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51年,波斯帝國(伊朗舊稱)遭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國侵襲,京城泰西封(今伊拉克巴格達南城)淪陷,波斯國王伊嗣俊殉難。伊嗣俊的兒子、也就是帝國的王儲卑路斯“火線繼位”,一邊率殘軍退守抵抗,一邊求助“國際幹涉”。卑路斯首先退守到了吐火羅(今阿富汗一帶),在吐火羅人幫助下,一度收複了邊疆失地。然而,好景不長,在阿拉伯帝國的瘋狂反攻下,卑路斯和吐火羅人難以招架,於是他們聯合向外求援,卑路斯提出到大唐“政治避難”。國破家亡,波斯君主最後關頭為何向大唐尋求“政治避難”?


    史學家多是從軍事實力對比分析原因。公元7世紀,世界隻有兩個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那就是大唐與大食(阿拉伯帝國)。兩國爭奪的焦點就是現在的中亞與西亞。大唐帝國曾與阿拉伯帝國大小爭戰20餘次,大唐軍隊“勝多負少”。所以,當時西域各國,也就是中亞和西亞地區,政治流亡者首先想到去中國避難。從軍事力量的對比上,隻有大唐帝國能抵製大食的東進。其他中亞諸國,包括東羅馬帝國,根本罩不住流亡政權。當然,這類分析也是不錯的,但顯然不夠全麵。這裏,除了不可或缺的軍事原因,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往往被忽略了,那就是世界“正統”地位。


    無論是東羅馬帝國,還是波斯帝國、西亞諸國,甚至阿拉伯帝國眼中,大唐帝國無疑是占據“世界主體文明”的國家。這主要有兩個標誌:一是占據政治文明製高點;二是擁有她主導的、高舉國際正義旗幟、具有軍事幹涉能力的國際組織——天可汗。從政體的先進性和影響力而論,唐均堪稱世界領先。是時,和中國保持“政治交往”的國家多達七十多個。大唐政治,可謂紅遍世界。


    而說起中國主導的國際組織“天可汗”,眾所周知。它不是一個簡單名譽稱謂,也不是一個紙糊的王冠,而是一種實質性的國際組織體係。昔日“天可汗”,從範圍上,算不上今日聯合國,但卻相當於“東方北約”。這是中國主導的第一個“國際組織機構”,其作用主要是政治與軍事兩方麵,擔當起兩方麵義務,維係國際和平,仲裁各國間之紛爭,為天可汗之首要任務。維護各國獨立,不受強國侵略,為天可汗另一職責。為表示對天可汗之絕對服從,各國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詔冊封。各國軍隊必須接受天可汗之征調,受征中國平亂。


    因為有了天可汗組織,公元七世紀“國際道義舞台”就此成為“中國領銜”表演。日本人稱此時的大唐帝國為“中國曆史上最具世界主義色彩的朝代”,亦非虛語。“烈烈王者”所向披靡。弱國被強國欺淩,大唐豈能坐視不管?高宗欣然接受了卑路斯請求,馬上設立波斯都督府(今伊朗境內的紮博勒),以卑路斯為波斯都督府都督,將波斯與大唐“安西都護府”連成一片。然而,由於波斯都督府沒有中國軍隊駐紮,波斯全境不久終被大食吞並,波斯都督府也無法獨存。公元670年,高宗招卑路斯入朝,授“右武衛將軍”銜,命人修建長安波斯寺,卑路斯與其子泥涅斯得到妥善安置,先後定居長安。


    盡管大唐沒能幫助波斯複國,但攝於大唐之威,阿拉伯大軍終究未敢窮追卑路斯到中國內地。扶弱濟困、主持正義的大唐帝國,還是贏得了弱國的尊重,“天可汗”占據了政治道義的製高點,而且在軍事上,基本保持著對大食的絕對優勢。阿拉伯大軍在天寶前期的幾次中等規模的衝突裏均敗於唐軍,後來傾其國力發動怛羅斯會戰,20萬阿拉伯軍麵對3萬唐軍依然難以戰勝,最後隻靠唐軍內部的反叛才將唐軍打退,而阿拉伯軍的自身損失卻是唐軍的幾倍。阿拉伯人雖勝尤恥,唐軍雖敗尤榮。後來即使安史之亂爆發,阿拉伯也終未敢進兵西域。


    因為有了大唐帝國的存在,阿拉伯帝國東進的步伐被阻擋在蔥嶺之外。公元674年,卑路斯客死長安。這個國破家亡的波斯亡國君,因為有了中國的庇佑,安穩地度過了他的政治餘生,避免了成為阿拉伯大食戰俘的可能。世界主體文明大國一個側證,就是她能建立起周邊國家包括流亡者信任的國際組織,成為各國政治流亡甚至叛國者的首選國。從這個意義上講,當時在世界遴選“政治避難所”,首推大唐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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