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法入睡，這個夜晚天上冒出束束禮花，慶祝新落成的高級軍人俱樂部。決定不沾酒，好幾次我的手揭開蓋子，又蓋上。大街上沒有從前那種例行的遊行，真有些不習慣。電腦裏有個筆友告訴我，她終於找到十多年前安的節育環，上了三次醫院，做了兩次手術，才從肉裏活生生挖了出來。年齡早已不用節育，那環卻不肯離開。
生活一向如此。我沒有見過這個筆友。可能反正不認識，倒可訴訴生活的怨苦。有些人可能一生也見不著，有些人總在眼前，而見不著的人，你更關心，更喜歡。但是那個鞋店小姐呢？我可能在見到她之前，就喜歡她了？
我找出相冊，這一薄本幸存下來，其他的，不是毀於自己，就是毀於他人。有十年時間，人們全在做這事，領袖夫人帶頭，把她三十年代上海灘的明星照大動幹戈抄家找出來，與知情人一道銷毀。照片竟能如此害人。可是現在，一個普通的垃圾站裏，也能從舊報紙上，看到領袖夫人昔日的風采。談不上傾城傾國，但機靈可愛，和別的延安女人不一個味。鞋店裏那個小梅，生得有點像年輕時的領袖夫人。
我的照片，和我這樣經曆的人一個模式，留不留意義一樣。好在我年輕時候與現在沒有太大的差別，皺紋多些，衣服顏色也多些。不少小報，都說那位領袖夫人在獄中寫自傳。多少人在寫她的傳記，她犯不著寫。不過我還是在等，或許她的自傳能讓我嗅出絲絲縷縷的跡象。可是有一天，小報說她自己吊死在囚室。一個正在寫自傳的人不會自殺，我白等一場。
延安，如同電子信箱，也是個沾上就脫不了身的東西。
宿舍樓三層，她的房間在二層。那天她遊泳回來，一身濕淋淋，剛邁入一層暗黑的過道口，就被人狠狠地拖到外邊，是班長。她竭力想掙脫，但掙脫不掉，她倆身體拉扯在一塊，一路跌跌撞撞，最後摔倒在抓癢樹的坡下。她站起來，發黃的路燈下，她們的身影糾纏在地上。
“我都看見了，”班長氣恨交加，劈頭給她一掌，“你這個妖精，你存心勾引指導員，你還偷偷塗了我的口紅。塗了好看啊，去搶男人啊。”
她被打蒙、罵傻了，蜷縮身子，雙手護著自己的頭。等回過神來，她意識到班長一定在跟蹤她。於是抬起頭，脫口而出：“要吃醋，先問問自己有沒有份兒！”
“他約了我。”班長憤怒得臉紅紅的，“結果你趕在我前麵，你不要臉。”
“他也約了你？”先前有過的擔心被證實了，這次讓班長做了看客。那你也看到了我的身體，她心裏有股滿足感。但她還是叫嚷著：“別自作多情，酸不酸？”
假若不是有人經過，兩人還會邊罵邊廝打，像受傷的獸決鬥到底。她突然啞了，看著對方。那人卻臉扭向一邊，加快步伐，生怕惹事。
兩人從地上爬起來，頭發散亂，尤其是她，未全幹的衣服沾滿泥土。不遠處練舞室亮著燈光。她們鬼差神使地走到練舞室，空無一人，忘了關燈和關門。雪亮的日光燈，把渾身上下的羞辱照得一清二楚。她好像看見指導員，也許又約了另一個女同學，就像那晚，班長的身體在他懷裏。她的臉一會兒紅一會兒紫。她閉上眼睛：班長和他在墊子上，班長的身體在黑夜裏太好看，好看的東西對她充滿了力量，她的呼吸急促，往牆邊退，她拉住電燈繩，渾身是恐慌和怒火。班長的眼裏卻是鎮靜，鎮靜得不正常，她的手緊握自己的手，眼睛發亮。拉滅燈的練舞室，好久沒有聲音。
幾天後，她路過操場沙地，練舞的娘子軍陸續散了，牆上腳印無數，指導員從練舞室出來。他汗濕的身體真的有魅力，他的聲音卻顯得遙遠。“是不是忘了昨天我的話？昨天我在水庫等你好久。”他拉著她的手說。
她卻朗聲笑起來：“你另約了什麽人來看戲？你這個性錯亂，展覽狂！”
雨點落下，豌豆大，沒一會兒就密集起來。這給她一個理由，她抽出手，往宿舍樓跑，回過頭來，朝指導員喊：“好吧，明天傍晚，水庫不見不散。”
她回寢室，坐在床上，眼淚吧嗒吧嗒往下掉。指導員是一個黃鼠狼，但她就是為那個黃鼠狼而哭。
“怎麽啦？”班長的手放在她的肩上。房間裏就她倆，她哭得更厲害，班長抱住她，哄孩子似的說：“別哭。”
“班長。”她嗚咽，她喜歡在她懷裏，喜歡她用手帕擦去她的眼淚。
“別叫我班長了，哪一輩子的事。叫我小梅，我家裏人都這麽叫。”
但她不習慣叫“小梅”。她比班長年齡大幾個月，但班長各方麵都比她成熟得多，連腳也比她大半碼。她說，她下不了決心，給指導員一點顏色看，按她倆早設想好的計謀。
“現在看來非做不可了，他剛才也約我了，他是個流氓，拿我們當玩物呢！”班長說。
第二天夜裏，指導員被對方組織抓走。認為他是此方武衛隊員，知道“幕後黑手”原校黨委書記藏在哪裏。娘子軍舞蹈班的人來告訴她們，說是他去遊泳，很遲才歸，換了身幹淨衣服，當時正在刷牙。她們相視看一眼，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接下來的事，她們未料到：指導員就是不肯說出原校黨委書記藏身何處，遭到毒打，熬不過毒刑就開始胡說。一說就人馬出動偷襲，卻次次撲空。看到上刑也沒用，對方組織向他攤了底：他的兩個女學生，忠於偉大領袖，看不過他的奸惡前來告發的。這使他精神全崩潰了。對方還不放過他，裏麵五大三粗的工人階級看他細皮嫩肉，相貌姣好，把他關在暗室裏，輪番雞奸他。
“做過了頭，但莫後悔。”班長說著，靠近她，眼睛蒙有霧氣似的濕。“我們並不是喜歡他，我們隻是通過他，知道了我們自己的心。”
窗外的梧桐樹葉綠得油亮。她的短發長了，可用橡皮筋紮辮子，她們形影不離，最愛去有抓癢樹的山坡，話越來越多：談每夜做的夢，談各自家裏人，那支口紅是班長母親的，“文革”初她母親把家裏有可能惹禍的東西全處理掉，但班長趁母親不注意，留下了口紅。
她們把對方的名字刻在抓癢樹幹上，繞著學校跑，半夜翻窗爬進練舞室。誰也不提指導員，好像她們的生活裏壓根兒就沒這個人，他從她們的生活中徹底消失了，她們就是不要指導員的娘子軍。那個冷清的上午，太陽卻比以往任何一天都升得高。因為天熱，寢室窗大敞，她倆在玩撲克算命。現在口紅已用到了底端，最後一點，她替班長抹上。
班長對鏡瞧著說：“紅得鮮豔，不像櫻桃，而像辣椒。”
這話，怎麽耳熟？她想起來，指導員曾說過，一個不祥的感覺閃過她心頭。這時她聽見樓下有男人聲音，在叫她的名字。
她本是坐在床上，急忙站起，站在窗外梧桐樹下的男人：臉色憔悴，身上穿了件鬆鬆垮垮的舊軍衣，還戴了頂不知哪兒弄來的軍帽，樣子很狼狽。她不認識這個男人，但班長探頭一看，驚叫了一聲：“是他！他怎麽會出來的？”
指導員在梧桐樹下向她們招手，讓她倆下去。
她們一直沒有想過這個男人出來以後怎麽辦。或許她們一直認為他會死在暗牢裏。不是心腸壞，這個兵荒馬亂的年頭，冤死鬼多的是。對方組織的頭兒答應過她們，絕對不把她們檢舉一事說出去。還是班長首先恢複鎮靜。她說：“這個流氓王八蛋又來纏，我去，看他怎麽招來著？”
沒等她說話，班長就出了門，下樓跑得那麽快，她怕班長吃虧，急忙追上去。
走出樓門，她看到班長站在指導員麵前。奇怪，梧桐樹下兩人緊抱在一起，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隻聽到兩人都叫她的名字。兩人的姿勢很奇怪，指導員微笑著向她招手，班長被他緊摟著，背對著她，在使勁地蹬著腳。在她靠近他們一刹那，她被班長用掙脫出來的手狠命推開。她毫無準備，踉蹌幾步摔倒在地上，就在這一刹那，一聲轟隆響起。
她睜開眼睛，發現她的臉淌著血，朝四周一看：硝煙升起的地上，全是身體的碎片和鮮血。“來呀，來看最後一場。”指導員最後的吼叫，她仿佛是聽見的。
她當時不知臉上的血中有自己傷口的血，隻知道嚇昏過去了。聽見爆炸趕來的人把她送進醫院。後來她聽說了，這個男人逃出囚室，偷了一枚烈性手榴彈，連梧桐樹也炸掉一半。場麵太血腥，沒人敢靠近。
她受的隻是皮外傷。
第二天，她忍著傷痛，讓人送她到寢室樓前，她將小梅和指導員的身體碎片一一區分出來，裝到兩個袋裏。她堅持要這麽做，隻有她熟悉兩人身體的各部分，也隻有她不害怕收拾這些碎片，因為她本來應當歸在這一堆裏。收拾完，她又暈倒，被送進醫院。小梅的碎片被造反組織抬走，埋進紅衛兵烈士墓，指導員的屍體無人處理，最後反而是對方組織送去火葬場。
我這一夜思緒混亂。我帶著膽怯想，指導員，你真是有一股憤狠勁，但你的憤狠勁隻有一次，還不如梧桐樹，又長得茂茂盛盛，哪怕在那個絕望的時代。班長，假若你活下來，你會怎麽看過去？
我檢查冰箱，一箱各式不同的葡萄酒已近尾聲，當然，我的經濟情況極差，比起許多下崗工人，日子還算過得去，有兩家私人公司來找我，做些偷稅漏稅的假賬，給些小錢。我手裏的這瓶酒，對我來說，太甜。含酒精15%，合資產的西班牙產的葡萄酒，也並不比法國的差。我在本子上記下商標名字等細節，如此並不是誇耀我是個品酒行家，而是借酒打發時間，夜太長。
沒人知道我下落，有人說我下鄉當知青時，在農村嫁了當地農民；以後，有人說我在海南炒房地產，成大腕了，也有人看見我在悉尼的中國城餐館洗盤子。流言似水。我改換姓名，在一個小地方度著歲月，偶爾會想起收拾班長的頭顱時，那嘴唇上的口紅，依然如我抹上時那麽美。在那個學校，至今還有人說我，真是奇事，想必人們在我們三人頭上安了各種各樣的故事。我是唯一活著的人，我的故事應當最精彩。
到這個小地方來養老，就想忘記這一切。如果不是那天遇到那個鞋店小姐，那麽，我恐怕不會再記起我生命裏曾經有另一個小梅。一生的日子睡一覺似的就過完了，而此刻，我才覺得有點痛，徹骨之痛。看到這個小梅，我才明白我躲不開自己。
酒瓶見底，今夜，怎麽也難醉。淚順著臉淌下來，有一張最大的黑白照片，在幾乎空白的相冊裏，六十年代末一個一刹那的縮影，那兩個女學生穿著綠軍衣並排坐著，有點憂鬱，甚至帶著恐懼，她們的臉這時突然清晰起來，你是個幸存者，因為班長。這個夜晚我才意識，我應該珍惜餘生，不必記恨世界。心情寧靜，比金子貴重。
第二天，我記得昨夜的夢：我和班長手牽手地來到一張潔白的墊子上，一起翻了斤鬥，騰在半空非常長一段時間。
過了一個星期，我的鞋子在雨水裏一走，掉了鞋底。鞋是一個人的根基，豈有不追究之理？我到了那家店，接待我的那個女孩掃了一眼鞋子，說，不屬於質量問題。她上下打量我：這是你自己走路扭歪的，不能換。我惱恨地說，我要找售給我鞋的店員，叫小梅，小梅說包換的。她說，她就是。
你不是。
為什麽？
因為你不是。
生活一向如此。我沒有見過這個筆友。可能反正不認識，倒可訴訴生活的怨苦。有些人可能一生也見不著，有些人總在眼前，而見不著的人，你更關心，更喜歡。但是那個鞋店小姐呢？我可能在見到她之前，就喜歡她了？
我找出相冊，這一薄本幸存下來，其他的，不是毀於自己，就是毀於他人。有十年時間，人們全在做這事，領袖夫人帶頭，把她三十年代上海灘的明星照大動幹戈抄家找出來，與知情人一道銷毀。照片竟能如此害人。可是現在，一個普通的垃圾站裏，也能從舊報紙上，看到領袖夫人昔日的風采。談不上傾城傾國，但機靈可愛，和別的延安女人不一個味。鞋店裏那個小梅，生得有點像年輕時的領袖夫人。
我的照片，和我這樣經曆的人一個模式，留不留意義一樣。好在我年輕時候與現在沒有太大的差別，皺紋多些，衣服顏色也多些。不少小報，都說那位領袖夫人在獄中寫自傳。多少人在寫她的傳記，她犯不著寫。不過我還是在等，或許她的自傳能讓我嗅出絲絲縷縷的跡象。可是有一天，小報說她自己吊死在囚室。一個正在寫自傳的人不會自殺，我白等一場。
延安，如同電子信箱，也是個沾上就脫不了身的東西。
宿舍樓三層，她的房間在二層。那天她遊泳回來，一身濕淋淋，剛邁入一層暗黑的過道口，就被人狠狠地拖到外邊，是班長。她竭力想掙脫，但掙脫不掉，她倆身體拉扯在一塊，一路跌跌撞撞，最後摔倒在抓癢樹的坡下。她站起來，發黃的路燈下，她們的身影糾纏在地上。
“我都看見了，”班長氣恨交加，劈頭給她一掌，“你這個妖精，你存心勾引指導員，你還偷偷塗了我的口紅。塗了好看啊，去搶男人啊。”
她被打蒙、罵傻了，蜷縮身子，雙手護著自己的頭。等回過神來，她意識到班長一定在跟蹤她。於是抬起頭，脫口而出：“要吃醋，先問問自己有沒有份兒！”
“他約了我。”班長憤怒得臉紅紅的，“結果你趕在我前麵，你不要臉。”
“他也約了你？”先前有過的擔心被證實了，這次讓班長做了看客。那你也看到了我的身體，她心裏有股滿足感。但她還是叫嚷著：“別自作多情，酸不酸？”
假若不是有人經過，兩人還會邊罵邊廝打，像受傷的獸決鬥到底。她突然啞了，看著對方。那人卻臉扭向一邊，加快步伐，生怕惹事。
兩人從地上爬起來，頭發散亂，尤其是她，未全幹的衣服沾滿泥土。不遠處練舞室亮著燈光。她們鬼差神使地走到練舞室，空無一人，忘了關燈和關門。雪亮的日光燈，把渾身上下的羞辱照得一清二楚。她好像看見指導員，也許又約了另一個女同學，就像那晚，班長的身體在他懷裏。她的臉一會兒紅一會兒紫。她閉上眼睛：班長和他在墊子上，班長的身體在黑夜裏太好看，好看的東西對她充滿了力量，她的呼吸急促，往牆邊退，她拉住電燈繩，渾身是恐慌和怒火。班長的眼裏卻是鎮靜，鎮靜得不正常，她的手緊握自己的手，眼睛發亮。拉滅燈的練舞室，好久沒有聲音。
幾天後，她路過操場沙地，練舞的娘子軍陸續散了，牆上腳印無數，指導員從練舞室出來。他汗濕的身體真的有魅力，他的聲音卻顯得遙遠。“是不是忘了昨天我的話？昨天我在水庫等你好久。”他拉著她的手說。
她卻朗聲笑起來：“你另約了什麽人來看戲？你這個性錯亂，展覽狂！”
雨點落下，豌豆大，沒一會兒就密集起來。這給她一個理由，她抽出手，往宿舍樓跑，回過頭來，朝指導員喊：“好吧，明天傍晚，水庫不見不散。”
她回寢室，坐在床上，眼淚吧嗒吧嗒往下掉。指導員是一個黃鼠狼，但她就是為那個黃鼠狼而哭。
“怎麽啦？”班長的手放在她的肩上。房間裏就她倆，她哭得更厲害，班長抱住她，哄孩子似的說：“別哭。”
“班長。”她嗚咽，她喜歡在她懷裏，喜歡她用手帕擦去她的眼淚。
“別叫我班長了，哪一輩子的事。叫我小梅，我家裏人都這麽叫。”
但她不習慣叫“小梅”。她比班長年齡大幾個月，但班長各方麵都比她成熟得多，連腳也比她大半碼。她說，她下不了決心，給指導員一點顏色看，按她倆早設想好的計謀。
“現在看來非做不可了，他剛才也約我了，他是個流氓，拿我們當玩物呢！”班長說。
第二天夜裏，指導員被對方組織抓走。認為他是此方武衛隊員，知道“幕後黑手”原校黨委書記藏在哪裏。娘子軍舞蹈班的人來告訴她們，說是他去遊泳，很遲才歸，換了身幹淨衣服，當時正在刷牙。她們相視看一眼，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接下來的事，她們未料到：指導員就是不肯說出原校黨委書記藏身何處，遭到毒打，熬不過毒刑就開始胡說。一說就人馬出動偷襲，卻次次撲空。看到上刑也沒用，對方組織向他攤了底：他的兩個女學生，忠於偉大領袖，看不過他的奸惡前來告發的。這使他精神全崩潰了。對方還不放過他，裏麵五大三粗的工人階級看他細皮嫩肉，相貌姣好，把他關在暗室裏，輪番雞奸他。
“做過了頭，但莫後悔。”班長說著，靠近她，眼睛蒙有霧氣似的濕。“我們並不是喜歡他，我們隻是通過他，知道了我們自己的心。”
窗外的梧桐樹葉綠得油亮。她的短發長了，可用橡皮筋紮辮子，她們形影不離，最愛去有抓癢樹的山坡，話越來越多：談每夜做的夢，談各自家裏人，那支口紅是班長母親的，“文革”初她母親把家裏有可能惹禍的東西全處理掉，但班長趁母親不注意，留下了口紅。
她們把對方的名字刻在抓癢樹幹上，繞著學校跑，半夜翻窗爬進練舞室。誰也不提指導員，好像她們的生活裏壓根兒就沒這個人，他從她們的生活中徹底消失了，她們就是不要指導員的娘子軍。那個冷清的上午，太陽卻比以往任何一天都升得高。因為天熱，寢室窗大敞，她倆在玩撲克算命。現在口紅已用到了底端，最後一點，她替班長抹上。
班長對鏡瞧著說：“紅得鮮豔，不像櫻桃，而像辣椒。”
這話，怎麽耳熟？她想起來，指導員曾說過，一個不祥的感覺閃過她心頭。這時她聽見樓下有男人聲音，在叫她的名字。
她本是坐在床上，急忙站起，站在窗外梧桐樹下的男人：臉色憔悴，身上穿了件鬆鬆垮垮的舊軍衣，還戴了頂不知哪兒弄來的軍帽，樣子很狼狽。她不認識這個男人，但班長探頭一看，驚叫了一聲：“是他！他怎麽會出來的？”
指導員在梧桐樹下向她們招手，讓她倆下去。
她們一直沒有想過這個男人出來以後怎麽辦。或許她們一直認為他會死在暗牢裏。不是心腸壞，這個兵荒馬亂的年頭，冤死鬼多的是。對方組織的頭兒答應過她們，絕對不把她們檢舉一事說出去。還是班長首先恢複鎮靜。她說：“這個流氓王八蛋又來纏，我去，看他怎麽招來著？”
沒等她說話，班長就出了門，下樓跑得那麽快，她怕班長吃虧，急忙追上去。
走出樓門，她看到班長站在指導員麵前。奇怪，梧桐樹下兩人緊抱在一起，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隻聽到兩人都叫她的名字。兩人的姿勢很奇怪，指導員微笑著向她招手，班長被他緊摟著，背對著她，在使勁地蹬著腳。在她靠近他們一刹那，她被班長用掙脫出來的手狠命推開。她毫無準備，踉蹌幾步摔倒在地上，就在這一刹那，一聲轟隆響起。
她睜開眼睛，發現她的臉淌著血，朝四周一看：硝煙升起的地上，全是身體的碎片和鮮血。“來呀，來看最後一場。”指導員最後的吼叫，她仿佛是聽見的。
她當時不知臉上的血中有自己傷口的血，隻知道嚇昏過去了。聽見爆炸趕來的人把她送進醫院。後來她聽說了，這個男人逃出囚室，偷了一枚烈性手榴彈，連梧桐樹也炸掉一半。場麵太血腥，沒人敢靠近。
她受的隻是皮外傷。
第二天，她忍著傷痛，讓人送她到寢室樓前，她將小梅和指導員的身體碎片一一區分出來，裝到兩個袋裏。她堅持要這麽做，隻有她熟悉兩人身體的各部分，也隻有她不害怕收拾這些碎片，因為她本來應當歸在這一堆裏。收拾完，她又暈倒，被送進醫院。小梅的碎片被造反組織抬走，埋進紅衛兵烈士墓，指導員的屍體無人處理，最後反而是對方組織送去火葬場。
我這一夜思緒混亂。我帶著膽怯想，指導員，你真是有一股憤狠勁，但你的憤狠勁隻有一次，還不如梧桐樹，又長得茂茂盛盛，哪怕在那個絕望的時代。班長，假若你活下來，你會怎麽看過去？
我檢查冰箱，一箱各式不同的葡萄酒已近尾聲，當然，我的經濟情況極差，比起許多下崗工人，日子還算過得去，有兩家私人公司來找我，做些偷稅漏稅的假賬，給些小錢。我手裏的這瓶酒，對我來說，太甜。含酒精15%，合資產的西班牙產的葡萄酒，也並不比法國的差。我在本子上記下商標名字等細節，如此並不是誇耀我是個品酒行家，而是借酒打發時間，夜太長。
沒人知道我下落，有人說我下鄉當知青時，在農村嫁了當地農民；以後，有人說我在海南炒房地產，成大腕了，也有人看見我在悉尼的中國城餐館洗盤子。流言似水。我改換姓名，在一個小地方度著歲月，偶爾會想起收拾班長的頭顱時，那嘴唇上的口紅，依然如我抹上時那麽美。在那個學校，至今還有人說我，真是奇事，想必人們在我們三人頭上安了各種各樣的故事。我是唯一活著的人，我的故事應當最精彩。
到這個小地方來養老，就想忘記這一切。如果不是那天遇到那個鞋店小姐，那麽，我恐怕不會再記起我生命裏曾經有另一個小梅。一生的日子睡一覺似的就過完了，而此刻，我才覺得有點痛，徹骨之痛。看到這個小梅，我才明白我躲不開自己。
酒瓶見底，今夜，怎麽也難醉。淚順著臉淌下來，有一張最大的黑白照片，在幾乎空白的相冊裏，六十年代末一個一刹那的縮影，那兩個女學生穿著綠軍衣並排坐著，有點憂鬱，甚至帶著恐懼，她們的臉這時突然清晰起來，你是個幸存者，因為班長。這個夜晚我才意識，我應該珍惜餘生，不必記恨世界。心情寧靜，比金子貴重。
第二天，我記得昨夜的夢：我和班長手牽手地來到一張潔白的墊子上，一起翻了斤鬥，騰在半空非常長一段時間。
過了一個星期，我的鞋子在雨水裏一走，掉了鞋底。鞋是一個人的根基，豈有不追究之理？我到了那家店，接待我的那個女孩掃了一眼鞋子，說，不屬於質量問題。她上下打量我：這是你自己走路扭歪的，不能換。我惱恨地說，我要找售給我鞋的店員，叫小梅，小梅說包換的。她說，她就是。
你不是。
為什麽？
因為你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