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世蕃之死，當時就有人認為是冤案。當然是冤案了。這嚴世蕃惡貫滿盈不假，聚眾謀反卻是冤枉。林潤的奏折其實說得很清楚：“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什麽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這麽說。實際上是捕風捉影，連匿名舉報都算不上。張居正在主修《世宗實錄》時就說，嚴世蕃是該殺的，但罪名應該定為“奸黨”而不是“反賊”。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嚴嵩傷心難過的日子。就在這個月，他的兒子嚴世蕃被人告發，以“通倭謀反”的罪名逮捕下獄。這個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將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
嚴嵩是有明一代的異數，一個“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書》作《奸臣傳》，上下兩卷，另有《叛臣傳》上下兩卷，《逆臣傳》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臣傳》，多達四卷，另有《叛臣傳》上中下三卷，《佞幸傳》一卷。《明史》的《奸臣傳》卻隻有一卷。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為《明史》還有《佞幸傳》和《閹黨傳》。入此二傳的，在一般人看來，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為閣臣，卻與宦官劉瑾狼狽為奸，沆瀣一氣，怎麽不是奸臣？然而入《閹黨傳》。又比如成祖(永樂)朝的紀綱，專一刺探官民隱私，打小報告陷害他人，“被殘殺者不可勝數”，又怎麽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傳》。《明史》認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為“奸”。隻有那些“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身陰賊”的，才是奸臣。像焦芳和紀綱那樣的，便隻好算作“閹黨”和“佞幸”。
這也並非沒有道理。正如寵臣不等於權臣，小人也不等於奸人。小人，是從來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較罕見。“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動物”。審諸唐宋元明四代，堪稱“名奸”的，唐代隻有一個李林甫。宋代多一點，蔡京、秦檜、賈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個都不知名，明的“名奸”恐怕就是嚴嵩。不信隨便找個人問問，問他明代最壞的人都有誰，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賢，就是這位嚴閣老(當時稱內閣大學士為閣老)，要不就是兩個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國的戲曲舞台上，嚴嵩從來就是大白臉。
當然，舞台上的事並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臉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漢帝國的立場上看，也不是。在那個東漢王朝氣數已盡，中央政權王綱解鈕，群雄並起逐鹿中原的時代，如果不是曹操頂住，真不知幾人稱王幾人稱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場。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嚴嵩卻不冤，也沒人替他翻案。據《明史·奸臣傳》雲，嚴嵩其實並沒有什麽執政能力(無他才略)，卻很懂得怎樣做一個奸臣(唯一意媚上，竊權罔利)。他踏入官場以後，實際上隻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權，四是索賄。早在他“入閣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賄賂。成為“當朝宰相”後，更是結黨營私，賣官鬻爵，敲詐勒索，貪得無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嚴嵩家產被抄，共抄得黃金三萬多兩，白銀二百萬兩，相當於當時全國一年的財政總收入，此外還有田地上百萬畝，房屋六千多間，以及無數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畫。嚴嵩出身原本貧寒，這些財產是從哪裏來的？當然是他竊權二十年間，父子二人搜刮來的。所以張居正說，嚴嵩當國，其實是“商賈在位”。
被嚴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傳》列了一個長長的名單，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煉和楊繼盛。這兩個人，都是因為彈劾嚴嵩而被害死的。沈煉上書時，官職是錦衣衛經曆。經曆是個管文書檔案的“七品芝麻官”，錦衣衛則是明代著名的特務組織，相當於憲兵隊。沈煉雖然在特務機關工作，卻很正派，《明史》說他“為人剛直，疾惡如仇”。沈煉的長官錦衣衛帥陸炳和嚴嵩父子關係很好，對沈煉也不錯(善遇之)，常常帶他到嚴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煉卻不吃這一套。他痛恨嚴嵩父子為非作歹禍國殃民，“時時扼腕”，終至忍無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書彈劾，痛斥嚴嵩“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欺上瞞下，以權謀私，排擠忠良(忠謀則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諛諂則曲意引之)，以至於“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這當然是捅了馬蜂窩。於是嚴嵩勾結死黨，捏造了一個“圖謀不軌”的罪名將沈煉殺害。
可惜沈煉殺不完。一個沈煉倒下了，又一個沈煉站起來。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楊繼盛再次上書彈劾嚴嵩。楊繼盛的官職是兵部員外郎，和沈煉一樣，也是一個“七品芝麻官”。而且，楊繼盛的攻勢比沈煉還猛。沈煉的奏疏，列舉了嚴嵩十大罪狀。楊繼盛則指出，嚴嵩不但有“十罪”，還有“五奸”。這“五奸”是：由於嚴嵩的奸詐狡猾蒙蔽聖聽，以至於“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陛下之喉舌皆賊嵩之鷹犬”，“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這當然又捅了馬蜂窩。於是嚴嵩在楊繼盛的奏章裏找了個茬子，慫恿嘉靖下令將其逮捕。不過嘉靖皇帝雖然將楊繼盛下獄問罪，卻並沒有要殺他的意思。嚴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報文件中塞進楊繼盛的名字，將其謀殺。
<strong>嚴嵩，是不是大奸臣？</strong>
不過嚴嵩的有名，除“罪大惡極”外，還因為他這個奸臣當得有點“不合時宜”。《明史》所列奸臣，其時代不是在開國之初(如胡惟庸、陳瑛)，就是在亡國之際(如周延儒、溫體仁、馬士英)，唯獨嚴嵩不三不四，是在嘉靖一朝。嘉靖朝是個什麽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國二百七十六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時候(1522年)上距開國一百五十四年，下距亡國一百二十二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間偏後一段。開國之初出現奸臣是不奇怪的，因為那時製度還是草創，時局也不穩定。亡國之際出現奸臣也不奇怪，因為那時氣數已盡，弊端叢生。然而嘉靖一朝，即便從他老人家“駕崩”那年算起，距離亡國也還有七十八年。照理說，這可應該是“天下無事，安享太平”的時代，怎麽會冷不丁地冒出個大奸臣來呢？
何況明代的朝臣當中也不該出奸臣。事實上，有明一代的特點，是皇帝多混賬而朝臣無大惡。明代的皇帝，和曆朝曆代相比是最差勁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心狠手辣，殺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幾乎被他趕盡殺絕。成祖永樂皇帝朱棣，殘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殺人如麻，還動不動下令將人犯“拖出去著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將女犯輪奸，簡直就是心理變態。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熾，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這兩個算是不錯，因此有所謂“仁宣之治”。可惜仁宗在位隻有一年，宣宗在位也隻有十年，況且宣宗還因為喜歡鬥蟋蟀而被稱為“促織天子”。接下來，英宗朱祁鎮(他有兩個年號，正統和天順)，就開始出問題了。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做了俘虜，搞了複辟，殺了忠臣，而是開了宦官專政的先例，為大明王朝留下無窮後患。英宗的兒子──憲宗成化皇帝朱見深也很夠嗆。此公寵信太監，迷戀佛道，熱衷於房中術，朝政頗為穢亂，《正說明朝十六帝》一書總結為三句話：一個貴妃(萬娘娘)、兩個宦官(汪直、梁芳)、三樁弊政(西廠、皇莊、傳奉官)。不過，憲宗的兒子──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卻是難得的明君，被認為可以和漢文帝、宋仁宗相提並論。可惜天不佑大明。這個最溫良恭儉讓的皇帝卻有一個最任性頑皮的兒子。他這個兒子──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稱“亙古第一頑主”。而且，正是因為他的荒唐胡鬧，害得孝宗這一係斷子絕孫，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奸臣嚴嵩才得以粉墨登場。
以後便是一代不如一代。穆宗隆慶皇帝朱載垕，唯一的愛好是女人，最大的優點是無能。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酒色財氣，醉生夢死，最擅長的是耍賴和罷朝。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隻有一個月，惹出的案子倒有三個：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此即所謂“明末三案”。熹宗天啟皇帝朱由校，其實是個文盲。他在位七年，玩了七年積木，鬥了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給另一個文盲──太監魏忠賢。等到他的弟弟──崇禎皇帝朱由檢來收拾局麵時，局麵其實已不可收拾，隻好亡國。當然，亡國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禎自己也有責任。崇禎的勤政自律固然超過前人，他的剛愎自用、嫉賢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無前例。這裏且不說他。
明代皇帝如此差勁，國祚為何還能延續如此之久呢？這是因為，自隋唐而宋元，經過七百多年探索，文官製度已經完善，官僚政治已經成熟，帝國的政權其實是由士大夫階層來支持的。這些人耕讀為本，詩書傳家，滿腦子“忠君報國”，一肚皮“修齊治平”。一旦進入官場，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職，盡心盡責，因此國家機器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況下也能運轉自如。也因此，盡管皇帝多混賬，然而朝臣無大惡。正如《明史·奸臣傳》所說，明代作惡多端的主要是太監(有明一代，巨奸大惡，多出於寺人內豎)，奸臣的出現竟成為異數(求之外廷諸臣，蓋亦鮮矣)，唯獨嘉靖一朝是個例外(唯世宗朝，閹宦斂跡，而嚴嵩父子濟惡，貪得無厭)。
於是就有了一個問題：為什麽唯獨嘉靖一朝閹宦斂跡而奸臣崛起？或者說，為什麽閹宦斂跡以後奸臣就要崛起？這當然與嘉靖其人有關。那麽，嘉靖又是一個什麽樣的皇帝？
<strong>“混蛋”嘉靖</strong>
嘉靖是明代一個繞不過去的皇帝，在位時間很長，四十五年，僅次於他的孫子萬曆(神宗朱翊鈞)，在中國曆史上排名也很前。曆代皇帝在位的年頭，康熙最長，六十一年;乾隆次之，六十年;第三漢武帝，五十四年;第四明萬曆，四十八年;嘉靖排在第五名。
不過，嘉靖在位時間雖長，政績卻乏善可陳。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時任戶部雲南司主事的海瑞，向嘉靖皇帝呈上了轟動朝野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戶部主事官階正六品，相當於現在的司局級幹部，在當時則是一個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職位。明代官製，戶部有尚書一人，正二品，相當於部長。侍郎二人，正三品，相當於副部長。這三個，都叫“堂官”，由皇帝直接領導。部以下，設司(戶部有十三個司)。司的官員，有郎中(正五品)、員外郎(從五品)和主事(正六品)，都叫“司官”。再下麵，則有一大群八品、九品的辦事員，比如照磨、檢校之類，是為“吏員”。部裏的工作，大事有堂官做主，小事有吏員張羅，司官的任務並不重。何況自明孝宗弘治(嘉靖的伯父)以來，治理司務的隻有郎中一人，員外郎和主事隻在授官之日出席而已，實際上是閑差。然而海瑞雖然級別不高，責任不重，事情不多，卻“位卑未敢忘憂國”，對國家的命運前途充滿擔憂。他在戶部無所事事，就琢磨朝政。這一琢磨不要緊，海瑞發現，嘉靖一朝的政治，竟然可以概括為十六個字：“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堪稱一塌糊塗。而且天下的臣民，對嘉靖皇帝也極其不滿(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甚至用他的年號來挖苦他，說什麽“嘉靖嘉靖，家家皆淨”，堪稱民怨沸騰。
那麽，事情為什麽會弄到這個地步呢？究其所以，就因為嘉靖這個皇帝不好。怎麽個不好？昏聵多疑(心惑)、剛愎殘忍(苛斷)、自私虛榮(情偏)。隨便舉個例：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老頭子病重，太醫徐偉奉旨前往診治。當時嘉靖坐在小床上，龍袍垂地，徐偉遲疑不敢前進。嘉靖問他為什麽不走過來。徐偉說，皇上的龍袍在地上，臣不敢進。診視完畢，嘉靖就下了一道手詔給內閣，表揚徐偉。嘉靖說，徐偉的話，最能體現他對君父的忠愛之情。因為他說的是“皇上的龍袍在地上”，而不是“皇上的龍袍在地下”。這又有什麽區別呢？嘉靖說，區別很大──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偉聽到傳達，當時就嚇出一身冷汗。地上地下，這在一般人那裏是沒有什麽區別的。我們平時說話，也是地上地下不分，哪有那麽多講究？按照嘉靖的邏輯，臣下一言不慎，豈不是就要招來滅頂之災？
嘉靖要求臣下極其苛刻，對待自己卻極其放縱。他這個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倒有半數以上年頭是不上朝的。他從嘉靖十八年(公元1439年)起就不視朝，從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起就不進宮。幹什麽呢？躲在西苑，修齋建醮，整天和道士鬼混。而且，他聽信道士的鬼話，也不和皇後、太子見麵，因為據說他們父子二人命相相克。所以海瑞認為，嘉靖不但從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從倫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父親、好丈夫。如果拿君臣、父子、夫婦這“三綱”來衡量一下，就會發現原本應該成為全體臣民道德楷模的皇上，居然一綱都談不上：任意懷疑、謾罵、屠殺臣僚，是不君(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對親生兒子毫無教誨養育，連麵都不見，是不父(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與皇後分居，躲在西苑煉丹，是不夫(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這樣一個人，能把國家治理好，那才是咄咄怪事！
實際上嘉靖也無心治國。他最關心的隻有兩件事情，或者說兩個問題。一是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活夠歲數，二是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玩夠女人。隻要能夠實現這兩個目標，即便把整個帝國都押上去，他也在所不惜。
道士們據說就能夠幫助嘉靖實現自己的“理想”。因為道教主張的，正是長生不老，甚至肉體飛升，而且“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更加妙不可言的是，道教“養身之道”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便正是所謂“房中術”。按照嘉靖寵信的道士邵元節、陶仲文等人的理論，養生是不必節欲的。相反，如果掌握了房中秘術，多次與童貞處女性交，還能起到采陰補陽、延年益壽的作用。這實在是太對嘉靖的胃口了。對於他來說，長壽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必須禁欲，活那麽長又有什麽意思？現在好了。縱欲和養生竟可以並行不悖相得益彰，這真讓皇帝陛下心花怒放。
然而這種以少女身體為煉丹鼎爐的“采陰補陽”，對於女性而言無異於身心摧殘。何況宮女們還要黎明即起，在日出時分采集甘露供嘉靖飲用;還要向嘉靖提供初潮的經血，供他煉丹。這種由少女經血、中草藥和礦物質煉成的“紅鉛丸”，其實是一種壯陽藥，內中含有從人尿(當然是童男童女的尿液)中提取的性激素。嘉靖服用以後，便要在這些少女身上發泄獸欲。這實在讓人忍無可忍，終於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發生了“壬寅宮變”。十月二十日晚上，以楊金英、邢翠蓮為首，十餘名宮女決定謀殺嘉靖，而且差一點就用黃綾布把他在床上活活勒死。我們知道，謀反，是要滅九族的。弑君，也是要判剮刑的。所以，許多公卿將相即便大權在握，也不敢輕易動此念頭，何況手無寸鐵的弱女子？不難想象，如果不是嘉靖太過荒淫暴戾，她們斷然不會鋌而走險。
謀殺皇帝的宮女都被淩遲處死，嘉靖卻也有了一個借口，從此不回大內。皇上不住在宮裏，自然也不上朝。於是，他便在西苑萬壽宮安營紮寨，修齋建醮，做起道士來。
修齋建醮也叫齋醮。什麽是齋醮呢？就是建立道壇，齋戒沐浴，向神仙祈福。這時，必須向皇天上帝呈奉奏章祝詞。這個奏章祝詞通常用朱筆寫在青藤紙上，叫“青詞”，也叫“綠章”。這事道士是幹不來的，得靠詞臣。最好的詞臣自然是內閣大學士。我們知道，明清兩代是沒有宰相的。皇帝一人身兼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直接領導六部。這當然忙不過來，得有人協理。協理的部門就叫“內閣”，其實是秘書處;協理的人就叫“大學士”，其實是高級秘書。不過，久而久之，六部離皇帝越來越遠，內閣離皇帝越來越近。但有大事，皇帝往往向內閣垂詢，交六部執行，大學士就從製度上的秘書變成了實際上的丞相，因此也可以打一個引號，稱為“宰相”。這事我在《好製度，壞製度》一文中已有說明，請參看。
內閣大學士既然原本是秘書，主要工作是替皇帝披閱奏章起草文件，文字功夫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既然能夠替皇帝草擬詔書，自然也能夠替皇帝撰寫青詞。於是，以嘉靖的人生目標為中心，道士和閣臣開始分工合作。道士炮製春藥，閣臣炮製青詞;道士煽風點火，閣臣舞文弄墨。如此這般，嘉靖一朝的政治豈能不烏煙瘴氣？
然而內閣大學士們心甘情願。這些家夥比誰都清楚：要想青雲直上，就得討好皇帝;要想榮華富貴，也得討好皇帝;要想永保平安，還得討好皇帝。皇上既然就好這一口，咱們又有的是時間精力聰明才智，何不奉獻一點？所以，嘉靖一朝的閣臣，不少都是寫青詞的好手，甚至除了撰寫青詞，其實不會別的。比如袁煒、李春芳，後來還被稱作“青詞宰相”。總之，在嘉靖治下，要想出將入相、位極人臣，就必須是青詞寫手。
嚴嵩當然也不例外。
嚴嵩的青詞也是寫得極好的，曾經一度無人能夠望其項背。青詞並不好寫。那是一種賦體的文章，要求能夠以極其華麗的文字表達出皇帝對上天神靈的敬意和誠心。嘉靖求仙心切，性子又急，所以青詞總是供不應求，常常能把那些閣臣憋死。然而嚴嵩卻有求必應，得心應手。這並不奇怪。嚴嵩原本就是頗負盛名的詩人，文學修養很高，自然長袖善舞。嚴嵩又盡心，使出渾身解數，殫精竭慮，揣摩鋪張。結果一來二去，竟然隻有嚴嵩一個人寫的青詞能讓嘉靖滿意(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
於是嚴嵩“入閣拜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八月(也就是“壬寅宮變”前兩個月)拜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成了“宰相”。這時嚴嵩已經六十多歲，卻“精爽溢發，不異少壯”。入閣以後的嚴嵩當然還要撰寫青詞，但更重要的還是“揣摩聖意”。嘉靖雖然是個混蛋，卻不是昏君;雖然躲在西苑，卻沒有大權旁落;雖然整天求仙問藥，卻一刻也沒有放鬆對朝廷的控製。許多重大政治問題，嘉靖都是自己已有成見才去谘詢閣臣的。因此，閣臣的本事，就在於能夠摸清嘉靖的心思，說出皇帝想說的話，甚至皇帝想說而不方便說的話。嚴嵩正好就有這樣的本事。他和他的兒子嚴世蕃兩個，差不多每次都能把嘉靖的心思猜個八九不離十，所奏自然“甚合朕意”。這在嘉靖看來，是嚴嵩父子忠心耿耿，勤於王事;在別人看來，則認為皇上對嚴嵩言聽計從。至於嚴嵩，當然不會說穿其中的秘密。他們父子正好趁機欺上瞞下，以售其奸。
但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奸者千慮，大約也難免一失。嚴嵩做夢也沒有想到，他這一生，是成也青詞，敗也青詞;成也揣摩，敗也揣摩。當然，他也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會遇到一個更厲害的對手，一個能夠“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他對付別人的辦法來對付他，最後置他於死地的人。
這個人就是徐階。
<strong>滑頭徐階</strong>
徐階也是會寫青詞的，而且寫得比嚴嵩還好。
徐階是鬆江華亭(今屬上海)人，從小就命大福大。一歲的時候，他掉進井裏，三天以後居然活了過來。五歲的時候，又掉到山下，居然掛在樹上不死。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他中了進士，一甲第三名，是探花郎。《明史》說他這個人的特征，是個子小，皮膚白(短小白皙)，注重儀表(善容止)，聰明過人(性穎敏)，能謀善斷(有權略)，城府很深(陰重不泄)，似乎天生就是嚴嵩的克星。
和嚴嵩一樣，徐階得寵，也是因為會寫青詞(所撰青詞獨稱旨)。他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以禮部尚書的身份兼東閣大學士，成為“宰相”，排在嚴嵩(首輔)和李本(次輔)的後麵。徐階的入閣，使嚴嵩本能地感到威脅，便多次加以傾害，“中傷之百方”。然而徐階每次都能從容對付，化險為夷。這裏麵的原因，固然有徐階的權術謀略，也有嘉靖的偏袒庇護。嘉靖實在是太喜歡徐階寫的青詞了，簡直就是愛不釋手，嚴嵩當然奈何他不得。等到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五月，李本離職，徐階升任次輔，嚴嵩就更是扳他不倒了。
何況嚴嵩這時也力不從心，自身難保。原來，嚴嵩揣摩聖意能夠百發百中，倒有一半以上要歸功於他的寶貝兒子嚴世蕃。嚴世蕃的長相，是脖子短，身體胖(短項肥體)，還少了一隻眼睛(眇一目)，是個獨眼龍。不過，他這一隻眼睛，比兩隻眼睛還厲害。嘉靖下的手詔，常常語焉不詳，不知所雲(語多不可曉)，唯獨嚴世蕃一看就懂(一覽了然)，一答就對(答語無不中)，真可謂“一目了然”。可是就在這個月，嚴嵩的夫人歐陽氏去世，依禮，嚴世蕃要在家居喪，再也不能跟著嚴嵩去上班了。那時，嘉靖不住大內住西苑，為了辦公方便，也為了便於寫青詞，就在西苑為閣臣設立辦公室，叫“直廬”。嚴世蕃不能跟到直廬，嚴嵩就沒了主心骨，隻好一接到嘉靖手詔，就派人送回家征求嚴世蕃的意見。這嚴世蕃也真不是東西，居然當真不問國事，整天在家和女人鬼混。嚴嵩派人來問對策，也不按時回答，隻管自己淫樂，全然不顧老爸心急如焚。前麵講過，嘉靖是個性急的人，哪裏能容忍嚴嵩磨磨蹭蹭？嚴嵩又不能說以前都是嚴世蕃參謀，隻好自己硬著頭皮對答(不得已自為之)，自然是答非所問(往往失旨)，讓嘉靖大為不滿。
嚴嵩的青詞也越寫越差。這時的嚴嵩，畢竟是八十二歲的老人了，日薄西山，江郎才盡，哪裏還能寫得出好文章？也隻能請人代筆，質量可想而知。嘉靖便越來越不喜歡他(積失帝歡)。等到半年以後，萬壽宮一場大火，就把嚴嵩的“聖眷”燒了個精光。
萬壽宮這場大火倒不是嚴嵩放的，是嘉靖皇帝自己和宮姬在貂帳裏玩火造的孽。但不管怎麽說，萬壽宮沒了，萬歲爺卻不能沒有地方住。一個辦法是重修萬壽宮。這是嘉靖的想法，但嚴嵩認為不可能。因為這時正在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國庫早已掏空，哪來的人力物力？第二個辦法是搬回大內。這是群臣的想法，嚴嵩認為也不可能。因為大內是皇上差一點被害的地方，至今心有餘悸，怎麽可能回去？嚴嵩的主張是既不回大內，也不住西苑，而是移駕重華宮。重華宮修飾完整，比現在臨時居住的玉熙殿舒服多了。
嚴嵩這一番謀劃自以為得意，卻沒想到犯了更大的忌諱。重華宮是什麽？是當年景帝軟禁英宗的地方。因此嘉靖一聽便大為惱火：這不是要把朕關起來嗎？也是合該嚴嵩倒黴。此公可是一向善於揣摩“聖意”的，這回卻把馬屁拍到了嘉靖的痛腳上。
這時，次輔徐階說話了。
徐階說，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確實工程浩大，但正因為三大殿工程浩大，所以能夠修複萬壽宮。為什麽呢？三大殿工程有“餘料”呀！工程越大，餘料就越多。所以，修建三大殿和修複萬壽宮不但不矛盾、不衝突，反倒相得益彰。嘉靖一聽就高興了，問那要多長時間？徐階的回答是“可計月而就”。於是嘉靖龍顏大悅，準其所奏，還欽命徐階的兒子徐璠承包工程。徐璠也不負所望，百日之後就如期完工。嘉靖將其改名萬壽宮(原本叫永壽宮)，給徐階加官少師，徐璠也由尚寶丞(正六品)破格晉升為太常少卿(正四品)。
這下子嚴嵩知道自己不是徐階的對手了。於是擺酒設宴，款待徐階。席間，嚴嵩令子孫團團拜倒在徐階腳下，舉杯托孤道：嚴某日薄西山，這些小子就全仗徐公看顧了(嵩旦夕死矣，此曹惟公乳哺之)。徐階立即避席，連連說不敢當，不敢當！
徐階雖然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心裏卻在磨刀霍霍，暗暗盤算怎樣才能徹底整倒嚴嵩，出這多年所受的窩囊氣，也為對自己有知遇之恩、又被嚴嵩害死的夏言報一箭之仇。他的辦法是請神仙幫忙。徐階知道，嘉靖身邊是不能沒有道士的。他最寵信的道士，先是邵元節，後是陶仲文。但邵元節早在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仙逝，陶仲文也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升天，於是徐階便向嘉靖推薦藍道行。藍道行是山東道士，本事是會降紫姑扶乩。紫姑是何方神聖呢？是管廁所的。大家不要小看這廁所。內急的時候找不到廁所，比肚子餓了找不到飯館還嚴重。所以紫姑的乩語最靈。藍道行會降紫姑，自然本事不小。
其實藍道行哪有什麽本事。他的本事是和太監合夥作弊。扶乩的過程是這樣的：先由皇帝把要問的問題寫在紙上，然後由太監帶到扶乩的地方焚燒，請神仙用乩語回答。如果不靈，就要怪太監汙穢不潔，神仙不肯降臨。太監當然不願意背這個罪名，就在焚燒之前先偷看皇帝的問題，然後告訴藍道行，這樣自然就靈了。藍道行的乩語一靈，徐階就可以做手腳。比方說，徐階知道嚴嵩有密折呈奏，就讓藍道行扶乩說：“今有奸臣奏事”。嘉靖問天下何以不治，乩語就說：賢臣沒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再問誰是賢臣，誰是小人，答案也是不難想象的，自然說徐階是賢臣，嚴嵩是小人。
不過這種裝神弄鬼的把戲還上不了台麵。它隻能讓嘉靖動心，不能讓嘉靖動手。堂堂大明天子，總不能公然下詔，說乩語如何因此必須如何吧！這就需要有機會，比如嚴嵩正好犯了什麽事，或者正好有人彈劾他。機會也是說來就來。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某日，天降大雨，一個名叫鄒應龍的禦史(監察部處長)因為避雨躲進一位太監家，聽到了“神仙”說嚴嵩是小人的事。鄒應龍一聽就明白，嚴嵩的好日子到頭了(帝眷已潛移)，於是連夜修成《貪橫蔭臣欺君蠹國疏》，上奏朝廷。疏文指控嚴世蕃貪贓枉法、禍國殃民，應處死刑;嚴嵩溺愛惡子、受賄弄權，應予斥退。嘉靖也很快做出批複：嚴嵩給米百石，退休回家，嚴世蕃發配雷州充軍。去年一場大火，燒掉了嚴嵩的聖眷;今年一陣大雨，又澆滅了嚴嵩的權勢。這可真是“水火無情”。
嚴嵩倒了，但沒有死。嚴世蕃也活得很滋潤。他並沒有到雷州衛服刑，隻在廣東南雄住了兩個月，就溜回家了。回家以後也不韜光養晦，反倒大興土木，修建私宅。這就引起了地方官員的注意。更糟糕的是，地方官注意嚴府，嚴世蕃卻不注意，氣焰十分囂張。有一次，袁州府推官(專管刑獄的官員，正七品)郭諫臣到嚴府公幹，嚴府家奴非常無禮，公然不把他這個朝廷命官放在眼裏。郭推官咽不下這口氣，一狀告到巡江禦史(監察部特派員)林潤那裏。林潤也是一個想把嚴家置於死地的，正好手上也抓住了嚴世蕃的把柄──與羅龍文過從甚密。羅龍文是什麽人？是倭寇王直的親戚，而且和嚴世蕃一樣，也是從流放地私自逃回的。於是林潤上奏朝廷，狀告嚴世蕃和羅龍文網羅江洋巨盜，私用違製車服，日夜誹謗朝廷，聚眾四千餘人，“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
這就是謀反了。於是，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將嚴世蕃捉拿歸案。那時，嚴世蕃的兒子嚴紹庭還在北京當錦衣衛指揮，立馬派人通風報信。嚴世蕃聞訊本想逃回雷州，誰知早在林潤的監視之下，剛一出門，就被逮了個正著。結果，嚴世蕃被押解進京，交由三法司審理。三法司，就是刑部(公安部)、都察院(監察部)和大理寺(最高法院)，其長官分別是刑部尚書、都禦史和大理寺卿。像嚴世蕃這樣涉嫌謀反的大案，照例是要“三司會審”的。
嚴世蕃二進宮的消息轟動了京城。許多人額手稱慶，都認為沈煉和楊繼盛的冤案這回總算可以平反了。林潤和郭諫臣是這麽認為的，“三法司”長官黃光升、張永明、張守等人也是這麽認為的。因此他們在判決書裏，便大講嚴嵩父子如何迫害忠良，而且重提沈煉、楊繼盛案。草稿送到徐階那裏，徐階問，諸位的意思，不是想救嚴公子一條性命吧？黃光升幾個都說，當然不是，恨不得立馬就殺了他。於是徐階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上麵一五一十列舉了嚴世蕃的“反跡”：什麽住宅私擬王府啦，什麽招募亡命之徒啦，什麽謀為外投日本啦，什麽串通裏應外合啦，不一而足，而且說得有鼻子有眼。蠱惑嚴世蕃在南昌稱王的，是彭孔;挑唆嚴世蕃勾結黑社會的，是典楧;煽動嚴世蕃裏通外國的，是羅龍文;協助嚴世蕃誘致外兵的，是牛信。黃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立即照抄上奏。結果，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詔，以“交通倭虜，潛謀叛逆”的罪名判處嚴世蕃死刑。而且，根據徐階的意見，並沒有“秋後處決”，而是“亟正典刑”。
沈煉和楊繼盛可以瞑目了，曆史也終於實現了“實質正義”，盡管方式是如此荒唐。
<strong>誰是禍根</strong>
嚴世蕃之死，當時就有人認為是冤案。
當然是冤案了。這嚴世蕃惡貫滿盈不假，聚眾謀反卻是冤枉。林潤的奏折其實說得很清楚：“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什麽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這麽說。實際上是捕風捉影，連匿名舉報都算不上。嘉靖皇帝也不相信，曾下令三法司“從公鞠訊，具以實聞”。然而徐階卻上奏說“事已勘實”，“具有顯證”，也不容嚴世蕃申辯，更沒有什麽取證、對質，硬是手忙腳亂地就把他的腦袋砍掉了。
這當然讓很多人不以為然。張居正在主修《世宗實錄》時就說，嚴世蕃是該殺的，但罪名應該定為“奸黨”而不是“反賊”。像林潤的奏折那樣“指為謀逆”，或者像三司的判決那樣“擬以謀叛”，都“悉非正法”。這也是後來一些人的觀點。比如談遷就說徐階他們的判決是“舍奸黨之正條，坐不軌之苟論”，支大綸更是質問：“內閣頤旨，法官唯諾，刑罰不中，伊誰之咎？”是啊，這種以冤案平反冤案的荒唐，究竟應該由誰負責？
恐怕不該是徐階。在我看來，沈煉和楊繼盛的死，是冤枉的;嚴世蕃背上謀反的罪名，也是冤枉的。但要說罪魁禍首就是徐階，同樣冤枉。
徐階不是糊塗蟲，也不是迫害狂。他何嚐不知道以“奸黨”之名定世蕃之罪，才是“正論”、“正法”、“正條”？他又何嚐不想光明正大地為沈煉和楊繼盛平反昭雪？但是不行啊！因為這些冤假錯案都是皇上欽定的。如果把沈煉和楊繼盛案翻出來，就是和當今聖上過不去了(是彰上過也)。當然，皇帝做錯的事，也不是不可以批評、糾正，但前提是那皇帝肯聽才行。嘉靖恰恰就是一個聽不得半點不同意見的人。《明史·奸臣傳》說：“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也就是說，嘉靖這個人，是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的。別人的性命一錢不值，自己的麵子比天還大。所以，嚴嵩要想害人，非常容易，隻要抓住嘉靖“護短”的心理煽風點火就行。難怪嚴世蕃聽說三法司把沈煉和楊繼盛的舊案翻了出來，竟然在獄中高興得手舞足蹈。因為他知道，這必然引起嘉靖的猜忌、懷疑和憤怒。保不住的，就不是自己的腦袋，而是三法司的烏紗了。所以徐階對黃光升幾個說，按照你們這種寫法，嚴公子明天就可以出門了，諸位反倒可能被關了進去。
顯然，不冤枉嚴世蕃，沈煉、楊繼盛，還有許多人的冤情就無法昭雪。張居正說，定為“奸黨”，也可以殺嚴世蕃，這當然不錯。但你要定得了才行呀！顯然，徐階製造新的冤假錯案，以“莫須有”的罪名除惡鋤奸，實在是嘉靖逼出來的。
其實就連嚴嵩這個“奸臣”，也是嘉靖“培養”出來的。嚴嵩是江西分宜縣人，所以又稱“嚴分宜”。《明史》說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聲音洪亮，才華橫溢，名重一時。他在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中進士，做過庶吉士、編修之類的小官，就因病回家了。嚴嵩在家鄉又讀了十年書，寫作詩文，“頗著清譽”，回到官場時也還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對嘉靖的胡作非為。但是，嚴嵩很快就被嘉靖的“雷霆之怒”嚇破了膽，“盡改前說”，從此踏上了媚上、邀寵、弄權、謀私的不歸之路。
然而嚴嵩的道路並不平坦。
正如許多曆史學家所指出，嘉靖其實是最懂得怎樣做皇帝的人。正因為精通帝王之術，所以，嘉靖不像高祖朱元璋那樣日夜操勞，也不像玄孫朱由校那樣大權旁落。他在位四十五年，二十七年不視朝，但朝廷裏哪怕飛過一隻蒼蠅他都知道，更不要說國家大事了。也就是說，大明帝國這四十五年其實是他當家的，盡管他每天的“功課”，不過是煉丹、祈福、讀青詞、泡女人。一般地說，一個皇帝，倘若如此的“不務正業”，恐怕是要“喪權辱國”的。但是嘉靖並不。他甚至不能說是一個完全不合格的皇帝。事實上帝國製度對後世君主的要求不高，隻要守住祖宗基業、江山社稷就行。從這個角度看，嘉靖至少稱職。可以說，他是治國、玩樂兩不誤。結果，作為男人，他玩得盡興;作為皇帝，他還算盡職。他是盡職而不累(輕鬆自如)，盡興而不廢(大權在握)。
這實在“聰明”。嘉靖的聰明，就在於他明白所謂“國家大事”，其實是要分析的。國家的事並不都是大事，也有小事。不但雞毛蒜皮是小事，就連財政、賦稅、軍事、工程、刑律，總之，一切可以交由臣工去處理的事情，對於皇帝來說都是小事。因為它們不是綱，而是目。目，是可以也應該交給臣下的，皇帝要抓的是綱。而且，皇帝也隻應該抓綱。隻要皇帝抓住了綱，所有的目就帶起來了。綱舉目張嘛！
什麽是綱？綱就是權力，就是任命與罷免、提拔與處分、獎賞與懲罰官員的權力。國家的事務是由大小官員來打理的，而官員最想的是升官，最怕的是罷官。所以，抓住了官員的任免權，就抓住了官員的命根子;而抓住了官員，就抓住了天下。所以，隻要抓住這個“綱”，就可以“垂衣而治”，將天下“運於股掌”。
皇帝自然有這個權力。因為從理論上講，官員是皇帝的兒子(因此叫臣子)、奴仆(因此叫臣仆)、打工仔(因此叫臣工)。作為父親(君父)、主子(君主)、老板(君王)，皇帝在製度上擁有對官員的生殺予奪之權。但是，有沒有這個權力是一回事，會不會用又是另一回事。嘉靖就是會用的。他甚至不必動用升遷獎懲的大權，隻要“假以顏色”，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方說，嚴嵩剛剛被重用時，曾經遭到官場的普遍攻擊。明代是實行“兩京製”的，南京和北京都有中央政府，而南京和北京的給事中(六部監察官員)和禦史(監察部官員)彈劾貪官汙吏，第一個提到的就是嚴嵩。因為嚴嵩實在太不像話，居然向宗室諸侯勒索賄賂，他的兒子也四處活動，大走後門。然而嘉靖為了包庇嚴嵩，便故意向他谘詢國事，而且故意表示欣賞(必故稱賞)，哪怕嚴嵩的回答實在不怎麽樣(平無奇)。這樣連續多次以後，對嚴嵩的攻擊也就煙消雲散，正所謂“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可以說，正是由於嘉靖的縱容，嚴嵩才有恃無恐，日益驕橫，終於成為天字第一號的大奸臣。
嚴嵩對於嘉靖，也堪稱肝腦塗地，馬屁拍足。嘉靖是喜歡做道士的，製有一種道士戴的香葉冠，賜給閣臣每人一頂。其他閣臣(比如夏言)認為這不是正式朝服，不肯戴。嚴嵩卻不但戴了，還籠以輕紗，以示虔誠，讓嘉靖大感欣慰。嘉靖又常常把自己煉的“仙丹”賜給臣下。其他人知道那玩意有毒(內含鉛汞化合物)，不吃。嚴嵩卻不但吃了，還要報告服用結果，比如“遍身燥癢異常，不可一忍”，或者“至冬發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正是鉛汞中毒的症狀。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心甘情願充當實驗室“小白鼠”，要說他對皇帝不是“忠心耿耿”，還真是冤枉了他。
然而嘉靖對嚴嵩卻既不放心，也不放手，時不時要敲打他。敲打也很容易。比方說，在朝野上下都認為皇帝對嚴嵩言聽計從時，故意不問意見，乾綱獨斷，或者故意當眾表示反對，讓嚴嵩碰一鼻子灰。又比方說，在嚴嵩值班時，故意多次不召見他，把他晾在那裏。有一次，嚴嵩久等不得召見，卻見李本和徐階往西苑走，便也跟著走。走到西華門，李本和徐階進去了，嚴嵩卻被攔在外麵。這時，嚴嵩在名義上還是首輔。次輔(李本)和三輔(徐階)昂首而入，首輔卻吃了閉門羹，嚴嵩無論如何也想不通。回到家裏，父子二人竟抱頭痛哭。
實際上嚴嵩終其一生，都隻是“寵臣”而非“權臣”。他推薦的人選，並不一定能保住官位(吏部尚書缺，嵩力援歐陽必進為之，甫三月即斥去)。他的心腹獲罪，也不一定能夠救援(趙文華忤旨獲譴，嵩亦不能救)。在嘉靖心目中，嚴嵩其實是自己手中一個可以任意把玩拿捏的玩意，一條“巴兒狗”和一隻“小白鼠”，高興時攬在懷裏，不高興就一腳踢開。事情都讓他去做，責任卻不替他擔。今天讓他青雲直上，明天就把他打入冷宮。最後，名垂青史的是嘉靖(因為奸臣是他除掉的)，背上罵名的是嚴嵩(因為壞事都是他幹的)，這難道公平，難道不荒唐？
嚴世蕃伏誅後，嚴嵩也被抄家。一無所有的嚴嵩隻好“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寄居在守墓人的房子裏，到處要飯吃。這離他最風光的時候也不過三四年光景。想當初，嚴嵩是何等地得寵啊！因為年紀大，嘉靖特許他乘肩輿出入紫苑。見他的直廬簡陋，嘉靖“撤小殿材為營室，植花木其中”，每天賜禦膳，賜法酒。現在呢？寄食墓舍以死。看來，嚴嵩甚至連“寵物”都不如。因為養寵物的人是很少會讓自己的小狗變成“喪家犬”的。
讀史至此，感慨良多，遂填得《采桑子》一闕雲：
翻飛柳絮風中舞，
上也荒唐，
下也荒唐，
四十年來夢一場。
伴君如伴南山虎，
喜也無常，
怒也無常，
混賬專橫是帝王。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嚴嵩傷心難過的日子。就在這個月，他的兒子嚴世蕃被人告發，以“通倭謀反”的罪名逮捕下獄。這個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將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
嚴嵩是有明一代的異數，一個“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書》作《奸臣傳》，上下兩卷，另有《叛臣傳》上下兩卷，《逆臣傳》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臣傳》，多達四卷，另有《叛臣傳》上中下三卷，《佞幸傳》一卷。《明史》的《奸臣傳》卻隻有一卷。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為《明史》還有《佞幸傳》和《閹黨傳》。入此二傳的，在一般人看來，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為閣臣，卻與宦官劉瑾狼狽為奸，沆瀣一氣，怎麽不是奸臣？然而入《閹黨傳》。又比如成祖(永樂)朝的紀綱，專一刺探官民隱私，打小報告陷害他人，“被殘殺者不可勝數”，又怎麽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傳》。《明史》認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為“奸”。隻有那些“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身陰賊”的，才是奸臣。像焦芳和紀綱那樣的，便隻好算作“閹黨”和“佞幸”。
這也並非沒有道理。正如寵臣不等於權臣，小人也不等於奸人。小人，是從來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較罕見。“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動物”。審諸唐宋元明四代，堪稱“名奸”的，唐代隻有一個李林甫。宋代多一點，蔡京、秦檜、賈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個都不知名，明的“名奸”恐怕就是嚴嵩。不信隨便找個人問問，問他明代最壞的人都有誰，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賢，就是這位嚴閣老(當時稱內閣大學士為閣老)，要不就是兩個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國的戲曲舞台上，嚴嵩從來就是大白臉。
當然，舞台上的事並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臉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漢帝國的立場上看，也不是。在那個東漢王朝氣數已盡，中央政權王綱解鈕，群雄並起逐鹿中原的時代，如果不是曹操頂住，真不知幾人稱王幾人稱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場。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嚴嵩卻不冤，也沒人替他翻案。據《明史·奸臣傳》雲，嚴嵩其實並沒有什麽執政能力(無他才略)，卻很懂得怎樣做一個奸臣(唯一意媚上，竊權罔利)。他踏入官場以後，實際上隻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權，四是索賄。早在他“入閣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賄賂。成為“當朝宰相”後，更是結黨營私，賣官鬻爵，敲詐勒索，貪得無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嚴嵩家產被抄，共抄得黃金三萬多兩，白銀二百萬兩，相當於當時全國一年的財政總收入，此外還有田地上百萬畝，房屋六千多間，以及無數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畫。嚴嵩出身原本貧寒，這些財產是從哪裏來的？當然是他竊權二十年間，父子二人搜刮來的。所以張居正說，嚴嵩當國，其實是“商賈在位”。
被嚴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傳》列了一個長長的名單，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煉和楊繼盛。這兩個人，都是因為彈劾嚴嵩而被害死的。沈煉上書時，官職是錦衣衛經曆。經曆是個管文書檔案的“七品芝麻官”，錦衣衛則是明代著名的特務組織，相當於憲兵隊。沈煉雖然在特務機關工作，卻很正派，《明史》說他“為人剛直，疾惡如仇”。沈煉的長官錦衣衛帥陸炳和嚴嵩父子關係很好，對沈煉也不錯(善遇之)，常常帶他到嚴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煉卻不吃這一套。他痛恨嚴嵩父子為非作歹禍國殃民，“時時扼腕”，終至忍無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書彈劾，痛斥嚴嵩“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欺上瞞下，以權謀私，排擠忠良(忠謀則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諛諂則曲意引之)，以至於“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這當然是捅了馬蜂窩。於是嚴嵩勾結死黨，捏造了一個“圖謀不軌”的罪名將沈煉殺害。
可惜沈煉殺不完。一個沈煉倒下了，又一個沈煉站起來。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楊繼盛再次上書彈劾嚴嵩。楊繼盛的官職是兵部員外郎，和沈煉一樣，也是一個“七品芝麻官”。而且，楊繼盛的攻勢比沈煉還猛。沈煉的奏疏，列舉了嚴嵩十大罪狀。楊繼盛則指出，嚴嵩不但有“十罪”，還有“五奸”。這“五奸”是：由於嚴嵩的奸詐狡猾蒙蔽聖聽，以至於“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陛下之喉舌皆賊嵩之鷹犬”，“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這當然又捅了馬蜂窩。於是嚴嵩在楊繼盛的奏章裏找了個茬子，慫恿嘉靖下令將其逮捕。不過嘉靖皇帝雖然將楊繼盛下獄問罪，卻並沒有要殺他的意思。嚴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報文件中塞進楊繼盛的名字，將其謀殺。
<strong>嚴嵩，是不是大奸臣？</strong>
不過嚴嵩的有名，除“罪大惡極”外，還因為他這個奸臣當得有點“不合時宜”。《明史》所列奸臣，其時代不是在開國之初(如胡惟庸、陳瑛)，就是在亡國之際(如周延儒、溫體仁、馬士英)，唯獨嚴嵩不三不四，是在嘉靖一朝。嘉靖朝是個什麽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國二百七十六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時候(1522年)上距開國一百五十四年，下距亡國一百二十二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間偏後一段。開國之初出現奸臣是不奇怪的，因為那時製度還是草創，時局也不穩定。亡國之際出現奸臣也不奇怪，因為那時氣數已盡，弊端叢生。然而嘉靖一朝，即便從他老人家“駕崩”那年算起，距離亡國也還有七十八年。照理說，這可應該是“天下無事，安享太平”的時代，怎麽會冷不丁地冒出個大奸臣來呢？
何況明代的朝臣當中也不該出奸臣。事實上，有明一代的特點，是皇帝多混賬而朝臣無大惡。明代的皇帝，和曆朝曆代相比是最差勁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心狠手辣，殺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幾乎被他趕盡殺絕。成祖永樂皇帝朱棣，殘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殺人如麻，還動不動下令將人犯“拖出去著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將女犯輪奸，簡直就是心理變態。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熾，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這兩個算是不錯，因此有所謂“仁宣之治”。可惜仁宗在位隻有一年，宣宗在位也隻有十年，況且宣宗還因為喜歡鬥蟋蟀而被稱為“促織天子”。接下來，英宗朱祁鎮(他有兩個年號，正統和天順)，就開始出問題了。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做了俘虜，搞了複辟，殺了忠臣，而是開了宦官專政的先例，為大明王朝留下無窮後患。英宗的兒子──憲宗成化皇帝朱見深也很夠嗆。此公寵信太監，迷戀佛道，熱衷於房中術，朝政頗為穢亂，《正說明朝十六帝》一書總結為三句話：一個貴妃(萬娘娘)、兩個宦官(汪直、梁芳)、三樁弊政(西廠、皇莊、傳奉官)。不過，憲宗的兒子──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卻是難得的明君，被認為可以和漢文帝、宋仁宗相提並論。可惜天不佑大明。這個最溫良恭儉讓的皇帝卻有一個最任性頑皮的兒子。他這個兒子──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稱“亙古第一頑主”。而且，正是因為他的荒唐胡鬧，害得孝宗這一係斷子絕孫，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奸臣嚴嵩才得以粉墨登場。
以後便是一代不如一代。穆宗隆慶皇帝朱載垕，唯一的愛好是女人，最大的優點是無能。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酒色財氣，醉生夢死，最擅長的是耍賴和罷朝。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隻有一個月，惹出的案子倒有三個：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此即所謂“明末三案”。熹宗天啟皇帝朱由校，其實是個文盲。他在位七年，玩了七年積木，鬥了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給另一個文盲──太監魏忠賢。等到他的弟弟──崇禎皇帝朱由檢來收拾局麵時，局麵其實已不可收拾，隻好亡國。當然，亡國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禎自己也有責任。崇禎的勤政自律固然超過前人，他的剛愎自用、嫉賢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無前例。這裏且不說他。
明代皇帝如此差勁，國祚為何還能延續如此之久呢？這是因為，自隋唐而宋元，經過七百多年探索，文官製度已經完善，官僚政治已經成熟，帝國的政權其實是由士大夫階層來支持的。這些人耕讀為本，詩書傳家，滿腦子“忠君報國”，一肚皮“修齊治平”。一旦進入官場，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職，盡心盡責，因此國家機器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況下也能運轉自如。也因此，盡管皇帝多混賬，然而朝臣無大惡。正如《明史·奸臣傳》所說，明代作惡多端的主要是太監(有明一代，巨奸大惡，多出於寺人內豎)，奸臣的出現竟成為異數(求之外廷諸臣，蓋亦鮮矣)，唯獨嘉靖一朝是個例外(唯世宗朝，閹宦斂跡，而嚴嵩父子濟惡，貪得無厭)。
於是就有了一個問題：為什麽唯獨嘉靖一朝閹宦斂跡而奸臣崛起？或者說，為什麽閹宦斂跡以後奸臣就要崛起？這當然與嘉靖其人有關。那麽，嘉靖又是一個什麽樣的皇帝？
<strong>“混蛋”嘉靖</strong>
嘉靖是明代一個繞不過去的皇帝，在位時間很長，四十五年，僅次於他的孫子萬曆(神宗朱翊鈞)，在中國曆史上排名也很前。曆代皇帝在位的年頭，康熙最長，六十一年;乾隆次之，六十年;第三漢武帝，五十四年;第四明萬曆，四十八年;嘉靖排在第五名。
不過，嘉靖在位時間雖長，政績卻乏善可陳。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時任戶部雲南司主事的海瑞，向嘉靖皇帝呈上了轟動朝野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戶部主事官階正六品，相當於現在的司局級幹部，在當時則是一個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職位。明代官製，戶部有尚書一人，正二品，相當於部長。侍郎二人，正三品，相當於副部長。這三個，都叫“堂官”，由皇帝直接領導。部以下，設司(戶部有十三個司)。司的官員，有郎中(正五品)、員外郎(從五品)和主事(正六品)，都叫“司官”。再下麵，則有一大群八品、九品的辦事員，比如照磨、檢校之類，是為“吏員”。部裏的工作，大事有堂官做主，小事有吏員張羅，司官的任務並不重。何況自明孝宗弘治(嘉靖的伯父)以來，治理司務的隻有郎中一人，員外郎和主事隻在授官之日出席而已，實際上是閑差。然而海瑞雖然級別不高，責任不重，事情不多，卻“位卑未敢忘憂國”，對國家的命運前途充滿擔憂。他在戶部無所事事，就琢磨朝政。這一琢磨不要緊，海瑞發現，嘉靖一朝的政治，竟然可以概括為十六個字：“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堪稱一塌糊塗。而且天下的臣民，對嘉靖皇帝也極其不滿(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甚至用他的年號來挖苦他，說什麽“嘉靖嘉靖，家家皆淨”，堪稱民怨沸騰。
那麽，事情為什麽會弄到這個地步呢？究其所以，就因為嘉靖這個皇帝不好。怎麽個不好？昏聵多疑(心惑)、剛愎殘忍(苛斷)、自私虛榮(情偏)。隨便舉個例：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老頭子病重，太醫徐偉奉旨前往診治。當時嘉靖坐在小床上，龍袍垂地，徐偉遲疑不敢前進。嘉靖問他為什麽不走過來。徐偉說，皇上的龍袍在地上，臣不敢進。診視完畢，嘉靖就下了一道手詔給內閣，表揚徐偉。嘉靖說，徐偉的話，最能體現他對君父的忠愛之情。因為他說的是“皇上的龍袍在地上”，而不是“皇上的龍袍在地下”。這又有什麽區別呢？嘉靖說，區別很大──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偉聽到傳達，當時就嚇出一身冷汗。地上地下，這在一般人那裏是沒有什麽區別的。我們平時說話，也是地上地下不分，哪有那麽多講究？按照嘉靖的邏輯，臣下一言不慎，豈不是就要招來滅頂之災？
嘉靖要求臣下極其苛刻，對待自己卻極其放縱。他這個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倒有半數以上年頭是不上朝的。他從嘉靖十八年(公元1439年)起就不視朝，從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起就不進宮。幹什麽呢？躲在西苑，修齋建醮，整天和道士鬼混。而且，他聽信道士的鬼話，也不和皇後、太子見麵，因為據說他們父子二人命相相克。所以海瑞認為，嘉靖不但從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從倫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父親、好丈夫。如果拿君臣、父子、夫婦這“三綱”來衡量一下，就會發現原本應該成為全體臣民道德楷模的皇上，居然一綱都談不上：任意懷疑、謾罵、屠殺臣僚，是不君(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對親生兒子毫無教誨養育，連麵都不見，是不父(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與皇後分居，躲在西苑煉丹，是不夫(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這樣一個人，能把國家治理好，那才是咄咄怪事！
實際上嘉靖也無心治國。他最關心的隻有兩件事情，或者說兩個問題。一是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活夠歲數，二是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玩夠女人。隻要能夠實現這兩個目標，即便把整個帝國都押上去，他也在所不惜。
道士們據說就能夠幫助嘉靖實現自己的“理想”。因為道教主張的，正是長生不老，甚至肉體飛升，而且“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更加妙不可言的是，道教“養身之道”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便正是所謂“房中術”。按照嘉靖寵信的道士邵元節、陶仲文等人的理論，養生是不必節欲的。相反，如果掌握了房中秘術，多次與童貞處女性交，還能起到采陰補陽、延年益壽的作用。這實在是太對嘉靖的胃口了。對於他來說，長壽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必須禁欲，活那麽長又有什麽意思？現在好了。縱欲和養生竟可以並行不悖相得益彰，這真讓皇帝陛下心花怒放。
然而這種以少女身體為煉丹鼎爐的“采陰補陽”，對於女性而言無異於身心摧殘。何況宮女們還要黎明即起，在日出時分采集甘露供嘉靖飲用;還要向嘉靖提供初潮的經血，供他煉丹。這種由少女經血、中草藥和礦物質煉成的“紅鉛丸”，其實是一種壯陽藥，內中含有從人尿(當然是童男童女的尿液)中提取的性激素。嘉靖服用以後，便要在這些少女身上發泄獸欲。這實在讓人忍無可忍，終於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發生了“壬寅宮變”。十月二十日晚上，以楊金英、邢翠蓮為首，十餘名宮女決定謀殺嘉靖，而且差一點就用黃綾布把他在床上活活勒死。我們知道，謀反，是要滅九族的。弑君，也是要判剮刑的。所以，許多公卿將相即便大權在握，也不敢輕易動此念頭，何況手無寸鐵的弱女子？不難想象，如果不是嘉靖太過荒淫暴戾，她們斷然不會鋌而走險。
謀殺皇帝的宮女都被淩遲處死，嘉靖卻也有了一個借口，從此不回大內。皇上不住在宮裏，自然也不上朝。於是，他便在西苑萬壽宮安營紮寨，修齋建醮，做起道士來。
修齋建醮也叫齋醮。什麽是齋醮呢？就是建立道壇，齋戒沐浴，向神仙祈福。這時，必須向皇天上帝呈奉奏章祝詞。這個奏章祝詞通常用朱筆寫在青藤紙上，叫“青詞”，也叫“綠章”。這事道士是幹不來的，得靠詞臣。最好的詞臣自然是內閣大學士。我們知道，明清兩代是沒有宰相的。皇帝一人身兼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直接領導六部。這當然忙不過來，得有人協理。協理的部門就叫“內閣”，其實是秘書處;協理的人就叫“大學士”，其實是高級秘書。不過，久而久之，六部離皇帝越來越遠，內閣離皇帝越來越近。但有大事，皇帝往往向內閣垂詢，交六部執行，大學士就從製度上的秘書變成了實際上的丞相，因此也可以打一個引號，稱為“宰相”。這事我在《好製度，壞製度》一文中已有說明，請參看。
內閣大學士既然原本是秘書，主要工作是替皇帝披閱奏章起草文件，文字功夫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既然能夠替皇帝草擬詔書，自然也能夠替皇帝撰寫青詞。於是，以嘉靖的人生目標為中心，道士和閣臣開始分工合作。道士炮製春藥，閣臣炮製青詞;道士煽風點火，閣臣舞文弄墨。如此這般，嘉靖一朝的政治豈能不烏煙瘴氣？
然而內閣大學士們心甘情願。這些家夥比誰都清楚：要想青雲直上，就得討好皇帝;要想榮華富貴，也得討好皇帝;要想永保平安，還得討好皇帝。皇上既然就好這一口，咱們又有的是時間精力聰明才智，何不奉獻一點？所以，嘉靖一朝的閣臣，不少都是寫青詞的好手，甚至除了撰寫青詞，其實不會別的。比如袁煒、李春芳，後來還被稱作“青詞宰相”。總之，在嘉靖治下，要想出將入相、位極人臣，就必須是青詞寫手。
嚴嵩當然也不例外。
嚴嵩的青詞也是寫得極好的，曾經一度無人能夠望其項背。青詞並不好寫。那是一種賦體的文章，要求能夠以極其華麗的文字表達出皇帝對上天神靈的敬意和誠心。嘉靖求仙心切，性子又急，所以青詞總是供不應求，常常能把那些閣臣憋死。然而嚴嵩卻有求必應，得心應手。這並不奇怪。嚴嵩原本就是頗負盛名的詩人，文學修養很高，自然長袖善舞。嚴嵩又盡心，使出渾身解數，殫精竭慮，揣摩鋪張。結果一來二去，竟然隻有嚴嵩一個人寫的青詞能讓嘉靖滿意(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
於是嚴嵩“入閣拜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八月(也就是“壬寅宮變”前兩個月)拜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成了“宰相”。這時嚴嵩已經六十多歲，卻“精爽溢發，不異少壯”。入閣以後的嚴嵩當然還要撰寫青詞，但更重要的還是“揣摩聖意”。嘉靖雖然是個混蛋，卻不是昏君;雖然躲在西苑，卻沒有大權旁落;雖然整天求仙問藥，卻一刻也沒有放鬆對朝廷的控製。許多重大政治問題，嘉靖都是自己已有成見才去谘詢閣臣的。因此，閣臣的本事，就在於能夠摸清嘉靖的心思，說出皇帝想說的話，甚至皇帝想說而不方便說的話。嚴嵩正好就有這樣的本事。他和他的兒子嚴世蕃兩個，差不多每次都能把嘉靖的心思猜個八九不離十，所奏自然“甚合朕意”。這在嘉靖看來，是嚴嵩父子忠心耿耿，勤於王事;在別人看來，則認為皇上對嚴嵩言聽計從。至於嚴嵩，當然不會說穿其中的秘密。他們父子正好趁機欺上瞞下，以售其奸。
但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奸者千慮，大約也難免一失。嚴嵩做夢也沒有想到，他這一生，是成也青詞，敗也青詞;成也揣摩，敗也揣摩。當然，他也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會遇到一個更厲害的對手，一個能夠“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他對付別人的辦法來對付他，最後置他於死地的人。
這個人就是徐階。
<strong>滑頭徐階</strong>
徐階也是會寫青詞的，而且寫得比嚴嵩還好。
徐階是鬆江華亭(今屬上海)人，從小就命大福大。一歲的時候，他掉進井裏，三天以後居然活了過來。五歲的時候，又掉到山下，居然掛在樹上不死。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他中了進士，一甲第三名，是探花郎。《明史》說他這個人的特征，是個子小，皮膚白(短小白皙)，注重儀表(善容止)，聰明過人(性穎敏)，能謀善斷(有權略)，城府很深(陰重不泄)，似乎天生就是嚴嵩的克星。
和嚴嵩一樣，徐階得寵，也是因為會寫青詞(所撰青詞獨稱旨)。他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以禮部尚書的身份兼東閣大學士，成為“宰相”，排在嚴嵩(首輔)和李本(次輔)的後麵。徐階的入閣，使嚴嵩本能地感到威脅，便多次加以傾害，“中傷之百方”。然而徐階每次都能從容對付，化險為夷。這裏麵的原因，固然有徐階的權術謀略，也有嘉靖的偏袒庇護。嘉靖實在是太喜歡徐階寫的青詞了，簡直就是愛不釋手，嚴嵩當然奈何他不得。等到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五月，李本離職，徐階升任次輔，嚴嵩就更是扳他不倒了。
何況嚴嵩這時也力不從心，自身難保。原來，嚴嵩揣摩聖意能夠百發百中，倒有一半以上要歸功於他的寶貝兒子嚴世蕃。嚴世蕃的長相，是脖子短，身體胖(短項肥體)，還少了一隻眼睛(眇一目)，是個獨眼龍。不過，他這一隻眼睛，比兩隻眼睛還厲害。嘉靖下的手詔，常常語焉不詳，不知所雲(語多不可曉)，唯獨嚴世蕃一看就懂(一覽了然)，一答就對(答語無不中)，真可謂“一目了然”。可是就在這個月，嚴嵩的夫人歐陽氏去世，依禮，嚴世蕃要在家居喪，再也不能跟著嚴嵩去上班了。那時，嘉靖不住大內住西苑，為了辦公方便，也為了便於寫青詞，就在西苑為閣臣設立辦公室，叫“直廬”。嚴世蕃不能跟到直廬，嚴嵩就沒了主心骨，隻好一接到嘉靖手詔，就派人送回家征求嚴世蕃的意見。這嚴世蕃也真不是東西，居然當真不問國事，整天在家和女人鬼混。嚴嵩派人來問對策，也不按時回答，隻管自己淫樂，全然不顧老爸心急如焚。前麵講過，嘉靖是個性急的人，哪裏能容忍嚴嵩磨磨蹭蹭？嚴嵩又不能說以前都是嚴世蕃參謀，隻好自己硬著頭皮對答(不得已自為之)，自然是答非所問(往往失旨)，讓嘉靖大為不滿。
嚴嵩的青詞也越寫越差。這時的嚴嵩，畢竟是八十二歲的老人了，日薄西山，江郎才盡，哪裏還能寫得出好文章？也隻能請人代筆，質量可想而知。嘉靖便越來越不喜歡他(積失帝歡)。等到半年以後，萬壽宮一場大火，就把嚴嵩的“聖眷”燒了個精光。
萬壽宮這場大火倒不是嚴嵩放的，是嘉靖皇帝自己和宮姬在貂帳裏玩火造的孽。但不管怎麽說，萬壽宮沒了，萬歲爺卻不能沒有地方住。一個辦法是重修萬壽宮。這是嘉靖的想法，但嚴嵩認為不可能。因為這時正在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國庫早已掏空，哪來的人力物力？第二個辦法是搬回大內。這是群臣的想法，嚴嵩認為也不可能。因為大內是皇上差一點被害的地方，至今心有餘悸，怎麽可能回去？嚴嵩的主張是既不回大內，也不住西苑，而是移駕重華宮。重華宮修飾完整，比現在臨時居住的玉熙殿舒服多了。
嚴嵩這一番謀劃自以為得意，卻沒想到犯了更大的忌諱。重華宮是什麽？是當年景帝軟禁英宗的地方。因此嘉靖一聽便大為惱火：這不是要把朕關起來嗎？也是合該嚴嵩倒黴。此公可是一向善於揣摩“聖意”的，這回卻把馬屁拍到了嘉靖的痛腳上。
這時，次輔徐階說話了。
徐階說，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確實工程浩大，但正因為三大殿工程浩大，所以能夠修複萬壽宮。為什麽呢？三大殿工程有“餘料”呀！工程越大，餘料就越多。所以，修建三大殿和修複萬壽宮不但不矛盾、不衝突，反倒相得益彰。嘉靖一聽就高興了，問那要多長時間？徐階的回答是“可計月而就”。於是嘉靖龍顏大悅，準其所奏，還欽命徐階的兒子徐璠承包工程。徐璠也不負所望，百日之後就如期完工。嘉靖將其改名萬壽宮(原本叫永壽宮)，給徐階加官少師，徐璠也由尚寶丞(正六品)破格晉升為太常少卿(正四品)。
這下子嚴嵩知道自己不是徐階的對手了。於是擺酒設宴，款待徐階。席間，嚴嵩令子孫團團拜倒在徐階腳下，舉杯托孤道：嚴某日薄西山，這些小子就全仗徐公看顧了(嵩旦夕死矣，此曹惟公乳哺之)。徐階立即避席，連連說不敢當，不敢當！
徐階雖然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心裏卻在磨刀霍霍，暗暗盤算怎樣才能徹底整倒嚴嵩，出這多年所受的窩囊氣，也為對自己有知遇之恩、又被嚴嵩害死的夏言報一箭之仇。他的辦法是請神仙幫忙。徐階知道，嘉靖身邊是不能沒有道士的。他最寵信的道士，先是邵元節，後是陶仲文。但邵元節早在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仙逝，陶仲文也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升天，於是徐階便向嘉靖推薦藍道行。藍道行是山東道士，本事是會降紫姑扶乩。紫姑是何方神聖呢？是管廁所的。大家不要小看這廁所。內急的時候找不到廁所，比肚子餓了找不到飯館還嚴重。所以紫姑的乩語最靈。藍道行會降紫姑，自然本事不小。
其實藍道行哪有什麽本事。他的本事是和太監合夥作弊。扶乩的過程是這樣的：先由皇帝把要問的問題寫在紙上，然後由太監帶到扶乩的地方焚燒，請神仙用乩語回答。如果不靈，就要怪太監汙穢不潔，神仙不肯降臨。太監當然不願意背這個罪名，就在焚燒之前先偷看皇帝的問題，然後告訴藍道行，這樣自然就靈了。藍道行的乩語一靈，徐階就可以做手腳。比方說，徐階知道嚴嵩有密折呈奏，就讓藍道行扶乩說：“今有奸臣奏事”。嘉靖問天下何以不治，乩語就說：賢臣沒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再問誰是賢臣，誰是小人，答案也是不難想象的，自然說徐階是賢臣，嚴嵩是小人。
不過這種裝神弄鬼的把戲還上不了台麵。它隻能讓嘉靖動心，不能讓嘉靖動手。堂堂大明天子，總不能公然下詔，說乩語如何因此必須如何吧！這就需要有機會，比如嚴嵩正好犯了什麽事，或者正好有人彈劾他。機會也是說來就來。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某日，天降大雨，一個名叫鄒應龍的禦史(監察部處長)因為避雨躲進一位太監家，聽到了“神仙”說嚴嵩是小人的事。鄒應龍一聽就明白，嚴嵩的好日子到頭了(帝眷已潛移)，於是連夜修成《貪橫蔭臣欺君蠹國疏》，上奏朝廷。疏文指控嚴世蕃貪贓枉法、禍國殃民，應處死刑;嚴嵩溺愛惡子、受賄弄權，應予斥退。嘉靖也很快做出批複：嚴嵩給米百石，退休回家，嚴世蕃發配雷州充軍。去年一場大火，燒掉了嚴嵩的聖眷;今年一陣大雨，又澆滅了嚴嵩的權勢。這可真是“水火無情”。
嚴嵩倒了，但沒有死。嚴世蕃也活得很滋潤。他並沒有到雷州衛服刑，隻在廣東南雄住了兩個月，就溜回家了。回家以後也不韜光養晦，反倒大興土木，修建私宅。這就引起了地方官員的注意。更糟糕的是，地方官注意嚴府，嚴世蕃卻不注意，氣焰十分囂張。有一次，袁州府推官(專管刑獄的官員，正七品)郭諫臣到嚴府公幹，嚴府家奴非常無禮，公然不把他這個朝廷命官放在眼裏。郭推官咽不下這口氣，一狀告到巡江禦史(監察部特派員)林潤那裏。林潤也是一個想把嚴家置於死地的，正好手上也抓住了嚴世蕃的把柄──與羅龍文過從甚密。羅龍文是什麽人？是倭寇王直的親戚，而且和嚴世蕃一樣，也是從流放地私自逃回的。於是林潤上奏朝廷，狀告嚴世蕃和羅龍文網羅江洋巨盜，私用違製車服，日夜誹謗朝廷，聚眾四千餘人，“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
這就是謀反了。於是，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將嚴世蕃捉拿歸案。那時，嚴世蕃的兒子嚴紹庭還在北京當錦衣衛指揮，立馬派人通風報信。嚴世蕃聞訊本想逃回雷州，誰知早在林潤的監視之下，剛一出門，就被逮了個正著。結果，嚴世蕃被押解進京，交由三法司審理。三法司，就是刑部(公安部)、都察院(監察部)和大理寺(最高法院)，其長官分別是刑部尚書、都禦史和大理寺卿。像嚴世蕃這樣涉嫌謀反的大案，照例是要“三司會審”的。
嚴世蕃二進宮的消息轟動了京城。許多人額手稱慶，都認為沈煉和楊繼盛的冤案這回總算可以平反了。林潤和郭諫臣是這麽認為的，“三法司”長官黃光升、張永明、張守等人也是這麽認為的。因此他們在判決書裏，便大講嚴嵩父子如何迫害忠良，而且重提沈煉、楊繼盛案。草稿送到徐階那裏，徐階問，諸位的意思，不是想救嚴公子一條性命吧？黃光升幾個都說，當然不是，恨不得立馬就殺了他。於是徐階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上麵一五一十列舉了嚴世蕃的“反跡”：什麽住宅私擬王府啦，什麽招募亡命之徒啦，什麽謀為外投日本啦，什麽串通裏應外合啦，不一而足，而且說得有鼻子有眼。蠱惑嚴世蕃在南昌稱王的，是彭孔;挑唆嚴世蕃勾結黑社會的，是典楧;煽動嚴世蕃裏通外國的，是羅龍文;協助嚴世蕃誘致外兵的，是牛信。黃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立即照抄上奏。結果，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詔，以“交通倭虜，潛謀叛逆”的罪名判處嚴世蕃死刑。而且，根據徐階的意見，並沒有“秋後處決”，而是“亟正典刑”。
沈煉和楊繼盛可以瞑目了，曆史也終於實現了“實質正義”，盡管方式是如此荒唐。
<strong>誰是禍根</strong>
嚴世蕃之死，當時就有人認為是冤案。
當然是冤案了。這嚴世蕃惡貫滿盈不假，聚眾謀反卻是冤枉。林潤的奏折其實說得很清楚：“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什麽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這麽說。實際上是捕風捉影，連匿名舉報都算不上。嘉靖皇帝也不相信，曾下令三法司“從公鞠訊，具以實聞”。然而徐階卻上奏說“事已勘實”，“具有顯證”，也不容嚴世蕃申辯，更沒有什麽取證、對質，硬是手忙腳亂地就把他的腦袋砍掉了。
這當然讓很多人不以為然。張居正在主修《世宗實錄》時就說，嚴世蕃是該殺的，但罪名應該定為“奸黨”而不是“反賊”。像林潤的奏折那樣“指為謀逆”，或者像三司的判決那樣“擬以謀叛”，都“悉非正法”。這也是後來一些人的觀點。比如談遷就說徐階他們的判決是“舍奸黨之正條，坐不軌之苟論”，支大綸更是質問：“內閣頤旨，法官唯諾，刑罰不中，伊誰之咎？”是啊，這種以冤案平反冤案的荒唐，究竟應該由誰負責？
恐怕不該是徐階。在我看來，沈煉和楊繼盛的死，是冤枉的;嚴世蕃背上謀反的罪名，也是冤枉的。但要說罪魁禍首就是徐階，同樣冤枉。
徐階不是糊塗蟲，也不是迫害狂。他何嚐不知道以“奸黨”之名定世蕃之罪，才是“正論”、“正法”、“正條”？他又何嚐不想光明正大地為沈煉和楊繼盛平反昭雪？但是不行啊！因為這些冤假錯案都是皇上欽定的。如果把沈煉和楊繼盛案翻出來，就是和當今聖上過不去了(是彰上過也)。當然，皇帝做錯的事，也不是不可以批評、糾正，但前提是那皇帝肯聽才行。嘉靖恰恰就是一個聽不得半點不同意見的人。《明史·奸臣傳》說：“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也就是說，嘉靖這個人，是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的。別人的性命一錢不值，自己的麵子比天還大。所以，嚴嵩要想害人，非常容易，隻要抓住嘉靖“護短”的心理煽風點火就行。難怪嚴世蕃聽說三法司把沈煉和楊繼盛的舊案翻了出來，竟然在獄中高興得手舞足蹈。因為他知道，這必然引起嘉靖的猜忌、懷疑和憤怒。保不住的，就不是自己的腦袋，而是三法司的烏紗了。所以徐階對黃光升幾個說，按照你們這種寫法，嚴公子明天就可以出門了，諸位反倒可能被關了進去。
顯然，不冤枉嚴世蕃，沈煉、楊繼盛，還有許多人的冤情就無法昭雪。張居正說，定為“奸黨”，也可以殺嚴世蕃，這當然不錯。但你要定得了才行呀！顯然，徐階製造新的冤假錯案，以“莫須有”的罪名除惡鋤奸，實在是嘉靖逼出來的。
其實就連嚴嵩這個“奸臣”，也是嘉靖“培養”出來的。嚴嵩是江西分宜縣人，所以又稱“嚴分宜”。《明史》說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聲音洪亮，才華橫溢，名重一時。他在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中進士，做過庶吉士、編修之類的小官，就因病回家了。嚴嵩在家鄉又讀了十年書，寫作詩文，“頗著清譽”，回到官場時也還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對嘉靖的胡作非為。但是，嚴嵩很快就被嘉靖的“雷霆之怒”嚇破了膽，“盡改前說”，從此踏上了媚上、邀寵、弄權、謀私的不歸之路。
然而嚴嵩的道路並不平坦。
正如許多曆史學家所指出，嘉靖其實是最懂得怎樣做皇帝的人。正因為精通帝王之術，所以，嘉靖不像高祖朱元璋那樣日夜操勞，也不像玄孫朱由校那樣大權旁落。他在位四十五年，二十七年不視朝，但朝廷裏哪怕飛過一隻蒼蠅他都知道，更不要說國家大事了。也就是說，大明帝國這四十五年其實是他當家的，盡管他每天的“功課”，不過是煉丹、祈福、讀青詞、泡女人。一般地說，一個皇帝，倘若如此的“不務正業”，恐怕是要“喪權辱國”的。但是嘉靖並不。他甚至不能說是一個完全不合格的皇帝。事實上帝國製度對後世君主的要求不高，隻要守住祖宗基業、江山社稷就行。從這個角度看，嘉靖至少稱職。可以說，他是治國、玩樂兩不誤。結果，作為男人，他玩得盡興;作為皇帝，他還算盡職。他是盡職而不累(輕鬆自如)，盡興而不廢(大權在握)。
這實在“聰明”。嘉靖的聰明，就在於他明白所謂“國家大事”，其實是要分析的。國家的事並不都是大事，也有小事。不但雞毛蒜皮是小事，就連財政、賦稅、軍事、工程、刑律，總之，一切可以交由臣工去處理的事情，對於皇帝來說都是小事。因為它們不是綱，而是目。目，是可以也應該交給臣下的，皇帝要抓的是綱。而且，皇帝也隻應該抓綱。隻要皇帝抓住了綱，所有的目就帶起來了。綱舉目張嘛！
什麽是綱？綱就是權力，就是任命與罷免、提拔與處分、獎賞與懲罰官員的權力。國家的事務是由大小官員來打理的，而官員最想的是升官，最怕的是罷官。所以，抓住了官員的任免權，就抓住了官員的命根子;而抓住了官員，就抓住了天下。所以，隻要抓住這個“綱”，就可以“垂衣而治”，將天下“運於股掌”。
皇帝自然有這個權力。因為從理論上講，官員是皇帝的兒子(因此叫臣子)、奴仆(因此叫臣仆)、打工仔(因此叫臣工)。作為父親(君父)、主子(君主)、老板(君王)，皇帝在製度上擁有對官員的生殺予奪之權。但是，有沒有這個權力是一回事，會不會用又是另一回事。嘉靖就是會用的。他甚至不必動用升遷獎懲的大權，隻要“假以顏色”，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方說，嚴嵩剛剛被重用時，曾經遭到官場的普遍攻擊。明代是實行“兩京製”的，南京和北京都有中央政府，而南京和北京的給事中(六部監察官員)和禦史(監察部官員)彈劾貪官汙吏，第一個提到的就是嚴嵩。因為嚴嵩實在太不像話，居然向宗室諸侯勒索賄賂，他的兒子也四處活動，大走後門。然而嘉靖為了包庇嚴嵩，便故意向他谘詢國事，而且故意表示欣賞(必故稱賞)，哪怕嚴嵩的回答實在不怎麽樣(平無奇)。這樣連續多次以後，對嚴嵩的攻擊也就煙消雲散，正所謂“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可以說，正是由於嘉靖的縱容，嚴嵩才有恃無恐，日益驕橫，終於成為天字第一號的大奸臣。
嚴嵩對於嘉靖，也堪稱肝腦塗地，馬屁拍足。嘉靖是喜歡做道士的，製有一種道士戴的香葉冠，賜給閣臣每人一頂。其他閣臣(比如夏言)認為這不是正式朝服，不肯戴。嚴嵩卻不但戴了，還籠以輕紗，以示虔誠，讓嘉靖大感欣慰。嘉靖又常常把自己煉的“仙丹”賜給臣下。其他人知道那玩意有毒(內含鉛汞化合物)，不吃。嚴嵩卻不但吃了，還要報告服用結果，比如“遍身燥癢異常，不可一忍”，或者“至冬發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正是鉛汞中毒的症狀。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心甘情願充當實驗室“小白鼠”，要說他對皇帝不是“忠心耿耿”，還真是冤枉了他。
然而嘉靖對嚴嵩卻既不放心，也不放手，時不時要敲打他。敲打也很容易。比方說，在朝野上下都認為皇帝對嚴嵩言聽計從時，故意不問意見，乾綱獨斷，或者故意當眾表示反對，讓嚴嵩碰一鼻子灰。又比方說，在嚴嵩值班時，故意多次不召見他，把他晾在那裏。有一次，嚴嵩久等不得召見，卻見李本和徐階往西苑走，便也跟著走。走到西華門，李本和徐階進去了，嚴嵩卻被攔在外麵。這時，嚴嵩在名義上還是首輔。次輔(李本)和三輔(徐階)昂首而入，首輔卻吃了閉門羹，嚴嵩無論如何也想不通。回到家裏，父子二人竟抱頭痛哭。
實際上嚴嵩終其一生，都隻是“寵臣”而非“權臣”。他推薦的人選，並不一定能保住官位(吏部尚書缺，嵩力援歐陽必進為之，甫三月即斥去)。他的心腹獲罪，也不一定能夠救援(趙文華忤旨獲譴，嵩亦不能救)。在嘉靖心目中，嚴嵩其實是自己手中一個可以任意把玩拿捏的玩意，一條“巴兒狗”和一隻“小白鼠”，高興時攬在懷裏，不高興就一腳踢開。事情都讓他去做，責任卻不替他擔。今天讓他青雲直上，明天就把他打入冷宮。最後，名垂青史的是嘉靖(因為奸臣是他除掉的)，背上罵名的是嚴嵩(因為壞事都是他幹的)，這難道公平，難道不荒唐？
嚴世蕃伏誅後，嚴嵩也被抄家。一無所有的嚴嵩隻好“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寄居在守墓人的房子裏，到處要飯吃。這離他最風光的時候也不過三四年光景。想當初，嚴嵩是何等地得寵啊！因為年紀大，嘉靖特許他乘肩輿出入紫苑。見他的直廬簡陋，嘉靖“撤小殿材為營室，植花木其中”，每天賜禦膳，賜法酒。現在呢？寄食墓舍以死。看來，嚴嵩甚至連“寵物”都不如。因為養寵物的人是很少會讓自己的小狗變成“喪家犬”的。
讀史至此，感慨良多，遂填得《采桑子》一闕雲：
翻飛柳絮風中舞，
上也荒唐，
下也荒唐，
四十年來夢一場。
伴君如伴南山虎，
喜也無常，
怒也無常，
混賬專橫是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