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嚴複擔任北大校長之職,此時嚴複的中西文化比較觀走向成熟,開始進入自身反省階段,趨向對傳統文化的複歸。他擔憂中國喪失本民族的“國種特性”,他認為會“如魚之離水而處空,如蹩跛者之挾拐以行,如短於精神者之恃鴉片為發越,此謂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於這樣一種對中華民族前途與命運的憂慮,嚴複曾經試圖將北京大學的文科與經學合二為一,完全用來治舊學,“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聖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於不墜”。這一行為在當時稱得上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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