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代的地主，並不怎麽好當。
民國年代是一個戰亂頻繁的時代，全國各地到處都是橫行肆虐的軍閥和土匪。四川從1911年保路運動開始到抗戰前夕，一直在斷斷續續地打川軍內戰；河北省（當時叫做直隸）雖然位於京畿，卻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及蔣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戰場。
更慘的則是河南地區，正所謂爭天下必爭中原，作為內戰的重災區，河南省在整個民國時代，總是不斷地被各路北洋軍閥還有流寇們一遍遍地洗劫——白朗起義、鎮嵩軍、巨匪“老洋人”、紅槍會、馮玉祥的國民軍、北伐戰爭、蔣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戰……最後全省流竄著40萬土匪，幾乎被打爛了。
在如此頻繁的戰亂之中，不要說升鬥小民的骨頭都填了溝壑，就連地主士紳的生命也毫無保障。
要知道，在民國時代的一大半年月裏，中國都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混亂世界。那些軍閥們的兵馬，在大城市裏多少還講點紀律，到了鄉下就完全跟匪徒無異。
在清朝的時候，那些地方上坐擁廣袤田土的地主縉紳們，往往有著舉人、秀才、捐官（花錢買的官，多為虛職）之類的“功名”，不少人還有子侄或親戚在朝廷內當官，從而編織出一張巨大的關係網。
哪怕是在征戰動蕩的太平天國時代，除了作為反賊的太平軍之外，湘軍、淮軍、楚軍這些掛在朝廷名下的兵馬，通常也都會對他們有些顧忌，從而不敢劫掠得太過分。不管是再怎麽跋扈的兵頭們，隻要尚未決心謀反，否則對待這些人脈關係盤根錯節的地主縉紳，多少也會有些忌憚。
但問題是，到了破舊立新的民國年代，這一切護身符和特權就統統打了水漂。民國時代的兵痞和軍閥大帥們，可都再也不會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裏。該勒索就勒索，該屠殺就屠殺，根本不會客氣——這年頭在鄉下死一個人，就真是跟死一隻螞蟻沒啥兩樣。
在楊白勞眼中，黃世仁無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馬的軍閥麵前，黃世仁也就是個屁。
雖然地主們也試圖走新時代的上層路線來維護自身權益，例如去競選國會之類。但民國前期畢竟是一個“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跟什麽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子結好當地軍閥也是一條路子，畢竟縣官不如現管。但問題是大多數的軍閥旋起旋滅，這個“現管”更替得實在太頻繁。士紳們剛剛花大錢投資下去，軍閥就已經通電下野了……於是又白忙乎一場。
其次，在民國初年的河北、山東、河南、四川這些戰亂頻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軍閥們為了供養龐大的軍隊，以及維持奢華的生活，從而攤派給地主們的賦稅，也遠比清末時期更加沉重。
當然，地主們也可以設法提高地租，把這些負擔轉嫁到農民頭上。但是土地上的出產就隻有這麽多，哪怕不給農民留下一粒穀子，能夠搜刮到的糧食也是有極限的。而軍閥們發明苛捐雜稅的本事，卻是從來都無上限的，一下子搞出來六七十種附加稅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煙捐、衛生捐、青山費、馬路費、招待費、人口稅、花燈稅等等。正所謂“自古未聞屎有稅，如今隻剩屁無捐”嘛！
而且，在這些苛捐雜稅之外，軍閥們還喜歡向地主們以各種名義大肆攤派勒索，時常能讓人傾家蕩產。
所以，在民國時代的華北和山東地區，盡管許多縣裏的地主豪紳，把實際地租已經收到了七成以上，還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貸來盤剝農民，把佃農們逼得隻能把穀糠麩子當做主食，到了災荒年月就要出門逃荒，乃至於到東北去“闖關東”。但是在軍閥們的橫征暴斂和土匪的肆意橫行之下，除了極少數最頂級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數中小地主的日子還是過得很糟糕。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貧苦農民固然是九死一生。地主們的日子也是慘淡無比。縱然家裏屯著些糧食和銀錢，也得首先拿出來招募家丁，購買武器，加高院牆，修築土堡，抵禦土匪和流民的劫掠，以及賄賂前來打秋風的軍閥部隊。能夠維持生存就已是極端不易，更別提什麽奢侈享受了。
最後，哪怕在tg誕生之前，鄉下的farmer也是整天抗租鬧事，百般拖欠，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齊，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時候，常有人卷了糧食棄田而逃，讓地主家裏什麽都收不到。
這樣一來，地主家就不得不養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農繳納租子，於是又多了很大的一筆開銷。更要命的是，這些打手的忠誠心有時候也非常可疑，如果主人家過於軟弱或苛刻，甚至還會聯合土匪幹掉地主全家，然後自己把財產分了，當個小地主享福——所以民國地主必須能打。
像北方的地主家庭，想要學功夫高手整天跟人鬥毆，倒是從來不愁缺少對手，基本上每年都有流民和土匪前來串門，地主土豪們也時常拉起團練彼此攻打。這年頭每一個能夠保住家業的地主，幾乎都是打出來的。
而王舉人家裏其實還並不是什麽頂級大地主，雖然是武舉出身，整天耍刀弄槍看上去生龍活虎的，但畢竟是一個老頭，之所以能夠屹立不倒，在混亂的民國，在地主們都苦不堪言的民國活的這麽滋潤，全賴於他的大老婆是關中軍閥某頭領的親姑奶奶。
上頭有人罩著，王舉人膽子就大，壓榨佃戶也就罷了，還不顧禁令大量種植罌粟！
為了錢、為了維持宅院深深，丫鬟成群，錦衣玉食的奢華地主生活，真是什麽缺德的事兒都幹。
葉青在潼關縣城呆了大半個月才再次來到王舉人家的府邸。
之所以沒有一開始就弄死王舉人，是為了讓方靈秀多喝包子培養培養感情。（方靈秀：小青青還真是用心良苦哇~木馬~葉青斜視之：雖然我很想揉你的一對大大，但我真的不是同。汙神嬌羞捂臉：開汙啦~開汙啦~~方靈秀葉青：……）
葉青這廝在潼關學了不少潼關特色美食，例如：味道鮮美的鴨片湯、筍香濃鬱的潼關醬筍、綿甜爽口的蘋果脯、皮薄鬆脆的潼關肉夾饃、頗具古代“石燔”的遺韻的砂子饃以及燴餅、黃河鯰魚湯、羊肉泡、牛肉煮等。
瞧瞧，才不到一個月，這小臉養的白裏透紅，即便不上妝，看著也不想窮苦人家的女娃子了。
民國年代是一個戰亂頻繁的時代，全國各地到處都是橫行肆虐的軍閥和土匪。四川從1911年保路運動開始到抗戰前夕，一直在斷斷續續地打川軍內戰；河北省（當時叫做直隸）雖然位於京畿，卻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及蔣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戰場。
更慘的則是河南地區，正所謂爭天下必爭中原，作為內戰的重災區，河南省在整個民國時代，總是不斷地被各路北洋軍閥還有流寇們一遍遍地洗劫——白朗起義、鎮嵩軍、巨匪“老洋人”、紅槍會、馮玉祥的國民軍、北伐戰爭、蔣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戰……最後全省流竄著40萬土匪，幾乎被打爛了。
在如此頻繁的戰亂之中，不要說升鬥小民的骨頭都填了溝壑，就連地主士紳的生命也毫無保障。
要知道，在民國時代的一大半年月裏，中國都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混亂世界。那些軍閥們的兵馬，在大城市裏多少還講點紀律，到了鄉下就完全跟匪徒無異。
在清朝的時候，那些地方上坐擁廣袤田土的地主縉紳們，往往有著舉人、秀才、捐官（花錢買的官，多為虛職）之類的“功名”，不少人還有子侄或親戚在朝廷內當官，從而編織出一張巨大的關係網。
哪怕是在征戰動蕩的太平天國時代，除了作為反賊的太平軍之外，湘軍、淮軍、楚軍這些掛在朝廷名下的兵馬，通常也都會對他們有些顧忌，從而不敢劫掠得太過分。不管是再怎麽跋扈的兵頭們，隻要尚未決心謀反，否則對待這些人脈關係盤根錯節的地主縉紳，多少也會有些忌憚。
但問題是，到了破舊立新的民國年代，這一切護身符和特權就統統打了水漂。民國時代的兵痞和軍閥大帥們，可都再也不會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裏。該勒索就勒索，該屠殺就屠殺，根本不會客氣——這年頭在鄉下死一個人，就真是跟死一隻螞蟻沒啥兩樣。
在楊白勞眼中，黃世仁無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馬的軍閥麵前，黃世仁也就是個屁。
雖然地主們也試圖走新時代的上層路線來維護自身權益，例如去競選國會之類。但民國前期畢竟是一個“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跟什麽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子結好當地軍閥也是一條路子，畢竟縣官不如現管。但問題是大多數的軍閥旋起旋滅，這個“現管”更替得實在太頻繁。士紳們剛剛花大錢投資下去，軍閥就已經通電下野了……於是又白忙乎一場。
其次，在民國初年的河北、山東、河南、四川這些戰亂頻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軍閥們為了供養龐大的軍隊，以及維持奢華的生活，從而攤派給地主們的賦稅，也遠比清末時期更加沉重。
當然，地主們也可以設法提高地租，把這些負擔轉嫁到農民頭上。但是土地上的出產就隻有這麽多，哪怕不給農民留下一粒穀子，能夠搜刮到的糧食也是有極限的。而軍閥們發明苛捐雜稅的本事，卻是從來都無上限的，一下子搞出來六七十種附加稅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煙捐、衛生捐、青山費、馬路費、招待費、人口稅、花燈稅等等。正所謂“自古未聞屎有稅，如今隻剩屁無捐”嘛！
而且，在這些苛捐雜稅之外，軍閥們還喜歡向地主們以各種名義大肆攤派勒索，時常能讓人傾家蕩產。
所以，在民國時代的華北和山東地區，盡管許多縣裏的地主豪紳，把實際地租已經收到了七成以上，還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貸來盤剝農民，把佃農們逼得隻能把穀糠麩子當做主食，到了災荒年月就要出門逃荒，乃至於到東北去“闖關東”。但是在軍閥們的橫征暴斂和土匪的肆意橫行之下，除了極少數最頂級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數中小地主的日子還是過得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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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來，地主家就不得不養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農繳納租子，於是又多了很大的一筆開銷。更要命的是，這些打手的忠誠心有時候也非常可疑，如果主人家過於軟弱或苛刻，甚至還會聯合土匪幹掉地主全家，然後自己把財產分了，當個小地主享福——所以民國地主必須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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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頭有人罩著，王舉人膽子就大，壓榨佃戶也就罷了，還不顧禁令大量種植罌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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