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漢末年這樣一個時局混亂、群雄逐鹿的動蕩年代,曹操之所以能夠除袁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最終脫穎而出,統一中原,縱橫朝野,把持政局,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實行了“唯才是舉”的用人機製。


    廣泛地吸收和籠絡文人名士,是曹操在用人機製上的一項重要舉措,哪怕這個人曾經把他罵得狗血噴頭、體無完膚、一無是處。陳琳在那篇慷慨激憤、極富煽動力的討曹檄文中,曆數了曹操“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竊盜鼎司,傾覆重器”的種種罪行,怒斥了曹操的祖宗,甚至把曹操罵為“桀虜”和“人鬼”,可算是把曹操得罪透了。曹操看到這篇檄文時,不禁被陳琳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的筆鋒所震驚,當時雖然臥病在床,但還是忍不住一躍而起,連連稱讚陳琳的文才絕佳。袁紹敗亡後,陳琳被抓去見曹操,表示願意歸順,曹操因“愛憐其才”,所以赦之不咎,命為從事,署為司空軍師祭酒,後又徙為丞相門下督。曹操在重用陳琳的同時,也經常與他在文學方麵交流和探討,對他的作品,曹操竟不能為之增減一字。


    對於像陳琳這樣的“仇人”,曹操都可以不計前嫌,為我所用。那麽,對於手下其他聲名遠播的文人名士,曹操應該倍加珍惜,極力推崇才是。然而,曹操卻表現出了讓人驚訝的言行舉動,先後辱禰衡、誅孔融、殺崔琰、滅楊修,上演了一場場侮辱、屠殺文人名士的慘劇,讓人不可思議。


    禰衡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作為一名文壇新秀,袮衡自恃其才,不知天高地厚,甚至目中無人,糞土一切,似乎帶有一些狂悖型精神病症。尤其是在被孔融吹捧為“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寶”後,禰衡更加狂妄失常,甚至有了許都城內除“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的感覺。令人想不到的是,這位絲毫不懂政治的文學青年,竟然在曹操麵前出言不遜,大放厥詞,引起了曹操的強烈憤恨和不滿。對付這樣一個不識時務、自命清高、蔑視權貴的酸腐文人,曹操有自己獨特的一套辦法,那就是通過“不命坐”“令為鼓吏”和“不起身相送”等方式,在禮法上有意怠慢,在人格上極力羞辱。曹操並不是不想殺禰衡,隻是想到禰衡不過是一個狂傻之徒,頂多會惡語中傷、胡說八道,不會危及自己的統治;再者自己霸業未成,如果殺掉禰衡就會冷了人心,一條“借刀殺人”的毒計油然而生,何不借劉表之手除掉眼中釘、肉中刺,果然,禰衡到了荊州後因出言不遜,結果被一介武夫黃祖砍下腦袋。曹操知道後得意地笑著說:“腐儒舌劍,反自殺矣!”


    與三國“憤青”禰衡不同的是,孔融不僅僅是文學家,更是一位政治家。作為孔子的二十世孫,孔融官高名遠,眾望所歸,順理成章地成為知識分子的一代領袖。名士出身的孔融向來看不起曹操,喪失地盤來到許都後,孔融認為自己是在為漢獻帝做事,而不是為曹操效勞,不買曹操的賬,這讓大權在握的曹操覺得很窩火。孔融學問很大,但政治上不夠成熟;勇氣不小,但缺乏鬥爭經驗;過於自信,以至於對時局經常錯誤判斷。他與“高級俘虜”漢獻帝來往過於親密,甚至動不動就瞞著曹操上表,遭到了曹操的猜忌。不僅如此,他還多次借機嘲諷和指責曹操。他用“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的比喻,來諷刺曹操把自己喜歡的甄氏讓給兒子曹丕;用“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的話語,來嘲弄曹操不值得大動幹戈遠征烏桓;用“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的怪論,來反對曹操禁酒等,這讓自以為是的曹操覺得很難堪。思想領域的不同和政治見解的分歧,以及孔融在大政方針上再三地公開與自己唱反調,使曹操心懷嫉恨,殺孔融的念頭早已萌生。但由於北方局勢還不穩定,加上孔融的名聲遠播,曹操不便對他怎樣。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麵已定,曹操在著手實施他的統一大業的前夕,為了排除內部幹擾,便授意部下誣告孔融“欲規不軌”,又曾與禰衡“跌蕩放言”,將孔融殺害棄市,兩個兒子也未能幸免。這正所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與禰衡和孔融相比,崔琰算不上是一個完全的文人,但他卻代表著當時整個貴族集團,也代表著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階層。崔琰雖然表麵上歸順曹操,但打心眼裏不服,尤其是對曹操自封魏王這種僭越行為更是義憤填膺。對於經自己舉薦卻讚同曹操稱王的門生楊訓,崔琰忍無可忍,有話要說,索性以前輩的口氣給楊訓寫了一封義正詞嚴的書信,裏麵竟有“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的“反句”。曹操知道後,勃然大怒,於是將其關押。可崔琰在關押期間並不老實,竟然還“通賓客,門若市人”,與那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階層搞反動聚會和非法活動,這是讓曹操無論如何也不能原諒的。想到崔琰平日裏的陽奉陰違和關鍵時候的節外生枝,曹操殺心頓起,於是利用“文字獄”的方式除掉了這位愛出風頭的名流。


    不少人認為楊修是因為他的才華外露,被曹操出於嫉妒而殺害,其實不盡然。曹操不但欣賞楊修的才華,而且對其“委以錢糧重任”,早晚“多有教誨”。如果單純地因為嫉妒,曹操決不會把這個多次掃自己麵子的人留在身邊近20年。曹操之所以在死前的一年殺掉楊修,是因為楊修作為文人,已經深深地卷進了宮廷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殺掉楊修,不過是曹操為了身後接班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種必要手段。在曹操比較欣賞的兩個兒子中,楊修是站在曹植這一邊的。他在為曹植能夠繼承王位的問題上,出謀劃策,糾集勢力,成為反對曹丕的政治共同體。不過曹植因為“華而不實”,並不被曹操喜歡。再者,楊修作為曹植的嫡係黨羽,為其在謀取王位上出的一些餿主意,多次被曹操拆穿,是曹操對楊修由厭惡而逐漸起殺心的重要因素。為了保證自己死後權力的順利交接,為了避免曹丕、曹植兄弟二人日後的明爭暗鬥,所以曹操隨便找了個“泄密”和“擾亂軍心”的理由,便果斷地砍下了楊修的頭顱,防患於未然。


    曹操一方麵實行“唯才是舉”,吸收、籠絡和重用知識分子,一方麵又堅持“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用人原則。對於願意臣服歸順於自己的文人,曹操可以給他們高官厚祿,可以與他們推心置腹,尊重愛護;可對於那些不肯服膺,不願與自己合作,甚至別有用心的知識階層精英,曹操卻不惜背上屠殺知識分子的千古罵名,也要對他們下狠手、下毒手,這是他對文人慣用的一種統治手段。


    曹操是位大文人,他重視文化,理解文化,更知道文人是不能隨便殺的,但當他的政治統治受到知識分子的攻擊和威脅時,文學家的曹操自然就會讓位於政治家的曹操,隻有通過政治手段,利用“鐵血政策”,才能掃清口舌和文字障礙,實現“以曹代劉”的政治目的。對於曹操來說,殺掉幾個不識時務的異己文人,是一項投資小、見效快的高壓統治捷徑,既能肅清耳根,又能殺一儆百,何樂而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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