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哈佛大學是我的夢想,但入學哈佛卻頗令我猶豫了一番。


    1986年我在申請入哈佛大學的同時,還申請了另外六所美國大學,其中最早錄取我的學校是克拉克大學。這所大學的心理係在美國相當出名,是心理學大師弗洛伊德在美國惟一到訪過的學校。


    克拉克大學於5月下旬就正式通知錄取我,並給了我很好的待遇——不僅免除四年的學費,還提供四年的助學金(需要我為係裏做一些事)。這樣優厚條件的錄取信讓我興奮了好幾天。過了些日子,我盼望已久的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的錄取信也來了,但校方隻給6500美元的學費獎學金,而且隻是給當年的。這意味著我不僅沒有得到絲毫的助學金,還要補繳4000美元的學費(哈佛大學當年的學費是10500美元)。


    到底是上哈佛大學,還是上克拉克大學?那幾天,我陷入了抉擇的苦惱。為此,我找到palubinskas教授,征求她的意見。


    她首先問我:“這兩所學校,你更喜歡哪一所?”


    “當然是哈佛嘍。”我不假思考地回答。


    “可哈佛才給6500美元的獎學金,這實在是太少了。”我接著說。


    “是啊,6500美元的獎學金是少了點,但這可是哈佛呀!”她笑著說。


    “但是,”我想了想說,“如果一共繳4000美元,我還承受得了;如果年年都繳4000美元的學費,我可慘了去啦!”


    “你有沒有找哈佛教育學院學生資助辦公室的人員了解一下情況呢?”她再問。


    我搖搖頭。


    “那你就去了解情況吧,”她語氣堅定地說,“我敢打賭,你一定會得到進一步資助的。”


    “你為什麽這樣說?”我興奮地問。


    “因為你不對學校表現出充分的誠意,它怎麽會願意進一步資助你呢?”她兩手一攤說。


    “對呀!”我感到茅塞頓開,深深地點頭說,“我明天就去進一步了解情況。”正待我要出門時,她叫住了我問:“我感到你怎麽有些垂頭喪氣的?”


    “是啊,”我長歎一口氣說,“這選擇也太難啦,搞得我幾天都心緒不寧。”


    palubinskas教授搖搖頭說:“不對,你應該感到高興才是,至少你現在有兩個選擇。我真希望我當初讀博士時,也有你現在的兩個選擇。這就好比有兩個姑娘同時在追求你,總好過一個姑娘追求你吧?”


    她的話令我的心情頓時晴朗起來:對呀,這被追求的感覺總好過被拒絕的感覺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來到哈佛大學教育學院學生資助辦公室,向主任了解情況,並進一步陳述自己的經濟困難。他耐心地聽我講完後問:“你到底有沒有決定上哈佛?”


    我遲疑了一下說:“是的,我已經決定上哈佛。”


    “那就好,”那主任說,“待我收到你的回信後,會進一步替你想辦法的。”


    回到家中,我立刻給哈佛大學教育學院正式回信,表示我欲秋季入學。


    我的信是6月8日發出的。五天後,我收到哈佛大學教育學院學生資助辦公室主任的回函,通知我學院決定補加2500美元的獎學金。這令我喜出望外,馬上去palubinskas教授那兒,與她分享我的快樂。


    “你從這次經驗中學到了什麽?”她忽然問我。


    我想了想說:“凡事要多想可能性,多做調查。”


    palubinskas教授點點頭說:“先進去,再想辦法(getinfirst,andthenworkyourwaysout)。”頓了一下,她又一臉認真地說:“我敢打賭,你將來繳的學費一定比你現在想像的少得多。”


    palubinskas教授的話沒有錯。入哈佛大學之後,我又通過不同途徑找到了各種經濟資助。到頭來,我在哈佛讀書的六年裏,非但一分學費未繳,還掙到40000多美元的獎學金!


    “先進去再說”成為我日後的一項重要的處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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