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名況，字卿。趙國（今山西省南部）人。據說他15歲就到齊國稷下“遊學”，後成為稷下有威信的領袖。曾於趙孝成王二年（前264）左右應聘入秦，從儒家立場出發，提出用“節威反文”的和緩方式實現統一的建議，沒有被秦國統治者采用。後遊學趙國、楚國，受春申君委任做蘭陵（今山東省蒼山縣蘭陵鎮）令。晚年，他積極從事教學和著述，總結百家爭鳴的理論成果，創立了先秦時期完備的樸素唯物主義哲學體係。其思想反映在《荀子》一書中，比較全麵地總結了先秦百家爭鳴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哲學問題。
荀子在楚國任蘭陵令一段時間後，離開了楚國，遊曆天下，在秦國與秦王討論學習先王之法，在趙國與趙孝成王議論兵法。春申君的門客中有見識的人對春申君說：“伊尹離開夏到殷去，殷稱王天下而夏朝滅亡；管仲離開魯國到齊國去，魯國弱而齊國強大了。所以賢人所在的國度，君主尊貴國家安定。當今荀卿是天下賢人，所到的國度，難道會不安定嗎？”春申君派人去請荀子，荀子僅作歌賦給春申君，春申君又再三邀請，荀子才答應，前往楚國繼續當他的蘭陵令了。
荀子是儒家中與孟子齊名的大師。他們同是孔子的崇拜者，同以周製的擁護者自命，同鼓吹省刑罰，薄稅斂，和息戰爭的“王政”。但這些相同點並不能掩蔽他們間若幹根本的差異。孟子的性格是豪放、粗闊的；荀子卻是謹飭、細密的。這種差別從他們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得出，在他們的學說上更為顯著。孟子相信人性是善的，以為隻要讓他順著自然的趨向發展，不加阻礙，他便會走上正路。所以在個人的修養上孟子注重內蘊的擴充，而不注重外表的抑製和典型的模仿；注重“先立乎其大者”，先握定根本的原則，而不注重枝節點滴的訓練。在政治上，孟子注重在上者的感化和民眾的教育，而不注重禮製的束縛。荀子則正好相反。他認定人性是惡的；若讓人們順著自然的趨向去做，結果隻有爭奪、暴亂；人好比野獸，要靠禮製的鏈索把他捆住，才不致噬人；要靠日積月累地養成守禮的習慣，才會消除獸性。“禮”，這個名詞荀卿從未曾給過明晰確定的界說，大約包括所有傳統的儀節、傳統的行為軌範和一些他所認為合理的社會製度，尤其是規定貴賤、尊卑、貧富等階級“身份”的製度——在荀卿看來，是一種社會的萬應藥。“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不過人性既然是惡的，那些改變人性而強人為善的“禮”又是怎樣產生的？荀子以為人雖有惡性同時也有教他趨樂避苦、趨利避害的智力。人們的智力不齊，智力最高的便是聖人。“禮”是聖人為著人類的福利而創造出來的，人們要生存不能不分工互助，不能沒有“群”（社會）。但人們若順著本性去做，則任何人都是其他任何人的仇敵，根本不能有“群”。聖人造出種種禮製就是要使人們相讓相安，使“群”成為可能。以人類的福利為禮製的根據，這是荀子本自墨家的地方。
荀子又承襲道家之說，以為宇宙間一切事變都循著永恒的法則。沒有天意的主宰，沒有妖祥的征兆。但不像道家的唯心任命，他覺得正因為自然有固定的法則，人類才可以利用這個法則去戰勝自然。他又認為一切人為的法則，即一切禮製，也如自然的法則一般，適用於過去的必定適用於現在和將來。這是他擁護“周道”的論據，也是他反對法家因時變法說的論據。他絕不能想像同樣的禮製在不同的生活環境裏，可以有絕對不同的效果。
在一切的禮製中，荀卿特別注重貴賤貧富的階級差別。他以為若沒有這種差別，社會秩序是不能維持的。他說：“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瞻（供給），則必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又分之，始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這就是說，人們天生是這樣壞，若沒有一種勢力在上麵壓著，則除了所欲皆遂的人，個個都會做強盜。要維持這種鎮壓的勢力，不能不設立一個特別貴和特別富的階級。這是荀卿對許行的“神農之言”和惠施的“去尊”（廢除尊卑的差別）說的總答複。這是荀卿對於傳統製度的擁護比孟子更要細密的地方。
荀子在楚國任蘭陵令一段時間後，離開了楚國，遊曆天下，在秦國與秦王討論學習先王之法，在趙國與趙孝成王議論兵法。春申君的門客中有見識的人對春申君說：“伊尹離開夏到殷去，殷稱王天下而夏朝滅亡；管仲離開魯國到齊國去，魯國弱而齊國強大了。所以賢人所在的國度，君主尊貴國家安定。當今荀卿是天下賢人，所到的國度，難道會不安定嗎？”春申君派人去請荀子，荀子僅作歌賦給春申君，春申君又再三邀請，荀子才答應，前往楚國繼續當他的蘭陵令了。
荀子是儒家中與孟子齊名的大師。他們同是孔子的崇拜者，同以周製的擁護者自命，同鼓吹省刑罰，薄稅斂，和息戰爭的“王政”。但這些相同點並不能掩蔽他們間若幹根本的差異。孟子的性格是豪放、粗闊的；荀子卻是謹飭、細密的。這種差別從他們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得出，在他們的學說上更為顯著。孟子相信人性是善的，以為隻要讓他順著自然的趨向發展，不加阻礙，他便會走上正路。所以在個人的修養上孟子注重內蘊的擴充，而不注重外表的抑製和典型的模仿；注重“先立乎其大者”，先握定根本的原則，而不注重枝節點滴的訓練。在政治上，孟子注重在上者的感化和民眾的教育，而不注重禮製的束縛。荀子則正好相反。他認定人性是惡的；若讓人們順著自然的趨向去做，結果隻有爭奪、暴亂；人好比野獸，要靠禮製的鏈索把他捆住，才不致噬人；要靠日積月累地養成守禮的習慣，才會消除獸性。“禮”，這個名詞荀卿從未曾給過明晰確定的界說，大約包括所有傳統的儀節、傳統的行為軌範和一些他所認為合理的社會製度，尤其是規定貴賤、尊卑、貧富等階級“身份”的製度——在荀卿看來，是一種社會的萬應藥。“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不過人性既然是惡的，那些改變人性而強人為善的“禮”又是怎樣產生的？荀子以為人雖有惡性同時也有教他趨樂避苦、趨利避害的智力。人們的智力不齊，智力最高的便是聖人。“禮”是聖人為著人類的福利而創造出來的，人們要生存不能不分工互助，不能沒有“群”（社會）。但人們若順著本性去做，則任何人都是其他任何人的仇敵，根本不能有“群”。聖人造出種種禮製就是要使人們相讓相安，使“群”成為可能。以人類的福利為禮製的根據，這是荀子本自墨家的地方。
荀子又承襲道家之說，以為宇宙間一切事變都循著永恒的法則。沒有天意的主宰，沒有妖祥的征兆。但不像道家的唯心任命，他覺得正因為自然有固定的法則，人類才可以利用這個法則去戰勝自然。他又認為一切人為的法則，即一切禮製，也如自然的法則一般，適用於過去的必定適用於現在和將來。這是他擁護“周道”的論據，也是他反對法家因時變法說的論據。他絕不能想像同樣的禮製在不同的生活環境裏，可以有絕對不同的效果。
在一切的禮製中，荀卿特別注重貴賤貧富的階級差別。他以為若沒有這種差別，社會秩序是不能維持的。他說：“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瞻（供給），則必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又分之，始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這就是說，人們天生是這樣壞，若沒有一種勢力在上麵壓著，則除了所欲皆遂的人，個個都會做強盜。要維持這種鎮壓的勢力，不能不設立一個特別貴和特別富的階級。這是荀卿對許行的“神農之言”和惠施的“去尊”（廢除尊卑的差別）說的總答複。這是荀卿對於傳統製度的擁護比孟子更要細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