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波拿巴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位叱吒風雲的傳奇人物，他以卓著的軍事才能和狂熱的政治野心，建立了法蘭西第一帝國並自行加冕稱帝，親率鐵騎縱橫馳騁四出征戰，不僅使法國腐朽的波旁王朝土崩瓦解，也令歐洲大陸的封建政體望風披靡。
1815 年10 月，拿破侖在滑鐵盧戰役大敗後，根據巴黎和約被囚禁於英屬聖赫勒拿島。他的身體本來是很健康的，自從被囚禁以後，身體就越來越差，僅六年時間，就在“刀紮般的疼痛”之中去世了。拿破侖臨終以前囑咐部下，一定要解剖他的屍體，查出他致死的病因。
屍檢由英、法兩國的醫生共同進行。拿破侖的遺體安放在“長林”住所的彈子房內，醫生們個個神色凜然，局促緊張。他們十分清楚，這是一次非比尋常的屍檢，他們做出的結論，將遠遠超出醫學的範疇，具有波及世界的影響，因而也直接關係他們自身的利害安危，不能不謹慎從事。
醫生們的擔憂絕不是多餘的。拿破侖在流放聖赫勒拿島之初，就寫信向英當局提出抗議，抱怨“長林”是島上最荒蕪的地方，經常雨水泛濫或大霧彌漫。他還受到英國軍官的虐待。而英國當局則聲言這不是事實，說“長林是非常有益健康的島上最賞心悅目的地方”。後來，當拿破侖結實的身體一天天浮腫虛弱的時候，法國流放者與英國當局的爭執更趨激烈。流放者指控英國政府蓄意讓拿破侖困死孤島。聖赫勒拿島的英國總督竭力辯解，為了推卸有損名譽的責任，竟把診斷拿破侖患肝炎的一名英國醫生送上了軍事法庭。
按照拿破侖生前的要求，屍檢由他的同鄉安通馬爾基醫生主持。經過幾個小時的反複折騰，八位醫生小心翼翼地呈交了四份屍檢報告，這些報告都沒有明確的診斷結論，意見也有分歧，但是他們對拿破侖的胃出現潰爛這一點卻都是肯定的，認為像是胃癌的症狀。
英國總督總算鬆了一口氣，他們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了。
然而，事情並沒有因此而了結，法國人根本不相信他們的皇帝是病死的。
當法國流放者離開聖赫勒拿島，在開赴英格蘭的船上，帝國的將軍蒙托隆和貝特朗拿出了拿破侖的遺書。這兩位將軍都是拿破侖的親信，在艱難的流放歲月中，他們朝夕陪伴著皇帝，可謂盡職盡守，忠誠不渝。而貴族出身的蒙托隆將軍表現得更為忠心，深受皇帝的賞識。拿破侖在遺書中否認他是死於疾病，認定是英國政府及其雇用的人謀害了自己。
之後的一百三十年中，各持己見的人們圍繞拿破侖的死因展開了馬拉鬆式的討論，但卻毫無結果，沒有令人折服的結論。
1955 年秋天，瑞典哥德堡市郊有個叫斯坦·福舒特的牙科醫生悄悄地加入了這場論戰的行列。這人五十來歲，高高的個子，瘦削的臉頰，神情古板執拗。當牙科醫生是他的職業，他的真正愛好卻是生物學和藥理學，更愛閱讀有關拿破侖的文獻專著，他崇拜拿破侖，也喜歡研究他的生平。
這天，福舒特吃過晚餐，拿起一本當年拿破侖的內侍長路易·馬爾尚的《回憶錄》開始閱讀。讀著讀著，他眼前仿佛看見了拿破侖患病時的情景：麵色蠟黃、兩頰膨脹，腳踝關節浮腫得肉往下垂..動作艱難遲緩，以致於他想站起來時都不得不一手撐桌麵，一手扶著內侍的肩膀..剽悍英俊的身軀變得像頭笨熊。看到這裏，福舒特放下書，默默地思索起來；他知道，胃癌患者到晚期，無一例外是骨瘦如柴。拿破侖卻是渾身浮腫，可見他絕不是死於胃癌！但福舒特感到費解的是，這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爭論中卻無人提及，這，難道是人們的疏忽大意嗎？夜裏，福舒特失眠了。他在床上翻來覆去思考，一個異想天開的念頭出現了：他決心搞清拿破侖真正的死因。
從文獻中看得出，拿破侖初到聖赫勒拿島時，身體是相當健康的，雖然情緒憂愁，精力卻很充沛。他每天堅持學習英語，並想方設法與法國取得聯係，夢想有朝一日東山再起。最初，跟隨拿破侖流放聖赫勒拿島的有四位帝國侍臣，但這四個人為了向皇帝表示自己的忠誠而鬧起了內部糾紛。不久，最為得寵的拉斯卡斯將軍被英國人遣送回國；另外一個曾經舍生忘死保衛拿破侖的古爾戈將軍也因在爭寵中失利而不得不揮淚離開聖赫勒拿島。這樣一來，拿破侖身邊的高級侍臣就隻剩下貝特朗和蒙托隆兩位將軍。這兩位都是貴族出身，他們甘願舍棄巴黎的豪華生活來大西洋中的孤島上侍奉落難的君主，也是很不容易的，拿破侖格外垂青於這兩位。然而，他們倆之間仍繼續著爭奪皇帝恩寵的較量。後來，貝特朗敗下陣來，沒有隨拿破侖從“荊園”
別墅遷往“長林”，而是與他的夫人範妮居住在一英裏外的“哈茨門”別墅。
這時，皇帝身邊的高級侍臣就隻有蒙托隆和他年輕漂亮的夫人阿爾賓了。蒙托隆獨攬了皇室內務大權，甚至不惜讓自己的夫人當拿破侖的情婦，為皇上排遣寂寞。
聖赫勒拿島的囚禁生活和層出不窮的內部傾軋，造成拿破侖極大的精神重負，無疑對他的身心大為不利，但僅僅是這些還不足以威脅他的生命。根據資料表明，1819 年下半年至1820 年下半年。他的身體是健康的，經常身著單衣，戴闊邊帽，在“長林”的庭院裏散步；有時心血來潮，敲鈴集合所有的隨員排列成隊。他站在隊列前麵，神采飛揚地用手比劃，教導隨員們如何以連續齊射的火力，把敵方的騎兵打垮..這些活動，對他的身體是有益的，也證明他這一時期確實還健康。然而，自1820 年下半年起，拿破侖就開始日漸虛弱，“常常筋痛，腳站不起來；牙齒鬆動，不能嚼東西，一碰就出血”。醫生認為是惡劣氣候引起的不適。拿破侖卻憂心忡忡，想起古爾戈將軍曾經提到過的“酒中毒”。早在兩年前，有一次拿破侖賞賜給古爾戈一瓶康斯坦茨酒，這是一種出產於南非的高貴名酒，拿破侖每餐必飲兩杯。豈料將軍喝了酒以後，肚子非常難受。為此，他提醒拿破侖當心酒中毒。拿破侖當時並沒在意。可是，不久之後，又有一個叫西比亞尼的仆人在用晚餐的時候忽然倒地，痛得直滾，不到兩天就死了。這種種跡象表明，拿破侖的死可能與酒或食物有關。
牙科醫生福舒特運用搜集到的大量資料，發揮豐富的想象力。他設想，假如拿破侖真是因飲酒而中毒，也不會是因酒精中毒。拿破侖飲酒並非沒有節製。那麽隻有一種可能，就是酒裏被人投入了毒藥。按照他臨死前的症狀，福舒特再三思量，得出一個初步的論斷：酒裏可能含有三氧化二砷——即人們常說的砒霜！
福舒特看過一本書裏記載了這樣一件事：1816 年7 月11 日，拿破侖與古爾戈去看望剛剛生過孩子的蒙托隆夫人阿爾賓。當他們走進臥室的時候，看見這位高貴可愛的夫人正在專心地閱讀一本小說。小說寫的是1676 年法國路易十四時期，有一個叫馬奎斯的貴婦人用砒霜毒死她的丈夫和弟弟的故事。由於馬奎斯的精心策劃，她的罪行不露痕跡，連法醫也難查出原因。但她的罪行終於敗露，被判死刑。臨刑之前，她交待了用微量砒霜長期讓被害者服用的罪惡行徑。作品描繪了被害者中毒的症狀：胸痛、嘔吐、腿軟、浮腫、虛脫..這與拿破侖的症狀何其相似！
自從福舒特認定拿破侖是死於砒霜中毒以後，他對此研究更是如癡如醉，到了無以複加的忘我境地。為了尋求有說服力的論據，他不惜勒緊腰帶省下錢搜集更多的關於拿破侖的資料，用一切空餘時間研究他所定名的“拿破侖案件”。整整四年過去了，福舒特的研究日見成效，他寫出不少關於拿破侖的通俗傳記作品，發表了一篇篇學究式的論文，再三闡述他對拿破侖死因的最新見解，希望引起人們的關注。
但是，習慣和偏見使人們對無名之輩的聲音充耳不聞，直至1959年秋天，國內外報刊所有關於拿破侖死因之爭的論著還沒有一篇稍稍提到福舒特的觀點，人們仿佛根本沒有看過他的文章，不知道他的存在。這真叫福舒特傷心不已。
福舒特惱怒之餘，又冷靜地思索，意識到要衝破曆史形成的偏見和習慣，在論戰中獨樹一幟，光靠紙上談兵是不行的，必須拿出震撼人心的鐵證。而要拿出鐵證，顯而易見的方法就是檢屍。這可能嗎？
拿破侖的屍體早在1840年即從聖赫勒拿島運回法國，葬於巴黎殘老軍人院；墓上覆蓋著重達三十五噸的大理石，鐵鑄銅澆般地嚴密封蓋。一個普通的瑞典牙醫要想查驗法國人視若聖賢的民族英雄是否死於砒霜中毒，這豈非白日做夢？想到這裏，連福舒特自己也不禁啞然失笑。
憑福舒特的醫學知識，他知道雖然不能複驗拿破侖的遺骸，卻可以通過化驗死者的頭發來達到同樣的目的。在拿破侖所處的時代，頭發是偉人死後常見的遺物。毫無疑問，當年伴隨拿破侖流放聖赫勒拿島的大臣內侍，懷著對皇帝的耿耿忠心，一定也會剃下拿破侖的頭發，當作稀世之寶珍存，代代相傳。福舒特相信，這些大臣內侍的後裔至今還有人珍藏著拿破侖的遺發，他可以不惜代價地求取。不過，照當時的技術，作一次化驗需要五克頭發，也就是說約需五千根拿破侖的頭發，這樣看來，其難度似乎又不亞於揭開拿破侖的墓蓋。但是，福舒特並不灰心，為了找到鐵證，以證實自己的論斷，他不惜傾家蕩產，即使跑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拿破侖的頭發。
說來也巧，沒過多久，福舒特到哥德堡市圖書館翻閱新出版的科技雜誌，在一本《分析化學》中，突然看見一篇介紹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漢密爾頓·史密斯教授檢驗毛發的文章。按這位教授的方法，僅需一根毛發即可達到預期的檢驗目的，這是毛發檢驗史上新的突破。這消息使得正一籌莫展的福舒特大力振奮，欣喜若狂。
福舒特迫不及待地給拿破侖的後嗣某王子寫了一封長信，懇切地要求恩賜一根“先帝”的頭發。不久，王子複函約福舒特麵談。1960年5月，福舒特偕同他的妻子從瑞典來到巴黎。一下火車，他就打電話與王子聯係，可是王子已經改變了主意，避而不接電話，他不想跟一個出身微賤的牙科醫生交往。這樣一來，福舒特就很狼狽，進退維穀，躑躅街頭。無可奈何之中，隻好轉求“拿破侖專家協會”的會長亨利·拉素克。拉素克曾是巴黎殘老軍人院軍事博物館的董事，也是路易·馬爾尚所著《回憶錄》的編輯之一。他在自己的寓所裏熱情地接待了來自瑞典的客人。福舒特開門見山他說明了來意。會長也很幹脆地告訴他：“我的博物館裏有他的遺發”。
會長把福舒特引進了他的私人博物館，從琳琅滿目的陳列品中，拿起一隻製作精細的小木盒，盒蓋上有一行已經褪色的字跡：“先帝聖發，馬爾尚珍藏。”顯然，這就是拿破侖的內侍長馬爾尚的盒子。馬爾尚在《回憶錄》裏提到過這隻盒子：當年，在拿破侖停止呼吸以後，他的頭發被剃下來，由近臣內侍們分別保管。馬爾尚也分得一份，他把皇帝的遺發珍藏在這個小木盒裏，作為永久的紀念。至於這個木盒怎樣到了拉素克的手裏，時經139年，恐怕是一言難盡。
盛情的主人打開木盒蓋子，取出裏麵的錦包，一層層揭開，露出一綹柔軟微紅的頭發。他慷慨地對瑞典牙醫說：“你需要多少，自己取吧！”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福舒特喜出望外.激動得雙手直顫，用鑷子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根頭發，放入白色的塑料袋裏。
“您別客氣，多取幾根吧！”拉素克會長懇切地說。
福舒特表示感謝，他說：“這是千金難得的珍寶，有一根夠了！”
福舒特帶著一根拿破侖的遺發，回到瑞典，立刻用電話和格拉斯哥大學的史密斯教授聯係，要求協助檢驗遺發。史密斯不等福舒特講明情由，便一口答應了。於是，福舒特把拿破侖的遺發用掛號寄往蘇格蘭。
1960年7月，他收到史密斯教授的回信：“根據我的新方法檢驗分析，該樣品含砒霜10.38微克。它說明所檢驗的對象曾服用過大量的砒霜..”
福舒特知道，人的頭發正常含砒霜量大約是百萬分之零點八微克；而拿破侖死時頭發的含砒霜量竟是正常人的十三倍。經過史密斯教授的化驗，福舒特的論斷得到證實。對於一個熱切追求科學真諦的人，還有什麽比肯定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值得高興的呢？
但是，福舒特並未讓喜悅衝昏頭腦，他清楚地看見，距離勝利的終點還有漫長崎嶇的征程。他仿佛聽見四麵八方的質問：這僅僅是一件樣品的試驗，也許，這頭發已經是受了外界的汙染；或者根本不是拿破侖的頭發，誰能證明這一點呢？他知道，要證明拿破侖確實死於砒霜中毒，必須得到更多的遺發，作更多的化驗。為了求得幫助，他決定先找史密斯談談。
1960年8月，福舒特乘客機飛到英格蘭的格拉斯哥市。在史密斯的實驗室裏，他聆聽教授講述最新的毛發檢驗方法，他的感覺是，檢驗結果無可指責，但是，僅有的一根毛發已經毀掉，在沒有得到第二根遺發之前，是不可能再作進一步的化驗了。
史密斯教授問：“福舒特先生，你能否告訴我，誰是這根頭發的主人？”
時至此刻，福舒待才告訴他：“這根頭發，是拿破侖·波拿巴的。”
刹時間，史密斯教授的臉變得蒼白，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一句話。這位有名的英國教授想到拿破侖的死因可能歸咎於他的祖國，而自己正是站在審判台前的證人，內心惶惶不安了。
“教授，請您放心，”福舒特寬慰他，“我有十足的憑證，證明貴國政府與拿破侖之死無關。”
不料，史密斯教授卻勃然而起，滿臉怒氣地說：“我不管這些，我是一個蘇格蘭人！”
或許他們都意識到自己過於敏感了，稍停一會，忽而縱情大笑起來..過了一段時間，福舒特再次向巴黎的拉素克會長求得幾根拿破侖的遺發。但就在史密斯教授正要繼續進行化驗時，拉素克會長又急如星火地將遺發索回。法國政府擔心類似的化驗會被認為是對英國當局的懷疑和譴責，引起不必要的國際爭端。
化驗不得不暫時中斷。可是，格拉斯哥的會晤，使福舒特和史密斯教授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他們決心攜手合作，要千方百計地把化驗進行到底。
福舒特與史密斯和瑞典病毒學家安德斯·沃森合作寫了一篇題名為《拿破侖之被害》的論文，詳細闡述了對拿破侖遺發單項化驗的情況，發表於1961 年10 月14 日英國的《自然》雜誌。這篇論文激起了許多拿破侖研究專家的強烈斥責，認為純屬“無稽之談”。但是，時隔不久，福舒特接到一個叫克利福德·格雷的瑞士紡織品製造商打來的電話，說他有五十根拿破侖的頭發，是拿破侖的內侍讓·阿布哈姆·諾韋拉茲在皇帝逝世的當天剃下來的。格雷為自己能助福舒特一臂之力高興，並說要親自把頭發送到格拉斯哥，供史密斯化驗。
就在史密斯專心地進行化驗的同時，福舒特根據安通馬爾基醫生、馬爾尚和另一個內侍的記錄，把拿破侖生命最後七個月的病況逐日排列成表，這張表足有好幾尺長。從表上的情況看，拿破侖的病情呈起伏狀，每次剛好一點的時候就又突然惡化，這說明他在七個月中曾六次服用砒霜。
而史密斯用那五十根頭發中兩根較長的進行化驗的結果也表明其中砒霜含量呈起伏狀，正好與福舒特所列的病情表相符。這就證明，拿破侖死於砒霜中毒是確定無疑了。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早在1840 年春天，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普迫於波拿馬分子的壓力，決定把拿破侖的遺體遷回巴黎。當人們啟開墓穴，打開棺蓋之後，卻驚異地發現，在地下沉睡了十九年的拿破侖遺體竟然完好無損，仿佛剛剛睡著似的。如何解釋這一奇怪現象？一直沒有答案。此刻，福舒特的結論是令人信服的：他認為，這正是由於砒霜的作用，砒霜毒害了拿破侖的生命，卻又反過來保護遺體不受腐蝕。許多博物館保藏和製作標本不正是用砒霜作抗腐劑的嗎？用砒霜殺人，是拿破侖那個時代最常見的殺人方法。可是，人們又不禁要問：為什麽以前就沒有人想到這一點呢？福舒特認為，這是由兩個方麵原因造成的：一是因為當時人們很少知道慢性砒霜中毒的症狀，隻是到1930 年以後，醫學界才認識到這一切。其次是，在漢密爾頓·史密斯教授發明和運用毛發分析技術以前，是不可能取得拿破侖被毒殺的證據的；而且，那些詳細記載拿破侖臨終歲月的回憶錄，如貝特朗和路易·馬爾尚的回憶錄都是過了很久之後，甚至到本世紀中才得以出版，所以也就沒有人想到可能是因為砒霜中毒。
不久，福舒特又收到澳大利亞女作家梅布爾·布魯克斯寄來的信和一綹拿破侖的頭發。這位女作家是貝特西·巴爾科姆的侄孫女兒。她在信中說明，這些遺發是貝特西於1818 年3 月16 日去“長林”告別時，拿破侖親自送給他的。經過化驗證明：女作家寄來的頭發砒霜含量在百萬分之六點七微克到二點六微克之間。這，不僅進一步證明拿破侖確實死於蓄意謀殺，也免除了在1818 年3 月以後去聖赫勒拿島上的人謀害拿破侖的可能性，其中特別是排除了安通馬爾基。這位拿破侖的私人醫生是1819 年到聖赫勒拿島的，時間證明他不能是謀害拿破侖的凶手。
那麽，誰是凶手呢？
現在可以根據回憶錄來推斷了：福舒特認為，首先，不住在“長林”別墅的人不可能是凶手。因為，如果是他們投毒，那麽毒死的就決不止是拿破侖，他身邊的人都可能中毒。由此就排除了英國人和貝特朗是凶手的可能。
另外，根據拿破侖在聖赫勒拿島五年半的歲月裏。一直處於砒霜中毒的狀態，這就可以免除那些不是自始至垂居住“長林”的人投毒的可能性，這些入是先後離去的拉斯卡斯、古爾戈、奧馬拉、阿爾賓、西比尼亞和安通馬爾基醫生。
最後剩下隻有兩個人——內侍長馬爾尚和蒙托隆將軍，這兩位也是拿破侖最忠實的追隨者。真是太具諷刺意味了！
使用砒霜殺人，一般都是將毒藥拌在食物和酒中，這二位都是直接照料拿破侖生活的，完全有機會投毒。福舒特認真地查了這兩個人的背景：馬爾尚整個成長階段都一直侍奉拿破侖。他的母親很早就是宮廷的侍女，在拿破侖第一次流放期間，她還去維也納照料皇太子。不管是馬爾尚還是他的家庭與波旁王朝都毫無關係。而且，就他在《回憶錄》一書中那樣詳細地描述拿破侖的病情症狀這點來看，也基本可以排除他是凶手的可能。理由是，假如他是投毒者，一定會意識到這樣做的結果勢必導致最終的敗露。他決不會這麽傻。
如此看來，唯一的懷疑對象就是蒙托隆了。這位將軍出生於舊貴族，從沒有打過仗。拿破侖為此曾拒絕提拔他，並對他和阿爾賓的婚事進行過阻撓，但未成功，便借故把他開除。當拿破侖退位流放厄爾巴島時，蒙托隆投靠了波旁王朝。通過他繼父在朝廷竭力疏通，他幾乎被任命為波旁王朝的將軍。
但是，未等他上任，就被指控盜竊軍餉六萬法郎，罪行非常嚴重。可是蒙托隆並未受到應有的懲罰。滑鐵盧戰役後，他又以宮廷侍衛官的身份，第二次出現在拿破侖的隨行人員當中。為什麽這個貪圖安逸的年輕貴族會突然投奔敗北的拿破侖，甘願嚐受流放的艱苦生活呢？
福舒恃想起那些回憶錄中提到蒙托隆的某些令人費解的行徑，他對自己的夫人阿爾賓和拿破侖明來暗去毫不介意；甚至當古爾戈以此嘲笑他時，他也裝聾作啞，置若罔聞。作為帝國的將軍，蒙托隆為何如此忍辱含垢？解釋隻有一個，那就是——蒙托隆是被波旁王朝指派來暗殺拿破侖的。
從蒙托隆所處的地位來看，他是“長林”的管家，掌管貯藏拿破侖專用“禦酒”的房間鑰匙，完全有機會在酒中投入適量的砒霜。每投一次毒，就可以保證拿破侖中毒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而且還可以保證藥的均衡劑量，使之緩慢中毒而死亡。
毫無疑問，毒害拿破侖的凶手就是這個兩麵三刀的蒙托隆。
蒙托隆1821 年回歸法國，投靠了波旁王朝；但不久又反叛，搖身一變又當了拿破侖三世的將軍。由於率軍進擊失利，全軍覆沒，他被俘，判刑二十年，終於飽嚐鐵窗的滋味。也算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孫石夫）
1815 年10 月，拿破侖在滑鐵盧戰役大敗後，根據巴黎和約被囚禁於英屬聖赫勒拿島。他的身體本來是很健康的，自從被囚禁以後，身體就越來越差，僅六年時間，就在“刀紮般的疼痛”之中去世了。拿破侖臨終以前囑咐部下，一定要解剖他的屍體，查出他致死的病因。
屍檢由英、法兩國的醫生共同進行。拿破侖的遺體安放在“長林”住所的彈子房內，醫生們個個神色凜然，局促緊張。他們十分清楚，這是一次非比尋常的屍檢，他們做出的結論，將遠遠超出醫學的範疇，具有波及世界的影響，因而也直接關係他們自身的利害安危，不能不謹慎從事。
醫生們的擔憂絕不是多餘的。拿破侖在流放聖赫勒拿島之初，就寫信向英當局提出抗議，抱怨“長林”是島上最荒蕪的地方，經常雨水泛濫或大霧彌漫。他還受到英國軍官的虐待。而英國當局則聲言這不是事實，說“長林是非常有益健康的島上最賞心悅目的地方”。後來，當拿破侖結實的身體一天天浮腫虛弱的時候，法國流放者與英國當局的爭執更趨激烈。流放者指控英國政府蓄意讓拿破侖困死孤島。聖赫勒拿島的英國總督竭力辯解，為了推卸有損名譽的責任，竟把診斷拿破侖患肝炎的一名英國醫生送上了軍事法庭。
按照拿破侖生前的要求，屍檢由他的同鄉安通馬爾基醫生主持。經過幾個小時的反複折騰，八位醫生小心翼翼地呈交了四份屍檢報告，這些報告都沒有明確的診斷結論，意見也有分歧，但是他們對拿破侖的胃出現潰爛這一點卻都是肯定的，認為像是胃癌的症狀。
英國總督總算鬆了一口氣，他們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了。
然而，事情並沒有因此而了結，法國人根本不相信他們的皇帝是病死的。
當法國流放者離開聖赫勒拿島，在開赴英格蘭的船上，帝國的將軍蒙托隆和貝特朗拿出了拿破侖的遺書。這兩位將軍都是拿破侖的親信，在艱難的流放歲月中，他們朝夕陪伴著皇帝，可謂盡職盡守，忠誠不渝。而貴族出身的蒙托隆將軍表現得更為忠心，深受皇帝的賞識。拿破侖在遺書中否認他是死於疾病，認定是英國政府及其雇用的人謀害了自己。
之後的一百三十年中，各持己見的人們圍繞拿破侖的死因展開了馬拉鬆式的討論，但卻毫無結果，沒有令人折服的結論。
1955 年秋天，瑞典哥德堡市郊有個叫斯坦·福舒特的牙科醫生悄悄地加入了這場論戰的行列。這人五十來歲，高高的個子，瘦削的臉頰，神情古板執拗。當牙科醫生是他的職業，他的真正愛好卻是生物學和藥理學，更愛閱讀有關拿破侖的文獻專著，他崇拜拿破侖，也喜歡研究他的生平。
這天，福舒特吃過晚餐，拿起一本當年拿破侖的內侍長路易·馬爾尚的《回憶錄》開始閱讀。讀著讀著，他眼前仿佛看見了拿破侖患病時的情景：麵色蠟黃、兩頰膨脹，腳踝關節浮腫得肉往下垂..動作艱難遲緩，以致於他想站起來時都不得不一手撐桌麵，一手扶著內侍的肩膀..剽悍英俊的身軀變得像頭笨熊。看到這裏，福舒特放下書，默默地思索起來；他知道，胃癌患者到晚期，無一例外是骨瘦如柴。拿破侖卻是渾身浮腫，可見他絕不是死於胃癌！但福舒特感到費解的是，這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爭論中卻無人提及，這，難道是人們的疏忽大意嗎？夜裏，福舒特失眠了。他在床上翻來覆去思考，一個異想天開的念頭出現了：他決心搞清拿破侖真正的死因。
從文獻中看得出，拿破侖初到聖赫勒拿島時，身體是相當健康的，雖然情緒憂愁，精力卻很充沛。他每天堅持學習英語，並想方設法與法國取得聯係，夢想有朝一日東山再起。最初，跟隨拿破侖流放聖赫勒拿島的有四位帝國侍臣，但這四個人為了向皇帝表示自己的忠誠而鬧起了內部糾紛。不久，最為得寵的拉斯卡斯將軍被英國人遣送回國；另外一個曾經舍生忘死保衛拿破侖的古爾戈將軍也因在爭寵中失利而不得不揮淚離開聖赫勒拿島。這樣一來，拿破侖身邊的高級侍臣就隻剩下貝特朗和蒙托隆兩位將軍。這兩位都是貴族出身，他們甘願舍棄巴黎的豪華生活來大西洋中的孤島上侍奉落難的君主，也是很不容易的，拿破侖格外垂青於這兩位。然而，他們倆之間仍繼續著爭奪皇帝恩寵的較量。後來，貝特朗敗下陣來，沒有隨拿破侖從“荊園”
別墅遷往“長林”，而是與他的夫人範妮居住在一英裏外的“哈茨門”別墅。
這時，皇帝身邊的高級侍臣就隻有蒙托隆和他年輕漂亮的夫人阿爾賓了。蒙托隆獨攬了皇室內務大權，甚至不惜讓自己的夫人當拿破侖的情婦，為皇上排遣寂寞。
聖赫勒拿島的囚禁生活和層出不窮的內部傾軋，造成拿破侖極大的精神重負，無疑對他的身心大為不利，但僅僅是這些還不足以威脅他的生命。根據資料表明，1819 年下半年至1820 年下半年。他的身體是健康的，經常身著單衣，戴闊邊帽，在“長林”的庭院裏散步；有時心血來潮，敲鈴集合所有的隨員排列成隊。他站在隊列前麵，神采飛揚地用手比劃，教導隨員們如何以連續齊射的火力，把敵方的騎兵打垮..這些活動，對他的身體是有益的，也證明他這一時期確實還健康。然而，自1820 年下半年起，拿破侖就開始日漸虛弱，“常常筋痛，腳站不起來；牙齒鬆動，不能嚼東西，一碰就出血”。醫生認為是惡劣氣候引起的不適。拿破侖卻憂心忡忡，想起古爾戈將軍曾經提到過的“酒中毒”。早在兩年前，有一次拿破侖賞賜給古爾戈一瓶康斯坦茨酒，這是一種出產於南非的高貴名酒，拿破侖每餐必飲兩杯。豈料將軍喝了酒以後，肚子非常難受。為此，他提醒拿破侖當心酒中毒。拿破侖當時並沒在意。可是，不久之後，又有一個叫西比亞尼的仆人在用晚餐的時候忽然倒地，痛得直滾，不到兩天就死了。這種種跡象表明，拿破侖的死可能與酒或食物有關。
牙科醫生福舒特運用搜集到的大量資料，發揮豐富的想象力。他設想，假如拿破侖真是因飲酒而中毒，也不會是因酒精中毒。拿破侖飲酒並非沒有節製。那麽隻有一種可能，就是酒裏被人投入了毒藥。按照他臨死前的症狀，福舒特再三思量，得出一個初步的論斷：酒裏可能含有三氧化二砷——即人們常說的砒霜！
福舒特看過一本書裏記載了這樣一件事：1816 年7 月11 日，拿破侖與古爾戈去看望剛剛生過孩子的蒙托隆夫人阿爾賓。當他們走進臥室的時候，看見這位高貴可愛的夫人正在專心地閱讀一本小說。小說寫的是1676 年法國路易十四時期，有一個叫馬奎斯的貴婦人用砒霜毒死她的丈夫和弟弟的故事。由於馬奎斯的精心策劃，她的罪行不露痕跡，連法醫也難查出原因。但她的罪行終於敗露，被判死刑。臨刑之前，她交待了用微量砒霜長期讓被害者服用的罪惡行徑。作品描繪了被害者中毒的症狀：胸痛、嘔吐、腿軟、浮腫、虛脫..這與拿破侖的症狀何其相似！
自從福舒特認定拿破侖是死於砒霜中毒以後，他對此研究更是如癡如醉，到了無以複加的忘我境地。為了尋求有說服力的論據，他不惜勒緊腰帶省下錢搜集更多的關於拿破侖的資料，用一切空餘時間研究他所定名的“拿破侖案件”。整整四年過去了，福舒特的研究日見成效，他寫出不少關於拿破侖的通俗傳記作品，發表了一篇篇學究式的論文，再三闡述他對拿破侖死因的最新見解，希望引起人們的關注。
但是，習慣和偏見使人們對無名之輩的聲音充耳不聞，直至1959年秋天，國內外報刊所有關於拿破侖死因之爭的論著還沒有一篇稍稍提到福舒特的觀點，人們仿佛根本沒有看過他的文章，不知道他的存在。這真叫福舒特傷心不已。
福舒特惱怒之餘，又冷靜地思索，意識到要衝破曆史形成的偏見和習慣，在論戰中獨樹一幟，光靠紙上談兵是不行的，必須拿出震撼人心的鐵證。而要拿出鐵證，顯而易見的方法就是檢屍。這可能嗎？
拿破侖的屍體早在1840年即從聖赫勒拿島運回法國，葬於巴黎殘老軍人院；墓上覆蓋著重達三十五噸的大理石，鐵鑄銅澆般地嚴密封蓋。一個普通的瑞典牙醫要想查驗法國人視若聖賢的民族英雄是否死於砒霜中毒，這豈非白日做夢？想到這裏，連福舒特自己也不禁啞然失笑。
憑福舒特的醫學知識，他知道雖然不能複驗拿破侖的遺骸，卻可以通過化驗死者的頭發來達到同樣的目的。在拿破侖所處的時代，頭發是偉人死後常見的遺物。毫無疑問，當年伴隨拿破侖流放聖赫勒拿島的大臣內侍，懷著對皇帝的耿耿忠心，一定也會剃下拿破侖的頭發，當作稀世之寶珍存，代代相傳。福舒特相信，這些大臣內侍的後裔至今還有人珍藏著拿破侖的遺發，他可以不惜代價地求取。不過，照當時的技術，作一次化驗需要五克頭發，也就是說約需五千根拿破侖的頭發，這樣看來，其難度似乎又不亞於揭開拿破侖的墓蓋。但是，福舒特並不灰心，為了找到鐵證，以證實自己的論斷，他不惜傾家蕩產，即使跑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拿破侖的頭發。
說來也巧，沒過多久，福舒特到哥德堡市圖書館翻閱新出版的科技雜誌，在一本《分析化學》中，突然看見一篇介紹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漢密爾頓·史密斯教授檢驗毛發的文章。按這位教授的方法，僅需一根毛發即可達到預期的檢驗目的，這是毛發檢驗史上新的突破。這消息使得正一籌莫展的福舒特大力振奮，欣喜若狂。
福舒特迫不及待地給拿破侖的後嗣某王子寫了一封長信，懇切地要求恩賜一根“先帝”的頭發。不久，王子複函約福舒特麵談。1960年5月，福舒特偕同他的妻子從瑞典來到巴黎。一下火車，他就打電話與王子聯係，可是王子已經改變了主意，避而不接電話，他不想跟一個出身微賤的牙科醫生交往。這樣一來，福舒特就很狼狽，進退維穀，躑躅街頭。無可奈何之中，隻好轉求“拿破侖專家協會”的會長亨利·拉素克。拉素克曾是巴黎殘老軍人院軍事博物館的董事，也是路易·馬爾尚所著《回憶錄》的編輯之一。他在自己的寓所裏熱情地接待了來自瑞典的客人。福舒特開門見山他說明了來意。會長也很幹脆地告訴他：“我的博物館裏有他的遺發”。
會長把福舒特引進了他的私人博物館，從琳琅滿目的陳列品中，拿起一隻製作精細的小木盒，盒蓋上有一行已經褪色的字跡：“先帝聖發，馬爾尚珍藏。”顯然，這就是拿破侖的內侍長馬爾尚的盒子。馬爾尚在《回憶錄》裏提到過這隻盒子：當年，在拿破侖停止呼吸以後，他的頭發被剃下來，由近臣內侍們分別保管。馬爾尚也分得一份，他把皇帝的遺發珍藏在這個小木盒裏，作為永久的紀念。至於這個木盒怎樣到了拉素克的手裏，時經139年，恐怕是一言難盡。
盛情的主人打開木盒蓋子，取出裏麵的錦包，一層層揭開，露出一綹柔軟微紅的頭發。他慷慨地對瑞典牙醫說：“你需要多少，自己取吧！”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福舒特喜出望外.激動得雙手直顫，用鑷子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根頭發，放入白色的塑料袋裏。
“您別客氣，多取幾根吧！”拉素克會長懇切地說。
福舒特表示感謝，他說：“這是千金難得的珍寶，有一根夠了！”
福舒特帶著一根拿破侖的遺發，回到瑞典，立刻用電話和格拉斯哥大學的史密斯教授聯係，要求協助檢驗遺發。史密斯不等福舒特講明情由，便一口答應了。於是，福舒特把拿破侖的遺發用掛號寄往蘇格蘭。
1960年7月，他收到史密斯教授的回信：“根據我的新方法檢驗分析，該樣品含砒霜10.38微克。它說明所檢驗的對象曾服用過大量的砒霜..”
福舒特知道，人的頭發正常含砒霜量大約是百萬分之零點八微克；而拿破侖死時頭發的含砒霜量竟是正常人的十三倍。經過史密斯教授的化驗，福舒特的論斷得到證實。對於一個熱切追求科學真諦的人，還有什麽比肯定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值得高興的呢？
但是，福舒特並未讓喜悅衝昏頭腦，他清楚地看見，距離勝利的終點還有漫長崎嶇的征程。他仿佛聽見四麵八方的質問：這僅僅是一件樣品的試驗，也許，這頭發已經是受了外界的汙染；或者根本不是拿破侖的頭發，誰能證明這一點呢？他知道，要證明拿破侖確實死於砒霜中毒，必須得到更多的遺發，作更多的化驗。為了求得幫助，他決定先找史密斯談談。
1960年8月，福舒特乘客機飛到英格蘭的格拉斯哥市。在史密斯的實驗室裏，他聆聽教授講述最新的毛發檢驗方法，他的感覺是，檢驗結果無可指責，但是，僅有的一根毛發已經毀掉，在沒有得到第二根遺發之前，是不可能再作進一步的化驗了。
史密斯教授問：“福舒特先生，你能否告訴我，誰是這根頭發的主人？”
時至此刻，福舒待才告訴他：“這根頭發，是拿破侖·波拿巴的。”
刹時間，史密斯教授的臉變得蒼白，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一句話。這位有名的英國教授想到拿破侖的死因可能歸咎於他的祖國，而自己正是站在審判台前的證人，內心惶惶不安了。
“教授，請您放心，”福舒特寬慰他，“我有十足的憑證，證明貴國政府與拿破侖之死無關。”
不料，史密斯教授卻勃然而起，滿臉怒氣地說：“我不管這些，我是一個蘇格蘭人！”
或許他們都意識到自己過於敏感了，稍停一會，忽而縱情大笑起來..過了一段時間，福舒特再次向巴黎的拉素克會長求得幾根拿破侖的遺發。但就在史密斯教授正要繼續進行化驗時，拉素克會長又急如星火地將遺發索回。法國政府擔心類似的化驗會被認為是對英國當局的懷疑和譴責，引起不必要的國際爭端。
化驗不得不暫時中斷。可是，格拉斯哥的會晤，使福舒特和史密斯教授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他們決心攜手合作，要千方百計地把化驗進行到底。
福舒特與史密斯和瑞典病毒學家安德斯·沃森合作寫了一篇題名為《拿破侖之被害》的論文，詳細闡述了對拿破侖遺發單項化驗的情況，發表於1961 年10 月14 日英國的《自然》雜誌。這篇論文激起了許多拿破侖研究專家的強烈斥責，認為純屬“無稽之談”。但是，時隔不久，福舒特接到一個叫克利福德·格雷的瑞士紡織品製造商打來的電話，說他有五十根拿破侖的頭發，是拿破侖的內侍讓·阿布哈姆·諾韋拉茲在皇帝逝世的當天剃下來的。格雷為自己能助福舒特一臂之力高興，並說要親自把頭發送到格拉斯哥，供史密斯化驗。
就在史密斯專心地進行化驗的同時，福舒特根據安通馬爾基醫生、馬爾尚和另一個內侍的記錄，把拿破侖生命最後七個月的病況逐日排列成表，這張表足有好幾尺長。從表上的情況看，拿破侖的病情呈起伏狀，每次剛好一點的時候就又突然惡化，這說明他在七個月中曾六次服用砒霜。
而史密斯用那五十根頭發中兩根較長的進行化驗的結果也表明其中砒霜含量呈起伏狀，正好與福舒特所列的病情表相符。這就證明，拿破侖死於砒霜中毒是確定無疑了。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早在1840 年春天，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普迫於波拿馬分子的壓力，決定把拿破侖的遺體遷回巴黎。當人們啟開墓穴，打開棺蓋之後，卻驚異地發現，在地下沉睡了十九年的拿破侖遺體竟然完好無損，仿佛剛剛睡著似的。如何解釋這一奇怪現象？一直沒有答案。此刻，福舒特的結論是令人信服的：他認為，這正是由於砒霜的作用，砒霜毒害了拿破侖的生命，卻又反過來保護遺體不受腐蝕。許多博物館保藏和製作標本不正是用砒霜作抗腐劑的嗎？用砒霜殺人，是拿破侖那個時代最常見的殺人方法。可是，人們又不禁要問：為什麽以前就沒有人想到這一點呢？福舒特認為，這是由兩個方麵原因造成的：一是因為當時人們很少知道慢性砒霜中毒的症狀，隻是到1930 年以後，醫學界才認識到這一切。其次是，在漢密爾頓·史密斯教授發明和運用毛發分析技術以前，是不可能取得拿破侖被毒殺的證據的；而且，那些詳細記載拿破侖臨終歲月的回憶錄，如貝特朗和路易·馬爾尚的回憶錄都是過了很久之後，甚至到本世紀中才得以出版，所以也就沒有人想到可能是因為砒霜中毒。
不久，福舒特又收到澳大利亞女作家梅布爾·布魯克斯寄來的信和一綹拿破侖的頭發。這位女作家是貝特西·巴爾科姆的侄孫女兒。她在信中說明，這些遺發是貝特西於1818 年3 月16 日去“長林”告別時，拿破侖親自送給他的。經過化驗證明：女作家寄來的頭發砒霜含量在百萬分之六點七微克到二點六微克之間。這，不僅進一步證明拿破侖確實死於蓄意謀殺，也免除了在1818 年3 月以後去聖赫勒拿島上的人謀害拿破侖的可能性，其中特別是排除了安通馬爾基。這位拿破侖的私人醫生是1819 年到聖赫勒拿島的，時間證明他不能是謀害拿破侖的凶手。
那麽，誰是凶手呢？
現在可以根據回憶錄來推斷了：福舒特認為，首先，不住在“長林”別墅的人不可能是凶手。因為，如果是他們投毒，那麽毒死的就決不止是拿破侖，他身邊的人都可能中毒。由此就排除了英國人和貝特朗是凶手的可能。
另外，根據拿破侖在聖赫勒拿島五年半的歲月裏。一直處於砒霜中毒的狀態，這就可以免除那些不是自始至垂居住“長林”的人投毒的可能性，這些入是先後離去的拉斯卡斯、古爾戈、奧馬拉、阿爾賓、西比尼亞和安通馬爾基醫生。
最後剩下隻有兩個人——內侍長馬爾尚和蒙托隆將軍，這兩位也是拿破侖最忠實的追隨者。真是太具諷刺意味了！
使用砒霜殺人，一般都是將毒藥拌在食物和酒中，這二位都是直接照料拿破侖生活的，完全有機會投毒。福舒特認真地查了這兩個人的背景：馬爾尚整個成長階段都一直侍奉拿破侖。他的母親很早就是宮廷的侍女，在拿破侖第一次流放期間，她還去維也納照料皇太子。不管是馬爾尚還是他的家庭與波旁王朝都毫無關係。而且，就他在《回憶錄》一書中那樣詳細地描述拿破侖的病情症狀這點來看，也基本可以排除他是凶手的可能。理由是，假如他是投毒者，一定會意識到這樣做的結果勢必導致最終的敗露。他決不會這麽傻。
如此看來，唯一的懷疑對象就是蒙托隆了。這位將軍出生於舊貴族，從沒有打過仗。拿破侖為此曾拒絕提拔他，並對他和阿爾賓的婚事進行過阻撓，但未成功，便借故把他開除。當拿破侖退位流放厄爾巴島時，蒙托隆投靠了波旁王朝。通過他繼父在朝廷竭力疏通，他幾乎被任命為波旁王朝的將軍。
但是，未等他上任，就被指控盜竊軍餉六萬法郎，罪行非常嚴重。可是蒙托隆並未受到應有的懲罰。滑鐵盧戰役後，他又以宮廷侍衛官的身份，第二次出現在拿破侖的隨行人員當中。為什麽這個貪圖安逸的年輕貴族會突然投奔敗北的拿破侖，甘願嚐受流放的艱苦生活呢？
福舒恃想起那些回憶錄中提到蒙托隆的某些令人費解的行徑，他對自己的夫人阿爾賓和拿破侖明來暗去毫不介意；甚至當古爾戈以此嘲笑他時，他也裝聾作啞，置若罔聞。作為帝國的將軍，蒙托隆為何如此忍辱含垢？解釋隻有一個，那就是——蒙托隆是被波旁王朝指派來暗殺拿破侖的。
從蒙托隆所處的地位來看，他是“長林”的管家，掌管貯藏拿破侖專用“禦酒”的房間鑰匙，完全有機會在酒中投入適量的砒霜。每投一次毒，就可以保證拿破侖中毒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而且還可以保證藥的均衡劑量，使之緩慢中毒而死亡。
毫無疑問，毒害拿破侖的凶手就是這個兩麵三刀的蒙托隆。
蒙托隆1821 年回歸法國，投靠了波旁王朝；但不久又反叛，搖身一變又當了拿破侖三世的將軍。由於率軍進擊失利，全軍覆沒，他被俘，判刑二十年，終於飽嚐鐵窗的滋味。也算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孫石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