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代太監中,童貫堪稱屢創“曆史之最”的人。他以太尉領樞密院事,掌全國軍權,是史上掌控軍權最大的太監;他前後統兵二十年,是史上掌軍權最久的太監;他曾以副使身份出使遼國,是史上第一個代表國家出使外國的太監;他因功被封為廣陽郡王,是史上第一個被冊封王爵的太監。而如果把“罵名”算上,童貫恐怕還是生前死後承受罵名最多的太監。


    無論正史還是野史,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童貫都是眾矢之的。《宋史·童貫傳》這樣評價他:“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說他會討好、懂揣摩、善逢迎。這一評價倒是實話,童貫以供奉官主持杭州明金局,專為宋徽宗搜刮珍玩字畫、珠寶花石,天下之美、古今之勝,應搜盡搜,通過淮河﹑汴河水道運至京城供宋徽宗揮霍享樂,深得宋徽宗的信賴和喜歡。


    宋人的野史筆記中,編撰過許多譏諷童貫的段子,讓人捧腹。南宋王明清在《揮麈錄》中記載,宋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6年),童貫被任命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製置使,為宋朝西北前線最高軍事長官,如日中天。那些邊將迎來送往,馬屁哄哄,唯童大帥馬首是瞻。但在眾多邊將中,獨秦州知州兼秦鳳路安撫使錢昂傲骨嶙嶙,頗為不屑,讓童大帥十分不快,總想尋機會奚落他一下。


    一日,童貫去秦州巡視,故意比約定的時間推遲很久才到。錢昂經過漫長的等待,終於等到了童大帥親臨,便問道:“大帥為何來得這麽晚呢?”錢昂個頭矮小,童貫一語雙關地回答說:“我今日乘坐的這頭驢,個頭小而脾氣倔,動輒跳躍,很難駕馭,因此來遲。”錢昂揣著明白裝糊塗,又問:“太尉乘的可是公驢?”童貫說:“當然是公驢。”錢昂大笑,也一語雙關地反唇相譏道:“太尉既然奈它不何,不如把這頭‘公驢’給閹了!”童貫氣得七竅生煙。


    童貫以收複燕京之功,被宋徽宗封為廣陽郡王。太監封王,無異於給儒家正統思想主導的北宋官場扔下一顆重磅炸彈,朝內外眾口喧騰,議論紛紛。許多士大夫不但加入議論的行列,而且編段子,撰寫打油詩,嬉笑怒罵,不亦樂乎。據與童貫同時代的張知甫《可書》記載,當時有讀書人以此事擬了一首打油詩:“長樂坡頭十萬戈,碧油幢下一婆婆。今朝始覺為奴貴,夜聽元戎報五更。”譏笑太監帶兵的“醜態”,一時傳為笑談。


    太學生陳東的“伏闕上書”,幾乎道出了當時士人的共同心聲。宣和七年(1125年)底,金軍兵分兩路,大舉南侵,圍太原,攻燕京,勢如破竹,直逼京畿,宋朝兩百年基業,眼看就要毀於一旦。傾危之際,陳東聯合其他太學生,向宋欽宗伏闕上書說:“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創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陳東把外敵入侵歸罪於“六賊”,給童貫的罪名是:“結怨遼金,創開邊隙。”


    相較之下,民間老百姓則是直接咒罵。當時,童貫、蔡京把持朝政,朝中各級官員,不是出自童大人門下便是出自蔡大人門下,奸臣當道,民不聊生。宋人吳曾《能改齋漫錄》記錄當時的民謠:“打破筒(童貫),潑了菜(蔡京),便是人間好世界!”把童貫和蔡京並列為亂臣賊子之首。


    而對童貫上綱上線最全麵的,要算宋欽宗下發的詔書。據南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記載,靖康元年(1126年)三月,宋欽宗賜死童貫前,曾下詔遍數童貫十大罪狀:“首薦朱勔起花石;引趙良嗣滅契丹;修延福宮等;朕在東宮,屢為搖動;冊立之時,有異語;不俟敕命,擅去東南;差留守不受命;東京被圍,聞之而去;家中有非法之物;私養死士。”這十條罪狀疊加一起,真是十惡不赦,故宋欽宗詔書中說童貫“罪不容誅”,並差監察禦史張徵星夜兼程,於當年七月追上奔波於貶竄之途的童貫,在南雄郡(今廣東韶關南雄市)將其斬首,旋即攜頭而歸,梟於汴京城頭。


    《宋史》有定論,野史有酷評,民間有詛咒,輿論一邊倒,遂成就了童貫的“千古罵名”。後人一提起童貫,眼前便會晃過一張勾粉白臉,如趙高、曹操之類戲劇臉譜上誤國奸臣的典型。然而,仔細翻檢史料,斟酌、比較、對照之餘,會發現史實中,童貫既不夠“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曹操之能,也沒有逼死皇子扶蘇、害死丞相李斯的趙高之惡,他的為人做事與蔡京頗為相似,是一個“頗具幹才的弄臣”,有一點才能,有一點奸詐,以投機討好為能事。《宋史·童貫傳》中至少能尋找到童貫為趙宋王朝戎馬一生的兩大功勞:對外,童貫取得過與西夏以及吐蕃諸部作戰的勝利,收複大麵積失地,包括湟州、鄯州、廓州以及積石軍、洮州等地,這是北宋對外戰爭中僅有的幾次勝仗之一,消解了西北的軍事壓力;對內,他曾以宣撫製置使身份,領軍十五萬進軍浙江,一舉鎮壓了方臘的農民起義,生擒方臘,大勝而歸。


    總的來說,童貫在二十餘年不計其數的戰爭中,有勝有敗;在與夏、遼、金諸國的外交斡旋中,有得有失;在為宋徽宗輔政過程中,有功有過。他之所以臭名昭著,主要有三方麵原因:一是太監弄權。在帝製時代,太監弄權,與後宮幹政一樣,屬於牝雞司晨、不安其分的行為,幹了不屬於他幹的事,為人所不齒;二是臨陣脫逃。宣和七年(1125年),金大舉南侵,童貫作為駐紮太原的大軍統帥,卻不思抵抗,逃回京城,致使金兵長驅直入;三是為宋徽宗的罪責“埋單”。宋徽宗在位那些年,對內殘酷盤剝,對外大動幹戈,自己又奢糜享受,導致民怨沸騰,內外交攻,最終國破家亡。亡國的罪魁禍首,當然是宋徽宗這位自號為“道君皇帝”的無道昏君。然而,在以儒家文化為背景、以綱常倫理為核心的帝製時代,卻沒有追責皇帝的行為習慣和理論基礎,但國家糟蹋到這般模樣,又總得有人為之“埋單”,於是,千夫所指而又確實曾經助紂為虐的太監童貫,便成了宋徽宗的“替罪羊”,遭受了千年的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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