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長宜說道：“這個問題你為什麽問我？”
舒晴一愣，一時沒弄清彭長宜是什麽意思。
彭長宜笑了，說道：“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覺得我有這方麵的問題，所以才問我？”
舒晴這才意識到什麽，她急忙說道：“對不起，我不是這個意思，你可以不回答。”
彭長宜笑了，說道：“沒什麽，這倒不是什麽原則問題。我可以回答。不過你這問題的確問對人了，在我身上都有體現。首先，我異地任職過，即便之前沒有異地任職，就像你說的也幾乎不著家。這樣的工作節奏和方式，極易導致我們這樣的人逐漸脫離正常的家庭生活軌道，甚至極易淡化我們應該承擔的家庭責任，也這是之前我家屬經常抱怨我的，大人顧不上，孩子顧不上，家就是你的旅店。可能這是你們象牙塔裏的人無法想象的。至於為什麽公款吃喝屢禁不止的問題，我有切身體會，我不是為基層幹部們開脫，更不是為我開脫，有個事實你不得不承認，那就是如今的酒席、飯桌，已不單單是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早就拓展到了工作範疇，甚至異化為工作的延續，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際交往和推杯換盞中搞定，許多以私人名義上的請客，往往都是因為工作，很難分清哪是公哪是私。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拿我的電話來說吧，你說這一天我接了多少電話，有幾個是自己的私事？可以說下班後甚至睡覺後接的電話都和工作有關，公私從時間上就很難劃清，你能說我下班了，休息了，就不接電話了？真跟美國警察一樣，追著追著小偷，忽然鍾聲響了，下班了，小偷不追了？基層幹部首先在時間上就分不清，下班處理政務的有的是。”
彭長宜頓了頓又說：“還說基層公款吃喝問題，你剛才說的對，沒有幾個人願意把自己泡在酒裏的，基層的幹部，接待任務太重，這也你都看到了，不說省委，就說上級市委、市政府，那麽多的部門對你一個基層縣市，哪個部門來人你不得招待一番？別說招待，你就是慢待都不行，哪個部分都能卡死你！再有，就是一些迎來客往問題，這個的確和工作沒有什麽直接關係，但細究仍然說不清。比如，前幾天朱市長招待的一撥客人，是南方電廠的，早先跟亢州談過合作的事，他們去北京路過咱們這，給朱市長打電話，朱市長招待了他們，你能說朱市長不能用公款接待，他要自己掏腰包請客？如果要自己掏腰包請客，像這樣的客人，他一個月接待兩次就差不多工資就光了，再有，朱市長怎麽認識的他們？他們家該不會要建個電廠吧？當然，也有基層心甘情願招待的，因為有許多公務招待，是基層幹部向上級展示政績或者遊說重要部門的無奈之舉。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在法製尚不健全、製度尚不完善的條件下，作為構建人脈網絡、疏通工作通道的各種交際應酬，已經成為各級幹部的一門必修課，久而久之，這種應酬，就以常規性工作方式的名義，扭曲了部分幹部的工作理念。沒辦法，大氣候是這樣，具體到基層幹部個人，也隻能隨波逐流，你不這樣，你就是另類。”
舒晴說：“你剛才說的對，法製尚不健全，製度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從出現這麽多看似合理其實是違規的現象。改變這種現象，扭轉社會風氣，就隻有依靠法製，依靠製度，當我們的社會秩序由人情向法製轉化後，這種情況，就會不存在了。也就是全社會都納入法製運行的軌道後，基層乃至整個社會就不會出現或者較少出現一些不正之風了。”
彭長宜長長歎了一口氣，沒有表態。
舒晴扭頭看著他，說道：“我說的不對嗎？”
彭長宜嘴角向上一彎，露出一絲微笑，說道：“你說的對，也很美好，也是人人都盼望能達到的，但是，憑我一個基層幹部的經驗看，沒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是改變不了的。這個相當長的時間還得是我們真真正正地想改變，真真正正地想這麽做。”
“有這麽悲觀嗎？”舒晴問道。
彭長宜答道：“這可不是悲觀，這是客觀事實。如果認為這是悲觀，那就會蒙蔽我們的雙眼，就會看不到問題的本質。”
舒晴笑著說道：“嗬嗬，受教了。”
彭長宜忽然意識到，他不知不覺中，已經掉進了舒晴為他設置的“套”中了。他特別強調：“今天我們的談話內容，與我本身的職位無關。”
舒晴笑了，說道：“我喜歡這樣的暢所欲言，再次聲明，我隻是了解和探討，絕不寫成書麵的文字。我一個小小的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員，既然不能做女媧補天的大事，最起碼也能做到杞人憂天吧，或者因為我也是一名共產黨員吧。”
彭長宜不再那麽抵觸舒晴的論題，他說道：“西方有位著名學者曾經說過，在現代政治中，農村扮演著關鍵性的‘鍾擺’的角色。這一論斷對中國而言尤為貼切。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在分析世界範圍內眾多的革命現象時也指出，農村主導集團所起的作用實際決定著政府穩定或脆弱的關鍵所在，我的理解就是一句話：得農村者得天下。”
“說的太對了。”舒晴感覺彭長宜不那麽抵觸她了。
彭長宜說：“盡管我抵觸你的研究論題，但其實我們這些基層幹部有著難以言說的苦惱。這種苦惱是無論如何不能對外人講的。我現在比在鄉鎮的時候好多了，我當鄉鎮幹部的時候，嚐遍了各種酸甜苦辣鹹。那個時候，我們自己把自己比喻成地板幹部，什麽叫地板幹部，就是最底層的幹部群體。處在最底層，卻肩負著維護一方穩定、發展一方經濟的重任，這些基層幹部們的行為，是最具體而直接地體現黨的執政能力和形象問題。然而，這又是最容易被忽視的一個群體，他們所承受的工作壓力和身心壓力沒有人更多地去關注、去關心。”
舒晴說：“我想，我現在能理解一些了。”
彭長宜點點頭，接著說道：“這是咱們私下裏講，基層幹部，真的是苦惱多於快樂。當年我在基層的時候，總是抱怨上級不理解下級，現在我有幸到了原來上級的位置，也煩他們跟你訴苦，隻要你一布置工作，任務先擱在一邊，他們先跟你強調各種的困難，各種的苦。時間長了，我也懶得聽了，我經常這樣說：困難有唄，的確有，我知道，因為我也在基層幹過，殯葬改革期間，黑天半夜，我親自抬過死人，清理整頓五小的時候，我帶著人，蹲坑守候，風餐露宿，防止冒煙，甚至遭人暗算，基層工作，能沒有困難嗎？沒有困難要我們這些人幹嘛？國家天天給你開著工資，就是讓你喝茶看報紙嗎？還有一點，就是山區的幹部好管理，越是經濟發達的地方，幹部越不好管理。”
舒晴問道：“依你看，基層最大的工作難點體現在哪些方麵？是幹群關係嗎？”
彭長宜搖搖頭，說道：“幹群關係稱不上是最大工作難點，最大的難點我認為是權小責大。我在鄉鎮工作的時候，就把這種矛盾比喻成小馬拉大車。”
“哦，怎麽講？”舒晴對彭長宜的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彭長宜駕駛著方向盤，在穩穩地超過一輛車後，才心平氣和地說道：“首先，經濟發展是基層最迫切的問題。發展地方經濟，恐怕是任何一個基層幹部都想做的事，不管上級有沒有這樣任務指標，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每一個基層幹部的心願，因為你的一言一行，老百姓都看在眼裏，記在心裏，這是基層幹部，特別是鄉鎮黨委書記和鄉鎮長們最迫切、也是最核心的工作內容。再有，就是現在時興搞一票否決製，這個壓力也是最大，你想，上麵千斤擔，鄉鎮一肩挑，檢查天天有，事事能摘帽。我在北城擔任政府一把手的時候，就曾經代表區政府就跟市裏一年簽過23項責任狀，哪一項都能將你一票否決了。”
舒晴點點頭，這個情況，確實是基層的實際。
彭長宜又說道：“再有就是維穩的壓力也很大，誰都知道，信訪維穩是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維穩是個筐，什麽都往裏裝。這個你該有一些體會了吧，你參加過信訪接待日。還有就征地拆遷是最難做的工作。基層要發展，離不開工業，離不開土地，特別是在舊城改造過程中，拆遷是避免不了的，是基層幹部必須麵對的難題，我曾經絞盡腦汁、想盡各種辦法對付過一個拆遷戶，從計劃生育、侵街占道都沒有找出人家的毛病，沒有借口能降服他，無論你怎麽給他提高補償數額，就是不同意拆遷，還聚眾到市委大院鬧事。”
舒晴笑了，說道：“是你要跳河的那個拆遷戶嗎？”
彭長宜說道：“是啊，我實在是沒有辦法了，絞盡腦汁、費盡心機，就是找不到他的毛病！如果他不拆遷，工作就進行不下去，頭前那些按規定拆遷的人家，議論紛紛。我真是急了，豁出去了。在他最後一次聚眾圍堵市委大院，我聽說後立刻火冒三丈。朱市長那時是北城黨委書記，他見我火了，還囑咐我，要講究策略，千萬不要激化矛盾，畢竟是在市委大院。我哪還顧得上策略啊，心想你他媽的不就是滾刀肉、油鹽不進、葷素不吃嗎？我就不信我彭長宜製不服你！到了市委大院後，我二話不說，拽著他就往摩托車上塞。我當時我騎的是挎鬥摩托車，帶著他一路狂奔，我跟他說，你不是不同意拆遷嗎，你不同意拆遷，我的官也當到頭了，我也沒活路了，因為我跟市裏簽訂了責任狀，一票否決，我活不下去了，你也別想活，咱倆今天就跳萬馬河！我直接把他拉到了萬馬河的大橋上，把他拽出來後，就往橋下扔他，他死活不跳河，直跟我說好話，就這樣，才算降服了他，最後我們倆還成為了好朋友。”
“你這是什麽工作方法？”
“什麽工作方法？管用的方法！”彭長宜理直氣壯地說道：“如果按照你們搞理論的方法，是要深入細致地做其思想工作，使他轉變思想意識，認識城建工作利國利民的重要性？對不對？”
舒晴沒敢回答。
彭長宜說：“我告訴你，這些招兒不好使，何況我的確使過。在基層工作，好招兒使，邪招兒也要使，還記得我以前跟你說過的話嗎？基層的事，幹得，說不得。就是這個道理。”
舒晴聽得目瞪口呆，半天才說：“你當時真的想把他扔河裏去嗎？”
彭長宜說：“真的，因為我製服不了他。”
“那如果真的出了人命怎麽辦？”舒晴擔心地問道。
“這一點我心裏有數，出不了人命，頂多嗆幾口水。”
“誰嗆幾口水？”
“那個拆遷戶唄。我會水，比浪裏鑽差不了多少，我不會讓他淹死的，但我肯定會讓他嗆幾口水，真是氣死我了，跟他同歸於盡的心都有。”
彭長宜說道這裏，口氣裏還有著憤懣。
舒晴對彭長宜有了敬仰，也許，這就是彭長宜自嘲的地板幹部真實的形象代表，是她感興趣的基層官員。
說到這裏，彭長宜長出了一口氣，說道：“權小責大，位卑言輕，前途艱辛等等，都造成了基層幹部的某種心理壓力、無暇照顧家人的愧疚心理。說到這，你也可能聽說了我的家庭一些情況，事後我反省過，對家，對孩子，我的確做的不夠，忽略了他們。勞累一天了，回到家裏，就想心裏清靜清靜，這個時候，最反感的就是家屬的抱怨。尤其是我那位家屬，每次一進家們，第一句話保證就讓你不舒服，她委屈，我也委屈，感覺自己早出晚歸累得半死，還不都是為了這個家，為了孩子嗎？時間一長，就懶得解釋、懶得安撫了，溝通就更別提了。現在回過頭來一想，自己的確忽視了他們，忽視了這個家，忽略了家人對你的依賴，久而久之，家屬就心生抱怨，抱怨久了，你也就膩煩了，甚至不想回家，越是這樣，她抱怨的就越甚，惡性循環，漸漸地，兩口子的心就疏遠了。其實家裏的這個人也挺難，獨自一個人帶孩子，孩子半夜發燒指不上你，接送孩子上下學指不上你，甚至灌煤氣都指不上你，這些都還好點，最苦悶的就心裏有話沒地方傾訴，好不容易盼著你回家了，十有八九都是在喝了酒的情況下才進家門，即便這個時候想聽她傾訴，精神也不做主了，早就疲憊不堪了，長此以往，沒有不出問題的道理。”
舒晴一愣，一時沒弄清彭長宜是什麽意思。
彭長宜笑了，說道：“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覺得我有這方麵的問題，所以才問我？”
舒晴這才意識到什麽，她急忙說道：“對不起，我不是這個意思，你可以不回答。”
彭長宜笑了，說道：“沒什麽，這倒不是什麽原則問題。我可以回答。不過你這問題的確問對人了，在我身上都有體現。首先，我異地任職過，即便之前沒有異地任職，就像你說的也幾乎不著家。這樣的工作節奏和方式，極易導致我們這樣的人逐漸脫離正常的家庭生活軌道，甚至極易淡化我們應該承擔的家庭責任，也這是之前我家屬經常抱怨我的，大人顧不上，孩子顧不上，家就是你的旅店。可能這是你們象牙塔裏的人無法想象的。至於為什麽公款吃喝屢禁不止的問題，我有切身體會，我不是為基層幹部們開脫，更不是為我開脫，有個事實你不得不承認，那就是如今的酒席、飯桌，已不單單是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早就拓展到了工作範疇，甚至異化為工作的延續，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際交往和推杯換盞中搞定，許多以私人名義上的請客，往往都是因為工作，很難分清哪是公哪是私。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拿我的電話來說吧，你說這一天我接了多少電話，有幾個是自己的私事？可以說下班後甚至睡覺後接的電話都和工作有關，公私從時間上就很難劃清，你能說我下班了，休息了，就不接電話了？真跟美國警察一樣，追著追著小偷，忽然鍾聲響了，下班了，小偷不追了？基層幹部首先在時間上就分不清，下班處理政務的有的是。”
彭長宜頓了頓又說：“還說基層公款吃喝問題，你剛才說的對，沒有幾個人願意把自己泡在酒裏的，基層的幹部，接待任務太重，這也你都看到了，不說省委，就說上級市委、市政府，那麽多的部門對你一個基層縣市，哪個部門來人你不得招待一番？別說招待，你就是慢待都不行，哪個部分都能卡死你！再有，就是一些迎來客往問題，這個的確和工作沒有什麽直接關係，但細究仍然說不清。比如，前幾天朱市長招待的一撥客人，是南方電廠的，早先跟亢州談過合作的事，他們去北京路過咱們這，給朱市長打電話，朱市長招待了他們，你能說朱市長不能用公款接待，他要自己掏腰包請客？如果要自己掏腰包請客，像這樣的客人，他一個月接待兩次就差不多工資就光了，再有，朱市長怎麽認識的他們？他們家該不會要建個電廠吧？當然，也有基層心甘情願招待的，因為有許多公務招待，是基層幹部向上級展示政績或者遊說重要部門的無奈之舉。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在法製尚不健全、製度尚不完善的條件下，作為構建人脈網絡、疏通工作通道的各種交際應酬，已經成為各級幹部的一門必修課，久而久之，這種應酬，就以常規性工作方式的名義，扭曲了部分幹部的工作理念。沒辦法，大氣候是這樣，具體到基層幹部個人，也隻能隨波逐流，你不這樣，你就是另類。”
舒晴說：“你剛才說的對，法製尚不健全，製度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從出現這麽多看似合理其實是違規的現象。改變這種現象，扭轉社會風氣，就隻有依靠法製，依靠製度，當我們的社會秩序由人情向法製轉化後，這種情況，就會不存在了。也就是全社會都納入法製運行的軌道後，基層乃至整個社會就不會出現或者較少出現一些不正之風了。”
彭長宜長長歎了一口氣，沒有表態。
舒晴扭頭看著他，說道：“我說的不對嗎？”
彭長宜嘴角向上一彎，露出一絲微笑，說道：“你說的對，也很美好，也是人人都盼望能達到的，但是，憑我一個基層幹部的經驗看，沒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是改變不了的。這個相當長的時間還得是我們真真正正地想改變，真真正正地想這麽做。”
“有這麽悲觀嗎？”舒晴問道。
彭長宜答道：“這可不是悲觀，這是客觀事實。如果認為這是悲觀，那就會蒙蔽我們的雙眼，就會看不到問題的本質。”
舒晴笑著說道：“嗬嗬，受教了。”
彭長宜忽然意識到，他不知不覺中，已經掉進了舒晴為他設置的“套”中了。他特別強調：“今天我們的談話內容，與我本身的職位無關。”
舒晴笑了，說道：“我喜歡這樣的暢所欲言，再次聲明，我隻是了解和探討，絕不寫成書麵的文字。我一個小小的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員，既然不能做女媧補天的大事，最起碼也能做到杞人憂天吧，或者因為我也是一名共產黨員吧。”
彭長宜不再那麽抵觸舒晴的論題，他說道：“西方有位著名學者曾經說過，在現代政治中，農村扮演著關鍵性的‘鍾擺’的角色。這一論斷對中國而言尤為貼切。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在分析世界範圍內眾多的革命現象時也指出，農村主導集團所起的作用實際決定著政府穩定或脆弱的關鍵所在，我的理解就是一句話：得農村者得天下。”
“說的太對了。”舒晴感覺彭長宜不那麽抵觸她了。
彭長宜說：“盡管我抵觸你的研究論題，但其實我們這些基層幹部有著難以言說的苦惱。這種苦惱是無論如何不能對外人講的。我現在比在鄉鎮的時候好多了，我當鄉鎮幹部的時候，嚐遍了各種酸甜苦辣鹹。那個時候，我們自己把自己比喻成地板幹部，什麽叫地板幹部，就是最底層的幹部群體。處在最底層，卻肩負著維護一方穩定、發展一方經濟的重任，這些基層幹部們的行為，是最具體而直接地體現黨的執政能力和形象問題。然而，這又是最容易被忽視的一個群體，他們所承受的工作壓力和身心壓力沒有人更多地去關注、去關心。”
舒晴說：“我想，我現在能理解一些了。”
彭長宜點點頭，接著說道：“這是咱們私下裏講，基層幹部，真的是苦惱多於快樂。當年我在基層的時候，總是抱怨上級不理解下級，現在我有幸到了原來上級的位置，也煩他們跟你訴苦，隻要你一布置工作，任務先擱在一邊，他們先跟你強調各種的困難，各種的苦。時間長了，我也懶得聽了，我經常這樣說：困難有唄，的確有，我知道，因為我也在基層幹過，殯葬改革期間，黑天半夜，我親自抬過死人，清理整頓五小的時候，我帶著人，蹲坑守候，風餐露宿，防止冒煙，甚至遭人暗算，基層工作，能沒有困難嗎？沒有困難要我們這些人幹嘛？國家天天給你開著工資，就是讓你喝茶看報紙嗎？還有一點，就是山區的幹部好管理，越是經濟發達的地方，幹部越不好管理。”
舒晴問道：“依你看，基層最大的工作難點體現在哪些方麵？是幹群關係嗎？”
彭長宜搖搖頭，說道：“幹群關係稱不上是最大工作難點，最大的難點我認為是權小責大。我在鄉鎮工作的時候，就把這種矛盾比喻成小馬拉大車。”
“哦，怎麽講？”舒晴對彭長宜的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彭長宜駕駛著方向盤，在穩穩地超過一輛車後，才心平氣和地說道：“首先，經濟發展是基層最迫切的問題。發展地方經濟，恐怕是任何一個基層幹部都想做的事，不管上級有沒有這樣任務指標，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每一個基層幹部的心願，因為你的一言一行，老百姓都看在眼裏，記在心裏，這是基層幹部，特別是鄉鎮黨委書記和鄉鎮長們最迫切、也是最核心的工作內容。再有，就是現在時興搞一票否決製，這個壓力也是最大，你想，上麵千斤擔，鄉鎮一肩挑，檢查天天有，事事能摘帽。我在北城擔任政府一把手的時候，就曾經代表區政府就跟市裏一年簽過23項責任狀，哪一項都能將你一票否決了。”
舒晴點點頭，這個情況，確實是基層的實際。
彭長宜又說道：“再有就是維穩的壓力也很大，誰都知道，信訪維穩是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維穩是個筐，什麽都往裏裝。這個你該有一些體會了吧，你參加過信訪接待日。還有就征地拆遷是最難做的工作。基層要發展，離不開工業，離不開土地，特別是在舊城改造過程中，拆遷是避免不了的，是基層幹部必須麵對的難題，我曾經絞盡腦汁、想盡各種辦法對付過一個拆遷戶，從計劃生育、侵街占道都沒有找出人家的毛病，沒有借口能降服他，無論你怎麽給他提高補償數額，就是不同意拆遷，還聚眾到市委大院鬧事。”
舒晴笑了，說道：“是你要跳河的那個拆遷戶嗎？”
彭長宜說道：“是啊，我實在是沒有辦法了，絞盡腦汁、費盡心機，就是找不到他的毛病！如果他不拆遷，工作就進行不下去，頭前那些按規定拆遷的人家，議論紛紛。我真是急了，豁出去了。在他最後一次聚眾圍堵市委大院，我聽說後立刻火冒三丈。朱市長那時是北城黨委書記，他見我火了，還囑咐我，要講究策略，千萬不要激化矛盾，畢竟是在市委大院。我哪還顧得上策略啊，心想你他媽的不就是滾刀肉、油鹽不進、葷素不吃嗎？我就不信我彭長宜製不服你！到了市委大院後，我二話不說，拽著他就往摩托車上塞。我當時我騎的是挎鬥摩托車，帶著他一路狂奔，我跟他說，你不是不同意拆遷嗎，你不同意拆遷，我的官也當到頭了，我也沒活路了，因為我跟市裏簽訂了責任狀，一票否決，我活不下去了，你也別想活，咱倆今天就跳萬馬河！我直接把他拉到了萬馬河的大橋上，把他拽出來後，就往橋下扔他，他死活不跳河，直跟我說好話，就這樣，才算降服了他，最後我們倆還成為了好朋友。”
“你這是什麽工作方法？”
“什麽工作方法？管用的方法！”彭長宜理直氣壯地說道：“如果按照你們搞理論的方法，是要深入細致地做其思想工作，使他轉變思想意識，認識城建工作利國利民的重要性？對不對？”
舒晴沒敢回答。
彭長宜說：“我告訴你，這些招兒不好使，何況我的確使過。在基層工作，好招兒使，邪招兒也要使，還記得我以前跟你說過的話嗎？基層的事，幹得，說不得。就是這個道理。”
舒晴聽得目瞪口呆，半天才說：“你當時真的想把他扔河裏去嗎？”
彭長宜說：“真的，因為我製服不了他。”
“那如果真的出了人命怎麽辦？”舒晴擔心地問道。
“這一點我心裏有數，出不了人命，頂多嗆幾口水。”
“誰嗆幾口水？”
“那個拆遷戶唄。我會水，比浪裏鑽差不了多少，我不會讓他淹死的，但我肯定會讓他嗆幾口水，真是氣死我了，跟他同歸於盡的心都有。”
彭長宜說道這裏，口氣裏還有著憤懣。
舒晴對彭長宜有了敬仰，也許，這就是彭長宜自嘲的地板幹部真實的形象代表，是她感興趣的基層官員。
說到這裏，彭長宜長出了一口氣，說道：“權小責大，位卑言輕，前途艱辛等等，都造成了基層幹部的某種心理壓力、無暇照顧家人的愧疚心理。說到這，你也可能聽說了我的家庭一些情況，事後我反省過，對家，對孩子，我的確做的不夠，忽略了他們。勞累一天了，回到家裏，就想心裏清靜清靜，這個時候，最反感的就是家屬的抱怨。尤其是我那位家屬，每次一進家們，第一句話保證就讓你不舒服，她委屈，我也委屈，感覺自己早出晚歸累得半死，還不都是為了這個家，為了孩子嗎？時間一長，就懶得解釋、懶得安撫了，溝通就更別提了。現在回過頭來一想，自己的確忽視了他們，忽視了這個家，忽略了家人對你的依賴，久而久之，家屬就心生抱怨，抱怨久了，你也就膩煩了，甚至不想回家，越是這樣，她抱怨的就越甚，惡性循環，漸漸地，兩口子的心就疏遠了。其實家裏的這個人也挺難，獨自一個人帶孩子，孩子半夜發燒指不上你，接送孩子上下學指不上你，甚至灌煤氣都指不上你，這些都還好點，最苦悶的就心裏有話沒地方傾訴，好不容易盼著你回家了，十有八九都是在喝了酒的情況下才進家門，即便這個時候想聽她傾訴，精神也不做主了，早就疲憊不堪了，長此以往，沒有不出問題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