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方麵所說的“滿洲事變”，就是令中國人刻骨銘心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
關於“九一八事變”因何爆發，中日雙方曆史學者的認識分歧明顯：中國學者多認為日本覬覦中國東北已久，隻是等待合適時機;不少日本學者卻視其為偶發事件，是關東軍不聽指揮、獨斷專行的結果。
要說當年的日本軍政高層在這場事變爆發前夕一點不知情，那是不可能的。
“九一八事變”的直接策動者，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和參謀石原莞爾。他們計劃要在1931年9月底在滿洲(日本人對中國東北的稱謂)“搞事”的消息，在日本軍政高層圈內不脛而走。
9月15日，日本駐奉天(今沈陽)領事館得知關東軍正在集結軍隊、搬運糧草彈藥，馬上電告外相幣原喜重郎，幣原喜重郎急了，親自跑到陸軍省對陸軍大臣南次郎表示抗議，南次郎則很無辜地表示，自己也不清楚這回事。恰好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建川美次要視察關東軍，南次郎便囑咐他出差時幫忙過問一下傳聞是真是假。
9月17日晚，建川美次坐火車抵達奉天，板垣征四郎一不做二不休，幹脆在接風宴上把建川美次灌了個爛醉。第二天夜裏10時許，就派人炸毀奉天北郊柳條湖一小段南滿鐵路，並嫁禍於中國軍人，史稱“柳條湖事件”。隨後關東軍突襲東北軍北大營，“九一八事變”爆發。
很明顯，野心不斷膨脹的日本軍國主義力量要全麵侵略中國，必先控製東北三省，要控製東北三省，必先找到借口，挑起戰端。但從事變發生後那幾天日本軍政高層的種種反應來分析，他們內部對此並沒有“統一思想”，也沒有足夠的準備。
事變爆發後不到10小時，即9月19日早上7點，日本陸軍中央開會，會上幾乎沒人主動發言表態，隻有時任軍務局長的好戰派小磯國昭提議，要讓駐朝鮮日軍增援東北。其他與會者不反對，於是就這麽決定了，但陸軍方麵沒有派人通知內閣。到10點鍾，日本政府內閣召開緊急會議，首相若禮次郎親自拍板：事變不能擴大化。
下午1點，內閣將決議上奏昭和天皇裕仁(明仁的父親)時，若禮次郎還特別強調：如果軍隊活動範圍要擴大，必須得到內閣許可。
一小時後，陸軍大臣南次郎、參謀總長金穀範三、陸軍教育總監武藤信義等陸軍三巨頭開會，再次表示支持“不擴大”政策。但到了第二天，陸軍次官杉山元、參謀次長二宮和教育本部長荒木貞夫三位“二把手”，卻齊齊反對頂頭上司的意見。
局麵一時變得相當詭異：一方麵要越境增援、擴大出兵，駐朝鮮軍馬上要坐火車出發了，不費吹灰之力拿下奉天的關東軍，也急不及待打算直撲吉林;另一方麵南次郎直接指示關東軍司令本莊繁，要求“不擴大”事態，本莊繁則傳令部屬暫時按兵不動。
2015年元旦，日本明仁天皇發布新年致辭，其中一段話耐人尋味：
“今年正值二戰結束70周年。那場戰爭中很多人去世了。在各戰場上去世的人們，在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與以東京為主的各城市的轟炸中去世的人們都實為眾多。值此機會，充分學習以‘滿洲事變’為開端的這場戰爭的曆史，思考今後日本的應有狀態，我認為是極為重要的事情。”
以往明仁天皇的新年致辭，很少直接觸及戰爭曆史話題，但今年恰逢特殊的周年紀念，話題雖然敏感，卻似乎又無法回避。那他重提“以滿洲事變為開端”的那段曆史，又有何深意呢？
<strong>“滿洲事變” 引發內訌</strong>
1934年，由母親香淳皇後抱著的明仁親王。天真童稚的他當然無從明白政情險惡與世事動蕩，隻有在日後的歲月裏，才能慢慢品嚐到軍國主義給別的國家乃至日本自身帶來的痛苦和傷害。
<strong>政黨相爭軍人得利</strong>
陸軍內部亂了，日本內閣也亂了。
9月21日早上10點，內閣再次開會，戰與不戰兩派意見爭執不下，若禮次郎希望能討論出一個折中方案。但下午3點，前方傳來消息：未經內閣同意，駐朝鮮軍已擅自出兵東北了。
日本軍法明文規定：不經天皇批準而向境外出兵是重罪，指揮官可判死刑。這下子軍部首腦也慌了神，如果真按軍法處置，主戰派軍官丟了腦袋，軍部自身的權威和顏麵何在？於是，軍部直接向天皇申請：出兵。
天皇裕仁也不傻，不會主動承擔發動戰爭的責任，反而諭令政府繼續執行“不擴大”政策。到了9月22日下午，內閣三度開會，這一次若禮次郎鬆了口，允許軍部增兵中國東北。
<strong>若禮次郎不是堅持“不擴大”嗎？怎麽突然就服軟了呢？</strong>
說穿了，他是擔心如果在“滿洲事變”上與軍部徹底鬧僵，陸軍大臣南次郎很可能被迫辭職，陸軍方麵再一鬧騰，他所領導的民政黨本屆內閣內閣將麵臨崩盤。
所謂為國出力，在政黨時代，都是為黨效力。當年日本有個說法，叫做“憲政常道”，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政權應掌握在議會第一大黨手中，二是第一大黨無力執掌政權時，便移交給第二大黨。看上去順理成章，但隱含著一個重大“玄機”：不管選舉能不能贏，隻要看準時機設法把競爭對手拉下馬，就能輪流坐莊！
在這種精神指引下，上世紀一二十年代“大正民主”時期，日本各政黨之間經常互揭老底，互曝醜聞，廣大老百姓本來對政黨政治還抱有些希望，結果一看，得，狗咬狗一嘴毛，誰也不支持了。
<strong>那支持誰呢？軍部唄。</strong>
早在“滿洲事變”四年多前，即1927年3月，議會第二大黨政友會首腦、有軍人背景的田中義一，與掌管政令審批權的樞密院合夥搞陰謀，否決了第一大黨民政黨(前身為憲政會)首腦、首相若禮次郎的一道重要金融命令。若禮次郎一氣之下辭職，田中義一順利上位。
田中義一背後有日本全國退役軍人組織“在鄉軍人會”的大量選票支持，自然積極主張對華擴張，以強硬姿態麵對歐美。1927年六七月間臭名昭著的“東方會議”(專門討論對華政策，在日本外相官邸召開)上，兼任外相的田中義一公然表示，為維護日本在東北與山東權益，要“決心”應對世界範圍內的詰責。第二年初春，國民革命軍北伐途中占領徐州，逼近山東，日本關東軍旋即出兵濟南，到5月初釀成了中國軍民死傷數千人的“濟南慘案”(又稱“五三慘案”)。
6月份，關東軍密謀在奉天皇姑屯火車站附近埋下炸彈，炸死“東北王”張作霖，驚動英美輿論和政界，連深宮中的裕仁也不得不指令田中義一徹查此事。
田中義一放出的好戰之虎，最終咬傷了自己。關東軍不給他麵子，不配合調查，隻草草寫了份報告，說查不到誰是案犯。田中義一兩頭受氣，想把兩次事件的責任都推給關東軍駐當地的司令官，卻受到日本朝野更強烈的批判。最終裕仁震怒，勒令田中義一辭職回家。
田中義一走人，若禮次郎再次上崗。但嚐到甜頭的關東軍激進派軍官們意識到：我們不管怎麽自作主張、先斬後奏，隻要做了對大日本帝國擴張勢力有好處的事，就不會受到真正的追究。
當“皇姑屯事件”主謀、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卸任之後，繼任者板垣征四郎的膽子自然更大了。於是，就有了後來他一手導演的“滿洲事變”。
<strong>以史為鑒何去何從</strong>
2012年年底，偏向保守及民族主義的自民黨從民主黨手中奪回執政權，安倍晉三以黨總裁身份出任首相第二次組閣。自那以來，他先是高調參拜靖國神社，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再通過“秘密保護法案”，目標直指修改和平憲法，引起中、韓等鄰國不安，日本國內及國際輿論也對此密切關注。他的所作所為，不難讓人聯想到大半個世紀之前的好戰派田中義一的影子。
而明仁天皇生於1933年年底，那時候“滿洲事變”爆發還不到30個月。如今已是八旬老者的他曾公開表示：“作為在戰爭中長大的人，對之前的世界大戰有強烈的感受。”
盡管天皇在日本隻是“虛君”，卻依然有一定的輿論影響力。敗戰七十年之際，明仁天皇重提“滿洲事變”，敦促國民“思考今後日本的應有狀態”，是否也有某種特殊寄托，多大程度上能成為日本今後國內國際政治政策走勢的風向標，我們或可拭目以待。
關於“九一八事變”因何爆發，中日雙方曆史學者的認識分歧明顯：中國學者多認為日本覬覦中國東北已久，隻是等待合適時機;不少日本學者卻視其為偶發事件，是關東軍不聽指揮、獨斷專行的結果。
要說當年的日本軍政高層在這場事變爆發前夕一點不知情，那是不可能的。
“九一八事變”的直接策動者，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和參謀石原莞爾。他們計劃要在1931年9月底在滿洲(日本人對中國東北的稱謂)“搞事”的消息，在日本軍政高層圈內不脛而走。
9月15日，日本駐奉天(今沈陽)領事館得知關東軍正在集結軍隊、搬運糧草彈藥，馬上電告外相幣原喜重郎，幣原喜重郎急了，親自跑到陸軍省對陸軍大臣南次郎表示抗議，南次郎則很無辜地表示，自己也不清楚這回事。恰好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建川美次要視察關東軍，南次郎便囑咐他出差時幫忙過問一下傳聞是真是假。
9月17日晚，建川美次坐火車抵達奉天，板垣征四郎一不做二不休，幹脆在接風宴上把建川美次灌了個爛醉。第二天夜裏10時許，就派人炸毀奉天北郊柳條湖一小段南滿鐵路，並嫁禍於中國軍人，史稱“柳條湖事件”。隨後關東軍突襲東北軍北大營，“九一八事變”爆發。
很明顯，野心不斷膨脹的日本軍國主義力量要全麵侵略中國，必先控製東北三省，要控製東北三省，必先找到借口，挑起戰端。但從事變發生後那幾天日本軍政高層的種種反應來分析，他們內部對此並沒有“統一思想”，也沒有足夠的準備。
事變爆發後不到10小時，即9月19日早上7點，日本陸軍中央開會，會上幾乎沒人主動發言表態，隻有時任軍務局長的好戰派小磯國昭提議，要讓駐朝鮮日軍增援東北。其他與會者不反對，於是就這麽決定了，但陸軍方麵沒有派人通知內閣。到10點鍾，日本政府內閣召開緊急會議，首相若禮次郎親自拍板：事變不能擴大化。
下午1點，內閣將決議上奏昭和天皇裕仁(明仁的父親)時，若禮次郎還特別強調：如果軍隊活動範圍要擴大，必須得到內閣許可。
一小時後，陸軍大臣南次郎、參謀總長金穀範三、陸軍教育總監武藤信義等陸軍三巨頭開會，再次表示支持“不擴大”政策。但到了第二天，陸軍次官杉山元、參謀次長二宮和教育本部長荒木貞夫三位“二把手”，卻齊齊反對頂頭上司的意見。
局麵一時變得相當詭異：一方麵要越境增援、擴大出兵，駐朝鮮軍馬上要坐火車出發了，不費吹灰之力拿下奉天的關東軍，也急不及待打算直撲吉林;另一方麵南次郎直接指示關東軍司令本莊繁，要求“不擴大”事態，本莊繁則傳令部屬暫時按兵不動。
2015年元旦，日本明仁天皇發布新年致辭，其中一段話耐人尋味：
“今年正值二戰結束70周年。那場戰爭中很多人去世了。在各戰場上去世的人們，在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與以東京為主的各城市的轟炸中去世的人們都實為眾多。值此機會，充分學習以‘滿洲事變’為開端的這場戰爭的曆史，思考今後日本的應有狀態，我認為是極為重要的事情。”
以往明仁天皇的新年致辭，很少直接觸及戰爭曆史話題，但今年恰逢特殊的周年紀念，話題雖然敏感，卻似乎又無法回避。那他重提“以滿洲事變為開端”的那段曆史，又有何深意呢？
<strong>“滿洲事變” 引發內訌</strong>
1934年，由母親香淳皇後抱著的明仁親王。天真童稚的他當然無從明白政情險惡與世事動蕩，隻有在日後的歲月裏，才能慢慢品嚐到軍國主義給別的國家乃至日本自身帶來的痛苦和傷害。
<strong>政黨相爭軍人得利</strong>
陸軍內部亂了，日本內閣也亂了。
9月21日早上10點，內閣再次開會，戰與不戰兩派意見爭執不下，若禮次郎希望能討論出一個折中方案。但下午3點，前方傳來消息：未經內閣同意，駐朝鮮軍已擅自出兵東北了。
日本軍法明文規定：不經天皇批準而向境外出兵是重罪，指揮官可判死刑。這下子軍部首腦也慌了神，如果真按軍法處置，主戰派軍官丟了腦袋，軍部自身的權威和顏麵何在？於是，軍部直接向天皇申請：出兵。
天皇裕仁也不傻，不會主動承擔發動戰爭的責任，反而諭令政府繼續執行“不擴大”政策。到了9月22日下午，內閣三度開會，這一次若禮次郎鬆了口，允許軍部增兵中國東北。
<strong>若禮次郎不是堅持“不擴大”嗎？怎麽突然就服軟了呢？</strong>
說穿了，他是擔心如果在“滿洲事變”上與軍部徹底鬧僵，陸軍大臣南次郎很可能被迫辭職，陸軍方麵再一鬧騰，他所領導的民政黨本屆內閣內閣將麵臨崩盤。
所謂為國出力，在政黨時代，都是為黨效力。當年日本有個說法，叫做“憲政常道”，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政權應掌握在議會第一大黨手中，二是第一大黨無力執掌政權時，便移交給第二大黨。看上去順理成章，但隱含著一個重大“玄機”：不管選舉能不能贏，隻要看準時機設法把競爭對手拉下馬，就能輪流坐莊！
在這種精神指引下，上世紀一二十年代“大正民主”時期，日本各政黨之間經常互揭老底，互曝醜聞，廣大老百姓本來對政黨政治還抱有些希望，結果一看，得，狗咬狗一嘴毛，誰也不支持了。
<strong>那支持誰呢？軍部唄。</strong>
早在“滿洲事變”四年多前，即1927年3月，議會第二大黨政友會首腦、有軍人背景的田中義一，與掌管政令審批權的樞密院合夥搞陰謀，否決了第一大黨民政黨(前身為憲政會)首腦、首相若禮次郎的一道重要金融命令。若禮次郎一氣之下辭職，田中義一順利上位。
田中義一背後有日本全國退役軍人組織“在鄉軍人會”的大量選票支持，自然積極主張對華擴張，以強硬姿態麵對歐美。1927年六七月間臭名昭著的“東方會議”(專門討論對華政策，在日本外相官邸召開)上，兼任外相的田中義一公然表示，為維護日本在東北與山東權益，要“決心”應對世界範圍內的詰責。第二年初春，國民革命軍北伐途中占領徐州，逼近山東，日本關東軍旋即出兵濟南，到5月初釀成了中國軍民死傷數千人的“濟南慘案”(又稱“五三慘案”)。
6月份，關東軍密謀在奉天皇姑屯火車站附近埋下炸彈，炸死“東北王”張作霖，驚動英美輿論和政界，連深宮中的裕仁也不得不指令田中義一徹查此事。
田中義一放出的好戰之虎，最終咬傷了自己。關東軍不給他麵子，不配合調查，隻草草寫了份報告，說查不到誰是案犯。田中義一兩頭受氣，想把兩次事件的責任都推給關東軍駐當地的司令官，卻受到日本朝野更強烈的批判。最終裕仁震怒，勒令田中義一辭職回家。
田中義一走人，若禮次郎再次上崗。但嚐到甜頭的關東軍激進派軍官們意識到：我們不管怎麽自作主張、先斬後奏，隻要做了對大日本帝國擴張勢力有好處的事，就不會受到真正的追究。
當“皇姑屯事件”主謀、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卸任之後，繼任者板垣征四郎的膽子自然更大了。於是，就有了後來他一手導演的“滿洲事變”。
<strong>以史為鑒何去何從</strong>
2012年年底，偏向保守及民族主義的自民黨從民主黨手中奪回執政權，安倍晉三以黨總裁身份出任首相第二次組閣。自那以來，他先是高調參拜靖國神社，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再通過“秘密保護法案”，目標直指修改和平憲法，引起中、韓等鄰國不安，日本國內及國際輿論也對此密切關注。他的所作所為，不難讓人聯想到大半個世紀之前的好戰派田中義一的影子。
而明仁天皇生於1933年年底，那時候“滿洲事變”爆發還不到30個月。如今已是八旬老者的他曾公開表示：“作為在戰爭中長大的人，對之前的世界大戰有強烈的感受。”
盡管天皇在日本隻是“虛君”，卻依然有一定的輿論影響力。敗戰七十年之際，明仁天皇重提“滿洲事變”，敦促國民“思考今後日本的應有狀態”，是否也有某種特殊寄托，多大程度上能成為日本今後國內國際政治政策走勢的風向標，我們或可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