人，及車、馬、牛、羊，數以百計。馘，即作戰時將殺死的敵人的左耳割下，獻捷時作為計功邀賞的憑證。所以，這個字在金文裏，以耳為偏旁。“獻馘於王”（見《虢季子白盤》和《詩.魯頌.泮水》），正是獻捷之禮。
此外還有露布。
“露布”製度，始於後魏。東漢時，本來把官文書不加緘封者稱為“露布”。後魏以“露布”發表戰勝消息。每當攻戰克捷，欲使天下遍知，便以漆竿上張縑帛，寫上捷報。這種辦法後來被廣泛采用，露布就成為“布於四海，露之耳目”的“獻捷之書”。隋代文帝起，有宣露布之儀。當時在廣陽門外集中百官及四方客使，宣讀露布。宣讀畢，百官舞蹈再拜行禮。
諸侯戰勝敵方，向天子或大國報告勝利消息，也稱為獻捷。捷報一般在早朝時當廷宣讀，叫做“宣捷”。戰爭結束，如果敵方投降，則有受降之儀。
戰爭勝利結束，天子要宴享功臣，論功行賞。上古把這種“享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地禮儀稱為“飲至”。《小盂鼎》銘文中多次提到慶功用酒，這就是“歸而飲至”之禮。周王又賞賜盂以弓矢、幹戈、甲胄等。
後代“飲至”享宴不再行於宗廟，改在正殿或宮苑舉行。
軍隊打了敗仗，稱為“師不功”，或稱為“軍有憂”。軍隊回國則以喪禮迎接。國君身穿喪服，頭戴喪冠，失聲痛哭，並且吊死問傷，慰勞將士。
現在地大唐經受黃巢肆虐之後，可以說人心惶惶，好容易朝廷大軍獲得了對黃巢賊兵的勝利，自然要大肆宣揚一番，以重樹朝廷地威武。
而李儼更想深了一層。
獻俘儀式，不但是一種慶祝勝利的儀式，也完全可以成為展示軍威的一個平台。要說展示軍威，李儼這來自後世的人看過那麽多閱兵式，也是有一定的心得的。於是將自己所知說出來，鄭畋大聲稱妙，當下就要求將其作為一種常定的製度延續下去。要知道，“製禮”也是一件能讓人流芳百世的大事。即使以鄭畋這樣的人，也不由得心動。
自從回到長安之後，李儼的事務就開始繁忙起來。。。
從前他隻是管理鳳翔一地，有關的事務並不繁忙，但是現在回到了長安，他要管理的就是一個龐大的帝國了——盡管這個龐大的帝國已經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已經無法行使管理權的了。
尤其是，由於鳳翔本身的地域、人口限製，人才出現的幾率不大，同是其他資源也有所不足。當時李儼以及他的一幹近臣雖然對帝國日後的發展也擬訂過不少計劃，也對很多事情開始了前期的籌劃。但計劃也好，籌劃也好，都畢竟沒有落到實處，同時受鳳翔本身的條件所限，沒辦法落到實處。
而朝廷收複關中，李儼回到長安之後，情況就有所不同了。
關中地區是唐王朝經營數百年的根本重地，除此之外，從秦之後的曆朝曆代，除了偏安南方的朝代之外，其他朝代也都以關中地區為根本所在，對其的發展不遺餘力。因此京畿一帶的文化、經濟發展程度都相當高。即使經過黃巢軍的肆虐，其底子卻仍在。人力、物力、資源等等都不是鳳翔可比的。就算是以資源豐富而著名、從而成為了唐王朝的戰略大後方、根據地的兩川地區，也無法跟關中一帶相比。所以自古以來有“得關中者得天下”的說法。大秦王朝以關中為根據地，從而一統六國。而漢高祖劉邦，也正是先一步進入關中而奠定了戰勝項羽的基石。就連大唐，也是首先占據了關中才擁有了逐鹿天下地資格和實力的。
所以，在鳳翔難以開展的計劃，在回到長安後，卻可以順利的開展起來。
這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官員的培養計劃。李儼對當今的官僚體係得不信任程度已經到了一個十分嚴重地程度。他認為現在的官員當然不能說沒有能幹、忠心地官員。但那絕對隻是鳳毛麟角的。除此之外，幾乎整個官僚係統都已經從根子上爛透了。想想也是。現在的很多地方官員都是通過賄賂宦官而得到的官位，指望他們能夠愛惜百姓、發展生產，能夠對朝廷有幾分忠心，那希望之渺茫就不用說了。
所以，除了極少數官員之外，李儼準備對整個大唐的官員體係進行大換血。這樣一來，新式的。符合李儼要求的官員地缺口，就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了。雖然李儼對官員的換血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推行的，但是這官員、吏員的缺口，還是相當大的。
這就迫使李儼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官員的培養上。
他知道，自己無論有多麽好的政策，多麽好地想法，如果沒有一個如臂使指的良好官僚係統作為自己施政、傳達命令的通道和實行者。那些想法和政策也都將化為泡影，甚至成為害民之策。幾百年後宋代的王安石變化，原本的良法，因為不良官員的作為最後變成了害民之策，最終導致了變法地失敗，就是前車之鑒。
所以。雖然政務上還有很多重要的東西需要他去關注、處理。比如說對軍隊的整編培養、對大唐局勢的把握和對各節度使的分化瓦解、對更高更新科技手段和戰爭手段的研發、恢複生產等等，都是當前的當務之急。他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對官員的培養上。
有了合適的官員，以上地一切都可以交給那些官員來做。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李儼地官員培養係統分為兩個方麵。
一個方麵是在鳳翔的時候就已經初步開始地“鳳凰涅磐”計劃，但是這一計劃剛剛開始，培養出來的人都是小吏，雖然從政務的角度上來說，這樣的人是政府運行必不可少的，甚至可以說是政府的基礎。但是他們的層次畢竟低了點。還沒有資格登上政治舞台發揮力量，換句話說就是還上不了台麵。畢竟政府的運行，固然少不了他們這些基礎。也離不開那些高級官員。
於是。參考後世的經驗，政務館一個新的機構隨之誕生了。政務館的想法。來源於後世的“幹校”，也就是幹部學校。可以說這個幹部學校，就是培養官員的地方。在共和國早期，為共和國的發展壯大培養出了無數的官員，立下了汗馬功勞。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二十世紀末期，幹部學校就成了太子黨們鍍金的地方或者是失勢官員被冷處理的所在，而逐漸失去了原來的意義，但其建立初期的功勞還是不可磨滅的。
政務館的體製，基本上是模擬後世的幹校。其館長，直接由李儼這個皇帝擔任。其副館長由鄭畋兼任。
在政務館的基本規則下，有一條那就是政務館的副館長不得擔任任何官職。已經擔任官職的必須卸去自身所有官職方可擔任。同時副館長的任期為二十年。副館長卸職後可以在政務館擔任名義上的教員，賜予一定爵位，由國家供養其生活，同時此後不得出任任何官職。這是為了防止政務館副館長日後當官的時候，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擅權弄權。畢竟在中國這樣一個尊師重道的國家，作為帝國大部分官員的老師，他的影響力將可怕得驚人。如果還讓他做官，隻怕就會一手遮天了。這不是李儼想看到的。
當然，在眼下缺乏人才的情況下，讓鄭畋來做副館長這是權宜之計。而鄭畋也聰明的對李儼表示，日後將逐漸卸下宰相的職務，培養新晉的宰相人才，在適當的時候卸去自己的一切官職，專心做政務館的副館長。
政務館地建立。對帝國的官場是一個相當大的震撼。因為根據新的政策，任何官員在上任前必須到政務館培訓半年以上。而調職、升職等等情況也無一例外的要前往政務館接受培訓。即使以宰相這樣的高官也不例外。同時還要接受政務館的考評。考評有三次機會。一旦三次考評都不通過，將會被撤職，同時以欺騙罪、瀆職罪交付大理寺審查。其推薦、簡拔他為官員地人都要負連帶責任。
這樣一來，買官賣官的情況就可以杜絕了。同時那些走人情、開後門地情況也將會受到遏製。這就成了李儼澄清官場風氣的第一步。
作為另外一個官員培養計劃，李儼同時也成立了“吏務館”，專門培養小吏。培養有針對性的。有專業性的培養事務性小吏，實際上就相當於後世的公務員。古代的小吏任命是很混亂的。即是在朝政清明地情況下。小吏的任命也是相當不清晰的，有父子相承的，也有官員們一時興起任命的，其他走後門、賄賂得職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這個時候瀆職、貪墨的官員可能會受到很大的關注，但是小吏卻不然。對小吏瀆職地處理，雖然也有律法可依，但更大的程度上卻完全取決於主管官員的心意。這些小吏本身又不入品。官員都算不上，因此他們的地位很不穩定，也很低。尤其是他們是很多官員事務的直接執行者，知道很多不應該知道的東西，稍有不慎就會被滅口。至於被欺壓、被勒索等等地情況更是司空見慣。其生活環境相當黑暗。
然而有了吏務館之後，這一切就開始發生變化。以後，官府的小吏任命將不再由官員隨心所欲的任命。擔任小吏的前提條件是有“吏學館”的畢業證書。在眼下，隻需要長安一個“大唐吏學館”就可以滿足政府對小吏的需要。但日後小吏的需要缺口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就將在全國各地建立“州立”、“縣立”吏學館，培養小吏人才。大唐吏學館對所有吏學館培養的人才進行統一的管理、調配。其中一個前提條件就是不得在本地為吏（官員也有一個這樣地規定）。各地吏學館除了培養小吏人才之外，同時還負有協助本地政府對本地政府內小吏業績進行評估地職責。而吏學館除了接受大唐吏學館的命令和指揮外，任何地方政府都無權幹涉其正當地管理、教學活動。
吏學館的師資力量都是從各地調來得經驗豐富、老到的積年老吏。他們經驗豐富，不乏才幹。由他們對學員們進行教育，能夠最大限度的把他們的經驗保留下來，並加以流傳。當然他們也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們都是官場老油子，一個個老奸巨猾，不能讓學員受他們這一方麵的影響。這就需要依賴完善的政治教育係統了。實際上就是洗腦係統。對這些油鹽不進得老油子或許不太管用，但是對那些年輕的學員來說，這一招還是很有效果的。
一切事業草創的時候，任務總是很繁重的。政務館和吏學館正是如此。李儼一人同是擔任了政務館和吏學館的館長。雖然這僅僅是一個名義上的職務，但是在人才還沒有培養出來的情況下，他也隻好自己親自過問很多事情了。
一個月來。他的事務之繁忙。幾乎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甚至就連關於擊敗黃巢，用其首級獻俘太廟。祭告天地與祖先的事情他都無暇過問。
要知道，在古代，一個國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祀與戰爭，所謂“國之大事，唯戎與祀”。獻俘太廟，則是將二者合一的大事，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了。但是這些的重要，也隻是對於那些深受時代影響的當時人，對於李儼這樣一個來自後世的無神論者，卻並不是什麽了不得事情。即使他因為靈魂來到了唐代，從而從某種程度上承認了鬼神的存在，卻也並不像當時的人那樣對鬼神充滿敬畏，頂多將鬼神當成一種奇妙的生命形式罷了。對於追求實際的李儼來說，抓緊每一分每一秒，鞏固自己的統治並為大唐日後的複興奠定基礎，遠比那不過是走一個形式的獻俘太廟更值得自己關注。
當然，他自己不關注。並不等於也不讓別人關注。從提升士氣，鼓舞人心地角度來說，搞一個聲勢浩大，莊嚴威武的獻俘儀式還是有必要的。而且對於這個時代的人來說，也不可能接受取消這一儀式的做法，於是他也就任自己的大臣們準備去了。
等到李儼的官員培養計劃初步上了一個台階，他也不再那麽繁忙地時候。鄭畋已經將獻俘儀式基本上準備完畢，連日子都已經定好。就等著李儼拍板決定了。
閑下來的李儼對這個獻俘儀式，以及相關地古代軍事方麵的各種禮儀情況還是很有興趣的。專門要鄭畋向他介紹了這方麵的情況。
獻俘屬於古代軍禮中征戰之禮的一部分。
征戰之禮中，分為出師祭祀、誓師、軍中刑賞、凱旋、飲至與論功行賞、師不功六大部分。
出師祭祀是軍隊出征時候的祭祀活動。
軍隊出征，有天子親征與命將出征之不同，二者禮數規格也有不同。軍隊出征前有許多祭祀活動，主要是祭天、祭地、告廟和祭軍神。
出征前祭天叫類祭，在郊外以柴燔燎牲、幣等。把即將征伐之事報告上帝，表示恭行天罰，以上帝的名義去懲罰敵人。古代幹支紀日有剛日、柔日之分，甲、丙、戊、庚、壬為剛日，剛日屬陽，外事須用剛日。類祭即在剛日舉行，但具體地日子則要通過占卜擇定。
出征前祭地叫宜社。社是土地神。征伐敵人是為了保衛國土，所以叫“宜”。多將祭社（狹義指本國的土地神）、祭地（地是與天相對而言的大地之神）、祭山川湖海同時舉行。祭社仍以在坎中瘞埋玉幣牲犢為禮。
出征前告廟叫造禰。造就是告祭的意思。禰本是考廟，但後代都告祭於太廟，並不限於父廟。告廟有受命於祖的象征意義。
祭軍神、軍旗稱為“祃（ma）祭”。軍神，一說是軒轅黃帝，一說是蚩尤。祭祀時要殺牲，以牲血塗軍旗、戰鼓。叫做釁旗鼓。軍中大旗叫“牙旗”，古有“牙旗者將軍之精，一軍之形候”的說法。祃祭也稱為“祃牙”，就是祭牙旗。東漢以後，出征前常有“建牙”儀式，把大旗樹起來，然後“祃牙”。不少著名的文人，如陳子昂、柳宗元等寫過《祭牙文》、《祃牙文》。
唐時，禮書說天子有六軍，實行六纛之製。即一軍有一旗。於是。祃祭既要祭牙旗。也要祭六纛，建壇位。張帷幄，設旗、纛神位，掘坎埋瘞，禮儀也更趨複雜。
出征必經道路，因此要祭道路之神，即“軷祭”。上古山行曰軷，駕車出門有“犯軷”之祭。軷祭在道路上封一小土堆，以樹枝草木為神主，馭者一手執轡，一手以酒澆灑車兩輪軸端，再澆車廂前的擋板，然後將酒飲盡。祭畢，駕車從封土上輾轢而過，表示從此跋山涉水，可以一往無前。皇帝親征，軷祭在國門之外舉行，刳羊並設罇罍於神座前，為坎瘞埋祭物。
祭祀禮畢，出征地軍隊有誓師典禮，一般是將出征的目的與意義告知將士，揭露敵人的罪惡，強調紀律與作風，也就是一次戰前動員和教育。《尚書》所載《甘誓》、《湯誓》、《牧誓》等，都是上古著名的誓師之辭。如果是命將出征，天子要在太廟召見大將軍及全軍將校，授之以節鉞（後代常授刀劍）。君王拿著斧鉞的端首，把柄交給大將，表示將節製軍隊地全權授予他。
軍隊在外行軍作戰，刑賞尤須嚴明。《尚書.甘誓》說：“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孔叢子》也說：“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於社。”所謂“賞於祖”，因為天子率軍出征時要將祖廟的木主載於車中，隨軍一起行動，所以獎賞有功將士就在祖先神主之前頒賜。所謂“戮於社”，也是指在社神的木主前對有罪之人加以刑戮。《孔叢子.問軍禮》中子高向信陵君解釋這麽做的理由，說：“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這是說為了表示刑賞都公正無偏，鬼神可鑒。刑賞的依據是軍法，軍紀規定非常嚴明。軍中刑賞都重視及時見效，“賞不逾時”，“罰不遷列”，這是由於戰爭形勢瞬息萬變，刑賞及時，使人知道什麽可做，什麽不可做，才能克服消極因素，因勢利導，奪取勝利。
軍隊獲勝而歸，謂之“凱旋”，其時高奏凱樂，高唱凱歌。天子親征凱旋，大臣皆出城迎接，有時遠至數十裏之外。如果是命將出征凱旋，有時皇帝也會親率百官出城至郊外迎接，以示慰勞；有時則派遣大臣出城迎接。這都稱為“郊勞”。
軍隊凱旋後要在太廟、太社告奠天地祖先，並有獻捷獻俘之禮，即報告勝利，獻上鹵獲的戰利品。在兩周一些銅器銘文中常記有戰爭勝利後獻捷獻俘之事，象《小盂鼎》銘文說，盂征伐方，執獸（首領）四人，獲聝（馘）近五千，俘虜一萬三千餘人，及車、馬、牛、羊，數以百計。馘，即作戰時將殺死的敵人的左耳割下，獻捷時作為計功邀賞的憑證。所以，這個字在金文裏，以耳為偏旁。“獻馘於王”（見《虢季子白盤》和《詩.魯頌.泮水》），正是獻捷之禮。
此外還有露布。
“露布”製度，始於後魏。東漢時，本來把官文書不加緘封者稱為“露布”。後魏以“露布”發表戰勝消息。每當攻戰克捷，欲使天下遍知，便以漆竿上張縑帛，寫上捷報。這種辦法後來被廣泛采用，露布就成為“布於四海，露之耳目”的“獻捷之書”。隋代文帝起，有宣露布之儀。當時在廣陽門外集中百官及四方客使，宣讀露布。宣讀畢，百官舞蹈再拜行禮。
諸侯戰勝敵方，向天子或大國報告勝利消息，也稱為獻捷。捷報一般在早朝時當廷宣讀，叫做“宣捷”。戰爭結束，如果敵方投降，則有受降之儀。
戰爭勝利結束，天子要宴享功臣，論功行賞。上古把這種“享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地禮儀稱為“飲至”。《小盂鼎》銘文中多次提到慶功用酒，這就是“歸而飲至”之禮。周王又賞賜盂以弓矢、幹戈、甲胄等。
後代“飲至”享宴不再行於宗廟，改在正殿或宮苑舉行。
軍隊打了敗仗，稱為“師不功”，或稱為“軍有憂”。軍隊回國則以喪禮迎接。國君身穿喪服，頭戴喪冠，失聲痛哭，並且吊死問傷，慰勞將士。
現在地大唐經受黃巢肆虐之後，可以說人心惶惶，好容易朝廷大軍獲得了對黃巢賊兵的勝利，自然要大肆宣揚一番，以重樹朝廷地威武。
而李儼更想深了一層。
獻俘儀式，不但是一種慶祝勝利的儀式，也完全可以成為展示軍威的一個平台。要說展示軍威，李儼這來自後世的人看過那麽多閱兵式，也是有一定的心得的。於是將自己所知說出來，鄭畋大聲稱妙，當下就要求將其作為一種常定的製度延續下去。要知道，“製禮”也是一件能讓人流芳百世的大事。即使以鄭畋這樣的人，也不由得心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