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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點以後的京城寂靜了許多，小車飛快的滑過天安門，再往前行了一段，轉進了一道門。
陸政東一看地方和門口的警衛心裏猛的一跳，這分明是到大內去呀，心裏是愈發的糊塗。
走進一處會議室，陸政東瞄眼一看，裏麵有不少人都是經常出現在媒體上的熟麵孔，裏麵不乏經濟方麵的政府高官，還有港澳辦的官員，另外一大特色就是經濟金融方麵的大家，可以說是群星薈萃，陸政東掃視了會場一會，發現裏麵還有一個他的熟人――他的導師吳教授，吳教授顯然一直盯著門口，看到他進來，招招手讓他坐到了他身邊。
“單從經濟基本麵來看，香港不應淪為金融危機的受害者。因為與其他幾個遭遇危機的經濟體相比，香港的經濟基礎可謂無懈可擊。從宏觀看，香港經濟增長保持了百分之五以上，財政盈餘占gdp的百分之四以上，幾乎沒有外債，外匯儲備超過一千億美元，居世界第三；從微觀看，公司負債比率為亞洲最低，而其銀行體係在亞洲最為穩健。而且在東南亞發生危機之後，香港的金融市場總體依然向好，八月七日恒生指數更破天荒地達到了一萬六千點，房地產市場也欣欣向榮……綜上所述，我認為香港即便是遭到攻擊也沒有多大的問題……”
一位學者正在發言，陸政東一邊聽著會場上的發言，一邊趕緊詢問吳教授：
“老師，我稀裏糊塗的就被拉到這裏來了，不知道叫我來有什麽事情？”
“有跡象表明，對衝基金。老虎基金，摩根大通等國際炒家吧下一個目標瞄準了香港，香港正在征求中央政府的意見。你好好聽一聽，其他人的發言，也好好的思考一下。你最先遇預見到了金融危機的發生。對這方麵有研究，等會你要發言，中央領導想聽聽你的看法。”
一九九七年夏，素有“金融強盜”之稱的美國金融投機商索羅斯等一幫國際炒家的持續猛攻之下。自泰國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匯市和股市一路狂瀉，一蹶不振。在東南亞得手後，索羅斯決定移師香港。
“老師，您就饒了我吧。在座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我人輕言微。”
“政東，位卑未敢忘憂國，這關係到香港的前途和命運，不是客套的時候。”
陸政東聽到吳教授此言，神情一凜，在吳教授身上,經濟學家的專業精神與公共學者的平民情懷兩者得到了高度統一，,在不同階段有不同表現,其精神內核則是一致的，陸政東唯有敬重。
陸政東認真的聽著在場的其他人的發言。觀點不外乎兩點，受到嚴重衝擊，受影響不大，但一致的觀點是這些金融大鱷是盯上了香港，對於如何應對卻是沒有太有效的辦法。
隨著發言的進行。也輪到了吳教授的身上：
“我對於香港的經濟沒有太深入的研究，所以不能給出有價值的評論，但是我的這位學生陸政東對這有較為深刻的研究，並且早在去年就預測到這次金融危機的發生。我想他的意見比我更為重要。”
陸政東也沒有任何的客套，點點頭道：
“那我這個後生晚輩就班門弄斧一回。權當是拋磚引玉。
既然這次危機是從泰國而起，我就先從泰國這方麵的情況作為開始。
泰國的結果已經擺在那裏，無需我多言，我想說的是泰國的教訓是:正如個人必須管理個人風險一樣，國家也必須管理它的總體風險，否則，資本全球化的流動會嚴厲懲罰這種過失。有人把動蕩的資本流動歸因於外部不可控的環境，但是，風險管理的責任還是屬於一國自身。全球化可以從公司層麵到公共行政層麵檢驗一個國家的治理水平，泰國的危機可能正說明，自由經濟不等於放任自流，該介入的時候必須介入，不然隨之而來的將是滅頂之災。
也許有人講，香港和泰國完全不一樣，香港有充裕的外匯儲備，有完善的市場自由經濟的體係，等等等等，但是香港並非無懈可擊，香港的金融市場並非沒有漏洞，仔細檢視仍可發現當時香港經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受益於巨額外資流入，但也帶來金融和房產市場的資產泡沫，也帶來了巨大的風險，這樣的額風險在平常或許不會顯露，但一旦有條件，這就成為國際遊資的攻擊創造了機會，而且聯係匯率製度本身也不是無懈可擊的，這一製度事實上設定了一種自動調整機製:隻要資本大量流出，香港就賣出美元，以維持港幣兌美元的匯率穩定。但問題在於，賣出美元意味著收回港幣，香港本地銀根就迅速收緊，利率開始上升，這會對香港資產市場造成沉重打擊。
所以這些金融大鱷才會把他們的目標放到香港。
按照我的判斷，這些國際炒家不會直接就衝擊香港，而是會聲東擊西，港幣實行聯係匯率製，聯係匯率製有自動調節機製，不易攻破。但港幣利率容易急升，而利率急升將影響股市大幅下跌。這樣，隻要事先在股市及期市沽空，然後再大量向銀行借貸港幣，使港幣利率急升，促使恒生指數暴跌，便可象在其他市場一樣獲得投機暴利。
這次炒家衝擊香港金融市場時，從我的觀察來看，炒家沒有進行即期拆借活動，而是預先屯集了大量的港元。這些港元來自多方麵，但一個很重要的來源是一些國際金融機構在香港發行的一年至兩年期的港元債券，這些國際金融機構將這些港元掉期為美元，而借入港元的主要是一些對衝基金。這些港元成為對衝基金攻擊香港金融市場的低成本籌碼，使投機者具備了在匯市進行套利的有利條件。而對衝基金又在外匯市場上買入大量的遠期美元以平衡風險。很明顯。他們對港幣進行的隻是表麵的進攻，股市和期市才是真正的主攻目標。聲東擊西是索羅斯等國際投機者投機活動的一貫手段，並多次成功。
因為它們預計港股在受到衝擊後恒生指數必然會大幅下跌。而恒指期貨合約的價格是每點50港元，也就是說，若建的是空倉。恒生指數每下跌一個點。就可以給做空者帶來50港元的利潤。
眾所周知，香港回歸祖國。這是中華民族曆史上的大事，開啟了香港的新時代。但是，對國際炒家而言。這正好為他們興風作浪提供了機會。香港的未來何去何從，香港的經濟、社會會發生什麽變故等一係列問題，不僅令局外人生疑，香港人也是心中沒譜。而恒生指數代表香港金融市場，乃至整個香港經濟、政治前景。就是香港經濟的“晴雨表”。隻要能動搖恒生指數，就能打擊人們對香港經濟的信心。在這種情況下，恒生指數大幅下挫，很可能引起廣大投資者盲目恐慌，從而到達坐收漁翁之利的目的。
還有新台幣，他們也會對新台幣下手，造成新台幣的急劇貶值下行，給港幣造成極大的壓力之後，通過這一係列準備之後然後才會進攻香港。
綜合上麵這些情況。而這些金融大鱷進攻香港的手法我認為會多管齊下，首先，在貨幣市場上拆借大量港幣，同時在外匯市場上利用遠期合約拋空港幣；其次，在股票市場上。借入恒生指數成分股票，同時在股指期貨市場持續拋空恒生指數合約；最後，大肆散布香港經濟不堪一擊的謠言，動搖投資者對港元的信心。”
“以對衝基金為首的金融大鱷的這場豪賭直指香港的聯係匯率製度。國際炒家顯然在資產泡沫中發現了這一機會。他們會賣空本地股票同時賣出港幣遠期的雙重操作手法，基本上能夠兩頭獲利――如果貨幣當局維護聯係匯率製。那麽本地股市暴跌，會使投機者在股市大賺一把；如果貨幣當局任由聯係匯率崩潰，那麽港幣貶值及隨之而來的本地股市崩潰更會使投機者在匯市和股市雙重獲利。”
“這樣的後果是香港不能承受的，如果任由發展，香港最終會“一夜回到數十年前”的經濟深淵，而要反擊，那就是違背自由經濟的原則，這有悖於香港自由港的定位，會遭到了世界乃至香港輿論的廣泛抨擊，但是政府入市幹預，我們要看是利大於弊還是利大於弊，顯然入市幹預的利遠大於弊，既然這些國際炒家利用規則的漏洞，這能是道義之舉？既然這樣的行為很卑劣，那我們為什麽還要墨守成規，那麽為什麽我們就不能采取非傳統的方式入市幹預？這就像一個正流血不止的傷員，又不能獲得輸血，而施暴者卻不允許其自行療傷，這不是笑話嗎，如果受害者任由自己流血而亡，那豈不是也太教條受害者有權綁上止血帶自行止血，者有權做任何它認為正確的事情，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甚至發起反擊也沒有什麽不妥，正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非常之時需用非常之策，危急時刻，最大膽的行動反而可能風險最小值。
也許有人會講，這樣的措施並不符合‘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基於新古典主義關於完美市場的假設:政府不幹預市場，健全的市場要求貿易自由化、良好的宏觀經濟政策、準確的定價、國有企業私有化及民主的普及。這一共識也增大了金融部門的透明度，推動了更好的公共治理與私人治理。oecd、wto、imf和世界銀行等全球性機構將這一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推廣到了全世界。
而東亞那些經濟發展最成功的國家均沒有遵循這一發展戰略:政府扮演了積極的角色，采取種種措施普及教育、推動科技發展、刺激儲蓄增加以及對收入進行再分配。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華盛頓共識基本上是一套基於西方市場經濟的製度組合，其中產權基礎設施比如運行正常的司法體係、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成熟的金融監管能力，以及強大的風險管理水平被認為理所當然地存在，於是經濟學家們就誤以為隻要一個國家或地區具備了改革的政治意願，再加上他們的好建議，那麽該國或地區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甚至金融改革的目標的實現簡直易如反掌。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了重要一點。那就是所有的製度包括市場自身都是路徑依賴的，必需建立在一國或地區已有的曆史、文化和社會結構之上；而社會製度結構的變遷要比理論假設的要慢得多，也難得多。一旦理論假設錯誤，其推導出的結論以及形成的政策建議也就失去了立足之本了。
這一點在俄羅斯體現得最為明顯，天真的前蘇聯經濟學家依據這一理論實施了製度改革。盡管有西方大量的經濟和技術援助。這一實踐仍然歸於失敗。那些盲目遵從市場正統理論的人中，不乏一些頂尖的理論學家，全都未能理解市場正常運行的前提條件是健全的司法和監管機構的存在，結果導致俄羅斯也是倒退數十年。
不幸的是。這套錯誤的藥方，曾經在亞洲新興市場風靡一時，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形成和加劇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些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吞下苦果，而那些開藥方的經濟學博士們則依然過著體麵而榮耀的生活。
‘華盛頓共識‘也忽視了國家之間千絲萬縷的聯係，孤立地看待每一個國家。同時。‘華盛頓共識’還過於低估了流動性帶來的危險，忽略了亞洲經濟體收支平衡表固有的脆弱性，後者的表現就是資本的大進大出。當然，亞洲一些經濟體自身也低估了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化無常；而‘華盛頓共識’甚至錯上加錯地信奉資本快速流動的經濟效率，而忽略其帶來的致命危害，從而給那些國際炒家獲得了輕而易舉的機會。而當這些國際炒家張開血盆大口的時候，這些國家卻顯得手足無措。所以對於這樣的東西，思考而不迷信，才是客觀的。與‘華盛頓共識’相反，我覺得的“網絡理論”來說，那就是每個經濟體的都是一個“網絡節點”，經濟體之間都存在著“鏈接”。在這樣一個經濟網絡中，要實現網絡的安全穩定。就不能僅僅關注某些節點，還要重視那些最脆弱易斷的鏈接，理論是需要，但不能迷信。要拋棄理論教條，注重實效。在危機時期。介入是必要的，就像病人大病需要醫生一樣，不可能過完全依靠病人自身的免疫係統，這可以給結構改革留下時間來應對危機……
這次危機讓我們思考，雖然全球一體化是經濟發展的大趨勢，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地向國際靠攏。但是，當一係列危機的爆發，讓人們不得不再度考慮自由化這個問題，尤其是當一國的經濟金融安全受到威脅和破壞時，國際遊資的大規模掃蕩，已經嚴重威脅過一些國家的經濟安全。是不是還應繼續奉行自由化？
我想著不言自明，這一次危機之後，在必要的時候入市幹預，這將會成為不管是完全自由市場，還是有限自由市場的必然選擇。”
陸政東知道港府最為擔心的就是怕幹預動搖了自由港的基石，他必須要在這方麵多費口舌。不求一下說動，但求其思考。在對這方麵將了不少之後，陸政東有吧話題轉到香港的有利因素上：
“香港的金融業有良好的監管和充足的資本，香港強大的銀行體係運行良好，本地銀行資本充足率高達百分之十八，壞賬率隻有百分之三左右，這是香港經濟免遭崩潰的重要防護堤。而香港遊充裕的外匯儲備，即便是外資銀行迅速從香港撤走了大量資金，但香港銀行體係基本上仍能夠維持不錯的流動性。
而且資產泡沫之前，銀行已將房地產按揭貸款的杠杆率從七成降到五成，建立香港按揭證券公司也增加了銀行流動性。這些是基礎，加上香港遊充裕的外匯儲備，有不少的中資企業，在反擊的資本金上不成問題。
而且香港政府不缺乏進行操盤反擊的金融精英人才……等等等等因素，都決定了香港遊反擊取勝的保證，其實那些炒家再怎麽使用障眼法，我們完全把紛繁複雜的反擊簡單化非常簡單，那就是:在市場不穩定時，中央銀行要充當最後貸款者，源源不斷地注入流動性，以恢複市場信心。通常，中央銀行是通過債券市場來調控流動性，這在這次行動中不是太適合，要采取對方意想不到的策略：大量買入藍籌股。一方麵，外匯基金的投放很快平抑對港幣的恐慌性拋售。還有就是根據實際情況，實施反擊，不能老被他們牽著鼻子走，該出其不意就要出其不意……
另一方麵，流動性的注入使市場利率大幅下調。即使是許多期貨合約的到期日，盡管對方拚力一搏，但這樣做股指依然保持高位，港幣亦巋然不動，香港經濟基本麵良好，真正造成經濟波動和聯係匯率製動搖的原因就在於市場對香港的信心。因此，其反擊策略一開始就非常清楚――維持市場信心。采用這樣非常之策以求取得一石多鳥的效果。”
陸政東侃侃而談：
“當然在危機中評判孰是孰非很難把握。但基辛格曾說過，在危機當中，最危險的措施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反正統的政策，其實也是走出困境的良策，即便是來自“華盛頓共識”最優秀智庫的意見，也不一定正確。因為他們討論這些的事情，這件事還沒有發生，而現在這件事發生了，那就必須以現在的實際情況去應對，這才是最大的良策，當然，反擊也不是沒有難度，那就是要掌握住節奏，要把握住反擊的節點，反擊，不但要維護香港經濟的基本麵，也要讓那些貪婪之輩偷雞不成蝕把米，讓他們付出沉重的代價，讓他們長長記性！”
“這是一個艱難的時候，因為外匯儲備是是香港老百姓汗水的結果，還有就是很多人的經濟信仰是一個自由經濟的政府在市場領域是不應該幹預不應該插手的，港府向來信奉自由經濟，自由經濟是香港的基石。但是遭人操控的經濟不是自由經濟？是不是就會動搖香港的基石，我想說的是，自由是不是沒有邊際的？當市場完全破壞了，就不能不思考這個信仰是不是要略微的修正？因為出現災難性的後果這個受苦的不單是一個人，還有其他香港的市民。這是一個很痛苦的選擇，但是再痛苦，也必須做出決策……”
“我就講到這裏，由於沒有絲毫的準備，我的表達可能有些淩亂，但並不影響我的主要思想的表達。”
陸政東的講話持續了很長的時間，並沒有人打斷，甚至會場裏安靜得有些出奇。
顯然，他的這一番長篇大論引起了與會者的深入的思考，當然能夠取得這樣的效果，除了得益於他是吳教授的弟子之外，還有一點就是他是這次金融危機的預言者，這一點會給在座的人以極為強烈的心理暗示。他吧他想說的，能說的都暢快淋漓的說了，接下來就看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如何做出決策了。
陸政東覺得他今天違背了做官少言多做的做人原則，但是如果能夠爭取到一個更好的結構，他一點也不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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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點以後的京城寂靜了許多，小車飛快的滑過天安門，再往前行了一段，轉進了一道門。
陸政東一看地方和門口的警衛心裏猛的一跳，這分明是到大內去呀，心裏是愈發的糊塗。
走進一處會議室，陸政東瞄眼一看，裏麵有不少人都是經常出現在媒體上的熟麵孔，裏麵不乏經濟方麵的政府高官，還有港澳辦的官員，另外一大特色就是經濟金融方麵的大家，可以說是群星薈萃，陸政東掃視了會場一會，發現裏麵還有一個他的熟人――他的導師吳教授，吳教授顯然一直盯著門口，看到他進來，招招手讓他坐到了他身邊。
“單從經濟基本麵來看，香港不應淪為金融危機的受害者。因為與其他幾個遭遇危機的經濟體相比，香港的經濟基礎可謂無懈可擊。從宏觀看，香港經濟增長保持了百分之五以上，財政盈餘占gdp的百分之四以上，幾乎沒有外債，外匯儲備超過一千億美元，居世界第三；從微觀看，公司負債比率為亞洲最低，而其銀行體係在亞洲最為穩健。而且在東南亞發生危機之後，香港的金融市場總體依然向好，八月七日恒生指數更破天荒地達到了一萬六千點，房地產市場也欣欣向榮……綜上所述，我認為香港即便是遭到攻擊也沒有多大的問題……”
一位學者正在發言，陸政東一邊聽著會場上的發言，一邊趕緊詢問吳教授：
“老師，我稀裏糊塗的就被拉到這裏來了，不知道叫我來有什麽事情？”
“有跡象表明，對衝基金。老虎基金，摩根大通等國際炒家吧下一個目標瞄準了香港，香港正在征求中央政府的意見。你好好聽一聽，其他人的發言，也好好的思考一下。你最先遇預見到了金融危機的發生。對這方麵有研究，等會你要發言，中央領導想聽聽你的看法。”
一九九七年夏，素有“金融強盜”之稱的美國金融投機商索羅斯等一幫國際炒家的持續猛攻之下。自泰國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匯市和股市一路狂瀉，一蹶不振。在東南亞得手後，索羅斯決定移師香港。
“老師，您就饒了我吧。在座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我人輕言微。”
“政東，位卑未敢忘憂國，這關係到香港的前途和命運，不是客套的時候。”
陸政東聽到吳教授此言，神情一凜，在吳教授身上,經濟學家的專業精神與公共學者的平民情懷兩者得到了高度統一，,在不同階段有不同表現,其精神內核則是一致的，陸政東唯有敬重。
陸政東認真的聽著在場的其他人的發言。觀點不外乎兩點，受到嚴重衝擊，受影響不大，但一致的觀點是這些金融大鱷是盯上了香港，對於如何應對卻是沒有太有效的辦法。
隨著發言的進行。也輪到了吳教授的身上：
“我對於香港的經濟沒有太深入的研究，所以不能給出有價值的評論，但是我的這位學生陸政東對這有較為深刻的研究，並且早在去年就預測到這次金融危機的發生。我想他的意見比我更為重要。”
陸政東也沒有任何的客套，點點頭道：
“那我這個後生晚輩就班門弄斧一回。權當是拋磚引玉。
既然這次危機是從泰國而起，我就先從泰國這方麵的情況作為開始。
泰國的結果已經擺在那裏，無需我多言，我想說的是泰國的教訓是:正如個人必須管理個人風險一樣，國家也必須管理它的總體風險，否則，資本全球化的流動會嚴厲懲罰這種過失。有人把動蕩的資本流動歸因於外部不可控的環境，但是，風險管理的責任還是屬於一國自身。全球化可以從公司層麵到公共行政層麵檢驗一個國家的治理水平，泰國的危機可能正說明，自由經濟不等於放任自流，該介入的時候必須介入，不然隨之而來的將是滅頂之災。
也許有人講，香港和泰國完全不一樣，香港有充裕的外匯儲備，有完善的市場自由經濟的體係，等等等等，但是香港並非無懈可擊，香港的金融市場並非沒有漏洞，仔細檢視仍可發現當時香港經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受益於巨額外資流入，但也帶來金融和房產市場的資產泡沫，也帶來了巨大的風險，這樣的額風險在平常或許不會顯露，但一旦有條件，這就成為國際遊資的攻擊創造了機會，而且聯係匯率製度本身也不是無懈可擊的，這一製度事實上設定了一種自動調整機製:隻要資本大量流出，香港就賣出美元，以維持港幣兌美元的匯率穩定。但問題在於，賣出美元意味著收回港幣，香港本地銀根就迅速收緊，利率開始上升，這會對香港資產市場造成沉重打擊。
所以這些金融大鱷才會把他們的目標放到香港。
按照我的判斷，這些國際炒家不會直接就衝擊香港，而是會聲東擊西，港幣實行聯係匯率製，聯係匯率製有自動調節機製，不易攻破。但港幣利率容易急升，而利率急升將影響股市大幅下跌。這樣，隻要事先在股市及期市沽空，然後再大量向銀行借貸港幣，使港幣利率急升，促使恒生指數暴跌，便可象在其他市場一樣獲得投機暴利。
這次炒家衝擊香港金融市場時，從我的觀察來看，炒家沒有進行即期拆借活動，而是預先屯集了大量的港元。這些港元來自多方麵，但一個很重要的來源是一些國際金融機構在香港發行的一年至兩年期的港元債券，這些國際金融機構將這些港元掉期為美元，而借入港元的主要是一些對衝基金。這些港元成為對衝基金攻擊香港金融市場的低成本籌碼，使投機者具備了在匯市進行套利的有利條件。而對衝基金又在外匯市場上買入大量的遠期美元以平衡風險。很明顯。他們對港幣進行的隻是表麵的進攻，股市和期市才是真正的主攻目標。聲東擊西是索羅斯等國際投機者投機活動的一貫手段，並多次成功。
因為它們預計港股在受到衝擊後恒生指數必然會大幅下跌。而恒指期貨合約的價格是每點50港元，也就是說，若建的是空倉。恒生指數每下跌一個點。就可以給做空者帶來50港元的利潤。
眾所周知，香港回歸祖國。這是中華民族曆史上的大事，開啟了香港的新時代。但是，對國際炒家而言。這正好為他們興風作浪提供了機會。香港的未來何去何從，香港的經濟、社會會發生什麽變故等一係列問題，不僅令局外人生疑，香港人也是心中沒譜。而恒生指數代表香港金融市場，乃至整個香港經濟、政治前景。就是香港經濟的“晴雨表”。隻要能動搖恒生指數，就能打擊人們對香港經濟的信心。在這種情況下，恒生指數大幅下挫，很可能引起廣大投資者盲目恐慌，從而到達坐收漁翁之利的目的。
還有新台幣，他們也會對新台幣下手，造成新台幣的急劇貶值下行，給港幣造成極大的壓力之後，通過這一係列準備之後然後才會進攻香港。
綜合上麵這些情況。而這些金融大鱷進攻香港的手法我認為會多管齊下，首先，在貨幣市場上拆借大量港幣，同時在外匯市場上利用遠期合約拋空港幣；其次，在股票市場上。借入恒生指數成分股票，同時在股指期貨市場持續拋空恒生指數合約；最後，大肆散布香港經濟不堪一擊的謠言，動搖投資者對港元的信心。”
“以對衝基金為首的金融大鱷的這場豪賭直指香港的聯係匯率製度。國際炒家顯然在資產泡沫中發現了這一機會。他們會賣空本地股票同時賣出港幣遠期的雙重操作手法，基本上能夠兩頭獲利――如果貨幣當局維護聯係匯率製。那麽本地股市暴跌，會使投機者在股市大賺一把；如果貨幣當局任由聯係匯率崩潰，那麽港幣貶值及隨之而來的本地股市崩潰更會使投機者在匯市和股市雙重獲利。”
“這樣的後果是香港不能承受的，如果任由發展，香港最終會“一夜回到數十年前”的經濟深淵，而要反擊，那就是違背自由經濟的原則，這有悖於香港自由港的定位，會遭到了世界乃至香港輿論的廣泛抨擊，但是政府入市幹預，我們要看是利大於弊還是利大於弊，顯然入市幹預的利遠大於弊，既然這些國際炒家利用規則的漏洞，這能是道義之舉？既然這樣的行為很卑劣，那我們為什麽還要墨守成規，那麽為什麽我們就不能采取非傳統的方式入市幹預？這就像一個正流血不止的傷員，又不能獲得輸血，而施暴者卻不允許其自行療傷，這不是笑話嗎，如果受害者任由自己流血而亡，那豈不是也太教條受害者有權綁上止血帶自行止血，者有權做任何它認為正確的事情，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甚至發起反擊也沒有什麽不妥，正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非常之時需用非常之策，危急時刻，最大膽的行動反而可能風險最小值。
也許有人會講，這樣的措施並不符合‘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基於新古典主義關於完美市場的假設:政府不幹預市場，健全的市場要求貿易自由化、良好的宏觀經濟政策、準確的定價、國有企業私有化及民主的普及。這一共識也增大了金融部門的透明度，推動了更好的公共治理與私人治理。oecd、wto、imf和世界銀行等全球性機構將這一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推廣到了全世界。
而東亞那些經濟發展最成功的國家均沒有遵循這一發展戰略:政府扮演了積極的角色，采取種種措施普及教育、推動科技發展、刺激儲蓄增加以及對收入進行再分配。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華盛頓共識基本上是一套基於西方市場經濟的製度組合，其中產權基礎設施比如運行正常的司法體係、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成熟的金融監管能力，以及強大的風險管理水平被認為理所當然地存在，於是經濟學家們就誤以為隻要一個國家或地區具備了改革的政治意願，再加上他們的好建議，那麽該國或地區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甚至金融改革的目標的實現簡直易如反掌。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了重要一點。那就是所有的製度包括市場自身都是路徑依賴的，必需建立在一國或地區已有的曆史、文化和社會結構之上；而社會製度結構的變遷要比理論假設的要慢得多，也難得多。一旦理論假設錯誤，其推導出的結論以及形成的政策建議也就失去了立足之本了。
這一點在俄羅斯體現得最為明顯，天真的前蘇聯經濟學家依據這一理論實施了製度改革。盡管有西方大量的經濟和技術援助。這一實踐仍然歸於失敗。那些盲目遵從市場正統理論的人中，不乏一些頂尖的理論學家，全都未能理解市場正常運行的前提條件是健全的司法和監管機構的存在，結果導致俄羅斯也是倒退數十年。
不幸的是。這套錯誤的藥方，曾經在亞洲新興市場風靡一時，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形成和加劇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些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吞下苦果，而那些開藥方的經濟學博士們則依然過著體麵而榮耀的生活。
‘華盛頓共識‘也忽視了國家之間千絲萬縷的聯係，孤立地看待每一個國家。同時。‘華盛頓共識’還過於低估了流動性帶來的危險，忽略了亞洲經濟體收支平衡表固有的脆弱性，後者的表現就是資本的大進大出。當然，亞洲一些經濟體自身也低估了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化無常；而‘華盛頓共識’甚至錯上加錯地信奉資本快速流動的經濟效率，而忽略其帶來的致命危害，從而給那些國際炒家獲得了輕而易舉的機會。而當這些國際炒家張開血盆大口的時候，這些國家卻顯得手足無措。所以對於這樣的東西，思考而不迷信，才是客觀的。與‘華盛頓共識’相反，我覺得的“網絡理論”來說，那就是每個經濟體的都是一個“網絡節點”，經濟體之間都存在著“鏈接”。在這樣一個經濟網絡中，要實現網絡的安全穩定。就不能僅僅關注某些節點，還要重視那些最脆弱易斷的鏈接，理論是需要，但不能迷信。要拋棄理論教條，注重實效。在危機時期。介入是必要的，就像病人大病需要醫生一樣，不可能過完全依靠病人自身的免疫係統，這可以給結構改革留下時間來應對危機……
這次危機讓我們思考，雖然全球一體化是經濟發展的大趨勢，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地向國際靠攏。但是，當一係列危機的爆發，讓人們不得不再度考慮自由化這個問題，尤其是當一國的經濟金融安全受到威脅和破壞時，國際遊資的大規模掃蕩，已經嚴重威脅過一些國家的經濟安全。是不是還應繼續奉行自由化？
我想著不言自明，這一次危機之後，在必要的時候入市幹預，這將會成為不管是完全自由市場，還是有限自由市場的必然選擇。”
陸政東知道港府最為擔心的就是怕幹預動搖了自由港的基石，他必須要在這方麵多費口舌。不求一下說動，但求其思考。在對這方麵將了不少之後，陸政東有吧話題轉到香港的有利因素上：
“香港的金融業有良好的監管和充足的資本，香港強大的銀行體係運行良好，本地銀行資本充足率高達百分之十八，壞賬率隻有百分之三左右，這是香港經濟免遭崩潰的重要防護堤。而香港遊充裕的外匯儲備，即便是外資銀行迅速從香港撤走了大量資金，但香港銀行體係基本上仍能夠維持不錯的流動性。
而且資產泡沫之前，銀行已將房地產按揭貸款的杠杆率從七成降到五成，建立香港按揭證券公司也增加了銀行流動性。這些是基礎，加上香港遊充裕的外匯儲備，有不少的中資企業，在反擊的資本金上不成問題。
而且香港政府不缺乏進行操盤反擊的金融精英人才……等等等等因素，都決定了香港遊反擊取勝的保證，其實那些炒家再怎麽使用障眼法，我們完全把紛繁複雜的反擊簡單化非常簡單，那就是:在市場不穩定時，中央銀行要充當最後貸款者，源源不斷地注入流動性，以恢複市場信心。通常，中央銀行是通過債券市場來調控流動性，這在這次行動中不是太適合，要采取對方意想不到的策略：大量買入藍籌股。一方麵，外匯基金的投放很快平抑對港幣的恐慌性拋售。還有就是根據實際情況，實施反擊，不能老被他們牽著鼻子走，該出其不意就要出其不意……
另一方麵，流動性的注入使市場利率大幅下調。即使是許多期貨合約的到期日，盡管對方拚力一搏，但這樣做股指依然保持高位，港幣亦巋然不動，香港經濟基本麵良好，真正造成經濟波動和聯係匯率製動搖的原因就在於市場對香港的信心。因此，其反擊策略一開始就非常清楚――維持市場信心。采用這樣非常之策以求取得一石多鳥的效果。”
陸政東侃侃而談：
“當然在危機中評判孰是孰非很難把握。但基辛格曾說過，在危機當中，最危險的措施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反正統的政策，其實也是走出困境的良策，即便是來自“華盛頓共識”最優秀智庫的意見，也不一定正確。因為他們討論這些的事情，這件事還沒有發生，而現在這件事發生了，那就必須以現在的實際情況去應對，這才是最大的良策，當然，反擊也不是沒有難度，那就是要掌握住節奏，要把握住反擊的節點，反擊，不但要維護香港經濟的基本麵，也要讓那些貪婪之輩偷雞不成蝕把米，讓他們付出沉重的代價，讓他們長長記性！”
“這是一個艱難的時候，因為外匯儲備是是香港老百姓汗水的結果，還有就是很多人的經濟信仰是一個自由經濟的政府在市場領域是不應該幹預不應該插手的，港府向來信奉自由經濟，自由經濟是香港的基石。但是遭人操控的經濟不是自由經濟？是不是就會動搖香港的基石，我想說的是，自由是不是沒有邊際的？當市場完全破壞了，就不能不思考這個信仰是不是要略微的修正？因為出現災難性的後果這個受苦的不單是一個人，還有其他香港的市民。這是一個很痛苦的選擇，但是再痛苦，也必須做出決策……”
“我就講到這裏，由於沒有絲毫的準備，我的表達可能有些淩亂，但並不影響我的主要思想的表達。”
陸政東的講話持續了很長的時間，並沒有人打斷，甚至會場裏安靜得有些出奇。
顯然，他的這一番長篇大論引起了與會者的深入的思考，當然能夠取得這樣的效果，除了得益於他是吳教授的弟子之外，還有一點就是他是這次金融危機的預言者，這一點會給在座的人以極為強烈的心理暗示。他吧他想說的，能說的都暢快淋漓的說了，接下來就看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如何做出決策了。
陸政東覺得他今天違背了做官少言多做的做人原則，但是如果能夠爭取到一個更好的結構，他一點也不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