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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靈變
第6章皆大歡喜
第二天清晨，當那個拾荒的醜女人慌裏慌張地又跑到了垃圾場的時候，她就再也找不見昨天遇到過的那個少年了。
她來來去去地在垃圾場裏麵找了半天，最後，那女人終於是失望了，但是當她就要準備離開那個雨後的垃圾場的時候，就見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布口袋鼓鼓囊囊的就出現在了自己的麵前。
她好奇的走過去，打開了那個布包的紮口，這一看，她就驚呆了。那裏麵居然就是一捆一捆的十元票麵的人民幣。那個年代裏還沒有現在的紅票百元大鈔。
這一次，窮苦的人民，終於是有緣見到了這麽多本該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幣了。
你們以為這拾荒的女人會怎麽樣處理這些人民幣？
我曾聽有人這樣說過，中國人的傳統美德都是以前的那些個地主家庭裏麵在作為家風而流傳著的，到了文革的時候，就都給破壞掉了。但是，這和我在現實中所見到的情景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認為，這些話都是些癡人說夢的屁話。
這個拾荒的女人，她從來也沒有見到過這麽多的錢，她也從來都沒有奢望過自己要擁有這麽多的錢，她雖然不知道什麽“不義之財，千金莫取”之類的道德說教，但是，她知道“顆粒歸公”的道理，這所有的財富都是國家的，連自己也都是國家的。雖然她在分工不同的勞動分配之中無人問津地自己出來撿拾垃圾了。但是。她有著一顆充滿了主人翁責任感的紅心，她的內心裏麵，有著追求集體主義榮譽感的強烈動機，她要做那種大公無私的人。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中國人，在人民的內部，就是有著這樣一種豪邁的無私無畏的頂天立地的偉大人格。
隻見那拾荒的女人三下兩下地就又捆好了錢袋子，拎起來，往自己的肩頭一抗。就向鎮上的派出所走去了。
其實，有一個細節，這個心情激動的女人並未注意到，那個裝錢的布袋子，本來是落在了水坑裏麵的，但是卻滴水未沾。
當那個女人扛著錢走進了派出所大門兒的時候，那派出所房頂上的一隻小老鼠就看到了她，直到那個女人吆喝著要將自己拾到的錢交公時，那隻小老鼠才掉頭跑出了派出所的大院，在屋舍和樹木之間躥跳了幾下。便消失不見了。
當那個拾荒女人有些結結巴巴地將自己在垃圾場拾到了巨款的情況向白衣警察說完了之後，對方就將信將疑地打開了那個布袋子。裏麵果然就是一捆一捆的十元鈔票。
黃塘鎮派出所所長查大誌將那些錢拿在手中扒拉了兩下，說道：“嗯，還就是真錢。你啥時候撿嘞？”
女人說：“逗是剛才。”
查大誌說：“一大清早嘞，你沒事兒一個人去那兒幹啥嘞？”
女人說：“我拾破爛去了，昨天看見個流浪嘞小孩，夜裏下雨了，我怕他再出點兒啥事兒，今清兒我都趕緊跑過去看看，他要是還活住嘞，我都想辦法把他先拉回去再說，好歹那也是一條人命啊去了也沒找著那個小孩兒，逗看見這個了。”
查大誌問道：“啥樣嘞個流浪小孩啊？”
女人說：“十五六歲吧，可髒，看那樣兒像是有病了，我也弄不動他，回家逗一個勁兒嘞惦記住他，去了也找不著了，可能是走了吧。”
查大誌說：“可能走了？你到垃圾場去還見過啥人了？”
女人說：“沒有了，沒見過啥人啊。”
就在黃塘鎮派出所所長查大誌以審問的態度，在詢問著那個拾荒女人的時候，就見本地電視台的一輛小麵包采訪車來到了派出所的門外，記者和攝像師一起就走進了派出所。
原來，有人自稱是黃塘鎮政府的工作人員，給市委宣傳部的領導打去了電話，說黃塘鎮派出所有人把拾到的巨款交公了，鎮領導請示該如何做好宣傳工作。
正在為精神文明建設活動該如何樹立榜樣而發愁的市委宣傳部部長胡立文，馬上就向市委書記王忠臣做了匯報，市委書記又親自打電話到電視台，所以，記者才來的這麽及時。要不，那拾金不昧的人，還會再被所長給審問半天。說不定還會被帶著去指認自己拾金不昧的現場。
領導的指示，媒體的介入，公眾的積極關注，才成就了一個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
經過電視台一連數天的新聞重播，農村寡婦趙春娥女士的美德就深深地感動了當地社會。
於是有一個掛靠在本市第一建築公司的包工頭名叫楊得財的人，就跑到了電視台，他無比激動地向電視台的領導講明了自己的來意，原來他是想要聘請那位拾金不昧的女士，前去他的建築工地上班，給民工兄弟們做做飯。每月工資60元人民幣。這在當時就已經是一個八級鉗工的待遇了，相當不低。
這又是一件樹立精神文明標兵的大好事啊，現年38歲的電視台台長呂明新就主動跑到市委書記王忠臣的辦公室去匯報工作了，積極向領導靠攏。他受到了王書記的表揚，市委王書記要他放開手來幹工作，將宣傳表彰的活動向社會全麵推開。宣傳部長胡立文後來知道了，心裏就十分的吃味兒，對這個呂明新就在自己內心裏麵劃了一道，很不美氣的一道。
那時候，電視裏麵也就能夠收到三個頻道的節目，中央、本省和本市的，於是那一段時間裏，先是拾金不昧的農村寡婦趙春娥在本市電視節目中頻頻出鏡，繼而就又是包工頭楊得財齜著自己的大齙牙，在像是開會發言背誦台詞兒一般地講著自己要爭做精神文明建設新標兵的豪言壯語。
主要還是楊得財那喜劇醜角兒一樣的長相太逗了，那段時間裏，也真是給大家帶來了樂趣，很多人都開始紛紛效仿楊得財，跑到他的建築工地去，和楊得財握手，和趙春娥女士交朋友，並表達自己願意為趙女士提供幫助的善良願望。
榜樣的力量，真就是無窮的，願天下的好人都能夠因為一件又一件的善舉而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這一切，其實是有著兩個神秘的契機的，那就是，當時本地區有一家類似於銀行業務的農業基金會組織，是在當時提倡“人人下海，個個經商”的時代偉大號召之下，由郊區政府的領導拍板創辦起來的。
中央號召要“摸著石頭過河”，要各級幹部帶頭創新，要敢想敢試。郊區的同誌們都是來自於廣大的農村，有著中原地區勞動人民的那種渾厚豪邁的大無畏精神，要不我們現今的中國，怎麽當年就能夠依靠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才取得了勝利呢？我們鄉下人就是因為窮，所以才膽兒大。
基金會負責人的組成成分有些奇怪，本市工商界最先攫到了第一桶金的十五位精英人士是出資方，這十五個人共湊齊了有兩百多萬元人民幣的啟動資金，這兩百多萬元人民幣，要是按照實際的購買價值來算的話，也就相當於是現在的兩個多億元的人民幣了，也說不上是人民幣貶值，主要還是現在東西又多又貴，不多印點鈔票不行啊。
基金會的一把手，是由郊區政府派來的本區德高望重的紀委主任，58歲的革命老幹部於世平來擔任的，常務副會長就由出資最多的本地商界名流許卞山來擔任，其餘人等全是理事。其實，整個基金會業務的開展，幾乎完全由許卞山一人來主持操作。
基金會在開張了一個月之後，因為利息高於國有銀行，所以馬上就吸引了大量的社會資金，基金會的事業，一時間風生水起。
由於大家都是初次嚐試金融業務，經驗不足，管理不善，這次也不知是怎麽搞的就弄丟了一袋子錢，足足有十萬塊呢。
基金會的小金庫就設在了郊區大院的地下室裏，堅固無比，也沒有撬盜痕跡，還派有專人看管，（那個時候還沒有監控錄像設備），大家本來都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誰知就神不知鬼不覺地便丟失了一布袋十元鈔的人民幣，十萬塊錢呢！（那年頭的十萬塊錢，也就相當於是現在的一千萬塊錢了，因為那時候國內的人均月工資，最高也就是五六十塊錢），直到警方根據布袋子上麵的線索找到了郊區基金會的辦公室，這些人才知道丟了錢。
這就是一個神秘的契機。
再就是那個打給市委宣傳部部長胡立文的神秘電話，也不知道是誰打的。但是，大家此刻已經是皆大歡喜了，這些雞毛蒜皮之類的事情，也就無需再去關注了。
商人許卞山不失時機的在本市的老字號飯店“又一樓”設宴答謝有關領導的關懷，赴宴的有郊區的書記劉茂森和區長趙勇軍以及紀委主任於世平，本市的公安局局長傅應全，郊區公安分局局長李智，黃塘鎮的派出所所長查大誌，市委宣傳部部長胡立文，市長辦公室秘書趙挺，還有一位市政府司機班的班長馬宏。坐陪的還有基金會出資的幾個理事，他們是開五金廠的黃大安，經營家電生意的楊順才，跑運輸的鄭東奎，還有一位是有別於這些官場和商場的特殊人物，那是一位喜歡舞文弄墨的文人，他是開貿易商行的許卞山的同學兼好友，名叫宋天祥。
這一桌子十四個人，下麵就要有一場精彩的餐桌對白了。
第三篇靈變
第6章皆大歡喜
第二天清晨，當那個拾荒的醜女人慌裏慌張地又跑到了垃圾場的時候，她就再也找不見昨天遇到過的那個少年了。
她來來去去地在垃圾場裏麵找了半天，最後，那女人終於是失望了，但是當她就要準備離開那個雨後的垃圾場的時候，就見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布口袋鼓鼓囊囊的就出現在了自己的麵前。
她好奇的走過去，打開了那個布包的紮口，這一看，她就驚呆了。那裏麵居然就是一捆一捆的十元票麵的人民幣。那個年代裏還沒有現在的紅票百元大鈔。
這一次，窮苦的人民，終於是有緣見到了這麽多本該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幣了。
你們以為這拾荒的女人會怎麽樣處理這些人民幣？
我曾聽有人這樣說過，中國人的傳統美德都是以前的那些個地主家庭裏麵在作為家風而流傳著的，到了文革的時候，就都給破壞掉了。但是，這和我在現實中所見到的情景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認為，這些話都是些癡人說夢的屁話。
這個拾荒的女人，她從來也沒有見到過這麽多的錢，她也從來都沒有奢望過自己要擁有這麽多的錢，她雖然不知道什麽“不義之財，千金莫取”之類的道德說教，但是，她知道“顆粒歸公”的道理，這所有的財富都是國家的，連自己也都是國家的。雖然她在分工不同的勞動分配之中無人問津地自己出來撿拾垃圾了。但是。她有著一顆充滿了主人翁責任感的紅心，她的內心裏麵，有著追求集體主義榮譽感的強烈動機，她要做那種大公無私的人。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中國人，在人民的內部，就是有著這樣一種豪邁的無私無畏的頂天立地的偉大人格。
隻見那拾荒的女人三下兩下地就又捆好了錢袋子，拎起來，往自己的肩頭一抗。就向鎮上的派出所走去了。
其實，有一個細節，這個心情激動的女人並未注意到，那個裝錢的布袋子，本來是落在了水坑裏麵的，但是卻滴水未沾。
當那個女人扛著錢走進了派出所大門兒的時候，那派出所房頂上的一隻小老鼠就看到了她，直到那個女人吆喝著要將自己拾到的錢交公時，那隻小老鼠才掉頭跑出了派出所的大院，在屋舍和樹木之間躥跳了幾下。便消失不見了。
當那個拾荒女人有些結結巴巴地將自己在垃圾場拾到了巨款的情況向白衣警察說完了之後，對方就將信將疑地打開了那個布袋子。裏麵果然就是一捆一捆的十元鈔票。
黃塘鎮派出所所長查大誌將那些錢拿在手中扒拉了兩下，說道：“嗯，還就是真錢。你啥時候撿嘞？”
女人說：“逗是剛才。”
查大誌說：“一大清早嘞，你沒事兒一個人去那兒幹啥嘞？”
女人說：“我拾破爛去了，昨天看見個流浪嘞小孩，夜裏下雨了，我怕他再出點兒啥事兒，今清兒我都趕緊跑過去看看，他要是還活住嘞，我都想辦法把他先拉回去再說，好歹那也是一條人命啊去了也沒找著那個小孩兒，逗看見這個了。”
查大誌問道：“啥樣嘞個流浪小孩啊？”
女人說：“十五六歲吧，可髒，看那樣兒像是有病了，我也弄不動他，回家逗一個勁兒嘞惦記住他，去了也找不著了，可能是走了吧。”
查大誌說：“可能走了？你到垃圾場去還見過啥人了？”
女人說：“沒有了，沒見過啥人啊。”
就在黃塘鎮派出所所長查大誌以審問的態度，在詢問著那個拾荒女人的時候，就見本地電視台的一輛小麵包采訪車來到了派出所的門外，記者和攝像師一起就走進了派出所。
原來，有人自稱是黃塘鎮政府的工作人員，給市委宣傳部的領導打去了電話，說黃塘鎮派出所有人把拾到的巨款交公了，鎮領導請示該如何做好宣傳工作。
正在為精神文明建設活動該如何樹立榜樣而發愁的市委宣傳部部長胡立文，馬上就向市委書記王忠臣做了匯報，市委書記又親自打電話到電視台，所以，記者才來的這麽及時。要不，那拾金不昧的人，還會再被所長給審問半天。說不定還會被帶著去指認自己拾金不昧的現場。
領導的指示，媒體的介入，公眾的積極關注，才成就了一個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
經過電視台一連數天的新聞重播，農村寡婦趙春娥女士的美德就深深地感動了當地社會。
於是有一個掛靠在本市第一建築公司的包工頭名叫楊得財的人，就跑到了電視台，他無比激動地向電視台的領導講明了自己的來意，原來他是想要聘請那位拾金不昧的女士，前去他的建築工地上班，給民工兄弟們做做飯。每月工資60元人民幣。這在當時就已經是一個八級鉗工的待遇了，相當不低。
這又是一件樹立精神文明標兵的大好事啊，現年38歲的電視台台長呂明新就主動跑到市委書記王忠臣的辦公室去匯報工作了，積極向領導靠攏。他受到了王書記的表揚，市委王書記要他放開手來幹工作，將宣傳表彰的活動向社會全麵推開。宣傳部長胡立文後來知道了，心裏就十分的吃味兒，對這個呂明新就在自己內心裏麵劃了一道，很不美氣的一道。
那時候，電視裏麵也就能夠收到三個頻道的節目，中央、本省和本市的，於是那一段時間裏，先是拾金不昧的農村寡婦趙春娥在本市電視節目中頻頻出鏡，繼而就又是包工頭楊得財齜著自己的大齙牙，在像是開會發言背誦台詞兒一般地講著自己要爭做精神文明建設新標兵的豪言壯語。
主要還是楊得財那喜劇醜角兒一樣的長相太逗了，那段時間裏，也真是給大家帶來了樂趣，很多人都開始紛紛效仿楊得財，跑到他的建築工地去，和楊得財握手，和趙春娥女士交朋友，並表達自己願意為趙女士提供幫助的善良願望。
榜樣的力量，真就是無窮的，願天下的好人都能夠因為一件又一件的善舉而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這一切，其實是有著兩個神秘的契機的，那就是，當時本地區有一家類似於銀行業務的農業基金會組織，是在當時提倡“人人下海，個個經商”的時代偉大號召之下，由郊區政府的領導拍板創辦起來的。
中央號召要“摸著石頭過河”，要各級幹部帶頭創新，要敢想敢試。郊區的同誌們都是來自於廣大的農村，有著中原地區勞動人民的那種渾厚豪邁的大無畏精神，要不我們現今的中國，怎麽當年就能夠依靠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才取得了勝利呢？我們鄉下人就是因為窮，所以才膽兒大。
基金會負責人的組成成分有些奇怪，本市工商界最先攫到了第一桶金的十五位精英人士是出資方，這十五個人共湊齊了有兩百多萬元人民幣的啟動資金，這兩百多萬元人民幣，要是按照實際的購買價值來算的話，也就相當於是現在的兩個多億元的人民幣了，也說不上是人民幣貶值，主要還是現在東西又多又貴，不多印點鈔票不行啊。
基金會的一把手，是由郊區政府派來的本區德高望重的紀委主任，58歲的革命老幹部於世平來擔任的，常務副會長就由出資最多的本地商界名流許卞山來擔任，其餘人等全是理事。其實，整個基金會業務的開展，幾乎完全由許卞山一人來主持操作。
基金會在開張了一個月之後，因為利息高於國有銀行，所以馬上就吸引了大量的社會資金，基金會的事業，一時間風生水起。
由於大家都是初次嚐試金融業務，經驗不足，管理不善，這次也不知是怎麽搞的就弄丟了一袋子錢，足足有十萬塊呢。
基金會的小金庫就設在了郊區大院的地下室裏，堅固無比，也沒有撬盜痕跡，還派有專人看管，（那個時候還沒有監控錄像設備），大家本來都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誰知就神不知鬼不覺地便丟失了一布袋十元鈔的人民幣，十萬塊錢呢！（那年頭的十萬塊錢，也就相當於是現在的一千萬塊錢了，因為那時候國內的人均月工資，最高也就是五六十塊錢），直到警方根據布袋子上麵的線索找到了郊區基金會的辦公室，這些人才知道丟了錢。
這就是一個神秘的契機。
再就是那個打給市委宣傳部部長胡立文的神秘電話，也不知道是誰打的。但是，大家此刻已經是皆大歡喜了，這些雞毛蒜皮之類的事情，也就無需再去關注了。
商人許卞山不失時機的在本市的老字號飯店“又一樓”設宴答謝有關領導的關懷，赴宴的有郊區的書記劉茂森和區長趙勇軍以及紀委主任於世平，本市的公安局局長傅應全，郊區公安分局局長李智，黃塘鎮的派出所所長查大誌，市委宣傳部部長胡立文，市長辦公室秘書趙挺，還有一位市政府司機班的班長馬宏。坐陪的還有基金會出資的幾個理事，他們是開五金廠的黃大安，經營家電生意的楊順才，跑運輸的鄭東奎，還有一位是有別於這些官場和商場的特殊人物，那是一位喜歡舞文弄墨的文人，他是開貿易商行的許卞山的同學兼好友，名叫宋天祥。
這一桌子十四個人，下麵就要有一場精彩的餐桌對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