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做過的事，隋煬帝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沒有焚書坑儒;隋煬帝做過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沒有開運河。人們對秦始皇、唐太宗的功績多有肯定，但談到隋煬帝時卻多是惡語。
<strong>五十年前，我就疑惑對隋煬帝的評價是否正確</strong>
五十年前的1962年，我在五年製的北京大學曆史係讀到四年級的時候，中國古代史專業又細分斷代史時，於是我選擇了隋唐史專門化，開始在汪篯先生指導下學習，1964年又考為他的研究生，繼續學習隋唐史。文革開始，學業中斷，而後分配去了內蒙。工作之餘百無聊賴之際，曾細讀帶去的線裝本的《隋書》，將隋代史料分門別類地抄成十一個筆記本，那時對隋煬帝楊廣的評價產生了疑惑，就是我後來在隋煬帝傳記的前言裏說的：“我們差不多可以說，秦始皇做過的事，他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沒有焚書坑儒;我們還可以說，隋煬帝做過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沒有開運河。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譽，隋煬帝卻落了個萬世唾罵的惡名。”
<strong>今人評說隋煬帝功罪，應比魏徵更實事求是</strong>
1981年，寧可先生組織絲綢之路考察到張掖時，考察隊要給地委機關和地區學校的200多人做一場報告，寧先生安排我先講，臨時想的題目就是“在張掖說隋煬帝”，將自己對過去關於隋煬帝的評價的疑慮和盤托出。講隋煬帝做皇帝以後十四年，隻在長安城裏住了十個月，一直在外麵奔波，他忙活些什麽？羅列出他所做的事情，結論是他很有眼光地在張羅國事，大部分都做得很好，雄才大略，是有重大曆史建樹的。就是最後遼東打得太急，給民眾造成巨大災難，因此是又有重大曆史罪惡的人。寧先生主持會，當時就聲明，發言隻代表個人觀點。雖然他以前論曆史主義的文章對隋煬帝開運河有正麵評價，但顯然對我在許多方麵肯定隋煬帝，是有保留的。確實，考察隊的另外20位隋唐史學者，當時大概是沒一個認可替隋煬帝說好話的。會後鄧文寬調侃概括我對隋煬帝的評價：偉大的暴君。這當然並不準確。
後來發言改寫成一篇名為《煬帝西巡》的論文，發在1982年出版的《絲路訪古》文集中。文中總結道：“隋煬帝作為一個處在中國長期分裂後重建大統一時期的皇帝，又是處在中古社會鼎盛發展的起點上，他的許多活動帶著蓬勃向上的時代氣息。西巡之外，還有北狩、建洛陽、修馳道、築長城、開運河、下江南等等，他以極大的魄力和強度發瘋似地幹了十幾年，但他並不是發昏，他做的一些事，不無建設和發展統一國家的曆史內容。許多做成功了，有的做糟了，特別是他本人殘暴的專製君主的品格，在做一些本無可厚非的事時，也給人民帶來格外深重的災難，積累成無法忍受的負擔，最後征遼東激起全國規模的農民戰爭。”
魏徵親眼看到事情的全過程，很懂得這一點，以隋為鑒是他勸誡唐太宗時常用的法寶。為了為當時的現實政治服務，魏徵在主持編撰《隋書》時，不免要著重強調隋煬帝作為暴君的失誤，有意無意地抹煞這位“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雄心勃勃的君主的一切曆史功績。一千多年來，魏徵的觀點很容易被人們接受，今天我們對隋煬帝的功罪的評價，應當能比魏徵他們更實事求是。
<strong>評價隋煬帝，最好先去運河上走走</strong>
三四年後的1984年，又組織了運河考察，回來以後對我的觀點更有信心了。在《運河訪古》文集中，我以《千古功罪說隋煬》為題，全麵評說隋煬帝。文章一開始就說：“評價隋煬帝，最好先去運河上走走。”1989年完成的隋煬帝傳，在前言裏，更將隋煬帝和兩位“千古一帝”做了詳細比較。
比如，隋煬帝和秦始皇的比較：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中國;隋煬帝在為晉王時任統帥平陳，平陳之後，斬五佞，受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稱廣，以為賢。”又在翌年與楊素一起平定南方叛亂，鞏固了統一。隋唐的統一，是西晉短期統一之後又一次意義重大的國家大一統。
秦始皇鑿靈渠;隋煬帝開運河，這條兩千公裏長的南北運河，是古代中國最有價值、最偉大的工程。
類似的還有很多。兩人不同的是：秦始皇焚書坑儒，隋煬帝修繕圖書，結交儒生，按“君民建國，教學為先”的理念，大辦學校;秦始皇用七十萬驪山徒為自己修占地成千上萬畝的陵園，隋煬帝生前沒有給自己修陵墓，他埋在揚州，占地隻有雷塘數畝田。
在中國從門閥貴族政治向科舉官僚政治轉化，從門閥社會向門閥後社會轉化的曆史關頭，宇文泰、宇文邕、楊堅、楊廣、李世民、武則天六人都做出了曆史性的貢獻，其中，在政治改革中走得最遠的是隋煬帝和武則天。可後麵這兩位在曆史上卻是髒水被潑得最多的。
總之，隋煬帝不應該被完全否定。“如果能令人信服地給予適當的褒貶，為已亡人找回公道，就能證明，曆史是最無情的，因此也是最有情的。”(《隋煬帝的真相·後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史家秉筆站在曆史的評判台上，應絕不掩飾邪惡，也不埋沒貢獻。
<strong>五十年前，我就疑惑對隋煬帝的評價是否正確</strong>
五十年前的1962年，我在五年製的北京大學曆史係讀到四年級的時候，中國古代史專業又細分斷代史時，於是我選擇了隋唐史專門化，開始在汪篯先生指導下學習，1964年又考為他的研究生，繼續學習隋唐史。文革開始，學業中斷，而後分配去了內蒙。工作之餘百無聊賴之際，曾細讀帶去的線裝本的《隋書》，將隋代史料分門別類地抄成十一個筆記本，那時對隋煬帝楊廣的評價產生了疑惑，就是我後來在隋煬帝傳記的前言裏說的：“我們差不多可以說，秦始皇做過的事，他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沒有焚書坑儒;我們還可以說，隋煬帝做過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沒有開運河。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譽，隋煬帝卻落了個萬世唾罵的惡名。”
<strong>今人評說隋煬帝功罪，應比魏徵更實事求是</strong>
1981年，寧可先生組織絲綢之路考察到張掖時，考察隊要給地委機關和地區學校的200多人做一場報告，寧先生安排我先講，臨時想的題目就是“在張掖說隋煬帝”，將自己對過去關於隋煬帝的評價的疑慮和盤托出。講隋煬帝做皇帝以後十四年，隻在長安城裏住了十個月，一直在外麵奔波，他忙活些什麽？羅列出他所做的事情，結論是他很有眼光地在張羅國事，大部分都做得很好，雄才大略，是有重大曆史建樹的。就是最後遼東打得太急，給民眾造成巨大災難，因此是又有重大曆史罪惡的人。寧先生主持會，當時就聲明，發言隻代表個人觀點。雖然他以前論曆史主義的文章對隋煬帝開運河有正麵評價，但顯然對我在許多方麵肯定隋煬帝，是有保留的。確實，考察隊的另外20位隋唐史學者，當時大概是沒一個認可替隋煬帝說好話的。會後鄧文寬調侃概括我對隋煬帝的評價：偉大的暴君。這當然並不準確。
後來發言改寫成一篇名為《煬帝西巡》的論文，發在1982年出版的《絲路訪古》文集中。文中總結道：“隋煬帝作為一個處在中國長期分裂後重建大統一時期的皇帝，又是處在中古社會鼎盛發展的起點上，他的許多活動帶著蓬勃向上的時代氣息。西巡之外，還有北狩、建洛陽、修馳道、築長城、開運河、下江南等等，他以極大的魄力和強度發瘋似地幹了十幾年，但他並不是發昏，他做的一些事，不無建設和發展統一國家的曆史內容。許多做成功了，有的做糟了，特別是他本人殘暴的專製君主的品格，在做一些本無可厚非的事時，也給人民帶來格外深重的災難，積累成無法忍受的負擔，最後征遼東激起全國規模的農民戰爭。”
魏徵親眼看到事情的全過程，很懂得這一點，以隋為鑒是他勸誡唐太宗時常用的法寶。為了為當時的現實政治服務，魏徵在主持編撰《隋書》時，不免要著重強調隋煬帝作為暴君的失誤，有意無意地抹煞這位“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雄心勃勃的君主的一切曆史功績。一千多年來，魏徵的觀點很容易被人們接受，今天我們對隋煬帝的功罪的評價，應當能比魏徵他們更實事求是。
<strong>評價隋煬帝，最好先去運河上走走</strong>
三四年後的1984年，又組織了運河考察，回來以後對我的觀點更有信心了。在《運河訪古》文集中，我以《千古功罪說隋煬》為題，全麵評說隋煬帝。文章一開始就說：“評價隋煬帝，最好先去運河上走走。”1989年完成的隋煬帝傳，在前言裏，更將隋煬帝和兩位“千古一帝”做了詳細比較。
比如，隋煬帝和秦始皇的比較：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中國;隋煬帝在為晉王時任統帥平陳，平陳之後，斬五佞，受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稱廣，以為賢。”又在翌年與楊素一起平定南方叛亂，鞏固了統一。隋唐的統一，是西晉短期統一之後又一次意義重大的國家大一統。
秦始皇鑿靈渠;隋煬帝開運河，這條兩千公裏長的南北運河，是古代中國最有價值、最偉大的工程。
類似的還有很多。兩人不同的是：秦始皇焚書坑儒，隋煬帝修繕圖書，結交儒生，按“君民建國，教學為先”的理念，大辦學校;秦始皇用七十萬驪山徒為自己修占地成千上萬畝的陵園，隋煬帝生前沒有給自己修陵墓，他埋在揚州，占地隻有雷塘數畝田。
在中國從門閥貴族政治向科舉官僚政治轉化，從門閥社會向門閥後社會轉化的曆史關頭，宇文泰、宇文邕、楊堅、楊廣、李世民、武則天六人都做出了曆史性的貢獻，其中，在政治改革中走得最遠的是隋煬帝和武則天。可後麵這兩位在曆史上卻是髒水被潑得最多的。
總之，隋煬帝不應該被完全否定。“如果能令人信服地給予適當的褒貶，為已亡人找回公道，就能證明，曆史是最無情的，因此也是最有情的。”(《隋煬帝的真相·後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史家秉筆站在曆史的評判台上，應絕不掩飾邪惡，也不埋沒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