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林兒這段時間受到了太多的驚嚇，見到朱元璋時，已嚇得說不出話來。這是朱元璋從韓林兒的臉上看到的第一種反應。但當他向韓林兒請安，並述說自己的忠貞不貳時，他又看到韓林兒臉上展露出第二種反應：驚和喜的混合，用他那雙獨有的憂鬱的眼神傳遞給了朱元璋。
朱元璋對他說：“安豐城已不安全，況且經此一戰已沒有了作為都城的資格，我請您到滁州。”
韓林兒弱弱地問了一句：“我還是我嗎？”
朱元璋的嘴角露出猙獰的一笑來，沒有說話。
韓林兒離開他那殘破不堪的宮殿走出安豐城時，迎麵撲來了縷縷紅色的霧靄，打濕了他的臉。他不由自主地摸了一把手上淡淡的紅，湊到鼻子上聞時，一股血腥味衝了上來。他在心裏說，命運可能已經注定了。的確，命運有時候在一個人身上注定很多東西，隻不過有人發覺了，有人毫無感覺。當他一隻腳邁進滁州城城門時，那個曾經氣勢如虹的韓宋帝國就已經灰飛煙滅了。人們唯一能記得起它的，也許就是滁州城裏被軟禁起來的小明王韓林兒。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韓林兒的形象越來越模糊，直到最後化成一縷青煙，消失不見。
至此，我們突然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劉福通哪裏去了？
劉福通的死是那個時代無法破解的謎。要敘述這個謎，將是一番剪不斷理還亂的考據。有史料記載說，劉福通在安豐保衛戰中戰死了；也有史料說，劉福通雖然沒有戰死在安豐城的城牆上，但呂珍破門而入後，他拒絕作任何形式上的投降，被呂珍殺掉了；更有史料說，呂珍根本沒來得及殺劉福通，就被朱元璋打跑了。所以，這位革命大佬後來見到了後起之秀朱元璋。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劉福通在朱元璋進安豐城後還活著，他和朱元璋的相會必然是一場大書特書的煮酒論英雄式的相見。不過，任何史料都沒有記載這次相見。隻有兩種可能：一、朱元璋根本就沒有見他，或者說，沒有給他機會與自己見麵長談；二、劉福通在朱元璋進安豐時已經成了鬼，也就是真的死掉了。
幾年後，朱元璋謀殺韓林兒，有的史料中也沒有提到劉福通。但有的史料提到了“劉太保”這三個字。至於是不是劉福通，不敢擅作評斷。
無論是哪種情況，當朱元璋進入安豐城時，劉福通和韓宋帝國的結局就已注定。他和他的韓宋帝國這支蠟燭燃燒殆盡，已成了人人都漠不關心的殘燭，他所留下的隻是蠟燭的眼淚凝結成的燭塚。
劉伯溫曾在心中說，要小心劉福通。但如果當時朱元璋真的見到了活著的劉福通的話，他應該也不會如劉伯溫那樣擔心。因為在弱肉強食的時代，一隻沒有了利爪和尖嘴的雄鷹，隻能做寵物，做展覽品。
當朱元璋回到應天城時，對劉伯溫輕輕地說：“一切都結束了。”
劉伯溫卻搖了搖頭，說：“才剛開始！”
豎牧耳，奉之何為
劉伯溫說才剛剛開始，並非在說小明王。直到朱元璋把小明王放到滁州，又在小明王身邊安插上自己的人後，劉伯溫才發現，從實際政治上而言，朱元璋比他走得遠了許多。劉伯溫當初說，把小明王解救出來安置何處，是出於一個謀略家的考慮，而不是政治家。謀略家要算準每一步，每一步都要走得穩妥，不能有半點差池。但他又不能算得太遠，因為太遙遠的事，過於飄忽不定，誰都無法保證。正所謂，人有千算，天有一算。
以解救小明王這件事來論，劉伯溫算計的是，正好趁此機會借張士誠的刀殺掉小明王。因為他隻考慮到這點，所以他才問，如果把小明王解救出來安置何處。問這話時他內心的想法其實是不解救。朱元璋站在政治家的角度來看這件事，就是另一番景象：小明王已夕陽西下，無論怎麽安置，都不成問題。關鍵是不能讓張士誠得了士氣。
這是朱元璋和劉伯溫的第一次分歧，兩人都沒有錯。因為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形勢自然也就不同。其實，劉伯溫不想讓朱元璋解救小明王，還有他隱藏在內心深處不可動搖的一個秘密。
這個秘密是屬於劉伯溫和他的同道，也就是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
1360年，劉伯溫到應天獻上《時務十八策》後，得到了朱元璋的信賴。自此後，每遇大事，兩人就躲進密室中商議。一般事務，則在會議室中和其他人一起商討。1361年大年初一，朱元璋突然在會議上命人搬來一把椅子，居於中央，他自己則一本正經地坐於偏席，這讓初來乍到的劉伯溫大惑不解。朱元璋解釋說：“這把椅子是給我們韓宋帝國的皇帝小明王準備的，我們每年初一，都要拜他一拜。在他英明的領導下，我們才有今天，大家都要心存感恩。”
劉伯溫在眾人之中，就爆發出一陣低沉的冷笑。他向來是個敢說話的人，遇到和自己心靈抵觸的事，總要發泄出來。這一聲冷笑把眾人笑得莫名其妙，朱元璋就問他為何而笑。劉伯溫指著那張椅子說：“放牧的小屁孩，拜他做什麽（豎牧耳，奉之何為）！”
朱元璋的臉上就顯出極不舒服的表情來，倒不是因為劉伯溫對韓林兒不恭，而是因為他朱元璋小時候也是個豎牧。劉伯溫可沒有指桑罵槐，韓林兒小時候是否放過牛、羊、豬，他沒有調查取證過。不過可以用常理推測，當時的小孩如果不讀書，那就是要給地主家放牛、羊、豬。
朱元璋在最快的時間裏發現劉伯溫並沒有指桑罵槐，就未置一詞。這件事他很快就忘記了，可劉伯溫卻銘記於心。這緣於他的人生經曆，一個從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才有這樣的想法。
儒家思想的開山鼻祖孔子算是可以容納百川的大度之人，當時他還去向非儒家大師老子請教學問，被老子幾句話訓了出來。他一點都不生氣，還對弟子們說：“這老頭雖然不習我等儒術，卻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高人啊，我真想拜他為師。”這件事，讓孔子的弟子們印象深刻，無數年過去後，孔子這種不存門戶之見的風度涵養成為弟子們回憶老師的故事之一。
不過，在儒家看來，道教和佛教卻是最要命的異端，因為它們是叛亂者的溫床。
劉伯溫所在的時代，道、佛二教被稱為異端，已是不爭的事實。但隻有在有人借助它們叛亂時，它們才是異端。如果沒有，那這兩種學說則是知識分子們最青睞的。劉伯溫本人對道家和佛家思想就深有心得。注意，劉伯溫青睞的是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而不是道教和佛教。
與白蓮教等民間宗教相結合而發動的紅巾軍，在劉伯溫看來就是道教和佛教的雜交產物。白蓮教是一個大雜燴的教派，它混合了佛教、明教（摩尼教）、彌勒教等內容，獨樹一幟，稱自己為白蓮教。它的核心觀念就是彌勒重生思想：佛祖涅盤後，世界成苦海，千難萬險即將呈現。等彌勒現世後，則立即成為極樂世界。
劉福通眉批道：佛祖涅盤了幾十年，我們在苦海中成長，如今彌勒就要現世，你看我的朋友韓山童相貌奇異，其實他就是彌勒佛下生，明王轉世，我們和他一起顯靈去。
就這樣，劉福通、韓山童領導的紅巾軍大叛亂敲響了元王朝的喪鍾。
劉伯溫說，劉福通這廝是個半吊子白蓮教教徒，他根本沒搞明白彌勒是怎麽回事。彌勒在白蓮教的經典文本中，本是佛祖指定的救世主，根本不是革命者。如果劉福通真的是白蓮教合格的信徒，他應該這樣教導大家：彌勒佛要轉世，來救災避劫，我們信奉他，就能得拯救，不信，就會永遠沉淪苦海。
劉伯溫切齒痛恨的是，劉福通居然把彌勒佛解釋成了革命家，於是才有了紅巾軍大叛亂。對於以白蓮教思想為指導的紅巾軍，劉伯溫是不假思索地給其扣上了“異端”的帽子。因為這種思想和儒家思想是背道而馳的，背道而馳當然也不要緊，可你卻用這種邪門歪道的思想叛亂，這就是罪孽深重了。
《鬱離子》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輕浮的青年對劉伯溫說：“西方有個聖人，神乎其神，可以解世間一切苦，可以解世間一切厄，跟隨他，將得永生。我準備去見他，要不要一起？”
劉伯溫斬釘截鐵地回答：“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我不去。”
由此看來，劉伯溫和異端是水火不容的。而紅巾軍就是水，他自然是火。所以有這樣牢不可破的思維定勢，劉伯溫的心中其實隻有一個理由：他們是叛亂！是異端的叛亂，既然是異端，他們就永遠不是天命所授。而朱元璋還要拜小明王，就說明他仍然承認自己是異端叛亂的一分子，這是劉伯溫最不願看到的。
他的想法是，讓朱元璋從異端小明王的陰影裏跳出來，讓他成為天命所歸的人。雖然還沒有天象顯示，但他完全可以自己創造天命，兜頭罩在朱元璋腦袋上。既然朱元璋已是天命所授的那個人，無論如何都不能身居在異端叛亂的名下，這就是劉伯溫當時內心最真實的想法。
然而這種內心最深邃的想法，並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所以當他說出那句“豎牧耳，奉之何為”時，很多人都大吃一驚。
朱元璋是否明白劉伯溫話中深意，沒有人知道。可他當時沒有反駁劉伯溫，並非是出於禮貌，而是他的心弦的確被劉伯溫的一句看似魯莽的話給撥動了。
即使沒有劉伯溫，朱元璋將來革命的路上也不會再有小明王的身影，但正是因為有了劉伯溫，朱元璋心中才有了定見，這一定見，他和劉伯溫恐怕從沒有說過。當他去解救小明王時，劉伯溫勸說的那些話其實都是多餘的，可謂是雞同鴨講。
因為朱元璋早就把小明王歸宿的問題解決了，那就是死路一條，雖然，還需要幾年的時間來證明。
劉伯溫猜中了
1363年，朱元璋兵團去安豐城拯救小明王。據朱元璋自己說，小明王非救不可，如果不救，他徹夜難眠，就好像小明王是他親爹一樣。劉伯溫卻頭腦冷靜地說：“陳友諒必趁機來襲。”1363年陰曆四月，當朱元璋在遍地瓦礫的安豐城中昂首闊步時，劉伯溫再一次料事如神：陳友諒從武昌南下，直逼洪都（1362年，朱元璋改元朝龍興路為洪都府）。
據陳友諒說，近一年來，他寢食難安，心靈備受煎熬。所以受到這種不公正的心靈摧殘，全是因為一年前和朱元璋的那場戰爭。他說，那場戰爭毀了一切。他從前的乾綱獨斷蒙上了塵埃；他從前的意氣風發漸漸衰老；他從前的目空一切變得麵目全非。但他又說，他終於在1363年春節時挺過來了。他性格中那股百折不撓的韌性突然衝出來拯救了他。他要複仇，他發誓，自己和朱元璋兩個人之間，隻能活一個！
1363年前四個月，他以傾國之力大造戰艦。希圖在最短的時間裏恢複他無敵艦隊的榮耀。1363年陰曆四月，也就是朱元璋把小明王帶出安豐城到滁州時，陳友諒的無敵艦隊建造完成，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主力艦“鐵艦”。後來得勝的朱元璋打掃戰場時，對“鐵艦”印象極為深刻：“鐵艦”有三層，足有三層樓的高度，上有走馬棚，氣勢雄偉，巍峨壯觀，放到江裏，如同一座小山。
當“鐵艦”從武昌沿長江東下，從江州進入鄱陽湖後，看到這種場景的朱元璋的士兵們嚇得癱軟在地。那根本不是艦隊，而是一塊會移動的喜馬拉雅山。當它進入鄱陽湖後，鄱陽湖為突然到來的龐然大物所驚，不斷翻滾著湖麵。幸好，“鐵艦”很快進入贛江，一路南下，抵達洪都城下。
洪都城守軍遙遙望見一座山壓頂而來，魂飛魄散。幸好防禦部隊司令朱文正見過世麵，隻是驚慌了一會兒就恢複了常態，命令部隊有序地堅守城池，隻要不出戰，陳友諒想要攻陷洪都城，還是要費些精力的。
朱文正有這樣的自信，並非純粹是精神的力量。洪都城被胡廷瑞拱手送給朱元璋後，曾被陳友諒奪回過。那次戰役，雙方記憶猶新。陳友諒是趁著漲水的工夫，讓他的海軍一直開到城下，士兵就在船上登城。朱元璋後來又奪回洪都，對陳友諒的海軍戰力刻骨銘心，所以就把沿江的舊城牆推倒，退後三十步重新建築城牆。陳友諒此次前來，已占不了上次能占到的便宜，所以隻好讓士兵登陸攻城，他的海軍優勢蕩然無存。
但他的陸軍攻擊力也非同小可，朱文正的壓力越來越大。他曾派出多人到應天去通知朱元璋，全被陳友諒的巡邏隊活捉，在城下斬首。朱文正把希望寄托於運氣，他一天之內派出數十人，甚至上百人，希望菩薩保佑能有一條漏網之魚。
上天眷顧了他。終於有人把洪都城被陳友諒圍攻的消息帶到了應天。朱元璋聽了這個消息後，臉色隻是微微一變，就問送信的人：“陳友諒兵勢如何？”來人回答：“陳友諒說他帶了六十萬人，我們朱將軍粗略數過，好像作戰部隊遠沒有這麽多，他可能把後勤部隊也算上了。雖然他的兵攻城很猛，可傷亡也很重，其部隊的士氣低落。如果我們派出救援部隊，馬上就能把他擊敗。”
朱元璋沉思片刻，對送信人說：“回去告訴朱文正，讓他再堅守一個月，我會有辦法滅了陳友諒，隻要你能安然回到洪都城。”
朱元璋不知道送信人是否能安然回到洪都城，當時，他也沒有一個清晰的辦法能消滅陳友諒。陳友諒可不是螞蟻，說消滅就能消滅的。他所以對送信人那樣說，隻是想給自己一個充分的時間考慮消滅陳友諒的方法，其實也不是他自己考慮，他要找他的劉伯溫先生。他當時隻有冥冥中鑽進腦海的感覺：陳友諒不攻應天，卻去攻洪都，這可能就是老天要陳友諒滅亡。
“先生您又猜中了！”他把劉伯溫請進密室，還未坐穩，就這樣說，然後又補充了一句，“陳友諒不趁我帶主力去救安豐的時候攻應天，卻去攻洪都，真是個蠢貨！”
劉伯溫對這種自以為是的“站在他人立場上”來想問題的方式很不欣賞。劉伯溫聰明絕頂，正是因為聰明絕頂，所以才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智慧，當你看到別人做出一件愚蠢的事時，他本人卻並不覺得這是愚蠢，而且當事人還會認為，這是他智慧的結晶。你認為別人愚蠢，是因為你站在自己的智慧基石上來判斷的別人。智慧，其實是不分高低的，它受當事人的立場、情緒，甚至天時、地利的影響。
劉伯溫認為，陳友諒攻洪都而不攻應天，站在陳友諒的角度看，是最佳選擇。從武昌離南京沿長江攻應天，要先東去，然後北上，路過的沿江城市有安慶、銅陵、蕪湖、馬鞍山，最後到應天。這沿江的幾個重鎮都在朱元璋的控製下，也就是說，陳友諒不可能如他第一次進攻應天那樣，一路平安地到達應天。他必須要過關斬將，這段時間對他而言，耗費不起。因為一旦在路上被拖住，朱元璋的主力很快就能從安豐返回應天。
攻洪都，陳友諒艦隊可以順流而下，一路上不會遇到任何有質量的抵抗。如果能攻下洪都，朱元璋必會從應天救援，那麽，陳友諒就在鄱陽湖中等他，一決生死。如果攻不下洪都，陳友諒也會在鄱陽湖等朱元璋，因為陳友諒堅信，朱元璋必來。他不可能對洪都城見死不救。
陳友諒所以不選擇攻打應天，還有個心理因素。他兩年前在應天吃過大虧，雖然對於朱元璋，他的恐懼感早已蕩然無存，但對於應天，他還是心有餘悸。他打洪都，按劉伯溫的解釋，可能就是引蛇出洞。
朱元璋對他說：“安豐城已不安全，況且經此一戰已沒有了作為都城的資格，我請您到滁州。”
韓林兒弱弱地問了一句：“我還是我嗎？”
朱元璋的嘴角露出猙獰的一笑來，沒有說話。
韓林兒離開他那殘破不堪的宮殿走出安豐城時，迎麵撲來了縷縷紅色的霧靄，打濕了他的臉。他不由自主地摸了一把手上淡淡的紅，湊到鼻子上聞時，一股血腥味衝了上來。他在心裏說，命運可能已經注定了。的確，命運有時候在一個人身上注定很多東西，隻不過有人發覺了，有人毫無感覺。當他一隻腳邁進滁州城城門時，那個曾經氣勢如虹的韓宋帝國就已經灰飛煙滅了。人們唯一能記得起它的，也許就是滁州城裏被軟禁起來的小明王韓林兒。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韓林兒的形象越來越模糊，直到最後化成一縷青煙，消失不見。
至此，我們突然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劉福通哪裏去了？
劉福通的死是那個時代無法破解的謎。要敘述這個謎，將是一番剪不斷理還亂的考據。有史料記載說，劉福通在安豐保衛戰中戰死了；也有史料說，劉福通雖然沒有戰死在安豐城的城牆上，但呂珍破門而入後，他拒絕作任何形式上的投降，被呂珍殺掉了；更有史料說，呂珍根本沒來得及殺劉福通，就被朱元璋打跑了。所以，這位革命大佬後來見到了後起之秀朱元璋。我們可以設想，如果劉福通在朱元璋進安豐城後還活著，他和朱元璋的相會必然是一場大書特書的煮酒論英雄式的相見。不過，任何史料都沒有記載這次相見。隻有兩種可能：一、朱元璋根本就沒有見他，或者說，沒有給他機會與自己見麵長談；二、劉福通在朱元璋進安豐時已經成了鬼，也就是真的死掉了。
幾年後，朱元璋謀殺韓林兒，有的史料中也沒有提到劉福通。但有的史料提到了“劉太保”這三個字。至於是不是劉福通，不敢擅作評斷。
無論是哪種情況，當朱元璋進入安豐城時，劉福通和韓宋帝國的結局就已注定。他和他的韓宋帝國這支蠟燭燃燒殆盡，已成了人人都漠不關心的殘燭，他所留下的隻是蠟燭的眼淚凝結成的燭塚。
劉伯溫曾在心中說，要小心劉福通。但如果當時朱元璋真的見到了活著的劉福通的話，他應該也不會如劉伯溫那樣擔心。因為在弱肉強食的時代，一隻沒有了利爪和尖嘴的雄鷹，隻能做寵物，做展覽品。
當朱元璋回到應天城時，對劉伯溫輕輕地說：“一切都結束了。”
劉伯溫卻搖了搖頭，說：“才剛開始！”
豎牧耳，奉之何為
劉伯溫說才剛剛開始，並非在說小明王。直到朱元璋把小明王放到滁州，又在小明王身邊安插上自己的人後，劉伯溫才發現，從實際政治上而言，朱元璋比他走得遠了許多。劉伯溫當初說，把小明王解救出來安置何處，是出於一個謀略家的考慮，而不是政治家。謀略家要算準每一步，每一步都要走得穩妥，不能有半點差池。但他又不能算得太遠，因為太遙遠的事，過於飄忽不定，誰都無法保證。正所謂，人有千算，天有一算。
以解救小明王這件事來論，劉伯溫算計的是，正好趁此機會借張士誠的刀殺掉小明王。因為他隻考慮到這點，所以他才問，如果把小明王解救出來安置何處。問這話時他內心的想法其實是不解救。朱元璋站在政治家的角度來看這件事，就是另一番景象：小明王已夕陽西下，無論怎麽安置，都不成問題。關鍵是不能讓張士誠得了士氣。
這是朱元璋和劉伯溫的第一次分歧，兩人都沒有錯。因為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形勢自然也就不同。其實，劉伯溫不想讓朱元璋解救小明王，還有他隱藏在內心深處不可動搖的一個秘密。
這個秘密是屬於劉伯溫和他的同道，也就是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
1360年，劉伯溫到應天獻上《時務十八策》後，得到了朱元璋的信賴。自此後，每遇大事，兩人就躲進密室中商議。一般事務，則在會議室中和其他人一起商討。1361年大年初一，朱元璋突然在會議上命人搬來一把椅子，居於中央，他自己則一本正經地坐於偏席，這讓初來乍到的劉伯溫大惑不解。朱元璋解釋說：“這把椅子是給我們韓宋帝國的皇帝小明王準備的，我們每年初一，都要拜他一拜。在他英明的領導下，我們才有今天，大家都要心存感恩。”
劉伯溫在眾人之中，就爆發出一陣低沉的冷笑。他向來是個敢說話的人，遇到和自己心靈抵觸的事，總要發泄出來。這一聲冷笑把眾人笑得莫名其妙，朱元璋就問他為何而笑。劉伯溫指著那張椅子說：“放牧的小屁孩，拜他做什麽（豎牧耳，奉之何為）！”
朱元璋的臉上就顯出極不舒服的表情來，倒不是因為劉伯溫對韓林兒不恭，而是因為他朱元璋小時候也是個豎牧。劉伯溫可沒有指桑罵槐，韓林兒小時候是否放過牛、羊、豬，他沒有調查取證過。不過可以用常理推測，當時的小孩如果不讀書，那就是要給地主家放牛、羊、豬。
朱元璋在最快的時間裏發現劉伯溫並沒有指桑罵槐，就未置一詞。這件事他很快就忘記了，可劉伯溫卻銘記於心。這緣於他的人生經曆，一個從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才有這樣的想法。
儒家思想的開山鼻祖孔子算是可以容納百川的大度之人，當時他還去向非儒家大師老子請教學問，被老子幾句話訓了出來。他一點都不生氣，還對弟子們說：“這老頭雖然不習我等儒術，卻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高人啊，我真想拜他為師。”這件事，讓孔子的弟子們印象深刻，無數年過去後，孔子這種不存門戶之見的風度涵養成為弟子們回憶老師的故事之一。
不過，在儒家看來，道教和佛教卻是最要命的異端，因為它們是叛亂者的溫床。
劉伯溫所在的時代，道、佛二教被稱為異端，已是不爭的事實。但隻有在有人借助它們叛亂時，它們才是異端。如果沒有，那這兩種學說則是知識分子們最青睞的。劉伯溫本人對道家和佛家思想就深有心得。注意，劉伯溫青睞的是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而不是道教和佛教。
與白蓮教等民間宗教相結合而發動的紅巾軍，在劉伯溫看來就是道教和佛教的雜交產物。白蓮教是一個大雜燴的教派，它混合了佛教、明教（摩尼教）、彌勒教等內容，獨樹一幟，稱自己為白蓮教。它的核心觀念就是彌勒重生思想：佛祖涅盤後，世界成苦海，千難萬險即將呈現。等彌勒現世後，則立即成為極樂世界。
劉福通眉批道：佛祖涅盤了幾十年，我們在苦海中成長，如今彌勒就要現世，你看我的朋友韓山童相貌奇異，其實他就是彌勒佛下生，明王轉世，我們和他一起顯靈去。
就這樣，劉福通、韓山童領導的紅巾軍大叛亂敲響了元王朝的喪鍾。
劉伯溫說，劉福通這廝是個半吊子白蓮教教徒，他根本沒搞明白彌勒是怎麽回事。彌勒在白蓮教的經典文本中，本是佛祖指定的救世主，根本不是革命者。如果劉福通真的是白蓮教合格的信徒，他應該這樣教導大家：彌勒佛要轉世，來救災避劫，我們信奉他，就能得拯救，不信，就會永遠沉淪苦海。
劉伯溫切齒痛恨的是，劉福通居然把彌勒佛解釋成了革命家，於是才有了紅巾軍大叛亂。對於以白蓮教思想為指導的紅巾軍，劉伯溫是不假思索地給其扣上了“異端”的帽子。因為這種思想和儒家思想是背道而馳的，背道而馳當然也不要緊，可你卻用這種邪門歪道的思想叛亂，這就是罪孽深重了。
《鬱離子》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輕浮的青年對劉伯溫說：“西方有個聖人，神乎其神，可以解世間一切苦，可以解世間一切厄，跟隨他，將得永生。我準備去見他，要不要一起？”
劉伯溫斬釘截鐵地回答：“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我不去。”
由此看來，劉伯溫和異端是水火不容的。而紅巾軍就是水，他自然是火。所以有這樣牢不可破的思維定勢，劉伯溫的心中其實隻有一個理由：他們是叛亂！是異端的叛亂，既然是異端，他們就永遠不是天命所授。而朱元璋還要拜小明王，就說明他仍然承認自己是異端叛亂的一分子，這是劉伯溫最不願看到的。
他的想法是，讓朱元璋從異端小明王的陰影裏跳出來，讓他成為天命所歸的人。雖然還沒有天象顯示，但他完全可以自己創造天命，兜頭罩在朱元璋腦袋上。既然朱元璋已是天命所授的那個人，無論如何都不能身居在異端叛亂的名下，這就是劉伯溫當時內心最真實的想法。
然而這種內心最深邃的想法，並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所以當他說出那句“豎牧耳，奉之何為”時，很多人都大吃一驚。
朱元璋是否明白劉伯溫話中深意，沒有人知道。可他當時沒有反駁劉伯溫，並非是出於禮貌，而是他的心弦的確被劉伯溫的一句看似魯莽的話給撥動了。
即使沒有劉伯溫，朱元璋將來革命的路上也不會再有小明王的身影，但正是因為有了劉伯溫，朱元璋心中才有了定見，這一定見，他和劉伯溫恐怕從沒有說過。當他去解救小明王時，劉伯溫勸說的那些話其實都是多餘的，可謂是雞同鴨講。
因為朱元璋早就把小明王歸宿的問題解決了，那就是死路一條，雖然，還需要幾年的時間來證明。
劉伯溫猜中了
1363年，朱元璋兵團去安豐城拯救小明王。據朱元璋自己說，小明王非救不可，如果不救，他徹夜難眠，就好像小明王是他親爹一樣。劉伯溫卻頭腦冷靜地說：“陳友諒必趁機來襲。”1363年陰曆四月，當朱元璋在遍地瓦礫的安豐城中昂首闊步時，劉伯溫再一次料事如神：陳友諒從武昌南下，直逼洪都（1362年，朱元璋改元朝龍興路為洪都府）。
據陳友諒說，近一年來，他寢食難安，心靈備受煎熬。所以受到這種不公正的心靈摧殘，全是因為一年前和朱元璋的那場戰爭。他說，那場戰爭毀了一切。他從前的乾綱獨斷蒙上了塵埃；他從前的意氣風發漸漸衰老；他從前的目空一切變得麵目全非。但他又說，他終於在1363年春節時挺過來了。他性格中那股百折不撓的韌性突然衝出來拯救了他。他要複仇，他發誓，自己和朱元璋兩個人之間，隻能活一個！
1363年前四個月，他以傾國之力大造戰艦。希圖在最短的時間裏恢複他無敵艦隊的榮耀。1363年陰曆四月，也就是朱元璋把小明王帶出安豐城到滁州時，陳友諒的無敵艦隊建造完成，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主力艦“鐵艦”。後來得勝的朱元璋打掃戰場時，對“鐵艦”印象極為深刻：“鐵艦”有三層，足有三層樓的高度，上有走馬棚，氣勢雄偉，巍峨壯觀，放到江裏，如同一座小山。
當“鐵艦”從武昌沿長江東下，從江州進入鄱陽湖後，看到這種場景的朱元璋的士兵們嚇得癱軟在地。那根本不是艦隊，而是一塊會移動的喜馬拉雅山。當它進入鄱陽湖後，鄱陽湖為突然到來的龐然大物所驚，不斷翻滾著湖麵。幸好，“鐵艦”很快進入贛江，一路南下，抵達洪都城下。
洪都城守軍遙遙望見一座山壓頂而來，魂飛魄散。幸好防禦部隊司令朱文正見過世麵，隻是驚慌了一會兒就恢複了常態，命令部隊有序地堅守城池，隻要不出戰，陳友諒想要攻陷洪都城，還是要費些精力的。
朱文正有這樣的自信，並非純粹是精神的力量。洪都城被胡廷瑞拱手送給朱元璋後，曾被陳友諒奪回過。那次戰役，雙方記憶猶新。陳友諒是趁著漲水的工夫，讓他的海軍一直開到城下，士兵就在船上登城。朱元璋後來又奪回洪都，對陳友諒的海軍戰力刻骨銘心，所以就把沿江的舊城牆推倒，退後三十步重新建築城牆。陳友諒此次前來，已占不了上次能占到的便宜，所以隻好讓士兵登陸攻城，他的海軍優勢蕩然無存。
但他的陸軍攻擊力也非同小可，朱文正的壓力越來越大。他曾派出多人到應天去通知朱元璋，全被陳友諒的巡邏隊活捉，在城下斬首。朱文正把希望寄托於運氣，他一天之內派出數十人，甚至上百人，希望菩薩保佑能有一條漏網之魚。
上天眷顧了他。終於有人把洪都城被陳友諒圍攻的消息帶到了應天。朱元璋聽了這個消息後，臉色隻是微微一變，就問送信的人：“陳友諒兵勢如何？”來人回答：“陳友諒說他帶了六十萬人，我們朱將軍粗略數過，好像作戰部隊遠沒有這麽多，他可能把後勤部隊也算上了。雖然他的兵攻城很猛，可傷亡也很重，其部隊的士氣低落。如果我們派出救援部隊，馬上就能把他擊敗。”
朱元璋沉思片刻，對送信人說：“回去告訴朱文正，讓他再堅守一個月，我會有辦法滅了陳友諒，隻要你能安然回到洪都城。”
朱元璋不知道送信人是否能安然回到洪都城，當時，他也沒有一個清晰的辦法能消滅陳友諒。陳友諒可不是螞蟻，說消滅就能消滅的。他所以對送信人那樣說，隻是想給自己一個充分的時間考慮消滅陳友諒的方法，其實也不是他自己考慮，他要找他的劉伯溫先生。他當時隻有冥冥中鑽進腦海的感覺：陳友諒不攻應天，卻去攻洪都，這可能就是老天要陳友諒滅亡。
“先生您又猜中了！”他把劉伯溫請進密室，還未坐穩，就這樣說，然後又補充了一句，“陳友諒不趁我帶主力去救安豐的時候攻應天，卻去攻洪都，真是個蠢貨！”
劉伯溫對這種自以為是的“站在他人立場上”來想問題的方式很不欣賞。劉伯溫聰明絕頂，正是因為聰明絕頂，所以才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智慧，當你看到別人做出一件愚蠢的事時，他本人卻並不覺得這是愚蠢，而且當事人還會認為，這是他智慧的結晶。你認為別人愚蠢，是因為你站在自己的智慧基石上來判斷的別人。智慧，其實是不分高低的，它受當事人的立場、情緒，甚至天時、地利的影響。
劉伯溫認為，陳友諒攻洪都而不攻應天，站在陳友諒的角度看，是最佳選擇。從武昌離南京沿長江攻應天，要先東去，然後北上，路過的沿江城市有安慶、銅陵、蕪湖、馬鞍山，最後到應天。這沿江的幾個重鎮都在朱元璋的控製下，也就是說，陳友諒不可能如他第一次進攻應天那樣，一路平安地到達應天。他必須要過關斬將，這段時間對他而言，耗費不起。因為一旦在路上被拖住，朱元璋的主力很快就能從安豐返回應天。
攻洪都，陳友諒艦隊可以順流而下，一路上不會遇到任何有質量的抵抗。如果能攻下洪都，朱元璋必會從應天救援，那麽，陳友諒就在鄱陽湖中等他，一決生死。如果攻不下洪都，陳友諒也會在鄱陽湖等朱元璋，因為陳友諒堅信，朱元璋必來。他不可能對洪都城見死不救。
陳友諒所以不選擇攻打應天，還有個心理因素。他兩年前在應天吃過大虧，雖然對於朱元璋，他的恐懼感早已蕩然無存，但對於應天，他還是心有餘悸。他打洪都，按劉伯溫的解釋，可能就是引蛇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