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總理設宴招待外賓。上來一道湯菜,冬筍片是按照民族圖案刻的,在湯裏一翻身恰巧變成了法西斯的標誌。外客見此,不禁大驚失色。周總理對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隨即泰然自若地解釋道:“這不是法西斯的標誌!這是我們中國傳統中的一種圖案,念‘萬’,象征‘福壽綿長’的意思,是對客人的良好祝願! ”接著他又風趣地說:“就算是法西斯標誌也沒有關係嘛! 我們大家一起來消滅法西斯,把它吃掉!”話音未落,賓主哈哈大笑,氣氛更加熱烈,這道湯也被客人們喝得精光。


    在外交場合出現法西斯的標誌很容易引起外交糾紛,尤其是曾經遭受法西斯鐵蹄蹂躪的國家,他們看見這種標誌是很反感的。周總理的解釋及時解除了他們的誤會,但令人叫絕的是周總理借題發揮,號召大家一起來消滅法西斯,把那個菜吃掉。意外的這麽一個被動場麵,經周總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躍宴會氣氛的作用。


    2.外國記者不懷好意問周恩來總理:“在你們中國,明明是人走的路為什麽卻要叫‘馬路’呢?”周總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們走的是馬克思主義道路,簡稱馬路。”


    這位記者的用意是把中國人比作牛馬,和牲口走一樣的路。如果你真的從“馬路”這種叫法的來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確也是沒有什麽意義的。周總理把“馬路”的“馬”解釋成馬克思主義,恐怕是這位記者始料不及的。


    3.美國代表團訪華時,曾有一名官員當著周總理的麵說:“中國人很喜歡低著頭走路,而我們美國人卻總是抬著頭走路。” 此語一出,話驚四座。周總理不慌不忙,臉帶微笑地說:“這並不奇怪。因為我們中國人喜歡走上坡路,而你們美國人喜歡走下坡路。” 美國官員的話裏顯然包含著對中國人的極大侮辱。在場的中國工作人員都十分氣憤,但囿於外交場合難以強烈斥責對方的無禮。如果忍氣吞聲,聽任對方的羞辱,那麽國威何在?周總理的回答讓美國人領教了什麽叫做柔中帶剛,最終尷尬、窘迫的是美國人自己。


    4.一位美國記者在采訪周總理的過程中,無意中看到總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國產的派克鋼筆。那記者便以帶有幾分譏諷的口吻問道:“請問總理閣下,你們堂堂的中國人,為什麽還要用我們美國產的鋼筆呢?”周總理聽後,風趣地說:“談起這支鋼筆,說來話長,這是一位朝鮮朋友的抗美戰利品,作為禮物贈送給我的。我無功不受祿,就拒收。朝鮮朋友說,留下做個紀念吧。我覺得有意義,就留下了這支貴國的鋼筆。”美國記者一聽,頓時啞口無言。


    什麽叫自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這就是一個典型事例。這位記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總理:你們中國人怎麽連好一點的鋼筆都不能生產,還要從我們美國進口。結果周總理說這是朝鮮戰場的戰利品,反而使這位記者丟盡顏麵。也是,想和周總理較勁,門都沒有。


    5.一個西方記者說:“請問,中國人民銀行有多少資金?”周恩來委婉地說:“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資金嘛?有18元8角8分。”當他看到眾人不解的樣子,又解釋說:“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麵額為10元、5元、2元、 l元、5角、2角、 l角、5分、2分、1分的10種主輔人民幣,合計為18元8角8分……”


    周總理舉行記者招待會,介紹我國建設成就。這位記者提出這樣的問題,有兩種可能性,一個是嘲笑中國窮,實力差,國庫空虛;一個是想刺探中國的經濟情報。周總理在高級外交場合,同樣顯示出機智過人的幽默風度,讓人折服。你說這樣的問題事先怎麽準備,沒有雄辯的口才和飛速的思維怎麽可能做到?


    6.一位西方記者問周總理:“請問總理先生,現在的中國有沒有妓女?”不少人納悶:怎麽提這種問題?大家都關注周總理怎樣回答。周總理肯定地說:“有!” 全場嘩然,議論紛紛。周總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補充說了一句:“中國的妓女在我國台灣省。”頓時掌聲雷動。


    這位記者的提問是非常陰毒的,他設計了一個圈套給周總理鑽。中國解放以後封閉了內地所有的妓院,原來的妓女經過改造都已經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位記者想:問“中國有沒有妓女”這個問題,你周恩來一定會說“沒有”。一旦你真的這樣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會緊接著說“台灣有妓女”,這個時候你總不能說“台灣不是中國的領土”。這個提問的陰毒就在這裏。當然周總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倆,這樣回答既識破了分裂中國領土的險惡用心,也反襯出大陸良好的社會風氣和台灣的對比。哎呀,周總理考慮問題周密細致,同時又那麽快速反應,你不佩服他也難啊!


    7.1958年7月,周恩來總理到廣東省新會縣視察,風塵仆仆,日夜操勞,確實辛苦。時任該縣的縣委書記黨向民同誌看到眼裏,急在心裏,感到實在過意不去,就在周總理離開新會的前夕,悄悄地安排為總理設宴送行。宴會地點就安排在縣委院內的一間小屋裏;廚師,就是縣委夥房的灶事員,而且沒什麽美酒佳肴,隻是些瓜菜而已。盡管這樣,在吃喝將近結束時,周總理語重心長地說:“黨向民同誌,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這樣一頓飯,你請不起,還是讓我出錢,算我請客吧!”周總理隨即示意他的秘書,把300元人民幣交給了縣委的司務長。


    8.1934 年 10 間,正當蔣介石反動派集中兵力向蘇區發動瘋狂“圍剿”的時候,周恩來同誌從瑞金路過於都楂林鄉,住在雇農張慈福家裏,環境異常艱苦。他的身體很差,但仍然夜以繼日地帶病堅持工作。


    警衛員們很為自己首長的身體健康擔心,總想給他弄點有營養的東西吃,但一則夥房搞不出什麽好菜,二則周恩來同誌不答應。眼看著自己首長的身體一天天瘦下去,他們的心裏感到比刀割還疼。


    有一天,上級發下了津貼費。大夥兒便計議,無論如何也要買點好吃的給自己的首長補補身體。他們聽說冬瓜燉雞營養高,就去老鄉家買來一個冬瓜和一隻雞。他們小心地殺了雞,扯去雞毛,把雞收拾好,和冬瓜放在罐子裏加水清燉。晚上,罐子被端到了周思來同誌的房裏。一股肉香撲鼻,周恩來同誌以為這是警衛員向有關方麵特別要來的,便對他們說:“這是哪裏來的 ? 同誌們要知道,越發在艱苦的時候,越發要堅持原則,絲毫也不能特殊呀!” “不,這不是領來的,這是用我們自己的津貼費買的廣大夥趕快向他解釋。


    周恩來同誌聽了,沉思了片刻,然後用一種親切的口氣說:“好吧,既然買來了,就把張慈福父子倆也請過來,我們一起聚餐吧 ! ”


    9.周恩來夜間常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接見、處理國際事務或國內大事。按當時製度規定,夜裏11點以後,可以吃夜餐。夜餐兩菜一場,有夜餐補助,每級幹部補助多少錢有明確標準,按這個補助標準,夜餐實際上可以不交錢。


    不到夜餐的鍾點,在人大會堂就餐都應交錢,並且定有交錢的標準。高級領導人交8角,我們秘書工資低,交2角5分錢。


    可是,總理在人大會堂吃夜餐,堅持照白天的標準,交8角錢。我們不好辦,人大會堂也不好辦,因為夜餐有補助,明文規定了的,交錢也不好下帳。


    我去向總理匯報解釋:"總理,夜餐補助是明文規定的,你不要補助堅持交錢我們不好辦。你一向反對特殊化,你這麽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點特殊化。"總理點頭承認,"這是因為我的情況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裏辦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麽,怎麽能享受夜餐補助?"


    "總理,我不能接受你這個道理。"我堅持意見,說:"你睡眠那麽少,一天隻有三四小時。如果夜餐算正餐,那麽白天就餐應該算夜餐了?那以後白天享受夜餐補助。"


    "白天怎麽冒出來了夜餐?講不通麽。你不要給我搞特殊。"總理揮揮手,"你去吧,就照我說的辦"


    "就許你搞特殊,不許我搞特殊……"我小聲嘀咕著退出來。有啥辦法呢?隻好按總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隨總理的幾十年中,這是總理唯一一次"強詞奪理"地鬧特殊。


    10.隨著年齡的增大,總理工作量不減,飯量不減,但是變化還是在悄悄發生……


    總理喜歡和群眾一道吃飯。在田間地頭,他與農民一道吃飯;在工廠礦山,他與工人一道吃飯;在招待所、飯店,他喜歡和服務員一道用飯……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總理陪外賓外出參觀。那幾天他吃飯很費力,吃得慢,吃得少。我認為這是睡眠太少,過於勞累造成的,心裏很犯急。


    記得是在參觀大寨的前後,在一次行動前,我感覺他有什麽事要說,但沒最後拿定主意。想到他吃飯的費力,我忙問:"總理,你身體不舒服吧?"


    "不,我身體很好……"總理說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覺出那種看不見聽不出的異常。


    "總理,你有什麽事吧?"


    "嗯,"總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語氣說:"這次活動,吃飯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設法把我碗裏的飯弄軟一些?"


    "可以。飯都是盛好了才端上來麽。"


    "搞特殊了。"總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澀。他忽然輕輕歎出一口氣:"唉,我的牙齒已經全鬆動了……"


    總理發出這聲輕歎時,我看清了他變得灰白了的頭發;曾經英氣勃勃的臉孔已經血肉耗盡,臉孔和脖頸的皮膚鬆弛下墜,並且出現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銳的雙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趕緊把臉轉向一邊。


    “我的牙齒已經全鬆動了……把我碗裏的飯弄軟一些,”這就是總理猶豫再三才說出的“特殊”要求啊!


    我沒有忍住淚,慌忙退出屋。


    我哭了。一個人悄悄地哭了……


    11.在日內瓦會議期間,一個美國記者先是主動和周恩來握手,周總理出於禮節沒有拒絕,但沒有想到這個記者剛握完手,忽然大聲說:“我怎麽跟中國的好戰者握手呢?真不該!真不該!”然後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剛和周恩來握過的那隻手,然後把手帕塞進褲兜。這時很多人在圍觀,看周總理如何處理。周恩來略略皺了一下眉頭,他從自己的口袋裏也拿出手帕,隨意地在手上掃了幾下,然後——走到拐角處,把這個手帕扔進了痰盂。他說:“這個手帕再也洗不幹淨了!”


    ——盡管中美當時處於敵對狀態,但周總理一貫的思想,還是把當權者和普通美國民眾分開。在談判桌上橫眉冷對,那是一點情麵也不講的。但會場外,他可是統戰高手,盡量做工作,力圖潛移默化。他對普通美國民眾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聞記者在內。所以,在那個美國記者主動要和周總理握手時,周總理沒有拒絕。但這個記者看來純粹要使周總理難堪,否則不會自己主動握手,然後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總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會意識到他會這樣做。當時大堂裏人很多,就看你周恩來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總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請注意兩人做法不同的是:記者擦完手後仍把手帕塞回褲兜,而周總理是擦完手後把手帕扔進了痰盂。周總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還能用,我的手帕因為擦了以後沾染了你的細胞,你這無恥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幹淨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裏去。


    12.有一次周總理應邀訪問蘇聯。在同赫魯曉夫會晤時,批評他在全麵推行修正主義政策。狡猾的赫魯曉夫卻不正麵回答,而是就當時敏感的階級出身問題對周總理進行刺激,他說:“你批評的很好,但是你應該同意,出身於工人階級的是我,而你卻是出身於資產階級。”言外之意是指總理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說話。周總理隻是停了一會兒,然後平靜地回答:“是的,赫魯曉夫同誌,但至少我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背叛了我們各自的階級。”


    ——周總理不管在何種場合,遇到什麽樣的對手,都能唇槍舌箭,以超人的智慧,應酬自如,對手甭想占到便宜。他坦言“我們都背叛了我們各自的階級”,出其不意地將赫魯曉夫射出的毒箭掉轉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產黨國家傳為美談。


    13.九一三事件發生以後,蘇聯大使找到周總理,陰陽怪氣地問道:“總理同誌,聽說最近中國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周總理平靜地回答: “也沒什麽大事,隻不過是森林裏倒了一棵樹;一棵樹上落下一片葉子而已。”蘇聯大使故作關心地說:“據權威人士推測,此事對中國的影響極為不利呀!”總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顆毒瘤在肌體上自動消失,有百利而無一害。”蘇聯大使有些惱怒:“總理同誌,有句話我早就想說了,你們在國際上口口聲聲罵我們是社會帝國主義,把我們說得比廁所還臭。既是這樣,那麽請問:你們的林副統帥在國內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為什麽偏要投奔我們蘇聯呢?”周總理冷笑道:“正因為廁所臭,蒼蠅才喜歡那個地方。大使同誌既然明白這個道理,又何必多此一問?”蘇聯大使被說得啞口無言。


    ——林彪叛逃蘇聯並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這個消息傳出後,國際上一些敵對分子幸災樂禍。中蘇關係當時嚴重惡化,蘇聯大使和總理見麵時存心想看好戲,讓周總理難堪。他見兜圈子達不到目的,就攤出所謂的“王牌”,料想周總理一定無話可說,結果周總理反戈一擊,蘇聯大使陷入十分狼狽的境地。


    15.文革期間,江蘇省射陽縣的一群紅衛兵到北京上訪,周總理接待了他們。紅衛兵要求把射陽縣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陽”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紅太陽。周總理聽他們講明來意後,哈哈大笑起來。他們不理解總理為什麽發笑,幾隻眼睛盯著總理臉上望。總理說:射陽兩個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們這些小將看問題,為什麽不從積極方麵去看,而從消極方麵去看呢?我說“射陽”兩字很好,因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紅太陽,而是紅太陽光芒四射。周總理深怕他們聽不清楚,又重複地說了一句對射陽的解釋,射陽就是紅太陽光芒四射,你們說對不對?說罷,又哈哈地大笑起來。紅衛兵代表也都笑了,因為他們對總理的講話感到心服口服,表示還是叫射陽縣好。


    ——在文革那個特殊背景下,如果周總理從“射陽”的曆史淵源和沿革去解釋的話,紅衛兵未必聽得進去。當然也可以用行政命令來狗,但效果也不會好v蘢芾碭秤琛吧溲簟倍字新的含義,使紅衛兵心悅誠服n頤翹故事的人現在也不得不擊節讚歎!


    16.1945年重慶談判時,國民黨政府的談判代表對以周恩來為首席談判代表提出的和平協議難以接受。一官員惱羞成怒地對我方代表咆哮道:“對牛談琴!”周恩來神態自若,不緩不慢地應了一句:“對,牛彈琴。”


    ——這位國民黨官員說“對牛彈琴”意思是貶低共產黨談判代表的水平,而周恩來原話奉還,還是這四個字,隻是在“對”字後停頓了一下,變成兩個斷句,把國民黨官員的言論比作“牛彈琴”,你說絕不絕?


    17.周總理從日內瓦開會回來順道訪問莫斯科。在為他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他用英語向蘇聯人祝酒。這時米高揚(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抱怨道: “周,你為什麽不說俄語?你的俄語很好嘛!”。周總理仍用英語回答說:“米高揚,該是你學習漢語的時候了。” 米高揚抱怨說:“漢語太難學了。”此話一出,周總理馬上輕快地說:“沒關係,下回到我們使館來,我們將非常高興地教你。”


    ——米高揚的抱怨顯然不大友好,周總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促使米高揚說出不學漢語的原因。米高揚果然上鉤,周總理讓他來使館派人教,把米高揚置於學生的地位。


    18.周總理在加德滿都舉行記者招待會。在場的美國記者故意拿著中尼兩國分別出版的地圖,指出兩國邊境在珠穆朗瑪峰這一段的畫法不一致,並借此提問:“關於埃佛勃朗峰(即珠穆朗瑪峰)的問題,在這次會談中是否已作出了決定?您剛才的話,是否意味著由中尼兩國來平分這座山峰,尼泊爾是否同意?” 周恩來立即回答:“無所謂平分。當然,我們還要進行友好的協商。這座山峰把我們兩國緊緊地聯結在一起,不是你們所說的把我們兩國分開!”


    ——邊界問題是一個敏感的問題,美國記者的提問既是挑釁,又是圈套,簡單回答是或不是都會掉進陷阱。周總理識破其險惡用心,改“平分” 為“聯結”,表明了我國解決同鄰國邊界問題的基本方針,強調了睦鄰友好政策,所言無隙可擊,令美國記者大為失望。周恩來的泱泱大國總理的機敏思維和友好風度在尼泊爾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19.長沙馬王堆漢墓發現不腐女屍引起世界轟動。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時曾向周總理提出一個要求:“尊敬的總理閣下,貴國馬王堆一號漢墓的發掘成果震驚世界,那具女屍確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寶啊!本人受我國科學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種地球上沒有的物質來換取一些女屍周圍的木炭,不知貴國願意否?” 周總理聽後,隨口問道:“國務卿閣下,不知貴國政府將用什麽來交換?”基辛格說:“月土,就是我國宇宙飛船從月球上帶回的泥土,這應算是地球上沒有的東西吧!”周總理聽後哈哈一笑說:“我道是什麽,原來是我們祖宗腳下的東西。”基辛格聽後一驚,疑惑地問道:“怎麽?你們早有人上了月球,什麽時候?為什麽不公布?”周總理笑了笑,用手指著茶幾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認真地對基辛格說:“我們怎麽沒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們就有一位嫦娥飛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廣寒宮住下了,不信,我們還要派人去看她呢!怎麽,這些我國婦孺皆知的事情,你這個中國通還不知道?”周總理機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讓博學多識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長沙馬王堆漢墓女屍經曆千年而不腐爛,這是一個應當嚴禁外泄的國家科研機密。周總理不為基辛格博士提出的用月土交換木炭的方案所動心,並且巧妙地借用中國古代傳說,婉轉地拒絕了對方的請求。


    20.周恩來從小誌高,12歲就發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誓言。


    1911年年底,周恩來在沈陽東關模範學校上學。這一天,魏校長親自為學生上修身課,題目是“立命”。當時正是中國社會發出劇烈變動的時期。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剛剛推翻了清朝政府,結束了中國兩千年的封建統治。很多人,特別是年青人思想困惑,沒有明確的理想追求,沒有人生奮鬥的目標。校長講“立命”,就是給學生講怎樣立誌。


    魏校長講到精彩處突然停頓下來,向學生提出一個問題:“請問為什麽讀書?”


    教室裏靜靜的,沒有一個學生回答。


    “如果沒有人回答,我就一個個問了!”


    魏校長走下講台,指著前排一同學說:“你為什麽而讀書?”這個學生站起來挺著胸脯說:“為光耀門楣而讀書!”,“就是為了光宗耀祖。”魏校長又向第二個學生,回答是:為了明禮而讀書。第三個被問的學生是一個靴鋪掌櫃的兒子,他很認真地回答說:“我是為我爸而讀書的。”同學們聽了哄堂大笑。


    校長對這些回答都不滿意,搖了搖頭又到周恩來麵前,問道:“你是為什麽而讀書?”


    周恩來在學生中威信挺高,在以前不久,辛亥革命剛剛成功,他在同學們中第一個剪掉了長長的辮子,這是很不簡單的一件事,因為滿清政府規定,所有漢人男子都必須像滿族人一樣留長辮子,以表示忠於清朝朝廷,不留辮子就要殺頭。周恩來是第一個剪掉辮子的學生,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周恩來站起身來,教室裏靜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回答。周恩來非常鄭重地回答道:“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回答的多好啊!一句話,表達了周恩來從小立誌振興中華的偉大誌向。


    魏校長沒有想到,竟然有這樣出眾的學生,非常高興。他示意讓周恩來坐下,然後對大家說:“有誌者,當效周生啊!”意思是說,有誌氣的青年,都要向周恩來學習啊!


    周恩來小小的年齡,為什麽能有這樣偉大的誌向呢?俗話說,從小看大。周恩來小的時候就受過很好的教育,在後來的學習他又善於思考,加上他的家庭漸敗落,嚐到了生活的艱辛和社會的淡泊,也看到了那時社會的黑暗。他不斷的學習,不斷的實踐,不斷地思考,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誌向,渴望中華騰飛,下麵,我講幾個周恩來小時候的故事。


    21.周恩來1898年3月5日出生於江蘇省北部的淮安縣。這裏位於淮河和宋杭大運河交匯的地方,是一片水草豐盛的草原。


    周恩來的祖父叫周殿魁,原是浙江紹興人,後來在淮安縣當師爺,到晚年才撈到一個知縣的職位,但前任知縣有後台,遲遲不離位,拒不交印。周殿魁正式走馬上任不久就去世了,家業就逐漸衰落。


    周殿魁有4個兒子,周貽庚、周貽能、周貽奎、周貽(),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排行老二,老大周貽庚一直在沈陽做小職員,他的父親也在外麵做事,掙錢都不多。老三周貽奎長期有病,老四周貽(),是周恩來的養父,二十幾歲去世。


    周恩來有3位母親:生母萬氏,萬冬兒;養母陳氏,乳母蔣江氏。3位母親對他都很好,對他都有重要的影響。生母萬氏教給他處事,養母給了他啟蒙教育,乳母主要教他做事。


    生母萬氏,萬冬兒,是淮陰縣一家大戶的女兒。周恩來的外祖父萬青選是淮陰縣知縣,但在周恩來出生後不久就病逝了。周恩來的生母萬氏從小跟著外祖父經常出入於官府大戶,見過大世麵,在周家也是她支撐門戶,善理家財。周家逆運敗落,但終究是有名望之家,婚喪嫁娶,逢年過節,迎來送行,求人辦事,萬氏都辦得井井有條,體體麵麵。生母萬氏處理這些應酬時,總把周恩來帶在身邊,使他增長了許多見識。後來,周恩來身為總理,日理萬機,是深受全國人民愛戴的大管家。這裏麵有生母萬氏的熏陶。養母陳氏知書達理,是周恩來的啟蒙老師,對周恩來性格的形成影響很大。從小陳氏教他念書識字,5歲就學兒歌和唐宋詩詞,萬氏還給他講“竇娥冤”、“西廂記”、太平天國和義和團。周恩來對養母的感情甚至超過生母,他稱養母為娘,稱生母為幹媽。養母陳氏去世後,周恩來寫過一篇《念娘文》,滿懷深情地說道:“直到今天,我還得感謝母親的啟發,沒她的愛護,我不會走上好學的道路。”“慈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繼承過來的。”周恩來從乳母那裏學習了家事,讓她了解了農民的生活。蔣媽媽是個“粗人”,但是她講的話周恩來很愛聽。她給周恩來講了許多家事,告訴周恩來從播種稻種到舂大米要經過多少道工序;瓜是怎麽用瓜籽種出來的;為什麽有的人不走路,總是讓人用黃包車拉著走。有一年冬天,周恩來還按蔣媽媽說的把一把瓜籽種在花壇裏,天天澆水,就是長不出苗來。周恩來去問蔣媽媽是怎麽回事,原來,要到春天種才行,冬天怎麽能種呢?第二年春天,周恩來又將瓜籽種下,果然出苗了,還結出了幾個大南瓜,周恩來高興得很。後來,周恩來回憶說:“我的媽媽把我帶到大運河她自己的家裏,我從那裏了解到勞動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周恩來在天津讀書時,蔣媽媽不顧行路艱難,還去看望她。周恩來高興極了,陪蔣媽媽在天津到處去看看,臨走時送她一個搪瓷碗,請她保重身體!


    1907年,周恩來的生母萬氏得了胃癌,不幸去世。1908年,養母陳氏也患肺結核病逝。那時,周恩來剛滿10歲,父親又遠在他鄉,不得不像成年人擔起家庭的重擔。他含著眼淚葬送了兩位母親,挑起了生活的重擔。


    周家本來經濟狀況就不好,加上給兩位母親治病、安葬,又花了不少錢,周恩來不得不經常出入於當鋪,把家裏值點錢的東西都當了出去換錢維持生活。東西當淨了,又硬著頭皮向親戚借錢。可有的親友在周家興旺時常登門拜訪,如今周家敗落了,卻沒有一個人幫忙,世態之炎涼使周恩來很有感觸,真是“貧居鬧市無人向,富在深山有遠親”。


    周恩來靠自己的勞動來維持生活。他把自家花園改成了菜園,種上了玉米,南瓜和豆角。當時他還很小,沒有鋤頭高,但是他不怕吃苦,辛勤耕耘。秋天,玉米和南瓜都長得好大好大,成了一家人的主要口糧。人民間的貧富之分,使周恩來認識到是社會黑暗造成的,從此,萌發了反封建的意識。


    周恩來12歲那年,大伯周貽庚托堂伯周貽謙把他帶到了沈陽。大伯父一直單身在沈陽,大伯母遠在天津,周恩來來到沈陽,大伯父非常高興。他喜歡喝紹興黃酒,常常讓侄兒陪他喝幾盅。


    周恩來來到沈陽是夏天,可是這裏與家鄉的景色大不一樣,看不到美麗的岸柳,看不到無垠的綠浪,隻看到那稀疏的野花。本來,大伯父要讓他在沈陽讀書,但是學校在修道,先讓他去堂伯父那兒的銀崗書院讀了半年,然後進了沈陽的東關模範學校,一學3年。


    東關模範學校是一所新學堂,開設的課程不少,有修身、國文、算術、曆史、地理、格致(物理)、英文、圖畫、歌唱、體操等幾門課,既學經書,又學西方的哲學,周恩來喜歡。學校裏有錢人家子弟多,周恩來雖然家境不好,但學習非常刻苦努力,經常名列前茅,可以說是德才兼備,德智體全麵發展,老師和同學們都很喜歡他。


    在東關模範學校的3年,周恩來勤奮刻苦博覽群書,學到了很多知識。他上課專心聽講,遵守紀律,課後認真按時完成作業,進步很快,各門功課成績都不錯,特別是作文、書法和英文,每學期他都名列第一。他的作文經常受到老師表揚,讓全班同學傳閱,有的作文,比如他寫的《奉天東關模範學校第二周年紀念日感言》一文,立意新穎,論述精辟,表達了強烈的愛國思想,因而轟動了全校,並在全省舉辦的教育成績展覽會上展示,還收入《學校國文成績》一書。有一位曆史教師高戈吾,發現周恩來聰明、勤奮、愛國、求上進,非常喜歡他,經常借給他一些反映曆史上熱心變革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周恩來先後閱讀了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鍾》和鄒容的《革命軍》等著作。他還在課外讀了《離騷》、《史記》、《漢書》等曆史文學者作,他特別讚賞《嶽陽樓記》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周恩來得到許多教師的讚賞,如國文老師在他的作文上批語:“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學不如此,不足以言學,學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學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還感慨地說:“我教了幾十年書,從未見過這樣好的學生,為這樣的學生,就是嘔心瀝血也心甘情願。”


    21.在學校裏,周恩來生活非常儉樸,每天,他就帶兩個“火燒”上學,穿著十分樸素,夏天總是穿一件白長衫,冬天,也隻有一件單薄的青年袍,外麵罩一件洗白了的蘭大褂。但是,他對別人非常關心。有一次,周恩來去打開水,看到燒火的校工吳老頭病在床上,他急忙走到床前,端水喂藥,而且,還掏出自己僅有的8個銅元說:“您用它買點藥吧!”吳老頭知道周恩來非常節約,連買書的錢都是從嘴上省出來的,就說:“孩子,你來看我,我就很高興了,你的生活也不寬裕,我怎麽忍心收你的錢呢!”周恩來誠摯地說:“大爺,你別客氣了。你快點治好病,讓大家喝上您燒的開水是最要緊的啊!”吳老頭緊緊握住周恩來的手,老淚縱橫。


    22.周恩來在東關模範學校期間,還非常注意鍛煉身體。一開始他從淮安到沈陽很不適應。冬天,那裏是冰天雪地,北風呼嘯。別的同學在外麵玩得非常高興,可是他卻寧在火爐旁,他想,如果沒有好的身體,振興中華豈不是一句空話。於是,他下決心好好鍛煉身體。


    他每天早上從家跑到學校,下午放學再從學校跑回家,從不間斷。當時,都是土路,無風三尺土,下雨一身泥。冬天凜冽的寒風吹到臉上像刀割一樣,吹得喘不上氣來。他還積極參加體育課,踢球,打拳,做體操,還用冷水擦身,他最喜歡的運動是踢“熊頭”。這種運動和踢足球差不多,但當時條件差,連球門都沒有。在球場上他勇敢得像小老虎。有一次,他們這個班輸了一個球,有的同學垂頭喪氣,周恩來說:“沒關係,咱踢球不是為了贏幾個球啊!”那個同學不理解:“那是為什麽啊?”周恩來說:“我們踢球,最主要的是練好身體報效中華啊!隻要能煆練好身體,輸幾個球算得了什麽!”


    23.在東關模範學校學習期間,有一件事對周恩來影響很大。


    周恩來一個叫何殿禎的同學家在沈陽郊區的魏家樓子,這個地方是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戰爭的戰場。  1911年暑假,何殿禎邀請周恩來到他家過暑假,周恩來本來想利用暑假多看些書,經過一番考慮,周恩來還是去了魏家樓子,而且連續3個暑假都是在那兒度過的。魏家樓子在沈陽郊區,它南麵沙河的南岸是當年日俄戰爭的戰場。魏家樓子村後的山上還有俄國人立下的石碑,村東頭的煙龍山上有日本人建造的水泥塔,殘垣斷壁上還可以依稀看到當年激戰的累累彈痕。


    何殿禎的爺爺是一位富有正義感,憂國憂民的私熟先生,非常喜歡周恩來這個愛讀書的孩子。這位老先生還帶著孫子陪周恩來去了煙龍山,講述了自己一生經曆的風風雨雨,尤其是日俄戰爭帶來的苦難。日俄戰爭的悲慘情景使周恩來震驚。那是1904年的一天晚上,寧靜的村子裏突然傳來了聲聲狗叫和陣陣槍聲。日本兵和俄國兵在這裏打起來了。日軍在煙龍山設了指揮部,村裏的房子被俄國兵放火燒了,鄉親們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埋。何老先生的父親被俄國兵活埋了,何媳藏在蘿卜窖裏也沒能幸免,被槍殺了。何老先生做夢也盼著祖國強大,滿懷熱望地對周恩來說!“今天我老了,要說有什麽願望,就是希望你們將來使國家強大起來!”何老先生還和周恩來對對子,他說了上句:“不為列強之奴仆。”周恩來想了想對了下句:“誓做中華的主人。”何老先生聽了高興地說:“好!好!絕好!”何老先生從周恩來身上看到了祖國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周恩來也受到了一次愛國主義教育,更加激發了“為中華崛起而學習的熱情”,“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為中華騰飛而努力奮鬥!”,偉人周恩來從小就立下了這鴻鵠之誌。


    24.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特別時行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越來越大,越來越精致,這充分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對毛主席的愛戴之情。


    敬愛的周總理胸前也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但是他戴的不是當流行的圓形毛主席像章,而是一種長條形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章。這枚紀念章上,1/3的地方是毛主席頭像,2/3的地方是毛主席書寫的“為人民服務”5個大字。有一回,周總理去廣州,賓館裏的女服務員膽子挺大,要跟周總理換像章。那時候,如果能得一枚好像章,可是一件了不起的收獲。周總理笑著說:“你喜歡我戴的這枚,好啊,那就送給你。”一聽這話,姑娘趕緊自己動手摘下了周總理戴的像章,又把自己戴的那枚毛主席頭像紀念章給周總理別在胸前。到了晚上,周總理又把那枚毛主席頭像紀念章摘下來,仍然換了一枚為人民服務紀念章戴在胸前,這枚毛主席為人民服務紀念章一直戴到他去世。


    這雖然是一件小事,可是,充分體現了敬愛的周總理為人民服務的崇高思想。鞠躬盡瘁全心為人民,是敬愛的周總理偉大一生的光輝寫照。這裏,講幾個周總理生前把自己置身於人民當中,與人民同甘共苦,時刻關心人民群眾的衣食住行,吃穿冷暖,把全部的愛獻給人民群眾的故事。


    25.1954的冬天,周總理聽說北京的公共汽車很擁擠,老百姓坐車很困難。一天下午五點多鍾,正是人們下班的時候,周總理對秘書和衛士說:“群眾反映現在坐公共汽車很擁擠,等車要一兩個小時,現在咱們去了解一下情況,你們不要通告保衛部門。”


    周總理一行三人來到北京圖書館附近的汽車站,人確實很多,等大家都上了車,周總理才最後上去。車裏人很多,已經沒有座位,周總理往車裏走了走,抓住吊環,汽車開動了。一開始,人們都沒有注意。過了幾分鍾,一位乘客發現了總理:“哎呀!這不是周總理嗎?”頓時,車裏沸騰起來,許多人站起來給總理讓座,不少人往他身邊擠,有的人還把手伸過來要和總理握手。秘書和衛士都非常著急,怕把總理擠倒。周總理揮著手大聲說:“請坐,請坐,別擠!”這時,一位乘客擠過來,握著總理的手激動地說:“總理,你那麽忙,怎麽還來坐公共汽車?”周總理笑著說:“我也來體驗一下你們的生活嗎!”有的乘客非要讓總理坐下,總理堅決不肯,一直站著和大家親切地說著話。總理向他們在哪兒工作,住在哪裏,生活怎樣,每天上下班坐車要多少時間。車走了幾站以後,秘書和衛士勸總理下車,說:“情況也就是這樣了,咱們趕緊回去吧!”總理還堅持坐下去,下了車以後,總理又上了無軌電車,在寒冷的夜晚走了大半個北京城。


    情況搞清楚了,總理很快召集有關部門同誌負責研究解決交通擁擠的辦法。他還提出許多可行的具體建議。比如,畫出人行橫道線,在繁華路口的馬路中間設安全島等,就是周總理提出來的,都是為了保證行人的安全


    26.1972年5月,周恩來在檢查身體時發現尿中有癌細胞,隨後被確診為膀胱癌,但他不僅繼續擔負著常人難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著來自黨內外巨大的政治壓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批判極“左”思潮、“組閣”、“反對經驗主義”等重大問題上進行了頑強的鬥爭。他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逐步推舉鄧小平重新走上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成為自己的接班人,為中國今後的前途和命運作出了重大貢獻。


    到了1975年秋天,周恩來的病情有了新的發展,即由原來的“移行上皮細胞癌”轉為“鱗狀細胞癌”之後,惡性程度更高了,並很快擴散到盆腔內臨近器官、腹腔內髒,繼而轉移到全身重要器官。他基本上處於臥床不起狀態。大小便已開始在床上解決,進食主要靠鼻飼,偶爾在病床上喝一點湯汁及茶水。


    從11月下旬起,他身體已十分虛弱,連躺在床上大小便也沒有力氣,要依靠別人將他身體托起把便盆塞進身體下麵去才行。後來,消化道發生部分梗阻,由鼻飼管通過“蠕動泵”輸入胃腸道的營養物質不能往下運轉,引起腹部脹滿不適,隻得改為每天靜脈輸入抗菌素治療藥物,同時輸入必要的營養物質以維持生命活動最基本的熱量需要。但是,大劑量的各種廣譜抗菌素的反複使用,造成腸道菌群失調引起腹瀉,大便量與次數明顯增加。進而發生全身性黴菌病,導致持續高熱不退,心髒和腎髒功能衰竭,使本已十分複雜的治療工作變得更加艱難了。


    由於全身免疫係統功能已麵臨崩潰,抵抗力極度下降,癌細胞在體內更肆虐。它們每時每刻在吞噬著周恩來的五髒六腑、骨骼與肌肉,由此引起全身各處難以忍受的疼痛;鎮靜藥物和止痛藥品幾乎已失去了作用;滿臉胡茬,更顯出虛弱憔悴的病容。那雙令敵人望而喪膽、使同誌倍感親切的眼睛已不再炯炯有神。他的體力非常差,呼吸與脈搏也很弱;說話聲音輕微,生命處在垂危之中。


    從12月中旬起,終日臥床的周恩來已無法進食,所需要的食物由醫護人員用管子直接灌入胃裏。這時周恩來的身上插滿了各種管子,進食、輸血、輸液、排液……以至連翻身都受到限製。為了減少周恩來的痛苦,醫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藥和止痛針。但是,不時襲來的劇痛,仍使周恩來常常渾身顫抖,大汗淋漓。就是在這種狀態下,他仍表現出高度的自製力。醫生張佐良回憶:“總理用的止痛藥,開頭打一針可管上四五個小時,後來管兩三個小時……他疼得實在不行時,就把我叫進去,說,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喚叫喚。聽到這裏,我的眼淚都掉出來了。我說,總理,你現在願意怎樣就怎樣吧!”護士許奉生說:“這時總理是很痛苦的,可他從來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覺,一下讓病痛驚醒了,就問,我喊了沒有?我們說,你叫叫沒關係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沒關係。他搖搖頭。”


    周恩來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術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動一次手術。隻要身體尚能支持,他仍繼續堅持工作。這一時期,他除了批閱、處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負責人談話161次,與中央部門及有關方麵負責人談話55次,會見外賓63批,在會見外賓前後與陪見人談話17次,在醫院召開會議20次,出醫院開會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談話7次。


    從1975年6月以後,周恩來由於癌症的折磨,身體極度消瘦,體重隻剩下了30.5公斤。他清醒地估計到自己的生命“還有半年”的時間,但他依然繼續頑強地工作著,同病魔、同邪惡勢力進行著最後的搏鬥。 ........


    病重期間,每當劇痛襲來時,周恩來緊緊握住醫護人員的手,不露痛苦的表情,並安慰和鼓勵他們:你們給我治療是個好機會,可以很好地在我身上總結經驗。現在還有那麽多人受癌症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對癌症沒有辦法,總有一天會突破的!他曾專門交代醫務人員:現在對癌症的治療還沒有好辦法,我一旦死去,你們要徹底解剖檢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為國家的醫學發展做出一點貢獻,我是很高興的。他問大夫:“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喚叫喚?” ...........


    從12月中旬起,終日臥床的周恩來已無法進食,所需要的食物由醫護人員用管子直接灌入胃裏。這時周恩來的身上插滿了各種管子,進食、輸血、輸液、排液……以至連翻身都受到限製。為了減少周恩來的痛苦,醫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藥和止痛針。但是,不時襲來的劇痛,仍使周恩來常常渾身顫抖,大汗淋漓。就是在這種狀態下,他仍表現出高度的自製力。醫生張佐良回憶:“總理用的止痛藥,開頭打一針可管上四五個小時,後來管兩三個小時……他疼得實在不行時,就把我叫進去,說,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喚叫喚。聽到這裏,我的眼淚都掉出來了。我說,總理,你現在願意怎樣就怎樣吧!”護士許奉生說:“這時總理是很痛苦的,可他從來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覺,一下讓病痛驚醒了,就問,我喊了沒有?我們說,你叫叫沒關係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沒關係。他搖搖頭。”


    12月20日,生命已經處於垂危狀態的周總理,向應約前來的羅長青詢問台灣的近況。談話不到15分鍾,周總理就昏迷了過去。1月7日11時,周總理從昏迷中蘇醒,用微弱的聲音對身邊的醫生說:“我這裏沒有什麽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誌,那裏更需要你們……”這是周總理生前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總理的心髒永遠停止了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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