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秒記住【棉花糖小說網..tw】，為您提供精彩小說閱讀。
嚴嵩，字惟中，號介溪，江西分宜人，弘治進土。嘉靖二十一年任武英殿大學士，人間參頂機務，兼禮部尚書。他對明世宗一味謅媚，竊權奪利，誅殺異己。嚴嵩善於撰寫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詞”，從而受到皇帝的寵幸。他於嘉靖二十三年八月支使言官彈劾翟鑾父子在考進土時作弊，使翟鑾被削職為民。九月，嚴嵩升任首輔，獨攬國政，被稱為“青詞宰相”。他年過花甲，整天在西苑值廬，未曾歸家洗沐，明世宗被其勤奮感動，更為信任於他。嚴嵩以兒子嚴世藩和義子趙文華為爪牙，拉攏錦衣衛都指揮陸炳，操縱朝政十多年，權傾朝野，收禮納賄，為所欲為，弄得明王朝政治極為黑暗，邊防鬆弛不堪。
1.少年
嚴嵩，粗眉毛，大聲音，腳長體高，又削瘦，像隻兩腳規。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出生在分宜介溪一個寒士之家，祖父嚴驥，父親嚴準是個窮秀才，在鄉裏課蒙童。
嚴嵩幼時聰慧，又是長房長孫，他父親對他的學業格外關心，八歲時就書史成誦，能為文，屬對有奇語.據《嚴氏族譜》，嵩讀私塾時，曾與其老師及叔父對聯語有曰：“手抱屋柱團團轉，腳踏雲梯步步高”；“一灣秀水足陶情，流珠濺玉四顧好山皆入望，削碧攢青；”“七歲兒童未老先稱閣老，三旬叔父無才卻作秀才”。因出語非凡，被人稱為神童。
2.出仕
經過多年苦讀，嚴嵩終於在弘治十八年（1505）考中進士，並隨之以《雨後觀芍藥詩》入選翰林院為庶吉士（明製，選新進士中擅長文學與書法者擔任庶吉士，繼續學習，並練習政事），這年嚴嵩剛剛二十六歲。正德二年（1507），嚴嵩庶吉士結業，被授為翰林院編修。
他出仕的時期正值明代中葉正德、嘉靖年間這個多事之秋。明世宗在位四十六年，他隻關心兩件事，即“大禮議”和玄修，而大臣們在這兩件事上的態度則是他衡量人才的標準。嚴嵩在這兩件事上表現得都恰到好處，因議禮而驟貴，讚玄修而得寵。“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縱觀嚴嵩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到嚴嵩的人生信條是不做山，隻做水，隨地方，就地圓。
嚴嵩少年得誌，一片錦繡前程似乎已在他的麵前展現。但是，在正德三年（1508）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和母親相繼去世，他不得不回鄉守製，中斷了官場生涯。
3.退隱鈐山
正當壯年，嚴嵩何以退隱鈐山，閑居八年呢？這還得與正德年間特殊的政治環境聯係起來。明武宗朱厚照好逸樂，建豹房，遊宣府，終日為所欲為，縱情享樂，是個典型的荒嬉無道的皇帝。武宗的荒政，給宦官劉瑾提供了擅權之機，使得明代正德年間的宦官之禍愈演愈烈，許多忠直之士都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打擊和迫害。
嚴嵩退隱鈐山，正是仔細分析當時的政治形勢後才做出的決定。作為新科翰林，如果他與閹黨抗衡，無異於螳臂擋車，自取滅亡。如果出仕，則必須投靠閹黨，而這是為讀書人所不恥的。嚴嵩退隱鈐山，也與明代的黨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其時當權的宦官劉瑾是陝西人，閣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他們提拔、引用的大批官員都是北方人。朝廷中是北人的天下，南人大多受到打擊和排擠。尤其是閣臣焦芳，對江西人格外排擠。原來，焦芳曾為侍講九年，後遷大學士時，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華的諷刺：“焦芳也做了學士嗎？”焦芳遂對江西人恨之入骨，曾公然宣稱：“他日毋得濫用江西人。”嚴嵩籍係江西，而且位卑權小，在當時的政治舞台上，絲毫沒有他能施展才智的機會。正因如此，嚴嵩才審時度勢，借丁憂之機，托辭稱病。
正德三年，嚴嵩在鈐山之麓修建堂舍，取名“鈐山堂”，過起了隱居生活，以詩文自娛。在此期間，嚴嵩“銳意名山大川，攬勝尋幽，著述日富”。嚴嵩在文學方麵頗有造詣，其詩文有清雅之名。時人李夢陽曾說：“如今詞章之學，翰林諸公，嚴惟中為最。”何良俊稱：“嚴介老之詩，秀麗清警，近代名家，鮮有能出其右者。”嚴嵩的文學造詣在後世的史書中很少被人提及，這與嚴嵩身負“奸臣”的罵名有關。但是，因人廢文並不可取，他在詩文方麵的成就還是值得肯定的。嚴嵩還寫得一手好字，傳說北京老字號醬菜店“六必居”三個字就是他的墨寶。
在歸隱期間，嚴嵩還廣結名流，跟李夢陽、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這些人不僅學問淵博，而且還都曾是敢與閹黨作鬥爭的仁人誌士，頗有名望。嚴嵩與他們把酒論詩，剖經析義，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學聲望，也擴大了社會影響。正德七年（1512），嚴嵩還應袁州府太守之請，修《袁州府誌》。嚴嵩經過三年努力，於正德九年（1514）將《袁州府誌》纂修完畢。該誌體例頗有獨到之處，嚴嵩因之聲望日隆。
鈐山隱居的八年，對嚴嵩的宦海生涯具有重要的意義。避居鈐山，嚴嵩能夠明哲保身，遠離政治鬥爭。在此期間，嚴嵩潛心讀書，埋頭詩作，其文學素養大為長進，這對他複出後能夠縱橫官場、詩文奏對得到皇帝歡心大有裨益。同時，嚴嵩通過八年的韜光養晦，也為自己贏得了清譽，此時的他已不再隻是個新科進士，而是具有很高文學聲望和社會影響力的人物。這為他重返仕途積累了充足的資本。
4.重返仕途
正德後期，政局變化很大，劉瑾被誅，焦芳削官，朝廷中當政的主要是楊廷和、費宏等人。他們都是南人，也多屬於正人君子，與嚴嵩還多少有些交情。在嚴嵩看來，已經等到了出山的時機。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嚴嵩應詔複職，啟程赴京，重返仕途。
嚴嵩像隻獵鷹一樣，睜大雙眼，尋找能在官場飛黃騰達的機會。功夫不負有心人，機會終於從天而降。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朱厚照駕崩，他的堂弟朱厚熜繼承皇位，即世宗皇帝。小皇帝繼位時年方十五歲，卻城府很深，非常有主見。他為了追崇自己的本生父母，與廷臣們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禮議”之爭。這場爭論曆時二十多年，是明朝曆史上的大事，在中國曆史上也是罕見的。
明世宗之所以掀起這場爭鬥，表麵上看是因為他為其父的封號、祭祀典禮和稱宗入廟等問題，與大臣們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而“禮議”之爭的實質，首先在於世宗以藩王入繼大統，追封沒有做過皇帝的興獻王為皇帝，目的是維護自己繼承皇位的合法性，表明他的皇位不是繼承其堂兄武宗，而是來自他父親這一脈的血緣關係，也就是直接上承他的祖父孝宗。其次，這也是世宗與前朝老臣之間的一場權力鬥爭。世宗借“禮議”之爭，把楊廷和等迎立有功的前朝輔臣清理出朝廷，以免出現日後他們恃功自傲的局麵。世宗的剛愎自用、刻薄寡恩在明朝皇帝中也算得上是表現比較突出的一個。“禮議”之爭以明世宗的勝利而結束，許多朝臣因為禮議之爭，或喪命，或下獄，或遭貶，而嚴嵩卻是“禮議”之爭中的少數幾個受惠者之一。
嚴嵩自正德十一年重返仕途後，多在翰林院、國子監等政治鬥爭相對較少的地方任職，而且還曾多年居官南京。在“大禮議”之爭最激烈的前期，嚴嵩沒有卷進這場鬥爭的漩渦中，得以自保。而在禮議之爭後期發生的一件事情中，嚴嵩善於觀察政治風向，及時地把握住了機會，開始得到世宗的青睞。
這件事發生在嘉靖十七年（1538）六月，世宗欲讓生父獻皇帝稱宗入太廟，命下禮部集議。這時任禮部尚書的嚴嵩是躲不過去的了。這是個棘手的差事，順從皇帝，立刻就會招來罵名；按照慣例來秉公辦理，自己烏紗帽難保。經過一番思前想後、仔細斟酌，嚴嵩最後寫了一份模棱兩可的奏疏交給皇上。世宗對他的騎牆態度非常不滿，親書《明堂或問》，警示廷臣，言語犀利，堅決表示要讓其父明孝宗獻皇帝稱宗入廟。這對嚴嵩刺激很大，他惶恐不安，生怕皇帝怪罪。於是，嚴嵩盡改前說，完全順從皇帝的意思，為世宗的生父獻皇帝祔太廟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禮儀，並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在祭祀禮畢後，寫了《慶雲頌》和《大禮告成頌》，文筆絕佳，很得皇帝賞識。這件事在嚴嵩的宦海生涯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成為他政治命運的轉折點。從此，他平步青雲。
嚴嵩終於幫世宗實現了生父稱宗入廟的心願。世宗在“禮議”之爭中取得最後的勝利，嚴嵩功不可沒。而在這件事上，嚴嵩也接受了教訓——從此，他對世宗言聽計從，走上了“柔媚之臣”的道路。
5.與夏言的鬥爭
世宗在政治上無甚建樹，卻將主要精力放在了玄修上，熱衷於煉製丹藥和祈求長生。在那些看似神秘的儀式中，他經常需要撰寫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詞，由此就產生了明朝乃至中國曆史上都非常奇特的青詞宰相。
所謂青詞，就是道教齋醮時上奏天帝所用的表章，因用朱筆寫在青藤紙上，故名。這是一種賦體文章，需要以極其華麗的文筆表達出皇帝對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誠意。世宗經常要求臣下進獻青詞，寫得好的立即加官晉爵，甚至入內閣。當時朝中的許多大臣都因進獻青詞而得寵，嚴嵩同榜的狀元顧鼎臣就因青詞得寵而入內閣。嚴嵩文筆頗佳，所作青詞無不合乎世宗之意，因而找到了一條升官的捷徑。嘉靖十八年（1539）正月，皇帝舉行“尊天重典”，禮部尚書嚴嵩盡職盡責，作青詞頌德，被特加太子太保。當時，夏言與嚴嵩“俱以青詞得幸”，時人譏為“青詞宰相”。
這個夏言也非等閑人物，因在大禮議中站在皇帝一邊而驟然受寵，曾在世宗朝前期擔任過禮部尚書，後來又擔任內閣首輔。他在嚴嵩的政治生涯中起過重要作用。他曾經是嚴嵩向上爬的階梯，後又與嚴嵩相互傾軋。在經過了長達十餘年驚心動魄的爭鬥後，他被嚴嵩陷害，慘遭棄市（棄市是古代的一種刑法，在鬧市處以死刑，並將犯人暴屍街頭）。
夏言是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才考中的進士，要比嚴嵩晚十多年，但是他升遷很快，職位比嚴嵩高。嘉靖十五年（1536），夏言入閣拜相，十八年（1539）升為首輔。嚴嵩在重返仕途的十多年裏，一直擔任沒有什麽實權的官職，這令他既苦悶又很不甘心。此時，夏言進入了他的視野。夏言與他是江西同鄉，有了這樣一層關係，他對夏言極力巴結，曲意奉承，終於得到夏言的信任，多次為他引薦。嚴嵩就是在他的提攜下升任禮部尚書的。
然而二人的關係並非鐵板一塊，夏言對他又拉又打。在嚴嵩日漸寵信、欲入內閣之時，卻因夏言的阻止未能如願。嚴嵩表麵上依舊對夏言恭謹和順，背地裏卻恨得咬牙切齒，開始謀劃如何扳倒夏言。夏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為官勇於扶正，但他仗著皇帝的寵信，有些驕橫，有時在世宗麵前也態度疏慢。當時在大臣中頗有微詞，有“不睹費宏，不知相大；不見夏言，不知相尊”之語。嚴嵩就利用夏言性格上的弱點，大做文章，在言行上和夏言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對世宗更加俯首貼耳，陰柔諂媚，處處表現得謙卑忠勤；對同僚更加恭敬禮讓，因而很得人心。
在一些具體事件上，嚴嵩某些如小醜般的表現，更是讓世宗非常滿意。按明朝冠服製度，皇帝戴的帽子是用烏紗折巾而成的，稱為翼善冠。明世宗推崇道教，不戴自己應該戴的翼善冠而戴香葉冠，也就是道士帽。他還特製了五頂香葉冠分賜給夏言、嚴嵩等人。夏言認為這不是大臣的正式朝服，不應該戴，因此從來沒有戴過，世宗對此非常生氣。嚴嵩為了討得皇帝的歡心，在入值西苑、皇帝召對的日子，特意戴上香葉冠，還在冠上籠以青紗，以示莊重。世宗見了，果然龍心大悅。同時，世宗命大臣們入值西苑時，都按照道士的習慣騎馬，不準坐轎。夏言根本不理會，依然是坐轎進出西苑。對此，世宗也心存不滿。
夏言這些輕視道士的舉動，間接地體現了他對世宗修仙誤國的做法多少有些抵觸情緒。夏言的舉動也使皇帝身邊的道士對他銜恨在心，少不了在皇帝麵前借機詆毀他。眾口鑠金，夏言漸漸地失去了皇帝的恩寵。嚴嵩看時機成熟，就在一次世宗單獨召見他的時候，痛哭流涕地訴說夏言平時對他和其他大臣肆意欺淩。不久發生日食，嚴嵩又借上天警示之名趁機陷害夏言傲慢犯上。世宗不由得勃然大怒，立即罷了夏言的官職，把他趕回了家。天遂人願，嚴嵩終於搬掉了自己前進路上的絆腳石。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嚴嵩補了夏言離去後的空缺，以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這時，嚴嵩已經是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但卻精神矍爍，老當益壯，日夜在西苑侍值，常跟從在皇帝左右。世宗越發離不開他，對他恩寵有加。嚴嵩沒有因為入閣而滿足，他為獨攬朝政，千方百計打擊異己，並結黨納賄，動輒以千萬計。其間曾有多位言官對嚴嵩進行彈劾，都因皇帝的庇護，而對之奈何不得。
不過，對皇帝來說，權臣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嘉靖二十四年（1545），世宗因聽到一些有關嚴嵩驕橫的傳言，對他漸生厭惡之心。恰巧此時內閣缺人，世宗下詔再次起用夏言。夏言入閣後重任首輔，職位在嚴嵩之上。因上次去職的緣故，夏言對嚴嵩的為人很鄙視。夏言對嚴嵩不但輕慢如前，還時時加以打擊。夏言處理政事時根本就不征求嚴嵩的意見，並把嚴嵩安排的親信盡數除去。沒過多久，又發生了一件讓嚴嵩顏麵掃地的事。嚴嵩獨子嚴世蕃借他父親的權勢做了尚寶司少卿，管理一些工程項目，多方盤剝，大肆貪汙受賄。這些不法行為被夏言察知，欲上疏彈劾。嚴嵩聽說後，知道將大禍臨頭，拉上兒子直奔夏言家請求拜見。夏言托病不出，嚴嵩買通門房，攜子直入後堂，不顧臉麵，父子雙雙跪倒在夏言之前，請求夏言寬大為懷，放過世蕃。夏言被說得心軟了，答應不再追究。夏言為人易動惻隱之心，嚴嵩正是利用這一點，使嚴家逃過了一次滅頂之災。但是，他對夏言的怨恨卻與日俱增，表麵上笑語周旋，暗地裏卻在伺機反攻。
世宗是個多疑的人，他在西苑齋居時，就地築有值房，表麵上是方便大臣們值班處理政務，暗中卻經常派小太監窺視大臣們的行動。夏言根本不把這些小太監放在眼裏，依然我行我素，忙於政務。而嚴嵩則不同，他知道和這些宦官搞好關係很重要，便對這些小太監多多禮讓，還時常塞些金銀進行賄賂。世宗聽了小太監添枝加葉的匯報，對二人有了截然不同的印象。當初，夏言與嚴嵩都是因青詞得幸，這時夏言已年邁倦怠，青詞稿大多都是讓他的幕客撰寫，自己也不再審閱，甚至有很多青詞都是原來曾經進獻過的，世宗非常生氣，動輒就把他進獻的青詞丟棄到地上，而皇帝身邊的人沒有誰將此情形透露給夏言。嚴嵩在青詞上卻更下功夫，經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在燈下裝作閱看青詞稿的樣子。這樣，嚴嵩的恩寵更加鞏固，夏言的地位又岌岌可危了。
嘉靖二十五年（1546），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他出於邊防上的考慮，提出收複被蒙古占領的河套地區的計劃。河套地區就是今天寧夏和內蒙古境內賀蘭山以東、狼山和大青山以南的大片黃河沿岸地區。控製河套地區，對明代的邊防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世宗向大臣們征詢意見，夏言表示讚同，嚴嵩則堅決反對。嚴嵩還趁機攻擊夏言和曾銑是“擅權自用”、“好大喜功”。這時，恰巧內宮失火，皇後去世，這些變故讓世宗驚懼不安。不久，蒙古軍進擾延安、寧夏等地，嚴嵩趁機對世宗說，這些都是因為夏言、曾銑要收複河套造成的。世宗對此深信不疑，立即將曾銑緝拿處死，讓夏言再次致仕。嚴嵩怕夏言他日東山再起，必欲將其置於死地而後快。於是，他又誣蔑夏言是收受了曾銑的賄賂而支持收複河套的。大臣與邊將勾結是大罪，於是夏言終於在嘉靖二十七年慘遭棄市。
嚴嵩與夏言長達十多年的驚心動魄的鬥爭，最後以嚴嵩的勝利而告終。在這場爭鬥中，嚴嵩性格中的刻薄寡恩、陰險狡詐、心狠手辣的特點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嚴嵩費盡心機，終於位極人臣。
最初，夏言慘死時，沒有人為他喊冤。等到嚴嵩在政治上胡作非為、“禍及天下”的時候，人們才感到夏言死得可惜。有意思的是，日後代替嚴嵩的首輔徐階恰恰是夏言所推崇賞識的人物，徐階在嚴嵩垮台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曆史仿佛經曆了一個輪回。夏言不久也就被平反了，官複原職，賜祭葬。
6.大小丞相
嚴嵩雖然在嘉靖朝權傾一時，位高權重，為人也陰險狡詐，但他在家庭生活中卻是一個好丈夫，與結發妻子歐陽氏的感情很好，沒有其他姬妾，二人育有二女一子。嚴嵩柄政時，朝野上下流傳著“大丞相”、“小丞相”的稱呼，“大丞相”指的是嚴嵩，“小丞相”指的就是嚴嵩獨子——嚴世蕃。
嚴世蕃，號東樓，生於正德八年，嘉靖四十四年三月，因罪被斬，時年五十三歲。嚴世蕃不是經過科舉走上仕途，而是借他父親的光，先入國子監讀書，後做官，累遷至尚寶司少卿和工部右侍郎。據說，嚴嵩長得又高又瘦，眉目疏疏，聲音又大又尖，很符合百姓心目中刻畫的奸臣形象。可是，嚴世蕃的長相和他爹卻一點相似的地方都沒有，“短項肥體”，果然是富家公子氣象，隻是可惜一目失明。嚴世蕃奸猾機靈，通曉時務，熟悉國典，而且還頗會揣摩別人的心意。
嘉靖二十七年，嚴嵩再任首輔時，已經年近七旬，逐漸有些年邁體衰，精神倦怠。這時，他還要日夜隨侍在皇帝左右，已經沒有時間和精力處理政務。如遇事需要裁決，多依靠其子。他總是說“等我與東樓小兒計議後再定”，甚至私下讓世蕃直接入值，代其票擬。票擬就是內閣在接到奏章後作出批答，再由皇帝審定，是閣臣權力的重要體現。世蕃的票擬多能迎合世宗的心意，因此多次得到世宗的嘉獎。嚴嵩幹脆就將政務都交給其子，世蕃一時“權傾天下”。
據說，明代有名的一部小說《金瓶梅》就與嚴世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小說中的“西門慶”這個主要人物就是影射嚴世蕃而來的。嚴世蕃小名“慶兒”，號“東樓”，《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將“東樓”化作“西門”，直接用“慶”字為名，創造出這個小說人物，來影射嚴世蕃荒淫無度的生活。這裏姑且不去考證“西門慶”到底是不是以嚴世蕃為原型，但嚴世蕃貪酷成性、生活糜爛卻是跟小說裏的西門慶非常相似。
一次，嚴嵩的義子趙文華從江南回來，送給嚴世蕃的見麵禮就是一頂價值連城的金絲帳，還給嚴世蕃的二十七個姬妾每人一個珠寶髻。就這些禮物，嚴世蕃還嫌太少，心裏非常不滿，可見他的貪婪到了何種程度。世宗的第三子裕王朱載垕，按例應被立為太子，但世宗對他不是很親近。因此，嚴氏父子對他也很冷淡。就連照例每年該給裕王府的歲賜，戶部都因為沒有嚴氏父子的命令而一連三年都沒給發放。最後，這位未來的皇帝湊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給嚴世蕃，嚴世蕃欣然接受，才讓戶部補發了歲賜。嚴世蕃每每向人誇耀：“天子的兒子尚且要送給我銀子，誰敢不給我送銀子？”嚴世蕃的膽子真是大到了極點。
當時嚴氏父子把持著朝中官吏的任選、升遷。官無大小，皆有定價，不看官員的口碑、能力，一切都以官員的賄金為準。嚴世蕃利用各種手段大肆搜刮，家財富可敵國。據說，嚴世蕃與妻子要將金銀埋藏到地窖裏，想起這都是仰仗他父親得來的，於是就請嚴嵩來觀賞，嚴嵩一見，數量之巨出乎想像，頓時目瞪口呆，隱約感到大禍將至。
嚴嵩雖然奸貪狡詐，但卻隻有歐陽氏一個妻子，二人攜手終老。嚴世蕃在這點上與他父親截然不同。貪必好淫，淫必生貪，這話用在嚴嵩身上未必準確，但用在嚴世蕃的身上卻很合適。他荒淫無度的生活比起《金瓶梅》中的西門慶，有過之而無不及。嚴世蕃的妻妾就有二十七個，其他的侍女、丫鬟更是無數。他讓他的這些美妻嬌妾，列屋群居，她們所用服飾，繡著龍鳳花紋，點綴著珍珠寶石，極盡奢華之能事。嚴世蕃用象牙床，圍著金絲帳，朝歌夜舞，很為自己的奢靡生活感到得意。但是他沒想到，這正是他最被百姓痛恨的原因之一。嘉靖一朝，南倭北虜，民不聊生，嚴世蕃的大肆奢華鋪張當然就更招人忌恨。
嚴氏父子因其貪贓枉法早就被正直之士所痛恨，不斷有人站出來彈劾他們。但是，因為明世宗的偏聽偏信、嚴嵩的奸猾狡詐，這些彈劾不但都沒有奏效，那些上章彈劾他們父子的人反而往往備受打擊，丟官不說，有的還搭上了身家性命。
沈煉，曾作錦衣衛經曆。嘉靖三十一年，上疏彈劾嚴嵩“貪婪愚鄙”，曆數其“受將帥之賄，邊防弛備”、“受諸王饋贈，幹預宗室事務”、“攬禦史之權，敗壞政紀”、“嫉賢妒能”等罪狀。世宗不但未將嚴嵩治罪，還認為這是沈煉詆毀大臣，下詔將沈煉廷杖、謫官。嚴氏父子並不罷休，幾年後，指使黨羽尋機陷害，沈煉被斬，他的三個兒子，兩個被打死，一個被發配到邊疆。
被譽為明代第一直諫之臣的楊繼盛也是因彈劾嚴嵩而獲罪。嘉靖三十二年，時任兵部員外郎的楊繼盛上《請誅賊臣疏》，彈劾嚴嵩“壞祖宗之成法”、“竊皇上之大權”、“誤軍國之機”等十大罪狀、五大奸宄，揭露嚴嵩禍國殃民的真實麵目。在奏章的最後，楊繼盛懇求皇帝“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疏中所奏嚴嵩的罪狀，嚴嵩無法抵賴，但嚴嵩畢竟老謀深算，他抓住楊繼盛疏中“或問二王，令其麵陳嵩惡”這句話，誣陷楊繼盛與二王串通。剛愎自用的世宗最忌諱大臣們越過他和自己的兒子們結交，生怕因此而產生逼宮，遂不問疏中揭發嚴嵩的罪狀是否屬實，就降旨將楊繼盛逮捕入獄。在下獄兩年多後，楊繼盛於嘉靖三十四年被處決。行刑前，楊繼盛從容賦詩：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
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7.嚴嵩之死
嚴氏父子再次僥幸逃脫，但是他們身邊早已危機四伏了。
世宗的荒誕、自大、殘忍和喜歡玩弄權術，使得他的行事無法用正常的邏輯來解釋。嚴嵩的仕途生涯與世宗緊緊相連，他的榮辱興衰都決定在皇帝一個人的手裏。嚴嵩入閣二十一年，任首輔十五年，除了楊士奇，有明一代，無人能及。嚴氏父子奸險誤國，早就成為眾矢之的，但是世宗卻無動於衷。那麽，嚴嵩究竟是怎麽垮台的呢？原來，世宗下決心除去嚴氏父子，還是陰謀和權術共同作用所產生的結果。
嘉靖四十年，嚴嵩的妻子歐陽氏去世，嚴世蕃按舊時禮製應回鄉守製三年，雖然皇帝應嚴嵩的奏請，準許嚴世蕃留京，但他在居喪期間已不能代父入值票擬。嚴嵩此時已有八十餘歲，老朽昏聵，他所作的票擬往往言語不清，前後矛盾，他所進獻的青詞也都是別人代寫，這些多不稱世宗的心意，遂對嚴嵩漸漸心生不滿，後來又聽說嚴世蕃貪*縱，對其父子更感厭惡。
這時，嚴嵩可謂是禍不單行，自己不得皇帝的歡心不說，還與時任次輔的徐階發生了漸趨白熱化的鬥爭。徐階是一個聰明而又有權略的人，他感覺到世宗對嚴嵩態度的微妙轉變，就買通了世宗很信任的一個名叫藍道行的道士。藍道行在扶乩的時候，顯現出“分宜父子，奸險弄權”的字樣，世宗問：“上天為何不誅殺他呢?”藍道行詭稱：“留待皇帝正法。”世宗心有所動。就在這一年，皇帝居住的萬壽宮發生一場大火，皇帝不知以後怎麽辦，向大臣詢問，嚴嵩竟建議皇帝搬到南宮去住。南宮是舊時英宗被幽錮之所，這對喜歡祥瑞的世宗來講，真是犯了大忌諱。徐階迎合皇帝心意，主張重建萬壽宮，沒多久，新宮拔地而起，比先前更巍峨漂亮。這樣，徐階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漸有取代嚴嵩之勢。這件事成了嚴嵩晚年命運的轉折點。
嚴嵩失寵，禦史鄒應龍聞風而動，上疏彈劾嚴嵩。嘉靖四十一年，在徐階的慫恿下，皇帝奪去嚴嵩一切官職，勒令回鄉，嚴世蕃謫戍雷州衛。嚴世蕃在謫戍雷州中途跑回江西老家，本性難移，繼續作惡多端。嘉靖四十三年，他又被禦史彈劾。世宗大怒，將嚴世蕃逮捕下獄。第二年案結，世蕃被斬，嚴嵩被削籍為民，家產盡抄。嚴嵩隻得在祖墳旁搭一茅屋，寄食其中，晚景非常淒涼。嘉靖四十五年四月，一代奸臣嚴嵩在孤獨和貧病交加中去世。他死時窮得買不起棺木，也沒有吊唁者。臨死前，嚴嵩艱難地寫下“平生報國惟忠赤，身死從人說是非”，擲筆而死。
當年的十二月，明世宗也龍馭賓天了。奸臣佐昏君，這一對君臣還真是“相得益彰”啊。二人同年而死，一個時代落幕了。
嚴嵩為什麽成了“奸臣”
從嚴嵩臨終的留言可以看到，他是帶著無盡的委屈、不甘心和憤懣到了另一個世界的。《明史》稱：“嵩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鹹指目為奸臣。”嚴嵩肯定想不到，他所背負的“奸臣”罵名不但沒有因他的去世而消失，反倒廣為流傳，他的名字成為奸臣的代名詞。與此有關，這裏不得不提到一個明代有名的史學家——王世貞。
王世貞與嚴嵩結怨，傳說有一段公案。王世貞的父親就是被世宗處死的王忬。一個偶然的機會，王忬得到了價值連城的國寶《清明上河圖》，不久就被嚴氏父子得知，二人就向王忬索要。王忬迫於嚴氏父子的權勢，就讓一個畫師臨摹了一張送給嚴嵩，後來事情敗露，嚴嵩對其懷恨在心。後借王忬戍邊不力下獄之機，嚴嵩上奏本將其害死。因為這段積怨，王世貞在他所寫的《嘉靖以來首輔——嚴嵩傳》以及其他史著中，對嚴嵩多有詆毀，嚴嵩的聲名就此更是一落千丈。
（1）關於嚴嵩“竊弄威柄”問題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國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餘年的丞相製度；至明成祖始設內閣，《明史-職官誌》載，內閣大學士的職責主要是“掌獻替可否，奉陳規晦，點檢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可見內閣大學士不是政務官。《四庫全書總目》卷58“嘉靖以來首輔”條稱，“至嘉靖始委政內閣，而居首揆者，責任尤專……至世宗中葉，夏言、嚴嵩迭用事，遂赫然為宰相，壓製六卿矣。”這種表述是大可商榷的。世宗執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自嘉靖十八年即不上朝，即便如此，也不曾出現權臣專政的局麵。《明史-嚴嵩傳》載，嚴嵩任首輔後，“帝雖甚親禮嵩，亦不盡信其言，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其勢。”這說明世宗雖居大內，卻是緊握皇權的。因此，任何一位“權臣”在世宗朝絕無“竊弄威柄”的可能。關於此，從其他的記載亦可旁證。王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世宗）晚年雖不禦殿，而批決顧問，日無停晷；故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柄不移。”《世宗實錄》稱其“惓惓以不聞外事為憂。”《國榷》卷*引李維楨曰：“（世宗）齋居數十年，圖廽天下於掌上，中外儼然如臨。”又引範守已曰：“臣於徐少師階處，蓋捧讀世廟諭劄及改定旨草，雲人嚐謂輔臣擬旨，幾於擅國柄，乃大不然。……攬乾綱如帝者，幾何人哉！…以故大張弛、大封拜、大誅賞，皆出獨斷。”嚴嵩不可能竊弄威柄，於史比比可證矣。再如《賓退錄》卷四載，歐陽必進（都察院左都禦史），與嚴嵩為兒女親家，嵩欲安排必進為吏部尚書，經嵩哀求再三，世宗僅讓歐陽做了半年的吏部尚書即斥去。嚴嵩欲安排一下兒女親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談把持朝政、結黨營私呢！由此觀之，說嚴嵩“竊國柄政”不過空穴來風而已！
（2）嚴嵩與世宗的關係
世宗是個極難侍候的皇帝。世宗猜忌、多疑、嗜殺，不僅如此，他待人冷漠，對自己的妻兒、侍婢、臣僚無不無情無義，以至宮中一群弱女子要將他勒死。這就是發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宮婢之變”。《春明夢餘錄》載有因“大議禮”而受世宗器重的張璁一席話：“臣曆數從來內閣之官，鮮有能善終者。蓋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責，易招議論。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這番話是說，當首輔的要為皇帝的過失承擔責任，要甘當替罪羔羊。當徐階扳倒嚴嵩擢升為首輔時，他的朋友王維楨曾對他說：“夫宰相位絕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時有三難稱至苦焉：天子聖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難也；事下中書，責應於斯須，得失輕重關焉，二難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聞，廷臣所得聞，遠臣又不及知，而擬議轉注，易動唇吻，三難也。此三難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看來，我們似應從另一視角來看嚴嵩了。
嚴嵩任首輔十五年，與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殺的皇帝能相處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世宗崇奉道教，力讚玄修、進獻青詞幾乎是任閣臣的要件，因此“諛”、“媚”是閣臣們的共性，嚴嵩並不見得比別的閣臣更諛更媚了。例如宮婢之變後，世宗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壽宮發生火災，世宗欲重修宮殿。嚴嵩考慮世宗久不視朝，營建又要花費巨額資財，故不同意重修宮殿。而另一位閣臣徐階竭力主張重建。對此，時人“頗善嵩對，而微謂階之諛旨”（《獻征錄》卷16）。這裏所展示的則是嚴嵩剛性的另一麵。《明史紀事本末-嚴嵩用事》在分析世宗寵信嚴嵩之由時說：“況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剛，嵩以柔；帝以驕，嵩以謹；帝以英察，嵩以樸誠；帝以獨斷，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惟其如此，才能將世宗那暴戾的脾氣平和下來，使朝政不致變得更壞。關於這一層，世宗應該是心中有數的。因此，世宗對嚴嵩亦多有褒獎，如賜嚴嵩“忠勤敏達”的銀印，賜其藏書樓曰“瓊翰流輝”，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賜字幅曰“忠弼”等。即是令其致仕時，世宗在諭旨裏還是說“嵩小心忠慎，”致仕後的待遇，較其他首輔亦見優渥，“其致仕去，仍令馳驛去，有司歲給祿米百石資用”（《世廟識餘錄》卷22）。說明嚴嵩能真誠事主，並無二心，才能博得這位薄情寡恩的君主的善待。
那麽，率意說嚴嵩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
（3）關於嚴嵩“屠害忠良”
嚴嵩入閣後，彈劾他的大臣甚多。這些大臣中，有的被處死，有的被削職，其中在曆史上影響較大的是楊繼盛、沈煉等人。
沈煉，嘉靖十七年進士。《明史》本傳載“煉為人剛直，嫉惡如仇，然頗疏狂。”傳中未見記載沈煉有何才識。沈煉與他的上司錦衣衛帥陸炳頗善，與嚴世蕃過從甚密。沈煉嗜酒，“數從世蕃飲，世蕃以酒虐客，煉心不平，輒為反之。”區區小事，致生積怨，可見沈煉性格偏狹之一斑。嚴嵩曾說過沈煉不是好人，此話傳到沈煉耳中，他怕前途無著，於嘉靖三十年正月上疏劾嚴嵩。疏中曆數嵩十大罪狀。世宗閱疏後，“大怒，廷杖之，謫佃保安。”沈煉在保安並不安份，常常詈嵩父子；當地不明就裏的民眾亦“爭詈嵩以快煉，煉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為常。且縛草為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這種“遊戲”似不類君子所為。沈煉與地方當局常鬧糾紛，被總督楊順殺之。反對嚴嵩的人稱是嚴嵩授意殺害沈煉的，這也是於史無據的，且楊順亦非嵩黨。沈煉羅列嚴嵩十大罪狀，徐學謨以為“數嵩十罪，俱空虛無實”（《世廟識餘錄》卷15）。談遷在《國榷》中論曰：“沈純甫（煉）氣吞逆胡，當庚戌（1550年）秋，怒目而斥嚴氏，其強直自遂，固己不可一世矣。投身荒塞，隱約潛晦，何必不自得，至於傳檄京師，欲清君側之惡，以視請劍詠檜，尤為過之。”可見沈煉之死，完全是性格上的弱點所致，這與忠奸有何關涉焉！
楊繼盛，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據《明史》本傳載，頗精律呂之學，此外不見他有甚所長。在國子監時，為徐階門生；與唐順之往還甚密。楊繼盛性格與沈煉頗相似，我們不妨摘引唐順之致楊的一封書信：“執事豪傑士也，……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沉機之力或不及焉……”（《荊川先生文集》卷6）這是暗示楊性格上的弱點和才識不足。嘉靖三十二年，楊繼盛上《請誅賊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楊的指控，大多空疏無實，與沈疏無甚區別。如說嚴嵩沒有把國家治理好，世宗可能會認為是影射他的，因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辦的；又如楊繼盛《疏》曰：“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這無疑是認為世宗昏聵，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獄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楊疏上後，嵩一再請求休致，世宗挽留再三，說楊“邀譽賣直”，該疏是衝他而來的。疏文空泛，此即為無才識也。因此，楊繼盛必死無疑，或曰楊死是嵩做了手腳，此說是太過悖謬了。
另一個較有影響的人物是夏言。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閣揆後，都禦使曾銑議複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極言不可。於是吏部尚書聞淵等劾言誤國，二十七年春罷夏言首輔。是年殺夏言、曾銑。《明史-嚴嵩傳》說嵩借複套事件構陷夏言至死，《明史-夏言傳》指稱嵩與陸炳、駙馬都尉崔元聯手倒言。然而，談遷在《國榷》中認為，“貴溪（夏言）不死於敗而死於讒，又嚴氏之代為之受螫也。”可見嚴嵩是背了黑鍋的。在嚴嵩的《奏對錄》裏，曾載有嵩再三為夏言求情免死的劄子，亦見嵩未必是“心跡俱惡”之人。
被世宗殺掉的還有兵部右侍郎薊遼總督王杼。王杼是位精通軍事、很有責任心的將領，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時不察讓入侵的數萬北虜進入至三屯營，使不少中貴和宮人的家人財產遭受損失。這些天子身邊的人難免不向世宗投訴。在調查此事時，又牽出王杼疏於練兵等情況。於是世宗震怒，手批“諸將皆斬”。三十七年王杼被殺於西市，時年五十三歲！然傳末又指稱王杼之死責任在嵩。是非曲直尚有公論，《世廟識餘錄》如是說：“杼恂恂長者，悉心體國，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劃策守城，以全國儲，帝眷日隆，洊登樞佐。薊州邊備久弛，整頓良艱，屢至失律，遂於極典。┅┅華亭（徐階）乃予罪嚴嵩，至方秦檜之殺武穆。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對支大綸的判語談遷是極讚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嚴氏也。”這些說明有人要使嚴嵩“惡居下流”，欲令嚴嵩背負沉重而可怕的惡名。
《罪惟錄》有一段令人深長思之的話，“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後，不敢有可否，間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詞；至上所必欲殺，無所匡諍而已。….則凡上意所欲殺者，天下競指嵩。”嚴嵩“屠害忠良”之秘藉盡在彀中矣。而嚴嵩惡名之遠播，話本小說、傳奇戲曲功莫大焉。寫嵩陷害沈煉的“沈小霞初會出師表”（《今古奇觀》），曆數嵩陷害忠良的戲曲《嗚鳳記》、《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師表》等，在民間反複播演，此乃印證了戈倍爾氏的名言：謠言重複多次便變為“事實”！
（4）嚴嵩與抗虜禦倭政策
自嘉靖十三年起，蒙古新首領俺答汗幾乎無年不請求明朝“封貢”，然而，俺答求貢卻屢遭明廷拒絕，俺答便率兵大舉犯邊，其中最嚴重的事件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10萬精騎攻至北京，全國震動，史稱“庚戌之變”。嚴嵩對北虜的立場如何？這裏有二點是十分重要的。一是世宗欲效法成祖率軍巡邊。嘉靖二十八年二、三月，世宗兩次召見嚴嵩談到想親率大軍“巡邊”的想法，均遭嚴嵩婉言反對：“皇上聖謨弘遠，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時非前比，隻嚴督將臣守禦，自可無事，巡驅之典，似不必盡同於昔也。”（《世宗實錄》卷346）可以設想，如果世宗率軍巡邊，其結果可能比英宗的“土木之變”還慘。作為首輔的嚴嵩在此重大問題上並未一味順從邀寵，想必是予料到後果的嚴重性，故設法阻止之。二是世宗一直想以軍事手段解決北方邊患。例如嘉靖二十六年，首輔夏言、三邊總督曾銑力主收複河套失地，得到世宗批準；而嚴嵩及翁萬達、唐順之等富有學識和軍事經驗的大臣，對“複套”是很不讚成的。二十九年八月上旬，邊境形勢十分緊張，世宗曾兩次召嚴嵩討論對策，嚴嵩曰：“目今虜患，但邊臣戮力防禦為守之計，令不能深入，即為得策。若欲驅掃遠遁，恐力非昔比也。”又曰：“笫時勢誠有不同於昔者，兵不素練，將未得人，饋餉屢乏，即無可持之資。當事之臣，自任其責，防守邊疆，令不得患，雖犯不得利。此即禦戎之策矣┅┅”（《奏對錄》卷4）嚴嵩主張重在防禦，這完全是從當時的國情出發。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雲：“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比敵騎深入，戰守俱稱無軍。”（《典故紀聞》卷17）庚戌之變時京城的實際軍力是“僅四五萬，老弱半之。”（《明史-丁汝夔傳》）至於軍事裝備，因主持軍械製造的官員侵吞料價，以致造出的裝備不堪使用。如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堅，袖長壓臂，全不合式”；“弓力不過一二鬥，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遠，披甲後，手不能舉，射隻過數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無鋒。”（馬文升：《明臣奏議-修飭武備疏》）這樣的軍隊和裝備怎堪俺答10萬精騎一擊！曾任過兵部車駕司員外郎的楊繼盛未必不了解此時的軍情！他在《疏》中，將俺答犯京時嚴嵩不讓兵部尚書丁汝夔出戰，指為十大罪狀之一，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倭寇並非起於嘉靖朝，但嘉靖朝倭患最烈。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嚴嵩對倭寇的政策是與夏言是不同的。夏言重作首輔時，主張像對待北虜那樣以強硬手段剿滅倭寇，嘉靖二十六年他推薦朱紈總督閩浙倭亂事。朱紈在閩浙大肆屠戮，矛盾大為激化，而利益受損的官宦交章彈劾，朝中又失去夏言的支持，他擔心會受到懲罰和屈辱，而不得不含憤自殺。嚴嵩推薦趙文華督察軍務，頗有建樹。徐學謨《世廟識餘錄》稱：“……文華一出，以貪狠故，督撫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後，始問立戰功。”在趙文華的整治下，軍隊已有了一定的戰鬥力，對平定倭患起了一定作用。更為重要的是，趙文華認為海上貿易關係國計民生，應受到國家保護，使之合法化。嚴嵩對倭寇的政策在趙文華那裏得到最好體現。趙文華又啟用抗倭名將胡宗憲，先後又網羅了一批將才，如戚繼光、俞大猷、劉顯、譚綸、唐順之、王崇古、盧鏜等等，他們對平定嘉靖後期的倭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說明嚴嵩對北虜南倭的政策於國是有功的，至少並無大錯。
（5）關於嚴嵩之貪鄙
嚴嵩之“貪鄙”是令他聲名狼籍的原因之一。
王宗茂《皇明經世文編-糾劾誤國輔臣疏》：“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嵩攬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員名，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果價或至千金。”
“如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玩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請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桌，嵩坐於後，愈出愈奇，惟見桌之前增，椅之後退，尚無置處，蓋不知其數目。”
鄒應龍《皇明經世文編-貪橫陰臣欺君蠹國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仆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民怨入骨。”
《明史紀事本末-嚴嵩用事》：“永壽共和王庶子惟燱，與嫡孫懷熷爭立，以白金三千賂嵩。”
趙善政《賓退錄》：“嚴世蕃之籍，有金絲帳，累金絲為之……又有金溺器等物，執政者以為不可聞，令銷之以金數報。”
嚴嵩之貪，正史稗乘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記載比比可征。
嚴嵩家被籍沒時的財產究竟有多少？《世宗實錄-四十四年三月》條月：“金三萬二千九百六十兩有奇，銀二百二萬七千九十兩有奇，玉杯盤等項八百五十七件，玉帶二百餘條，金廂瑇瑁等帶一百二十餘條，金廂珠玉帶絛環等項三十三條、件，金廂壺盤杯箸等項二千八十餘件，龍卵壺五把，珍珠冠等項六十三頂、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餘間，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萬七千三百餘畝。……”
陳弘謨《繼世餘聞》：“嚴嵩籍沒時，金銀珠寶書畫器物田產，共估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七兩餘。又直隸巡按禦使孫丕揚所抄京中家產，亦不減此數。”
世宗令將籍沒的財產一半充邊餉，一半入內庫，而當時僅10萬兩入庫，世宗問道：“三月決囚後，今已十月餘矣，財物尚未至，尚不見。是財物既不在犯家，國亦無收，民亦無還，果何在耶？”（《世宗實錄》卷519）當時主持籍沒事的是首輔徐階，徐階是否故意虛報，以張大嚴嵩父子的過惡呢？從史料來看是有的，連徐階主持編修的《世宗實錄》也難掩其真相。卷544稱：“比籍沒嚴氏，貲財巳稍稍散逸，按臣奉詔征之，急不能如數，乃聽孔（彭孔，被徐階定為嚴氏‘逆黨’）等指攀，於是株蔓及於無辜，一省騷擾矣。”萬厲年間籍沒張居正時，《明史-趙錦傳》載左都禦使趙錦曾上疏規勸神宗：“方聖祖肅皇帝時，故大學士嚴嵩，特受眷知首參機務，每不能仰體聖祖所倚毗之心，而專怙寵行私。其子世蕃，複大為奸利。於是中外切齒，言者四起。而聖祖方旋悟疚逐，命收捕世蕃。而言者猶忿恨不巳，至謂世蕃有謀叛狀。於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時承勘者與撫按諸臣，懼無以上應明詔，重幹不測，則虛上所當籍事，而其實不符，則又株連影捕，旁搜近取以足之。聖祖以為所籍之物，而不知其強半出於無辜之民、閭閻之間。”他還說道：“初抄沒世蕃，命下倉卒，所得猶僅若此！”嚴氏巨額資財既不在犯家，國家亦未收，也未隱慝流失，這隻能說明它根本就不存在，是被政敵徐階惡意誇大了！如果說嚴嵩之貪“猶僅若此”，那麽，我們對沈練、楊繼盛、鄒應龍等所指控嚴氏貪黷的真實性，就不能不大加懷疑了。
嚴嵩素有貪名，而徐階素有廉名。而作為“廉吏”的徐階卻有田產四十餘萬畝。徐階究竟有多少資財，雖是無法統計，卻令時任應天巡撫的海瑞也歎為觀止：“產業之多，令人駭異。”（《四友齋叢說》卷13）海瑞接到許多農民控告徐階奪田霸產的訴狀，即勒令徐“退之過半”，否則不予結案。其時徐階致仕家居，懾於海瑞威名不得退還農民些許田產，暗中卻行賄於給事中戴鳳翔，彈劾海瑞“漁肉縉紳”，將海瑞罷官，保住了他龐大的田產。《獻征錄-大學士嚴公嵩傳》載，嚴嵩降生於小家子，“其父不過小吏”；同書“大學士徐公階傳”載：徐階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補邑椽吏。”說明兩人起步時家業相當，嚴嵩任了十五年首輔，而徐階僅任了六年首輔，田產卻是嚴家的15倍！僅以田產相比，孰貪孰廉豈不昭然若揭了嗎！
（6）嚴嵩之為人
錢謙益《列朝詩集-嚴少師嵩》：“少師初入詞垣，負才名，謁告返裏，居鈐山之東堂，讀書屏居者七年，而又傾心折節，交結勝流，如楊用修輩，相與倚合，名滿天下，以公輔望歸之。”這說明嚴嵩是頗有文才的，詩文且典雅清新、深入淺出。李夢陽曾說：“如今詞章文學，翰林諸公，嚴惟中為最。”（《四友齋叢說摘抄》）以這樣的文才撰寫青詞，當然會受到世宗的賞識；《明史-嚴嵩傳》稱嚴氏“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看來，這也是不實之詞。此外，嚴嵩待人也有度量，《罪惟錄》載：“林一新者，以僉事分巡，嵩仆有不法，執笞之。一新入賀京師，嵩甚加敬禮，其能重賢大夫若此也。”約束家人，顧及大義，與徐階縱惡子弟橫行鄉裏，何啻天壤之別。
嚴嵩很注意獎掖擢選人才以為國用。《列朝詩集-唐順之傳》：“順之於學，無所不窺，大則天文樂律，小則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詰。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間，轉戰淮海，遂以身殉，可謂誌士者矣！”同書“尹耕傳”：“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瓚宗，其識見亦非他庸相所及也。”崇禎年間做過大學士的黃景昉在《國史唯疑》中說：“徐華亭（階）語張襄惠（嶽）兒曰：‘嚴氏當國二十年，製閫不入一錢，沒，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猶使賢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嚴嵩雅善詩文，收羅知名士，間能抑情沽譽，有可憐恕者。”事過數十年，當黃景昉路過袁州時，還聽到當地人對嚴氏的好感和懷念之詞，尤其是他的政敵在私下與相知所說的一席話，是否意味著嚴嵩還有一種人格魅力呢？這是頗值得治史者玩味的。
《列朝詩集-胡瓚宗傳》：“家居數年，而有詩案之獄。戶部主事王聯，瓚宗在河南所笞貪令也，上書訐瓚宗‘聞大駕幸楚’詩，有‘穆天湘竹’之語，世廟大怒，下之獄。嚴分宜、陶恭誠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國楨《皇明大事記》卷32載，因王聯的誣陷而羅織成大辟，株連一百一十餘人，“是時，上意不測，大學士嚴嵩為之申釋，聖怒少解。”這類頗值嘉許的事，竟在《明史-嚴嵩傳》中缺載。聯係到嚴嵩曾頗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說明此老無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惡。比起徐階整死仇鸞、張經，羅織“嚴黨”瘐死胡宗憲，以“叛逆”罪構陷嚴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
《皇明大事記-嚴嵩》載有一些嚴嵩家事，如“嵩妻歐陽氏甚賢，治家有法，馭世蕃尤嚴，嵩亦相敬如賓，旁無姬侍。”沈德符《萬曆野獲篇-內閣-居官居鄉不同》：“嚴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為德於鄉甚厚，其夫人歐陽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猶誦說之。”嚴嵩在故鄉的口碑，朱國楨《湧幢小品》中亦有記敘：“分宜之惡，譚者以為古今罕儷。乃江右人，尚有餘思，袁人尤甚，餘過袁問而親得之。可見輿論所評自有不同處。”可見嚴嵩名節被“帝王家譜”誣之深矣！
（7）餘論
世宗之初，對百年積弊和朝政是頗多革新的。談遷在《國榷》（卷*）中予以很高評價：“世廟起正德之衰”，“厘正諸儒，嚴迪德之選；革藩鎮之諸閹，廢畿甸之皇莊，奪外戚之世封，抑司禮之柄用，┅┅”朝政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過於果斷革除鎮守中官，正如《明史-張忠傳》所言：“（世宗）盡撤鎮守內臣及典京堂倉場者，終四十年不複設，故內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雲。”嘉靖十年行“一條鞭”法，變革賦稅，社會經濟大有發展。如果說嘉靖初年君相有鼎革之力，那麽，與世宗廝守了十五乃至二十餘年的嚴嵩，豈能無守成之功？
先聖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惡居下流和“善”居上流皆司馬遷後史家筆法，遑論忠奸！是故讀史大可不必以“史”來讀，而應以“文化”來解讀！其文化的意味難道不比曆史的意味更有價值嗎！
嚴嵩，字惟中，號介溪，江西分宜人，弘治進土。嘉靖二十一年任武英殿大學士，人間參頂機務，兼禮部尚書。他對明世宗一味謅媚，竊權奪利，誅殺異己。嚴嵩善於撰寫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詞”，從而受到皇帝的寵幸。他於嘉靖二十三年八月支使言官彈劾翟鑾父子在考進土時作弊，使翟鑾被削職為民。九月，嚴嵩升任首輔，獨攬國政，被稱為“青詞宰相”。他年過花甲，整天在西苑值廬，未曾歸家洗沐，明世宗被其勤奮感動，更為信任於他。嚴嵩以兒子嚴世藩和義子趙文華為爪牙，拉攏錦衣衛都指揮陸炳，操縱朝政十多年，權傾朝野，收禮納賄，為所欲為，弄得明王朝政治極為黑暗，邊防鬆弛不堪。
1.少年
嚴嵩，粗眉毛，大聲音，腳長體高，又削瘦，像隻兩腳規。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出生在分宜介溪一個寒士之家，祖父嚴驥，父親嚴準是個窮秀才，在鄉裏課蒙童。
嚴嵩幼時聰慧，又是長房長孫，他父親對他的學業格外關心，八歲時就書史成誦，能為文，屬對有奇語.據《嚴氏族譜》，嵩讀私塾時，曾與其老師及叔父對聯語有曰：“手抱屋柱團團轉，腳踏雲梯步步高”；“一灣秀水足陶情，流珠濺玉四顧好山皆入望，削碧攢青；”“七歲兒童未老先稱閣老，三旬叔父無才卻作秀才”。因出語非凡，被人稱為神童。
2.出仕
經過多年苦讀，嚴嵩終於在弘治十八年（1505）考中進士，並隨之以《雨後觀芍藥詩》入選翰林院為庶吉士（明製，選新進士中擅長文學與書法者擔任庶吉士，繼續學習，並練習政事），這年嚴嵩剛剛二十六歲。正德二年（1507），嚴嵩庶吉士結業，被授為翰林院編修。
他出仕的時期正值明代中葉正德、嘉靖年間這個多事之秋。明世宗在位四十六年，他隻關心兩件事，即“大禮議”和玄修，而大臣們在這兩件事上的態度則是他衡量人才的標準。嚴嵩在這兩件事上表現得都恰到好處，因議禮而驟貴，讚玄修而得寵。“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縱觀嚴嵩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到嚴嵩的人生信條是不做山，隻做水，隨地方，就地圓。
嚴嵩少年得誌，一片錦繡前程似乎已在他的麵前展現。但是，在正德三年（1508）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和母親相繼去世，他不得不回鄉守製，中斷了官場生涯。
3.退隱鈐山
正當壯年，嚴嵩何以退隱鈐山，閑居八年呢？這還得與正德年間特殊的政治環境聯係起來。明武宗朱厚照好逸樂，建豹房，遊宣府，終日為所欲為，縱情享樂，是個典型的荒嬉無道的皇帝。武宗的荒政，給宦官劉瑾提供了擅權之機，使得明代正德年間的宦官之禍愈演愈烈，許多忠直之士都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打擊和迫害。
嚴嵩退隱鈐山，正是仔細分析當時的政治形勢後才做出的決定。作為新科翰林，如果他與閹黨抗衡，無異於螳臂擋車，自取滅亡。如果出仕，則必須投靠閹黨，而這是為讀書人所不恥的。嚴嵩退隱鈐山，也與明代的黨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其時當權的宦官劉瑾是陝西人，閣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他們提拔、引用的大批官員都是北方人。朝廷中是北人的天下，南人大多受到打擊和排擠。尤其是閣臣焦芳，對江西人格外排擠。原來，焦芳曾為侍講九年，後遷大學士時，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華的諷刺：“焦芳也做了學士嗎？”焦芳遂對江西人恨之入骨，曾公然宣稱：“他日毋得濫用江西人。”嚴嵩籍係江西，而且位卑權小，在當時的政治舞台上，絲毫沒有他能施展才智的機會。正因如此，嚴嵩才審時度勢，借丁憂之機，托辭稱病。
正德三年，嚴嵩在鈐山之麓修建堂舍，取名“鈐山堂”，過起了隱居生活，以詩文自娛。在此期間，嚴嵩“銳意名山大川，攬勝尋幽，著述日富”。嚴嵩在文學方麵頗有造詣，其詩文有清雅之名。時人李夢陽曾說：“如今詞章之學，翰林諸公，嚴惟中為最。”何良俊稱：“嚴介老之詩，秀麗清警，近代名家，鮮有能出其右者。”嚴嵩的文學造詣在後世的史書中很少被人提及，這與嚴嵩身負“奸臣”的罵名有關。但是，因人廢文並不可取，他在詩文方麵的成就還是值得肯定的。嚴嵩還寫得一手好字，傳說北京老字號醬菜店“六必居”三個字就是他的墨寶。
在歸隱期間，嚴嵩還廣結名流，跟李夢陽、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這些人不僅學問淵博，而且還都曾是敢與閹黨作鬥爭的仁人誌士，頗有名望。嚴嵩與他們把酒論詩，剖經析義，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學聲望，也擴大了社會影響。正德七年（1512），嚴嵩還應袁州府太守之請，修《袁州府誌》。嚴嵩經過三年努力，於正德九年（1514）將《袁州府誌》纂修完畢。該誌體例頗有獨到之處，嚴嵩因之聲望日隆。
鈐山隱居的八年，對嚴嵩的宦海生涯具有重要的意義。避居鈐山，嚴嵩能夠明哲保身，遠離政治鬥爭。在此期間，嚴嵩潛心讀書，埋頭詩作，其文學素養大為長進，這對他複出後能夠縱橫官場、詩文奏對得到皇帝歡心大有裨益。同時，嚴嵩通過八年的韜光養晦，也為自己贏得了清譽，此時的他已不再隻是個新科進士，而是具有很高文學聲望和社會影響力的人物。這為他重返仕途積累了充足的資本。
4.重返仕途
正德後期，政局變化很大，劉瑾被誅，焦芳削官，朝廷中當政的主要是楊廷和、費宏等人。他們都是南人，也多屬於正人君子，與嚴嵩還多少有些交情。在嚴嵩看來，已經等到了出山的時機。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嚴嵩應詔複職，啟程赴京，重返仕途。
嚴嵩像隻獵鷹一樣，睜大雙眼，尋找能在官場飛黃騰達的機會。功夫不負有心人，機會終於從天而降。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朱厚照駕崩，他的堂弟朱厚熜繼承皇位，即世宗皇帝。小皇帝繼位時年方十五歲，卻城府很深，非常有主見。他為了追崇自己的本生父母，與廷臣們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禮議”之爭。這場爭論曆時二十多年，是明朝曆史上的大事，在中國曆史上也是罕見的。
明世宗之所以掀起這場爭鬥，表麵上看是因為他為其父的封號、祭祀典禮和稱宗入廟等問題，與大臣們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而“禮議”之爭的實質，首先在於世宗以藩王入繼大統，追封沒有做過皇帝的興獻王為皇帝，目的是維護自己繼承皇位的合法性，表明他的皇位不是繼承其堂兄武宗，而是來自他父親這一脈的血緣關係，也就是直接上承他的祖父孝宗。其次，這也是世宗與前朝老臣之間的一場權力鬥爭。世宗借“禮議”之爭，把楊廷和等迎立有功的前朝輔臣清理出朝廷，以免出現日後他們恃功自傲的局麵。世宗的剛愎自用、刻薄寡恩在明朝皇帝中也算得上是表現比較突出的一個。“禮議”之爭以明世宗的勝利而結束，許多朝臣因為禮議之爭，或喪命，或下獄，或遭貶，而嚴嵩卻是“禮議”之爭中的少數幾個受惠者之一。
嚴嵩自正德十一年重返仕途後，多在翰林院、國子監等政治鬥爭相對較少的地方任職，而且還曾多年居官南京。在“大禮議”之爭最激烈的前期，嚴嵩沒有卷進這場鬥爭的漩渦中，得以自保。而在禮議之爭後期發生的一件事情中，嚴嵩善於觀察政治風向，及時地把握住了機會，開始得到世宗的青睞。
這件事發生在嘉靖十七年（1538）六月，世宗欲讓生父獻皇帝稱宗入太廟，命下禮部集議。這時任禮部尚書的嚴嵩是躲不過去的了。這是個棘手的差事，順從皇帝，立刻就會招來罵名；按照慣例來秉公辦理，自己烏紗帽難保。經過一番思前想後、仔細斟酌，嚴嵩最後寫了一份模棱兩可的奏疏交給皇上。世宗對他的騎牆態度非常不滿，親書《明堂或問》，警示廷臣，言語犀利，堅決表示要讓其父明孝宗獻皇帝稱宗入廟。這對嚴嵩刺激很大，他惶恐不安，生怕皇帝怪罪。於是，嚴嵩盡改前說，完全順從皇帝的意思，為世宗的生父獻皇帝祔太廟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禮儀，並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在祭祀禮畢後，寫了《慶雲頌》和《大禮告成頌》，文筆絕佳，很得皇帝賞識。這件事在嚴嵩的宦海生涯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成為他政治命運的轉折點。從此，他平步青雲。
嚴嵩終於幫世宗實現了生父稱宗入廟的心願。世宗在“禮議”之爭中取得最後的勝利，嚴嵩功不可沒。而在這件事上，嚴嵩也接受了教訓——從此，他對世宗言聽計從，走上了“柔媚之臣”的道路。
5.與夏言的鬥爭
世宗在政治上無甚建樹，卻將主要精力放在了玄修上，熱衷於煉製丹藥和祈求長生。在那些看似神秘的儀式中，他經常需要撰寫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詞，由此就產生了明朝乃至中國曆史上都非常奇特的青詞宰相。
所謂青詞，就是道教齋醮時上奏天帝所用的表章，因用朱筆寫在青藤紙上，故名。這是一種賦體文章，需要以極其華麗的文筆表達出皇帝對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誠意。世宗經常要求臣下進獻青詞，寫得好的立即加官晉爵，甚至入內閣。當時朝中的許多大臣都因進獻青詞而得寵，嚴嵩同榜的狀元顧鼎臣就因青詞得寵而入內閣。嚴嵩文筆頗佳，所作青詞無不合乎世宗之意，因而找到了一條升官的捷徑。嘉靖十八年（1539）正月，皇帝舉行“尊天重典”，禮部尚書嚴嵩盡職盡責，作青詞頌德，被特加太子太保。當時，夏言與嚴嵩“俱以青詞得幸”，時人譏為“青詞宰相”。
這個夏言也非等閑人物，因在大禮議中站在皇帝一邊而驟然受寵，曾在世宗朝前期擔任過禮部尚書，後來又擔任內閣首輔。他在嚴嵩的政治生涯中起過重要作用。他曾經是嚴嵩向上爬的階梯，後又與嚴嵩相互傾軋。在經過了長達十餘年驚心動魄的爭鬥後，他被嚴嵩陷害，慘遭棄市（棄市是古代的一種刑法，在鬧市處以死刑，並將犯人暴屍街頭）。
夏言是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才考中的進士，要比嚴嵩晚十多年，但是他升遷很快，職位比嚴嵩高。嘉靖十五年（1536），夏言入閣拜相，十八年（1539）升為首輔。嚴嵩在重返仕途的十多年裏，一直擔任沒有什麽實權的官職，這令他既苦悶又很不甘心。此時，夏言進入了他的視野。夏言與他是江西同鄉，有了這樣一層關係，他對夏言極力巴結，曲意奉承，終於得到夏言的信任，多次為他引薦。嚴嵩就是在他的提攜下升任禮部尚書的。
然而二人的關係並非鐵板一塊，夏言對他又拉又打。在嚴嵩日漸寵信、欲入內閣之時，卻因夏言的阻止未能如願。嚴嵩表麵上依舊對夏言恭謹和順，背地裏卻恨得咬牙切齒，開始謀劃如何扳倒夏言。夏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為官勇於扶正，但他仗著皇帝的寵信，有些驕橫，有時在世宗麵前也態度疏慢。當時在大臣中頗有微詞，有“不睹費宏，不知相大；不見夏言，不知相尊”之語。嚴嵩就利用夏言性格上的弱點，大做文章，在言行上和夏言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對世宗更加俯首貼耳，陰柔諂媚，處處表現得謙卑忠勤；對同僚更加恭敬禮讓，因而很得人心。
在一些具體事件上，嚴嵩某些如小醜般的表現，更是讓世宗非常滿意。按明朝冠服製度，皇帝戴的帽子是用烏紗折巾而成的，稱為翼善冠。明世宗推崇道教，不戴自己應該戴的翼善冠而戴香葉冠，也就是道士帽。他還特製了五頂香葉冠分賜給夏言、嚴嵩等人。夏言認為這不是大臣的正式朝服，不應該戴，因此從來沒有戴過，世宗對此非常生氣。嚴嵩為了討得皇帝的歡心，在入值西苑、皇帝召對的日子，特意戴上香葉冠，還在冠上籠以青紗，以示莊重。世宗見了，果然龍心大悅。同時，世宗命大臣們入值西苑時，都按照道士的習慣騎馬，不準坐轎。夏言根本不理會，依然是坐轎進出西苑。對此，世宗也心存不滿。
夏言這些輕視道士的舉動，間接地體現了他對世宗修仙誤國的做法多少有些抵觸情緒。夏言的舉動也使皇帝身邊的道士對他銜恨在心，少不了在皇帝麵前借機詆毀他。眾口鑠金，夏言漸漸地失去了皇帝的恩寵。嚴嵩看時機成熟，就在一次世宗單獨召見他的時候，痛哭流涕地訴說夏言平時對他和其他大臣肆意欺淩。不久發生日食，嚴嵩又借上天警示之名趁機陷害夏言傲慢犯上。世宗不由得勃然大怒，立即罷了夏言的官職，把他趕回了家。天遂人願，嚴嵩終於搬掉了自己前進路上的絆腳石。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嚴嵩補了夏言離去後的空缺，以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這時，嚴嵩已經是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但卻精神矍爍，老當益壯，日夜在西苑侍值，常跟從在皇帝左右。世宗越發離不開他，對他恩寵有加。嚴嵩沒有因為入閣而滿足，他為獨攬朝政，千方百計打擊異己，並結黨納賄，動輒以千萬計。其間曾有多位言官對嚴嵩進行彈劾，都因皇帝的庇護，而對之奈何不得。
不過，對皇帝來說，權臣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嘉靖二十四年（1545），世宗因聽到一些有關嚴嵩驕橫的傳言，對他漸生厭惡之心。恰巧此時內閣缺人，世宗下詔再次起用夏言。夏言入閣後重任首輔，職位在嚴嵩之上。因上次去職的緣故，夏言對嚴嵩的為人很鄙視。夏言對嚴嵩不但輕慢如前，還時時加以打擊。夏言處理政事時根本就不征求嚴嵩的意見，並把嚴嵩安排的親信盡數除去。沒過多久，又發生了一件讓嚴嵩顏麵掃地的事。嚴嵩獨子嚴世蕃借他父親的權勢做了尚寶司少卿，管理一些工程項目，多方盤剝，大肆貪汙受賄。這些不法行為被夏言察知，欲上疏彈劾。嚴嵩聽說後，知道將大禍臨頭，拉上兒子直奔夏言家請求拜見。夏言托病不出，嚴嵩買通門房，攜子直入後堂，不顧臉麵，父子雙雙跪倒在夏言之前，請求夏言寬大為懷，放過世蕃。夏言被說得心軟了，答應不再追究。夏言為人易動惻隱之心，嚴嵩正是利用這一點，使嚴家逃過了一次滅頂之災。但是，他對夏言的怨恨卻與日俱增，表麵上笑語周旋，暗地裏卻在伺機反攻。
世宗是個多疑的人，他在西苑齋居時，就地築有值房，表麵上是方便大臣們值班處理政務，暗中卻經常派小太監窺視大臣們的行動。夏言根本不把這些小太監放在眼裏，依然我行我素，忙於政務。而嚴嵩則不同，他知道和這些宦官搞好關係很重要，便對這些小太監多多禮讓，還時常塞些金銀進行賄賂。世宗聽了小太監添枝加葉的匯報，對二人有了截然不同的印象。當初，夏言與嚴嵩都是因青詞得幸，這時夏言已年邁倦怠，青詞稿大多都是讓他的幕客撰寫，自己也不再審閱，甚至有很多青詞都是原來曾經進獻過的，世宗非常生氣，動輒就把他進獻的青詞丟棄到地上，而皇帝身邊的人沒有誰將此情形透露給夏言。嚴嵩在青詞上卻更下功夫，經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在燈下裝作閱看青詞稿的樣子。這樣，嚴嵩的恩寵更加鞏固，夏言的地位又岌岌可危了。
嘉靖二十五年（1546），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他出於邊防上的考慮，提出收複被蒙古占領的河套地區的計劃。河套地區就是今天寧夏和內蒙古境內賀蘭山以東、狼山和大青山以南的大片黃河沿岸地區。控製河套地區，對明代的邊防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世宗向大臣們征詢意見，夏言表示讚同，嚴嵩則堅決反對。嚴嵩還趁機攻擊夏言和曾銑是“擅權自用”、“好大喜功”。這時，恰巧內宮失火，皇後去世，這些變故讓世宗驚懼不安。不久，蒙古軍進擾延安、寧夏等地，嚴嵩趁機對世宗說，這些都是因為夏言、曾銑要收複河套造成的。世宗對此深信不疑，立即將曾銑緝拿處死，讓夏言再次致仕。嚴嵩怕夏言他日東山再起，必欲將其置於死地而後快。於是，他又誣蔑夏言是收受了曾銑的賄賂而支持收複河套的。大臣與邊將勾結是大罪，於是夏言終於在嘉靖二十七年慘遭棄市。
嚴嵩與夏言長達十多年的驚心動魄的鬥爭，最後以嚴嵩的勝利而告終。在這場爭鬥中，嚴嵩性格中的刻薄寡恩、陰險狡詐、心狠手辣的特點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嚴嵩費盡心機，終於位極人臣。
最初，夏言慘死時，沒有人為他喊冤。等到嚴嵩在政治上胡作非為、“禍及天下”的時候，人們才感到夏言死得可惜。有意思的是，日後代替嚴嵩的首輔徐階恰恰是夏言所推崇賞識的人物，徐階在嚴嵩垮台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曆史仿佛經曆了一個輪回。夏言不久也就被平反了，官複原職，賜祭葬。
6.大小丞相
嚴嵩雖然在嘉靖朝權傾一時，位高權重，為人也陰險狡詐，但他在家庭生活中卻是一個好丈夫，與結發妻子歐陽氏的感情很好，沒有其他姬妾，二人育有二女一子。嚴嵩柄政時，朝野上下流傳著“大丞相”、“小丞相”的稱呼，“大丞相”指的是嚴嵩，“小丞相”指的就是嚴嵩獨子——嚴世蕃。
嚴世蕃，號東樓，生於正德八年，嘉靖四十四年三月，因罪被斬，時年五十三歲。嚴世蕃不是經過科舉走上仕途，而是借他父親的光，先入國子監讀書，後做官，累遷至尚寶司少卿和工部右侍郎。據說，嚴嵩長得又高又瘦，眉目疏疏，聲音又大又尖，很符合百姓心目中刻畫的奸臣形象。可是，嚴世蕃的長相和他爹卻一點相似的地方都沒有，“短項肥體”，果然是富家公子氣象，隻是可惜一目失明。嚴世蕃奸猾機靈，通曉時務，熟悉國典，而且還頗會揣摩別人的心意。
嘉靖二十七年，嚴嵩再任首輔時，已經年近七旬，逐漸有些年邁體衰，精神倦怠。這時，他還要日夜隨侍在皇帝左右，已經沒有時間和精力處理政務。如遇事需要裁決，多依靠其子。他總是說“等我與東樓小兒計議後再定”，甚至私下讓世蕃直接入值，代其票擬。票擬就是內閣在接到奏章後作出批答，再由皇帝審定，是閣臣權力的重要體現。世蕃的票擬多能迎合世宗的心意，因此多次得到世宗的嘉獎。嚴嵩幹脆就將政務都交給其子，世蕃一時“權傾天下”。
據說，明代有名的一部小說《金瓶梅》就與嚴世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小說中的“西門慶”這個主要人物就是影射嚴世蕃而來的。嚴世蕃小名“慶兒”，號“東樓”，《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將“東樓”化作“西門”，直接用“慶”字為名，創造出這個小說人物，來影射嚴世蕃荒淫無度的生活。這裏姑且不去考證“西門慶”到底是不是以嚴世蕃為原型，但嚴世蕃貪酷成性、生活糜爛卻是跟小說裏的西門慶非常相似。
一次，嚴嵩的義子趙文華從江南回來，送給嚴世蕃的見麵禮就是一頂價值連城的金絲帳，還給嚴世蕃的二十七個姬妾每人一個珠寶髻。就這些禮物，嚴世蕃還嫌太少，心裏非常不滿，可見他的貪婪到了何種程度。世宗的第三子裕王朱載垕，按例應被立為太子，但世宗對他不是很親近。因此，嚴氏父子對他也很冷淡。就連照例每年該給裕王府的歲賜，戶部都因為沒有嚴氏父子的命令而一連三年都沒給發放。最後，這位未來的皇帝湊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給嚴世蕃，嚴世蕃欣然接受，才讓戶部補發了歲賜。嚴世蕃每每向人誇耀：“天子的兒子尚且要送給我銀子，誰敢不給我送銀子？”嚴世蕃的膽子真是大到了極點。
當時嚴氏父子把持著朝中官吏的任選、升遷。官無大小，皆有定價，不看官員的口碑、能力，一切都以官員的賄金為準。嚴世蕃利用各種手段大肆搜刮，家財富可敵國。據說，嚴世蕃與妻子要將金銀埋藏到地窖裏，想起這都是仰仗他父親得來的，於是就請嚴嵩來觀賞，嚴嵩一見，數量之巨出乎想像，頓時目瞪口呆，隱約感到大禍將至。
嚴嵩雖然奸貪狡詐，但卻隻有歐陽氏一個妻子，二人攜手終老。嚴世蕃在這點上與他父親截然不同。貪必好淫，淫必生貪，這話用在嚴嵩身上未必準確，但用在嚴世蕃的身上卻很合適。他荒淫無度的生活比起《金瓶梅》中的西門慶，有過之而無不及。嚴世蕃的妻妾就有二十七個，其他的侍女、丫鬟更是無數。他讓他的這些美妻嬌妾，列屋群居，她們所用服飾，繡著龍鳳花紋，點綴著珍珠寶石，極盡奢華之能事。嚴世蕃用象牙床，圍著金絲帳，朝歌夜舞，很為自己的奢靡生活感到得意。但是他沒想到，這正是他最被百姓痛恨的原因之一。嘉靖一朝，南倭北虜，民不聊生，嚴世蕃的大肆奢華鋪張當然就更招人忌恨。
嚴氏父子因其貪贓枉法早就被正直之士所痛恨，不斷有人站出來彈劾他們。但是，因為明世宗的偏聽偏信、嚴嵩的奸猾狡詐，這些彈劾不但都沒有奏效，那些上章彈劾他們父子的人反而往往備受打擊，丟官不說，有的還搭上了身家性命。
沈煉，曾作錦衣衛經曆。嘉靖三十一年，上疏彈劾嚴嵩“貪婪愚鄙”，曆數其“受將帥之賄，邊防弛備”、“受諸王饋贈，幹預宗室事務”、“攬禦史之權，敗壞政紀”、“嫉賢妒能”等罪狀。世宗不但未將嚴嵩治罪，還認為這是沈煉詆毀大臣，下詔將沈煉廷杖、謫官。嚴氏父子並不罷休，幾年後，指使黨羽尋機陷害，沈煉被斬，他的三個兒子，兩個被打死，一個被發配到邊疆。
被譽為明代第一直諫之臣的楊繼盛也是因彈劾嚴嵩而獲罪。嘉靖三十二年，時任兵部員外郎的楊繼盛上《請誅賊臣疏》，彈劾嚴嵩“壞祖宗之成法”、“竊皇上之大權”、“誤軍國之機”等十大罪狀、五大奸宄，揭露嚴嵩禍國殃民的真實麵目。在奏章的最後，楊繼盛懇求皇帝“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疏中所奏嚴嵩的罪狀，嚴嵩無法抵賴，但嚴嵩畢竟老謀深算，他抓住楊繼盛疏中“或問二王，令其麵陳嵩惡”這句話，誣陷楊繼盛與二王串通。剛愎自用的世宗最忌諱大臣們越過他和自己的兒子們結交，生怕因此而產生逼宮，遂不問疏中揭發嚴嵩的罪狀是否屬實，就降旨將楊繼盛逮捕入獄。在下獄兩年多後，楊繼盛於嘉靖三十四年被處決。行刑前，楊繼盛從容賦詩：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
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7.嚴嵩之死
嚴氏父子再次僥幸逃脫，但是他們身邊早已危機四伏了。
世宗的荒誕、自大、殘忍和喜歡玩弄權術，使得他的行事無法用正常的邏輯來解釋。嚴嵩的仕途生涯與世宗緊緊相連，他的榮辱興衰都決定在皇帝一個人的手裏。嚴嵩入閣二十一年，任首輔十五年，除了楊士奇，有明一代，無人能及。嚴氏父子奸險誤國，早就成為眾矢之的，但是世宗卻無動於衷。那麽，嚴嵩究竟是怎麽垮台的呢？原來，世宗下決心除去嚴氏父子，還是陰謀和權術共同作用所產生的結果。
嘉靖四十年，嚴嵩的妻子歐陽氏去世，嚴世蕃按舊時禮製應回鄉守製三年，雖然皇帝應嚴嵩的奏請，準許嚴世蕃留京，但他在居喪期間已不能代父入值票擬。嚴嵩此時已有八十餘歲，老朽昏聵，他所作的票擬往往言語不清，前後矛盾，他所進獻的青詞也都是別人代寫，這些多不稱世宗的心意，遂對嚴嵩漸漸心生不滿，後來又聽說嚴世蕃貪*縱，對其父子更感厭惡。
這時，嚴嵩可謂是禍不單行，自己不得皇帝的歡心不說，還與時任次輔的徐階發生了漸趨白熱化的鬥爭。徐階是一個聰明而又有權略的人，他感覺到世宗對嚴嵩態度的微妙轉變，就買通了世宗很信任的一個名叫藍道行的道士。藍道行在扶乩的時候，顯現出“分宜父子，奸險弄權”的字樣，世宗問：“上天為何不誅殺他呢?”藍道行詭稱：“留待皇帝正法。”世宗心有所動。就在這一年，皇帝居住的萬壽宮發生一場大火，皇帝不知以後怎麽辦，向大臣詢問，嚴嵩竟建議皇帝搬到南宮去住。南宮是舊時英宗被幽錮之所，這對喜歡祥瑞的世宗來講，真是犯了大忌諱。徐階迎合皇帝心意，主張重建萬壽宮，沒多久，新宮拔地而起，比先前更巍峨漂亮。這樣，徐階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漸有取代嚴嵩之勢。這件事成了嚴嵩晚年命運的轉折點。
嚴嵩失寵，禦史鄒應龍聞風而動，上疏彈劾嚴嵩。嘉靖四十一年，在徐階的慫恿下，皇帝奪去嚴嵩一切官職，勒令回鄉，嚴世蕃謫戍雷州衛。嚴世蕃在謫戍雷州中途跑回江西老家，本性難移，繼續作惡多端。嘉靖四十三年，他又被禦史彈劾。世宗大怒，將嚴世蕃逮捕下獄。第二年案結，世蕃被斬，嚴嵩被削籍為民，家產盡抄。嚴嵩隻得在祖墳旁搭一茅屋，寄食其中，晚景非常淒涼。嘉靖四十五年四月，一代奸臣嚴嵩在孤獨和貧病交加中去世。他死時窮得買不起棺木，也沒有吊唁者。臨死前，嚴嵩艱難地寫下“平生報國惟忠赤，身死從人說是非”，擲筆而死。
當年的十二月，明世宗也龍馭賓天了。奸臣佐昏君，這一對君臣還真是“相得益彰”啊。二人同年而死，一個時代落幕了。
嚴嵩為什麽成了“奸臣”
從嚴嵩臨終的留言可以看到，他是帶著無盡的委屈、不甘心和憤懣到了另一個世界的。《明史》稱：“嵩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鹹指目為奸臣。”嚴嵩肯定想不到，他所背負的“奸臣”罵名不但沒有因他的去世而消失，反倒廣為流傳，他的名字成為奸臣的代名詞。與此有關，這裏不得不提到一個明代有名的史學家——王世貞。
王世貞與嚴嵩結怨，傳說有一段公案。王世貞的父親就是被世宗處死的王忬。一個偶然的機會，王忬得到了價值連城的國寶《清明上河圖》，不久就被嚴氏父子得知，二人就向王忬索要。王忬迫於嚴氏父子的權勢，就讓一個畫師臨摹了一張送給嚴嵩，後來事情敗露，嚴嵩對其懷恨在心。後借王忬戍邊不力下獄之機，嚴嵩上奏本將其害死。因為這段積怨，王世貞在他所寫的《嘉靖以來首輔——嚴嵩傳》以及其他史著中，對嚴嵩多有詆毀，嚴嵩的聲名就此更是一落千丈。
（1）關於嚴嵩“竊弄威柄”問題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國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餘年的丞相製度；至明成祖始設內閣，《明史-職官誌》載，內閣大學士的職責主要是“掌獻替可否，奉陳規晦，點檢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可見內閣大學士不是政務官。《四庫全書總目》卷58“嘉靖以來首輔”條稱，“至嘉靖始委政內閣，而居首揆者，責任尤專……至世宗中葉，夏言、嚴嵩迭用事，遂赫然為宰相，壓製六卿矣。”這種表述是大可商榷的。世宗執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自嘉靖十八年即不上朝，即便如此，也不曾出現權臣專政的局麵。《明史-嚴嵩傳》載，嚴嵩任首輔後，“帝雖甚親禮嵩，亦不盡信其言，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其勢。”這說明世宗雖居大內，卻是緊握皇權的。因此，任何一位“權臣”在世宗朝絕無“竊弄威柄”的可能。關於此，從其他的記載亦可旁證。王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世宗）晚年雖不禦殿，而批決顧問，日無停晷；故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柄不移。”《世宗實錄》稱其“惓惓以不聞外事為憂。”《國榷》卷*引李維楨曰：“（世宗）齋居數十年，圖廽天下於掌上，中外儼然如臨。”又引範守已曰：“臣於徐少師階處，蓋捧讀世廟諭劄及改定旨草，雲人嚐謂輔臣擬旨，幾於擅國柄，乃大不然。……攬乾綱如帝者，幾何人哉！…以故大張弛、大封拜、大誅賞，皆出獨斷。”嚴嵩不可能竊弄威柄，於史比比可證矣。再如《賓退錄》卷四載，歐陽必進（都察院左都禦史），與嚴嵩為兒女親家，嵩欲安排必進為吏部尚書，經嵩哀求再三，世宗僅讓歐陽做了半年的吏部尚書即斥去。嚴嵩欲安排一下兒女親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談把持朝政、結黨營私呢！由此觀之，說嚴嵩“竊國柄政”不過空穴來風而已！
（2）嚴嵩與世宗的關係
世宗是個極難侍候的皇帝。世宗猜忌、多疑、嗜殺，不僅如此，他待人冷漠，對自己的妻兒、侍婢、臣僚無不無情無義，以至宮中一群弱女子要將他勒死。這就是發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宮婢之變”。《春明夢餘錄》載有因“大議禮”而受世宗器重的張璁一席話：“臣曆數從來內閣之官，鮮有能善終者。蓋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責，易招議論。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這番話是說，當首輔的要為皇帝的過失承擔責任，要甘當替罪羔羊。當徐階扳倒嚴嵩擢升為首輔時，他的朋友王維楨曾對他說：“夫宰相位絕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時有三難稱至苦焉：天子聖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難也；事下中書，責應於斯須，得失輕重關焉，二難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聞，廷臣所得聞，遠臣又不及知，而擬議轉注，易動唇吻，三難也。此三難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看來，我們似應從另一視角來看嚴嵩了。
嚴嵩任首輔十五年，與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殺的皇帝能相處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世宗崇奉道教，力讚玄修、進獻青詞幾乎是任閣臣的要件，因此“諛”、“媚”是閣臣們的共性，嚴嵩並不見得比別的閣臣更諛更媚了。例如宮婢之變後，世宗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壽宮發生火災，世宗欲重修宮殿。嚴嵩考慮世宗久不視朝，營建又要花費巨額資財，故不同意重修宮殿。而另一位閣臣徐階竭力主張重建。對此，時人“頗善嵩對，而微謂階之諛旨”（《獻征錄》卷16）。這裏所展示的則是嚴嵩剛性的另一麵。《明史紀事本末-嚴嵩用事》在分析世宗寵信嚴嵩之由時說：“況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剛，嵩以柔；帝以驕，嵩以謹；帝以英察，嵩以樸誠；帝以獨斷，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惟其如此，才能將世宗那暴戾的脾氣平和下來，使朝政不致變得更壞。關於這一層，世宗應該是心中有數的。因此，世宗對嚴嵩亦多有褒獎，如賜嚴嵩“忠勤敏達”的銀印，賜其藏書樓曰“瓊翰流輝”，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賜字幅曰“忠弼”等。即是令其致仕時，世宗在諭旨裏還是說“嵩小心忠慎，”致仕後的待遇，較其他首輔亦見優渥，“其致仕去，仍令馳驛去，有司歲給祿米百石資用”（《世廟識餘錄》卷22）。說明嚴嵩能真誠事主，並無二心，才能博得這位薄情寡恩的君主的善待。
那麽，率意說嚴嵩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
（3）關於嚴嵩“屠害忠良”
嚴嵩入閣後，彈劾他的大臣甚多。這些大臣中，有的被處死，有的被削職，其中在曆史上影響較大的是楊繼盛、沈煉等人。
沈煉，嘉靖十七年進士。《明史》本傳載“煉為人剛直，嫉惡如仇，然頗疏狂。”傳中未見記載沈煉有何才識。沈煉與他的上司錦衣衛帥陸炳頗善，與嚴世蕃過從甚密。沈煉嗜酒，“數從世蕃飲，世蕃以酒虐客，煉心不平，輒為反之。”區區小事，致生積怨，可見沈煉性格偏狹之一斑。嚴嵩曾說過沈煉不是好人，此話傳到沈煉耳中，他怕前途無著，於嘉靖三十年正月上疏劾嚴嵩。疏中曆數嵩十大罪狀。世宗閱疏後，“大怒，廷杖之，謫佃保安。”沈煉在保安並不安份，常常詈嵩父子；當地不明就裏的民眾亦“爭詈嵩以快煉，煉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為常。且縛草為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這種“遊戲”似不類君子所為。沈煉與地方當局常鬧糾紛，被總督楊順殺之。反對嚴嵩的人稱是嚴嵩授意殺害沈煉的，這也是於史無據的，且楊順亦非嵩黨。沈煉羅列嚴嵩十大罪狀，徐學謨以為“數嵩十罪，俱空虛無實”（《世廟識餘錄》卷15）。談遷在《國榷》中論曰：“沈純甫（煉）氣吞逆胡，當庚戌（1550年）秋，怒目而斥嚴氏，其強直自遂，固己不可一世矣。投身荒塞，隱約潛晦，何必不自得，至於傳檄京師，欲清君側之惡，以視請劍詠檜，尤為過之。”可見沈煉之死，完全是性格上的弱點所致，這與忠奸有何關涉焉！
楊繼盛，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據《明史》本傳載，頗精律呂之學，此外不見他有甚所長。在國子監時，為徐階門生；與唐順之往還甚密。楊繼盛性格與沈煉頗相似，我們不妨摘引唐順之致楊的一封書信：“執事豪傑士也，……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沉機之力或不及焉……”（《荊川先生文集》卷6）這是暗示楊性格上的弱點和才識不足。嘉靖三十二年，楊繼盛上《請誅賊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楊的指控，大多空疏無實，與沈疏無甚區別。如說嚴嵩沒有把國家治理好，世宗可能會認為是影射他的，因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辦的；又如楊繼盛《疏》曰：“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這無疑是認為世宗昏聵，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獄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楊疏上後，嵩一再請求休致，世宗挽留再三，說楊“邀譽賣直”，該疏是衝他而來的。疏文空泛，此即為無才識也。因此，楊繼盛必死無疑，或曰楊死是嵩做了手腳，此說是太過悖謬了。
另一個較有影響的人物是夏言。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閣揆後，都禦使曾銑議複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極言不可。於是吏部尚書聞淵等劾言誤國，二十七年春罷夏言首輔。是年殺夏言、曾銑。《明史-嚴嵩傳》說嵩借複套事件構陷夏言至死，《明史-夏言傳》指稱嵩與陸炳、駙馬都尉崔元聯手倒言。然而，談遷在《國榷》中認為，“貴溪（夏言）不死於敗而死於讒，又嚴氏之代為之受螫也。”可見嚴嵩是背了黑鍋的。在嚴嵩的《奏對錄》裏，曾載有嵩再三為夏言求情免死的劄子，亦見嵩未必是“心跡俱惡”之人。
被世宗殺掉的還有兵部右侍郎薊遼總督王杼。王杼是位精通軍事、很有責任心的將領，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時不察讓入侵的數萬北虜進入至三屯營，使不少中貴和宮人的家人財產遭受損失。這些天子身邊的人難免不向世宗投訴。在調查此事時，又牽出王杼疏於練兵等情況。於是世宗震怒，手批“諸將皆斬”。三十七年王杼被殺於西市，時年五十三歲！然傳末又指稱王杼之死責任在嵩。是非曲直尚有公論，《世廟識餘錄》如是說：“杼恂恂長者，悉心體國，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劃策守城，以全國儲，帝眷日隆，洊登樞佐。薊州邊備久弛，整頓良艱，屢至失律，遂於極典。┅┅華亭（徐階）乃予罪嚴嵩，至方秦檜之殺武穆。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對支大綸的判語談遷是極讚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嚴氏也。”這些說明有人要使嚴嵩“惡居下流”，欲令嚴嵩背負沉重而可怕的惡名。
《罪惟錄》有一段令人深長思之的話，“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後，不敢有可否，間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詞；至上所必欲殺，無所匡諍而已。….則凡上意所欲殺者，天下競指嵩。”嚴嵩“屠害忠良”之秘藉盡在彀中矣。而嚴嵩惡名之遠播，話本小說、傳奇戲曲功莫大焉。寫嵩陷害沈煉的“沈小霞初會出師表”（《今古奇觀》），曆數嵩陷害忠良的戲曲《嗚鳳記》、《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師表》等，在民間反複播演，此乃印證了戈倍爾氏的名言：謠言重複多次便變為“事實”！
（4）嚴嵩與抗虜禦倭政策
自嘉靖十三年起，蒙古新首領俺答汗幾乎無年不請求明朝“封貢”，然而，俺答求貢卻屢遭明廷拒絕，俺答便率兵大舉犯邊，其中最嚴重的事件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10萬精騎攻至北京，全國震動，史稱“庚戌之變”。嚴嵩對北虜的立場如何？這裏有二點是十分重要的。一是世宗欲效法成祖率軍巡邊。嘉靖二十八年二、三月，世宗兩次召見嚴嵩談到想親率大軍“巡邊”的想法，均遭嚴嵩婉言反對：“皇上聖謨弘遠，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時非前比，隻嚴督將臣守禦，自可無事，巡驅之典，似不必盡同於昔也。”（《世宗實錄》卷346）可以設想，如果世宗率軍巡邊，其結果可能比英宗的“土木之變”還慘。作為首輔的嚴嵩在此重大問題上並未一味順從邀寵，想必是予料到後果的嚴重性，故設法阻止之。二是世宗一直想以軍事手段解決北方邊患。例如嘉靖二十六年，首輔夏言、三邊總督曾銑力主收複河套失地，得到世宗批準；而嚴嵩及翁萬達、唐順之等富有學識和軍事經驗的大臣，對“複套”是很不讚成的。二十九年八月上旬，邊境形勢十分緊張，世宗曾兩次召嚴嵩討論對策，嚴嵩曰：“目今虜患，但邊臣戮力防禦為守之計，令不能深入，即為得策。若欲驅掃遠遁，恐力非昔比也。”又曰：“笫時勢誠有不同於昔者，兵不素練，將未得人，饋餉屢乏，即無可持之資。當事之臣，自任其責，防守邊疆，令不得患，雖犯不得利。此即禦戎之策矣┅┅”（《奏對錄》卷4）嚴嵩主張重在防禦，這完全是從當時的國情出發。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雲：“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比敵騎深入，戰守俱稱無軍。”（《典故紀聞》卷17）庚戌之變時京城的實際軍力是“僅四五萬，老弱半之。”（《明史-丁汝夔傳》）至於軍事裝備，因主持軍械製造的官員侵吞料價，以致造出的裝備不堪使用。如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堅，袖長壓臂，全不合式”；“弓力不過一二鬥，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遠，披甲後，手不能舉，射隻過數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無鋒。”（馬文升：《明臣奏議-修飭武備疏》）這樣的軍隊和裝備怎堪俺答10萬精騎一擊！曾任過兵部車駕司員外郎的楊繼盛未必不了解此時的軍情！他在《疏》中，將俺答犯京時嚴嵩不讓兵部尚書丁汝夔出戰，指為十大罪狀之一，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倭寇並非起於嘉靖朝，但嘉靖朝倭患最烈。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嚴嵩對倭寇的政策是與夏言是不同的。夏言重作首輔時，主張像對待北虜那樣以強硬手段剿滅倭寇，嘉靖二十六年他推薦朱紈總督閩浙倭亂事。朱紈在閩浙大肆屠戮，矛盾大為激化，而利益受損的官宦交章彈劾，朝中又失去夏言的支持，他擔心會受到懲罰和屈辱，而不得不含憤自殺。嚴嵩推薦趙文華督察軍務，頗有建樹。徐學謨《世廟識餘錄》稱：“……文華一出，以貪狠故，督撫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後，始問立戰功。”在趙文華的整治下，軍隊已有了一定的戰鬥力，對平定倭患起了一定作用。更為重要的是，趙文華認為海上貿易關係國計民生，應受到國家保護，使之合法化。嚴嵩對倭寇的政策在趙文華那裏得到最好體現。趙文華又啟用抗倭名將胡宗憲，先後又網羅了一批將才，如戚繼光、俞大猷、劉顯、譚綸、唐順之、王崇古、盧鏜等等，他們對平定嘉靖後期的倭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說明嚴嵩對北虜南倭的政策於國是有功的，至少並無大錯。
（5）關於嚴嵩之貪鄙
嚴嵩之“貪鄙”是令他聲名狼籍的原因之一。
王宗茂《皇明經世文編-糾劾誤國輔臣疏》：“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嵩攬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員名，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果價或至千金。”
“如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玩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請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桌，嵩坐於後，愈出愈奇，惟見桌之前增，椅之後退，尚無置處，蓋不知其數目。”
鄒應龍《皇明經世文編-貪橫陰臣欺君蠹國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仆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民怨入骨。”
《明史紀事本末-嚴嵩用事》：“永壽共和王庶子惟燱，與嫡孫懷熷爭立，以白金三千賂嵩。”
趙善政《賓退錄》：“嚴世蕃之籍，有金絲帳，累金絲為之……又有金溺器等物，執政者以為不可聞，令銷之以金數報。”
嚴嵩之貪，正史稗乘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記載比比可征。
嚴嵩家被籍沒時的財產究竟有多少？《世宗實錄-四十四年三月》條月：“金三萬二千九百六十兩有奇，銀二百二萬七千九十兩有奇，玉杯盤等項八百五十七件，玉帶二百餘條，金廂瑇瑁等帶一百二十餘條，金廂珠玉帶絛環等項三十三條、件，金廂壺盤杯箸等項二千八十餘件，龍卵壺五把，珍珠冠等項六十三頂、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餘間，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萬七千三百餘畝。……”
陳弘謨《繼世餘聞》：“嚴嵩籍沒時，金銀珠寶書畫器物田產，共估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七兩餘。又直隸巡按禦使孫丕揚所抄京中家產，亦不減此數。”
世宗令將籍沒的財產一半充邊餉，一半入內庫，而當時僅10萬兩入庫，世宗問道：“三月決囚後，今已十月餘矣，財物尚未至，尚不見。是財物既不在犯家，國亦無收，民亦無還，果何在耶？”（《世宗實錄》卷519）當時主持籍沒事的是首輔徐階，徐階是否故意虛報，以張大嚴嵩父子的過惡呢？從史料來看是有的，連徐階主持編修的《世宗實錄》也難掩其真相。卷544稱：“比籍沒嚴氏，貲財巳稍稍散逸，按臣奉詔征之，急不能如數，乃聽孔（彭孔，被徐階定為嚴氏‘逆黨’）等指攀，於是株蔓及於無辜，一省騷擾矣。”萬厲年間籍沒張居正時，《明史-趙錦傳》載左都禦使趙錦曾上疏規勸神宗：“方聖祖肅皇帝時，故大學士嚴嵩，特受眷知首參機務，每不能仰體聖祖所倚毗之心，而專怙寵行私。其子世蕃，複大為奸利。於是中外切齒，言者四起。而聖祖方旋悟疚逐，命收捕世蕃。而言者猶忿恨不巳，至謂世蕃有謀叛狀。於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時承勘者與撫按諸臣，懼無以上應明詔，重幹不測，則虛上所當籍事，而其實不符，則又株連影捕，旁搜近取以足之。聖祖以為所籍之物，而不知其強半出於無辜之民、閭閻之間。”他還說道：“初抄沒世蕃，命下倉卒，所得猶僅若此！”嚴氏巨額資財既不在犯家，國家亦未收，也未隱慝流失，這隻能說明它根本就不存在，是被政敵徐階惡意誇大了！如果說嚴嵩之貪“猶僅若此”，那麽，我們對沈練、楊繼盛、鄒應龍等所指控嚴氏貪黷的真實性，就不能不大加懷疑了。
嚴嵩素有貪名，而徐階素有廉名。而作為“廉吏”的徐階卻有田產四十餘萬畝。徐階究竟有多少資財，雖是無法統計，卻令時任應天巡撫的海瑞也歎為觀止：“產業之多，令人駭異。”（《四友齋叢說》卷13）海瑞接到許多農民控告徐階奪田霸產的訴狀，即勒令徐“退之過半”，否則不予結案。其時徐階致仕家居，懾於海瑞威名不得退還農民些許田產，暗中卻行賄於給事中戴鳳翔，彈劾海瑞“漁肉縉紳”，將海瑞罷官，保住了他龐大的田產。《獻征錄-大學士嚴公嵩傳》載，嚴嵩降生於小家子，“其父不過小吏”；同書“大學士徐公階傳”載：徐階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補邑椽吏。”說明兩人起步時家業相當，嚴嵩任了十五年首輔，而徐階僅任了六年首輔，田產卻是嚴家的15倍！僅以田產相比，孰貪孰廉豈不昭然若揭了嗎！
（6）嚴嵩之為人
錢謙益《列朝詩集-嚴少師嵩》：“少師初入詞垣，負才名，謁告返裏，居鈐山之東堂，讀書屏居者七年，而又傾心折節，交結勝流，如楊用修輩，相與倚合，名滿天下，以公輔望歸之。”這說明嚴嵩是頗有文才的，詩文且典雅清新、深入淺出。李夢陽曾說：“如今詞章文學，翰林諸公，嚴惟中為最。”（《四友齋叢說摘抄》）以這樣的文才撰寫青詞，當然會受到世宗的賞識；《明史-嚴嵩傳》稱嚴氏“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看來，這也是不實之詞。此外，嚴嵩待人也有度量，《罪惟錄》載：“林一新者，以僉事分巡，嵩仆有不法，執笞之。一新入賀京師，嵩甚加敬禮，其能重賢大夫若此也。”約束家人，顧及大義，與徐階縱惡子弟橫行鄉裏，何啻天壤之別。
嚴嵩很注意獎掖擢選人才以為國用。《列朝詩集-唐順之傳》：“順之於學，無所不窺，大則天文樂律，小則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詰。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間，轉戰淮海，遂以身殉，可謂誌士者矣！”同書“尹耕傳”：“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瓚宗，其識見亦非他庸相所及也。”崇禎年間做過大學士的黃景昉在《國史唯疑》中說：“徐華亭（階）語張襄惠（嶽）兒曰：‘嚴氏當國二十年，製閫不入一錢，沒，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猶使賢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嚴嵩雅善詩文，收羅知名士，間能抑情沽譽，有可憐恕者。”事過數十年，當黃景昉路過袁州時，還聽到當地人對嚴氏的好感和懷念之詞，尤其是他的政敵在私下與相知所說的一席話，是否意味著嚴嵩還有一種人格魅力呢？這是頗值得治史者玩味的。
《列朝詩集-胡瓚宗傳》：“家居數年，而有詩案之獄。戶部主事王聯，瓚宗在河南所笞貪令也，上書訐瓚宗‘聞大駕幸楚’詩，有‘穆天湘竹’之語，世廟大怒，下之獄。嚴分宜、陶恭誠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國楨《皇明大事記》卷32載，因王聯的誣陷而羅織成大辟，株連一百一十餘人，“是時，上意不測，大學士嚴嵩為之申釋，聖怒少解。”這類頗值嘉許的事，竟在《明史-嚴嵩傳》中缺載。聯係到嚴嵩曾頗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說明此老無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惡。比起徐階整死仇鸞、張經，羅織“嚴黨”瘐死胡宗憲，以“叛逆”罪構陷嚴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
《皇明大事記-嚴嵩》載有一些嚴嵩家事，如“嵩妻歐陽氏甚賢，治家有法，馭世蕃尤嚴，嵩亦相敬如賓，旁無姬侍。”沈德符《萬曆野獲篇-內閣-居官居鄉不同》：“嚴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為德於鄉甚厚，其夫人歐陽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猶誦說之。”嚴嵩在故鄉的口碑，朱國楨《湧幢小品》中亦有記敘：“分宜之惡，譚者以為古今罕儷。乃江右人，尚有餘思，袁人尤甚，餘過袁問而親得之。可見輿論所評自有不同處。”可見嚴嵩名節被“帝王家譜”誣之深矣！
（7）餘論
世宗之初，對百年積弊和朝政是頗多革新的。談遷在《國榷》（卷*）中予以很高評價：“世廟起正德之衰”，“厘正諸儒，嚴迪德之選；革藩鎮之諸閹，廢畿甸之皇莊，奪外戚之世封，抑司禮之柄用，┅┅”朝政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過於果斷革除鎮守中官，正如《明史-張忠傳》所言：“（世宗）盡撤鎮守內臣及典京堂倉場者，終四十年不複設，故內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雲。”嘉靖十年行“一條鞭”法，變革賦稅，社會經濟大有發展。如果說嘉靖初年君相有鼎革之力，那麽，與世宗廝守了十五乃至二十餘年的嚴嵩，豈能無守成之功？
先聖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惡居下流和“善”居上流皆司馬遷後史家筆法，遑論忠奸！是故讀史大可不必以“史”來讀，而應以“文化”來解讀！其文化的意味難道不比曆史的意味更有價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