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天下大亂,除了最終一統中土的朱元璋還有兩個人,一個是大鹽梟張士誠,誌大才疏,而另一個人卻成為朱元璋登頂的最大對手。


    他就是陳友諒。


    陳友諒是湖北沔陽府玉沙縣人,治下在今天的湖北省沔陽西南的沔城。此人出身漁家。從各種記載中判斷,陳友諒懂經史,通武事,膽氣豪壯。但是,種種情形表明,他很有可能屬於那種藝不算很高膽子卻極大,膽子雖然很大心並不細且很黑那一流人物。


    元末天下大亂之後,陳友諒投奔到了徐壽輝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天完紅巾軍中,在丞相倪文俊部下做薄書掾,大概是主管總務簿冊一類的小官。隨後,逐漸以軍功升任為元帥。聽起來這個名頭很嚇人,當時卻並不值錢。


    元帥是一個相當古老的職官名,春秋晉文公時,就已經稱中軍主將為元帥。唐初開始,元帥一般由皇子親王擔任,權任極重。後來的宋朝也沿襲了這種做法,大體上隻有皇子才能出任號令一方的元帥之位。比如,北宋亡國的靖康之恥時,僥幸脫出的趙構,便被困在都城裏的大哥宋欽宗任命為河北兵馬大元帥。到蒙古人建立了元朝時,大約是覺得這個漢語的官名很威風,於是,最開始在邊疆地區,後來在全國各地,設立了許多元帥府或者分元帥府,成為一個地區的最高軍事長官公署。為此,元末大亂時,凡是拉起一竿子人馬的人,哪怕是阿貓阿狗,隻要手裏握有百八十個鳥人,便都會自稱元帥,有壯膽嚇人、自娛自樂的意思在裏麵。這種情形,和民國時期,手裏有幾隻槍就會給自己任命一個“司令”,今天滿大街都是“總裁”、“董事長”的意思差相仿佛。


    不過,種種跡象表明,這位陳友諒不完全是虛張聲勢,他還真的掌握了一支有相當實力的部隊。當時,天完國皇帝徐壽輝與丞相倪文俊合謀,把太師鄒普勝排擠出了決策層。不久,這位丞相便大權獨攬,露出不把天完皇帝放在眼裏的模樣。於是,皇帝徐壽輝準備重新起用鄒普勝來製約倪文俊。倪文俊知道後,將自己一再提拔、如今已經獨當一麵的心腹陳友諒找來,商量著索性幹掉徐壽輝,自己來做這個皇帝。


    誰知,就在倪文俊設下圈套,發動兵變,天完皇帝已經陷入走投無路的境地之際,陳友諒卻突然臨陣倒戈,以保駕勤王的名義,率精兵三下五除二便打跑並在後來幹掉了倪文俊,將他手下的力量全部收編到了自己手上。陳友諒就此成為天完國皇帝之下的第一重臣,不但握有重權,而且握有重兵。


    陳友諒雖然有保駕之功,名義上也相當冠冕堂皇,但卻顯然有悖於江湖道義。於是,後來便有一種說法廣為流傳:


    倪文俊召陳友諒在丞相府密議時,他的一個愛妾曾經出來招呼茶點。據說,當時已經30多歲的陳友諒向來不近女色,因此頗受部下擁戴。誰知,見到這位女子後,陳友諒驚為天人,一時間目眩神迷而不能自己。此後一連數日神魂顛倒,不思茶飯。因此,才有了反戈一擊之舉。於是,兵變平息後,陳友諒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搶在前往丞相府抄家的兵丁之前,快馬加鞭地趕到丞相府,將這位女子搶到了自己府上。後來,陳友諒在鄱陽湖與朱元璋決戰,兵敗身死時,他的臣僚部下逃跑的逃跑,倒戈的倒戈,投降的投降,隻有這一位女子為他自殺殉情。這段傳奇是否真實,對曆史研究者而言或許重要,對陳友諒來說卻是一點都不重要。原因是此人號稱“素懷大誌”。我們知道,中國曆史上許多此類素懷大誌的人士,一般都會把別人的腦袋看得很輕。不管他們嘴上怎麽說,但在內心深處,“寧願我負天下人,莫讓天下人負我”則是他們永遠最真實的信條。因此,這種人大多都很有點笑罵由人笑罵,我行我素而已的氣概。他們行起事來,一般隻看自己需要與否,並不在乎割下任何妨礙了他們利益的人們的腦袋。這種人一般在江湖上大多聲名狼藉,很難存身,卻常常可以在政治上出人頭地。這可能是“行大事者不拘小節”、“無毒不丈夫”之類成語在中國官場與名利場上特別多的原因之一。


    我們無法證明陳友諒不屬於此類人士。


    在這一點上,陳友諒與張士誠雖然大不相同,但一時間,似乎也是很成氣候。


    公元1359年,即元至正十九年九月,陳友諒在幹掉倪文俊的兩年之後,再一次同室操戈,殺掉了天完紅巾軍最孚眾望的重要將領趙普勝。


    又過了八個月,公元1360年,即元至正二十年閏五月,他以向皇帝匯報軍情的名義,安排一個衛士用鐵錘擊碎了徐壽輝的腦袋。


    由此,陳友諒自立為帝,改國號為大漢,改年號為大義元年,以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為都城。當年,陳友諒40歲。


    認真說起來,徐壽輝不是一個富有才略的人。


    我們知道,紅巾軍是以白蓮教、彌勒教、明教等等為基礎雜糅混合發展起來的,主要以明王出世彌勒降生為號召。按照他們的教義,明王出世、彌勒下凡後,世間就會人人有衣穿、有飯吃、有田種,眾生平等,天下太平。當時,相信這一說辭的民眾相當多。他們起事時,如徐壽輝一係的紅巾軍,就在後背上大書一“佛”字,他們被告知這樣就可以刀槍不入,無往而不勝。假如不幸被殺死,則是因為自己心不誠的緣故。中國曆史上直到今天,此類夢囈性迷狂相當常見。在現象上看,此種情形的出現,常常與人民生活在某些方麵變得艱難、無助、超出了他們理解與承受範圍呈正相關的關係。就是說,二者之間是同比例消長的。我們對此應該並不陌生。


    據說,徐壽輝之所以能夠成為他們的領袖,並不是因為他具有才幹和威信,而是因為長得魁偉不凡,威風凜凜,很有點天神也就是明王或彌勒下凡的味道,於是便被推舉為領袖,並受到眾人的愛戴。那個怪怪的國名——天完國,可能也是出自該混合宗教教義,大約有“天賜完美之國”的含義。


    一個原本不入流的角色,就這樣成了叱吒風雲的天完國皇帝。


    然而,這位天完國皇帝手下的幾位大將卻相當厲害,趙普勝就是其中之一。趙普勝,江湖人稱“雙刀趙”,假如用《三國演義》或者《水滸》上的說法形容,大概可以說成是“雙刀舞將起來,有萬夫不擋之勇”。他不但武藝高強,而且富有韜略,在天完國創建的過程中,戰功赫赫。因此,成為陳友諒圖謀徐壽輝時所必須除掉的一個障礙,加上朱元璋不斷派人散布謠言,於是,這位威望很高,且對天完皇帝忠心耿耿的將軍,被陳友諒輕輕地安上一個圖謀不軌的罪名便殺掉了。


    《明史》在評價陳友諒時,說他“性雄猜,好以權術馭下”。用今天的語言表述,此人很可能具有極強的組織與控製能力、好弄權術且狠辣。他不停地幹壞事,其所作所為,距離一個“義”字,相去可謂遠矣。然而,他卻敢於把自己的年號定為“大義”,並且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將各個派別的各路人馬相當迅速地整合到自己麾下。由此,可以看出其梟雄的本事與特色。


    公元1363年,即元至正二十三年,七月,爆發了曆史上相當著名的鄱陽湖大戰。這次大戰,可能是中國曆史甚至是世界曆史上投入人員最多、規模最大的一次水上大會戰,也是陳友諒與朱元璋之間決定生死的大決戰。大戰中,雙方投入的總兵力共為八十萬人。其中,陳友諒投入六十萬人,朱元璋投入二十萬人。大戰持續時間近四十天。是時,整個鄱陽湖上,漂浮著數不勝數的屍體,愁雲慘霧之間,湖水為之色變。以至於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湖邊的人們不敢捕食湖中的魚蝦鱉蟹。


    陳友諒昔日作為所累積起來的惡果,在這次大會戰中顯露出來了。


    先是除去倪文俊,並將趙普勝、徐壽輝殺死後,他們手下幾員相當厲害的大將如丁普郎、傅友德等許多人陸續叛投朱元璋。傅友德後來成為朱元璋麾下獨當一麵、戰功極為顯赫、幾乎百戰百勝的將軍。


    而丁普郎則與鄒普勝、趙普勝等人同是白蓮教中“普”字輩的、義氣深重的兄弟。他對陳友諒極為憤恨,發誓要一命換一命,陳友諒必須用自己的腦袋作為背信棄義的代價。因此,在鄱陽湖大戰中,這位丁普郎完全是一副不要命了的打法,意思很明白,就是隻要能幹掉陳友諒就行,自己死活無所謂。最後,此公身受十幾處傷,仍然大呼殺賊而不退。《明史》記載說:“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直立,執兵作鬥狀,敵驚為神。”意思是說,他血戰到腦袋已經掉了,身體還直立著,雙手操兵器,一副拚命打鬥的架勢,敵人大為驚駭,以為是戰神下凡。


    短兵相接的冷兵器時代,一方前敵大將的如此戰法,顯然對交戰雙方的士氣具有極大影響。


    此時,陳友諒一方雖然人多勢眾,號稱六十萬,但在史書記載中,能夠見到名字的、拚死作戰的將領卻隻有陳友諒嫡係的一兩員大將。那些被強力整合進來的人們,似乎並沒有什麽特別出色的表現。


    一場戰役,雙方人數相差懸殊,一方占有壓倒優勢,卻一開打便成了一場膠著戰,上述因素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這種膠著狀態,本來恰恰是陳友諒應該極力避免的。因為,與朱元璋準備得很不錯的後勤補給比較起來,陳友諒人數上占壓倒優勢的六十萬大軍,立即在茫茫鄱陽湖上顯現出了組織與補給上的困難。


    尤其糟糕的是,在雙方勝敗尚未分明的時刻,陳友諒部下的兩員重要將領——左右金吾將軍又先後率兵投到朱元璋的陣營。這可能使草莽氣息頗重的“大漢”皇帝陳友諒頓時陷入到了一種焦躁之中。於是,在隨後的一次激戰中,這位焦慮得已經失去鎮定的皇帝掀開自己旗艦的簾障查看戰況,結果,被一支不知發自誰人之手的箭矢一箭射中眼睛,並貫穿頭顱,當場死亡。就這樣,其統帥的六十萬大軍,在占據了天時、地利和人數上絕對優勢的情形下,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隻有很少一部分跑回了大本營。建國僅僅三年的“大漢”國,不久便土崩瓦解。


    從眾多史料的記載來看,陳友諒雄心不小,膽量極大,而且也不乏以權術駕馭部下的能力。因此,很短時間裏,便迅速整合出一個在割據群雄中土地麵積最大、人口與兵力最多的“大漢”國,一時間相當咄咄逼人。


    從投身造反開始,到自立為“大漢”皇帝,他隻用了不到十年時間。這種順風順水,可能造成了他極好的自我感覺,以為自己真的是天之驕子,天命所歸。於是驕橫自負,甚至在處理事關重大的軍國大事時,都顯得相當粗疏草率。


    顯然,此人綜合素質中的重大缺陷,是導致其毀滅的致命傷。他似乎從來沒有過謀定後動、事緩則圓的深謀遠慮,做起事來,常常是跟著感覺走,事到臨頭先幹了再說。很有點拿破侖“先投入行動,然後再見分曉”的氣概。可惜,他不是拿破侖,他沒有拿破侖的政治、軍事天才,好運氣也不會永遠籠罩在他的頭上。事實上,以我們今天特別常見的事例回望曆史,這種現象並不難理解。或者反過來說,以這些曆史返觀今日,許多用常情常理不太容易理解的事情,便豁然開朗洞若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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