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實際是紀錄片，後期工作同樣不多，因為沒有敏感內容，也順利拿到龍標了。
最後，在蘭生的要求之下，《一天》登錄全國藝聯的日子被定在了2016年的元宵節，2月22號。這是藝聯專線電影，隻做藝聯專線發行。
從除夕開始，對《一天》的宣傳在各大媒介上便流傳開來，比如：
【xx網2月8日電（記者王十四）據悉，謝蘭生的新作《一天》將在藝聯專線上映，《一天》也是首部全國藝聯專線上映的國產電影。
《一天》片長兩個小時，記錄了8個人無論如何不願忘卻的“一天”。謝蘭生對xx網說，在收集素材的階段他曾幾次流下眼淚……
在回答為什麽選擇全國藝聯專線發行的時候，謝蘭生表示，他希望能通過《一天》為全國藝聯宣傳推廣，這樣，更多無法全國公映的文藝片導演便能取得更多曝光，獲得更高票房，收回成本，圓電影夢。
全國藝聯已於去年在31省落地開花，已有100家電影院簽約加盟，每家影院都會拿出一個影廳，每天至少放映三場文藝電影，每周至少放上10個黃金場……藝聯最初的牽頭人是中國電影資料館，但它聯合了百老匯電影中心、發行公司華夏電影、最大院線清臣集團，還有圓滿電影公司，共同參與這個項目，其中圓滿電影公司是謝蘭生的電影公司，他在藝聯的籌備中貢獻了大量精力……】
因為《去嶽陽》的熱度，新作《一天》頗受關注，不少觀眾第一次注意到了“全國藝聯”。
事實上，藝聯早在一年前就被張九川宣告成立了，但知名度並不太高，它上映的6部片子總票房也比較淒慘，因此，大導支持是必要的。
蘭生就是這個大導。因為《一天》的宣傳，全國藝聯被見到了。
謝蘭生的內心深處十分期待最終效果。
因為藝聯在全中國一共隻有100塊屏幕，謝蘭生的心裏清楚每日票房最高108萬——假設一天放映三場，平均票價36元，這還必須常常爆滿。但是，藝聯是走長線放映的，每部電影上映四個月，他的《一天》最終票房也未必會十分淒慘。
如果《一天》結果不錯，那就說明文藝電影長線放映這條路是走得通的，未來的文藝導演就多出了一個選擇——可以全國公映，也可以藝聯發行。對於目前即使可以全國公映也最多有0.5%的排片、一周的時間的文藝片來說，選擇藝聯未必不好，更不要提80%根本無法進電影院的文藝片了。
…………
公映日逐漸走近。
這天是2月21號，電影公映的前一天。
可是蘭生卻並沒有忙活《一天》的公映，一大早，他先跟四月份就要舉辦的北京國際電影節的負責人見了個麵，用自己兩座金熊一座金獅一座銀獅的身份講講大電影節如何運作，並給對方一些建議。這見麵是負責人先提出來的。
“嗯，”某家茶館的包間裏，謝蘭生給自己斟茶，說，“我認為，一定要牢牢記住電影節的舉辦初衷，千萬別把吸引眼球當作電影節的最大目的，它應該是電影愛好者們的一個盛會。鋪上紅毯、邀請明星，這樣一個電影節的影響力是不會大的。”
“謝導的意思是……？”
“北京電影節要想跟東京釜山等等競爭，要重視它發掘的世界各國年輕導演，並介紹他們給全世界，甚至可以設立基金，讓電影人遠赴中國；它要讓電影人們可以彼此溝通、交流，現在的北京電影節甚至沒有一個可以讓導演們聚會social的場所。還有，我1991到都靈的第一天就收到了好多餐券，這讓我了解了當地，喜歡了當地。通過這些，別國導演可以進入中國觀眾的視野，以後中國電影也能通過‘潛力股’被傳播出去。”
“嗯嗯……”對方拿出手機來記。
“還有啊，”謝蘭生又道，“電影節是教育當地電影觀眾的好機會。大家不是堪堪隻有大牌明星可以看看，他們還有電影可以看啊。在法國，一個很小的電影節也會組織初高中生們參加影展上的活動，還從中牽線搭橋，讓學生采訪導演，讓大家熱愛電影，甚至將來從事電影。”
“嗯嗯嗯……”
“還有，既然叫‘國際電影節’就要有國際化視野。我們要有明確定位，是以柏林為方向，還是以戛納為方向，還是以威尼斯為方向，抑或是以多倫多為方向？主推什麽電影片子？不能隻有明星明星，也不能商業片、藝術片一股腦地堆在一起。北京、上海的電影節其實可以區分開來。”“另外，電影節以電影為止，對參展的導演、明星，我們記者經常隻問‘最喜歡吃的中國菜是什麽’等等，有些尷尬，我還見過誌願者們離開崗位求人簽名，很不專業。”
“嗯嗯……”
謝蘭生說：“總之，在電影節的明確定位、中外電影彼此交流、對民眾的教育、培養，對導演的介紹推廣等等本質的東西上，北京國際電影節、上海國際電影節都有極大的改進空間，不解決這些東西永遠無法產生影響力。”
負責人聽過以後長長地歎了口氣：“謝導，我見過了很多導演，您說的是最硬核的。”
“哈哈，能幫忙就好。”
“您是真的……”
“嗯？”
“沒事。”負責人剛想起來了一個圈內坊間傳聞：人人都愛謝導，見過他的都被他收服了。雖然他在觀眾當中一直以來爭議不斷，有人說他的片子好也有人說他的片子爛，有人說他正能量也有人說他負能量。
之後，謝蘭生又向對方請教了些問題。
其實蘭生也想自己建立一個獨立影展，可以打青年影展的旗號。目前，隻有西寧那個影展如火如荼越辦越好，但謝蘭生想辦一個電影定位跟它不同的。因為2014年北京影展被停辦，抗議的人還被關押，這次，他在幾個偏遠省份走了一走、問了一問，其中幾個很支持他，但全部都明確表示參展影片必須過審，還說省裏可以配合，在電影節舉辦之前把電影片迅速審審，讓電影節如期進行，謝蘭生挺無奈的。
他還是覺得審查尺度太緊了。
…………
告別北京國際電影節的負責人，謝蘭生跟電影局的副局“川局”又見了見。
對著川局，他再一次表達出了他對審查的建議：希望審查委員會能削減管理者的人數，增加從業者的人數，這裏從業者既包括導演、製片、影評人、策展人、記者，也包括文化社會學的學者、兒童教育專家，甚至可以參考歐美，還包括平凡人，尤其是帶子女的平凡人。也就是說，削減行政管理的成分，增加行業自治的成分，同時促進審查人員的年輕化、“無罪化”，別總是秋後算賬，“誰給過了就等於誰犯錯了，就等於誰覺悟不夠高了”。在這樣的機製之下，從業者從專業角度闡釋電影說服其他人，爭取更多行業自治，而不是行政管理。
他還是覺得現今標準太嚴太嚴了。打個比方，商業片中“負麵現象”必須已經被解決了、已經不存在了，“當下問題”不被正視。第二位拿“歐洲三大”的大導曾呼籲分級，電影局則回複他說“電影全部代表中國”，可問題是，中國就是這樣複雜呀，因為複雜，才立體，才勾人。
經常有人說導演們“攝製爛片還怨審查”“怎麽xx能拍好片子，你不能？”蘭生覺得十分無語。在正常的狀況之下，總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長這個題材，也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長那個題材，百花爭鳴。“a擅長拍某個題材，那bcde都應該擅長拍同個題材，他們要是拍不出來他們就是破爛導演”的邏輯完全是狗屁。
…………
到下午，謝蘭生跟電影學院一個領導又聊了聊，同時還有加州大學的一個終身教授，研究娛樂法的。
謝蘭生想說，如果審查必須存在，那它未來發展方向該是“人治”變少，“法治”變多，可是，中國娛樂法、電影法這個領域一片空白。人才、教材完全沒有，相關規定一片混亂，娛樂產業市場規模、法製建設並不匹配。美國娛樂法、電影法的研究則十分活躍，加州大學法學專業一直包含相關課程，也提供碩博學位，於是，謝蘭生跟電影學院的大領導提了一嘴，政法大學、電影學院是不是能開設課程，培養人才，從法製的那條路來推動審查的前進，比如，完善電影公司行政訴訟的流程。
中國2004年就開始草擬《電影產業促進法》，也是“文化產業第一法”，“文化法治第一步”，可據說，其中進展並不順利，許多問題懸而不決，到現在也沒出來[注]。
他們幾人想談甚歡。看的出來，電影學院那個領導對增設“法學”也覺新鮮。目前，電影產業的投融資、版權保護等也要律師。
再出來，謝蘭生跟那個教授自然而然地繼續聊。
“分級目前並不現實，準備工作是很多的。”那個教授說，“首先，如果電影施行分級，各電影院如何保證少年兒童無法進去？能全做到嗎？《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執行力度一直很軟。這個部分不做推進電影分級無法實施。”“第二，目前中國電影盜版依然橫行，十分猖獗，這個問題不解決掉電影分級還是不現實。第三……”
“嗯，對，還有市場以及觀眾。”謝蘭生說，“遙遠將來審查、分級比較可能雙管齊下。審查把握一些因素，分級負責另一些因素，比如暴力，一個官方控製，一個民間控製，這樣不少內容就能上了。不過，中國電影沒好萊塢幾十年的成熟機製，好萊塢的大製片廠出品10部保證不虧，可咱們……現在，如果審查的基礎上再加分級等等東西，每部電影市場更小，電影公司盈利更難。準備工作也包括這些。”
“是……”
蘭生其實並不認為電影可以真正自由。相反，他早清醒而又悲觀地認識到一件事情：它始終在政治當中，無法掙脫，艱難求生。
美英法等沒有審查，可是人們可以發現，雖然它們沒有外部審查，卻有內部審查，或者說市場審查、自我審查。
以美國為例。1900年左右鎳幣影院天天播放yh電影，針對下層美國觀眾，於是1908年聖誕期間紐約市長關停影院，隨後，《一個國家的誕生》被一半的州強製禁映，整個邦統一標準在這時候提上日程。同時，yh電影橫行市場，美國的反電影勢力十分廣泛十分強大，而製片廠迫切需要一個和解，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長袖善舞的威爾海斯成立了“海斯辦公室”，他幫片商與政府等進行周旋爭取上映，並出台了個《海斯法典》，規定了不能拍的，用以討好各州政府以及那些反電影派。好萊塢八大製片廠聯合支持《海斯法典》，而因為八大製片廠壟斷影院，中小片商不得不從，也就是說，“行業自律”是強製的。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壟斷，“八大”剝離旗下影院，對《海斯法典》的反抗為成為了一個可能。而後，1953年《奇跡》勝訴，1960年，電視衝擊電影行業，好萊塢的工業體係為了生存迸發能量，把“新價值”帶進電影，不再遵守海斯法典，到1968年，《電影資源分級製度》正式實施。可隨後，大製片廠一直包攬好萊塢的電影大片，自由主義與美國夢等“新價值”約定俗成，行業、市場無比默契，“反叛電影”觀眾極少。所以，這能叫作完全自由嗎？謝蘭生也不大清楚。
總之，目前來看，比較現實的做法，一個是在審查委員會爭取到更多席位，實現更多行業自治，一個是法律框架內規範化整個流程，實現更多法治管理，第三個是在各方麵為審查+分級雙管齊下做些準備，最後一個是，等時機到了，就全麵推動審查轉為分級，雖然似乎十分縹緲。
在分手前，謝蘭生跟對方教授又說到了資本問題。
他們兩人全都認為成熟機製是必要的。好萊塢的“電影預算=預售金額x3”“投資銀行一把把投，而不是一個個投，吃市場不吃項目，因為最後總是賺20%”“保險負責超支部分”等等模式並不可行，因為那是獨占了80%全球票房的好萊塢。不過，中國市場目前這些“對賭協議”“保底發行”讓電影公司確確實實心急火燎狗急跳牆……
再告別是六點鍾了。
蘭生接到莘野電話。對方帶著磁的聲音透過聽筒又傳過來：“還不回來？明天下午《一天》公映了。”
“回了回了。”謝蘭生笑，“這就回了。”
這一天，跟電影節的負責人談，跟電影局的副局長談，跟電影學院的大領導談，跟電影發的教授談，謝蘭生竟不覺得累。
挺莫名地，他想起《基督山伯爵》最後一段最後一句來了：
【人類的一切智慧包含在四個字裏：‘等待’與‘希望’。”】
最後，在蘭生的要求之下，《一天》登錄全國藝聯的日子被定在了2016年的元宵節，2月22號。這是藝聯專線電影，隻做藝聯專線發行。
從除夕開始，對《一天》的宣傳在各大媒介上便流傳開來，比如：
【xx網2月8日電（記者王十四）據悉，謝蘭生的新作《一天》將在藝聯專線上映，《一天》也是首部全國藝聯專線上映的國產電影。
《一天》片長兩個小時，記錄了8個人無論如何不願忘卻的“一天”。謝蘭生對xx網說，在收集素材的階段他曾幾次流下眼淚……
在回答為什麽選擇全國藝聯專線發行的時候，謝蘭生表示，他希望能通過《一天》為全國藝聯宣傳推廣，這樣，更多無法全國公映的文藝片導演便能取得更多曝光，獲得更高票房，收回成本，圓電影夢。
全國藝聯已於去年在31省落地開花，已有100家電影院簽約加盟，每家影院都會拿出一個影廳，每天至少放映三場文藝電影，每周至少放上10個黃金場……藝聯最初的牽頭人是中國電影資料館，但它聯合了百老匯電影中心、發行公司華夏電影、最大院線清臣集團，還有圓滿電影公司，共同參與這個項目，其中圓滿電影公司是謝蘭生的電影公司，他在藝聯的籌備中貢獻了大量精力……】
因為《去嶽陽》的熱度，新作《一天》頗受關注，不少觀眾第一次注意到了“全國藝聯”。
事實上，藝聯早在一年前就被張九川宣告成立了，但知名度並不太高，它上映的6部片子總票房也比較淒慘，因此，大導支持是必要的。
蘭生就是這個大導。因為《一天》的宣傳，全國藝聯被見到了。
謝蘭生的內心深處十分期待最終效果。
因為藝聯在全中國一共隻有100塊屏幕，謝蘭生的心裏清楚每日票房最高108萬——假設一天放映三場，平均票價36元，這還必須常常爆滿。但是，藝聯是走長線放映的，每部電影上映四個月，他的《一天》最終票房也未必會十分淒慘。
如果《一天》結果不錯，那就說明文藝電影長線放映這條路是走得通的，未來的文藝導演就多出了一個選擇——可以全國公映，也可以藝聯發行。對於目前即使可以全國公映也最多有0.5%的排片、一周的時間的文藝片來說，選擇藝聯未必不好，更不要提80%根本無法進電影院的文藝片了。
…………
公映日逐漸走近。
這天是2月21號，電影公映的前一天。
可是蘭生卻並沒有忙活《一天》的公映，一大早，他先跟四月份就要舉辦的北京國際電影節的負責人見了個麵，用自己兩座金熊一座金獅一座銀獅的身份講講大電影節如何運作，並給對方一些建議。這見麵是負責人先提出來的。
“嗯，”某家茶館的包間裏，謝蘭生給自己斟茶，說，“我認為，一定要牢牢記住電影節的舉辦初衷，千萬別把吸引眼球當作電影節的最大目的，它應該是電影愛好者們的一個盛會。鋪上紅毯、邀請明星，這樣一個電影節的影響力是不會大的。”
“謝導的意思是……？”
“北京電影節要想跟東京釜山等等競爭，要重視它發掘的世界各國年輕導演，並介紹他們給全世界，甚至可以設立基金，讓電影人遠赴中國；它要讓電影人們可以彼此溝通、交流，現在的北京電影節甚至沒有一個可以讓導演們聚會social的場所。還有，我1991到都靈的第一天就收到了好多餐券，這讓我了解了當地，喜歡了當地。通過這些，別國導演可以進入中國觀眾的視野，以後中國電影也能通過‘潛力股’被傳播出去。”
“嗯嗯……”對方拿出手機來記。
“還有啊，”謝蘭生又道，“電影節是教育當地電影觀眾的好機會。大家不是堪堪隻有大牌明星可以看看，他們還有電影可以看啊。在法國，一個很小的電影節也會組織初高中生們參加影展上的活動，還從中牽線搭橋，讓學生采訪導演，讓大家熱愛電影，甚至將來從事電影。”
“嗯嗯嗯……”
“還有，既然叫‘國際電影節’就要有國際化視野。我們要有明確定位，是以柏林為方向，還是以戛納為方向，還是以威尼斯為方向，抑或是以多倫多為方向？主推什麽電影片子？不能隻有明星明星，也不能商業片、藝術片一股腦地堆在一起。北京、上海的電影節其實可以區分開來。”“另外，電影節以電影為止，對參展的導演、明星，我們記者經常隻問‘最喜歡吃的中國菜是什麽’等等，有些尷尬，我還見過誌願者們離開崗位求人簽名，很不專業。”
“嗯嗯……”
謝蘭生說：“總之，在電影節的明確定位、中外電影彼此交流、對民眾的教育、培養，對導演的介紹推廣等等本質的東西上，北京國際電影節、上海國際電影節都有極大的改進空間，不解決這些東西永遠無法產生影響力。”
負責人聽過以後長長地歎了口氣：“謝導，我見過了很多導演，您說的是最硬核的。”
“哈哈，能幫忙就好。”
“您是真的……”
“嗯？”
“沒事。”負責人剛想起來了一個圈內坊間傳聞：人人都愛謝導，見過他的都被他收服了。雖然他在觀眾當中一直以來爭議不斷，有人說他的片子好也有人說他的片子爛，有人說他正能量也有人說他負能量。
之後，謝蘭生又向對方請教了些問題。
其實蘭生也想自己建立一個獨立影展，可以打青年影展的旗號。目前，隻有西寧那個影展如火如荼越辦越好，但謝蘭生想辦一個電影定位跟它不同的。因為2014年北京影展被停辦，抗議的人還被關押，這次，他在幾個偏遠省份走了一走、問了一問，其中幾個很支持他，但全部都明確表示參展影片必須過審，還說省裏可以配合，在電影節舉辦之前把電影片迅速審審，讓電影節如期進行，謝蘭生挺無奈的。
他還是覺得審查尺度太緊了。
…………
告別北京國際電影節的負責人，謝蘭生跟電影局的副局“川局”又見了見。
對著川局，他再一次表達出了他對審查的建議：希望審查委員會能削減管理者的人數，增加從業者的人數，這裏從業者既包括導演、製片、影評人、策展人、記者，也包括文化社會學的學者、兒童教育專家，甚至可以參考歐美，還包括平凡人，尤其是帶子女的平凡人。也就是說，削減行政管理的成分，增加行業自治的成分，同時促進審查人員的年輕化、“無罪化”，別總是秋後算賬，“誰給過了就等於誰犯錯了，就等於誰覺悟不夠高了”。在這樣的機製之下，從業者從專業角度闡釋電影說服其他人，爭取更多行業自治，而不是行政管理。
他還是覺得現今標準太嚴太嚴了。打個比方，商業片中“負麵現象”必須已經被解決了、已經不存在了，“當下問題”不被正視。第二位拿“歐洲三大”的大導曾呼籲分級，電影局則回複他說“電影全部代表中國”，可問題是，中國就是這樣複雜呀，因為複雜，才立體，才勾人。
經常有人說導演們“攝製爛片還怨審查”“怎麽xx能拍好片子，你不能？”蘭生覺得十分無語。在正常的狀況之下，總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長這個題材，也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長那個題材，百花爭鳴。“a擅長拍某個題材，那bcde都應該擅長拍同個題材，他們要是拍不出來他們就是破爛導演”的邏輯完全是狗屁。
…………
到下午，謝蘭生跟電影學院一個領導又聊了聊，同時還有加州大學的一個終身教授，研究娛樂法的。
謝蘭生想說，如果審查必須存在，那它未來發展方向該是“人治”變少，“法治”變多，可是，中國娛樂法、電影法這個領域一片空白。人才、教材完全沒有，相關規定一片混亂，娛樂產業市場規模、法製建設並不匹配。美國娛樂法、電影法的研究則十分活躍，加州大學法學專業一直包含相關課程，也提供碩博學位，於是，謝蘭生跟電影學院的大領導提了一嘴，政法大學、電影學院是不是能開設課程，培養人才，從法製的那條路來推動審查的前進，比如，完善電影公司行政訴訟的流程。
中國2004年就開始草擬《電影產業促進法》，也是“文化產業第一法”，“文化法治第一步”，可據說，其中進展並不順利，許多問題懸而不決，到現在也沒出來[注]。
他們幾人想談甚歡。看的出來，電影學院那個領導對增設“法學”也覺新鮮。目前，電影產業的投融資、版權保護等也要律師。
再出來，謝蘭生跟那個教授自然而然地繼續聊。
“分級目前並不現實，準備工作是很多的。”那個教授說，“首先，如果電影施行分級，各電影院如何保證少年兒童無法進去？能全做到嗎？《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執行力度一直很軟。這個部分不做推進電影分級無法實施。”“第二，目前中國電影盜版依然橫行，十分猖獗，這個問題不解決掉電影分級還是不現實。第三……”
“嗯，對，還有市場以及觀眾。”謝蘭生說，“遙遠將來審查、分級比較可能雙管齊下。審查把握一些因素，分級負責另一些因素，比如暴力，一個官方控製，一個民間控製，這樣不少內容就能上了。不過，中國電影沒好萊塢幾十年的成熟機製，好萊塢的大製片廠出品10部保證不虧，可咱們……現在，如果審查的基礎上再加分級等等東西，每部電影市場更小，電影公司盈利更難。準備工作也包括這些。”
“是……”
蘭生其實並不認為電影可以真正自由。相反，他早清醒而又悲觀地認識到一件事情：它始終在政治當中，無法掙脫，艱難求生。
美英法等沒有審查，可是人們可以發現，雖然它們沒有外部審查，卻有內部審查，或者說市場審查、自我審查。
以美國為例。1900年左右鎳幣影院天天播放yh電影，針對下層美國觀眾，於是1908年聖誕期間紐約市長關停影院，隨後，《一個國家的誕生》被一半的州強製禁映，整個邦統一標準在這時候提上日程。同時，yh電影橫行市場，美國的反電影勢力十分廣泛十分強大，而製片廠迫切需要一個和解，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長袖善舞的威爾海斯成立了“海斯辦公室”，他幫片商與政府等進行周旋爭取上映，並出台了個《海斯法典》，規定了不能拍的，用以討好各州政府以及那些反電影派。好萊塢八大製片廠聯合支持《海斯法典》，而因為八大製片廠壟斷影院，中小片商不得不從，也就是說，“行業自律”是強製的。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壟斷，“八大”剝離旗下影院，對《海斯法典》的反抗為成為了一個可能。而後，1953年《奇跡》勝訴，1960年，電視衝擊電影行業，好萊塢的工業體係為了生存迸發能量，把“新價值”帶進電影，不再遵守海斯法典，到1968年，《電影資源分級製度》正式實施。可隨後，大製片廠一直包攬好萊塢的電影大片，自由主義與美國夢等“新價值”約定俗成，行業、市場無比默契，“反叛電影”觀眾極少。所以，這能叫作完全自由嗎？謝蘭生也不大清楚。
總之，目前來看，比較現實的做法，一個是在審查委員會爭取到更多席位，實現更多行業自治，一個是法律框架內規範化整個流程，實現更多法治管理，第三個是在各方麵為審查+分級雙管齊下做些準備，最後一個是，等時機到了，就全麵推動審查轉為分級，雖然似乎十分縹緲。
在分手前，謝蘭生跟對方教授又說到了資本問題。
他們兩人全都認為成熟機製是必要的。好萊塢的“電影預算=預售金額x3”“投資銀行一把把投，而不是一個個投，吃市場不吃項目，因為最後總是賺20%”“保險負責超支部分”等等模式並不可行，因為那是獨占了80%全球票房的好萊塢。不過，中國市場目前這些“對賭協議”“保底發行”讓電影公司確確實實心急火燎狗急跳牆……
再告別是六點鍾了。
蘭生接到莘野電話。對方帶著磁的聲音透過聽筒又傳過來：“還不回來？明天下午《一天》公映了。”
“回了回了。”謝蘭生笑，“這就回了。”
這一天，跟電影節的負責人談，跟電影局的副局長談，跟電影學院的大領導談，跟電影發的教授談，謝蘭生竟不覺得累。
挺莫名地，他想起《基督山伯爵》最後一段最後一句來了：
【人類的一切智慧包含在四個字裏：‘等待’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