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會議持續到一點半，開了三個多小時，先不談內容，僅從會議的時間來看，也可以證明市委市政府對這項工作的重視程度，陸漸紅講話結束之後，朱耀庭也對這項工作進行了強調，並提出了要求，要求各縣區回去之後，立即召開相關的會議，將市委市政府的會議精神傳達下去，並成立相關的組織，製訂措施，將國有企業改製工作紮實地推進下去。
會議結束的當天下午，各縣區都動了起來。在此之前，市委市政府不是沒有提到國有企業的改製，大大小小的會議也開過不少回，可是隻打雷不下雨，也改了一些企業，但是正如陸漸紅在會中提到的那樣，僅限於縣區的中小型企業，根本未曾動得了整個重安國有企業的筋骨。但是那固然有著客觀原因，但是更為主觀的原因是黨政一把手內鬥得厲害，班子不團結，直接導致各項工作的難以正常開展。
這一次不同，雖然一開始有一點雜音，但是從目前來看，陸漸紅和朱耀庭之間還是有著很深的默契的，團結就是力量，完全可以相信，在這種高團結的作用下，這項重安曆史遺留的老大難問題，真的有可能被解決掉。
不過陸漸紅卻是不敢樂觀，雖然任務已經下達，也施加了壓力，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說，這確實是一塊難啃的骨頭，而且陸漸紅在會中有一樣是他沒有提到的，那就是來自於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本身的阻力和抗力。
在陸漸紅的辦公室裏，陸漸紅與賀子健有這麽一番對話：“子健，你覺得重安國有企業改製的成功率有多高？”
在與賀子健說話的時候，陸漸紅是不需要去考慮大是大非的，與其說是交流意見，倒不如說是閑聊。
陸漸紅很享受這樣的過程，而賀子健則更享受這個過程，拋開領導對自己能力的肯定這一因素，他也可以得已以市委書記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並在這此過程中得到提高和成長。
賀子健接過陸漸紅拋過來的香煙，為陸漸紅點了火，自己才點上，吸了一口，吐出一團煙霧，道：“改革最基本的一點是，要觸動利益關係，問題是要觸動的什麽利益關係，由誰來承擔代價？國企改製為何艱難？國有資產為何頻頻遭到流失？國企“蛀蟲”為何能瘋狂攫取國有資產？國有資產損失或潛在損失為何成為家常便飯？是因為國企改製存在著“體製不健全”、“監督製約不到位”、“權力的私欲化”等三大漏洞。國企改製是現代企業的發展方向，大勢所趨。但是在推進現代企業製度的建立過程中，與其相配套的法律法規尚未及時製定，各種體製、機製上的弊端尚無破解之策。於是，在利益驅動下，占有欲必然膨脹，國有資產就很容易成為“唐僧肉”。國有資產管理體製和國有企業改革發展麵臨的若幹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需要通過企業法律製度創新繼續予以規範和推進。”
賀子健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看了一眼陸漸紅的神情，接著道：“重安的國企改製沒有什麽成效，其實大多數的省市都是差不多。說是攻堅，且攻堅多年，至今仍是越攻越堅，通俗點來說，我認為不外乎幾個方麵，一是多數未改製的企業質量低下。企業債務包袱沉重，現存資產質量差，變現能力低，招商引資吸引力不強，企業改製轉製形式單一，發展後勁不足，有的企業涉及合同糾紛和訴訟案件，改製工作無法進行。二是安置職工政策落實難。三是參與改製的部門過多，插手過亂。有一個例子比喻得很生動，說是小姑娘新買了條褲子，覺得長了，就去找媽媽，媽媽說有事，找姐姐，姐姐也說有事，找外婆，外婆也在有事。結果第二天再一看褲子，短得不成樣子，原來媽媽忙完事情之後想起來了，就給褲子剪了一截，姐姐和外婆也都是這樣，結果就是褲子短得不能再穿。究其原因，是因為一項工作，要麽就是沒有人問，要麽就是問的人太多，導致工作無法推進或者推進的效果不行。所以我認為，重安的企業改製，在上述的三個方麵需要協調好，否則改製的難度將會很大。”
賀子健並沒有說具體的成功率，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場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陸漸紅對此深以為然，道：“子健，如果你不是我的秘書，我倒是想讓你去任這個改製領導小組的組長了。”
賀子健嚇了一跳，道：“幸好我是你秘書。”
陸漸紅不由笑了起來。
三天後，確定了改製方案的重安鋁業正式進行改製，沒有出乎賀子健的預料，秦必林采取了賀子健的方式，又加上了自己的一些東西，當然在此過程中，遇到了何必的強烈不滿，不過秦必林含沙射影地扛出了陸漸紅這塊牌子：“慶安區是我市國企改製的先驅，具備引領作用，改製得成功，慶安自然露臉，如果改製得不成功，慶安一幫人會在領導的眼裏變得一文不名。陸書記指示，改製的過程中不但要安置好職工，還要堅決杜絕資產流失的現象，何書記，如果你認為再次進行評估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的話，我也沒有必要去自找麻煩。”
秦必林的話給何必敲響了警鍾，他自然明白槍打出頭鳥的道理，在常委擴大會之後，他已經知道國企改製工作的重要性，在這個時候惹出麻煩來的話，就不僅僅是違法了，還是帶頭“起義”，所以隻得同意秦必林的方案。
通過競標的方式，最終重安鋁業被一個叫做華東集團的公司以四十一億的價格中標，並且當天晚上就草簽了協議，承諾對原公司的員工一個不裁，當然，有要走的也不強留，並在公司正式運營的半年內兌付陳欠職工的工資。
會議結束的當天下午，各縣區都動了起來。在此之前，市委市政府不是沒有提到國有企業的改製，大大小小的會議也開過不少回，可是隻打雷不下雨，也改了一些企業，但是正如陸漸紅在會中提到的那樣，僅限於縣區的中小型企業，根本未曾動得了整個重安國有企業的筋骨。但是那固然有著客觀原因，但是更為主觀的原因是黨政一把手內鬥得厲害，班子不團結，直接導致各項工作的難以正常開展。
這一次不同，雖然一開始有一點雜音，但是從目前來看，陸漸紅和朱耀庭之間還是有著很深的默契的，團結就是力量，完全可以相信，在這種高團結的作用下，這項重安曆史遺留的老大難問題，真的有可能被解決掉。
不過陸漸紅卻是不敢樂觀，雖然任務已經下達，也施加了壓力，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說，這確實是一塊難啃的骨頭，而且陸漸紅在會中有一樣是他沒有提到的，那就是來自於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本身的阻力和抗力。
在陸漸紅的辦公室裏，陸漸紅與賀子健有這麽一番對話：“子健，你覺得重安國有企業改製的成功率有多高？”
在與賀子健說話的時候，陸漸紅是不需要去考慮大是大非的，與其說是交流意見，倒不如說是閑聊。
陸漸紅很享受這樣的過程，而賀子健則更享受這個過程，拋開領導對自己能力的肯定這一因素，他也可以得已以市委書記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並在這此過程中得到提高和成長。
賀子健接過陸漸紅拋過來的香煙，為陸漸紅點了火，自己才點上，吸了一口，吐出一團煙霧，道：“改革最基本的一點是，要觸動利益關係，問題是要觸動的什麽利益關係，由誰來承擔代價？國企改製為何艱難？國有資產為何頻頻遭到流失？國企“蛀蟲”為何能瘋狂攫取國有資產？國有資產損失或潛在損失為何成為家常便飯？是因為國企改製存在著“體製不健全”、“監督製約不到位”、“權力的私欲化”等三大漏洞。國企改製是現代企業的發展方向，大勢所趨。但是在推進現代企業製度的建立過程中，與其相配套的法律法規尚未及時製定，各種體製、機製上的弊端尚無破解之策。於是，在利益驅動下，占有欲必然膨脹，國有資產就很容易成為“唐僧肉”。國有資產管理體製和國有企業改革發展麵臨的若幹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需要通過企業法律製度創新繼續予以規範和推進。”
賀子健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看了一眼陸漸紅的神情，接著道：“重安的國企改製沒有什麽成效，其實大多數的省市都是差不多。說是攻堅，且攻堅多年，至今仍是越攻越堅，通俗點來說，我認為不外乎幾個方麵，一是多數未改製的企業質量低下。企業債務包袱沉重，現存資產質量差，變現能力低，招商引資吸引力不強，企業改製轉製形式單一，發展後勁不足，有的企業涉及合同糾紛和訴訟案件，改製工作無法進行。二是安置職工政策落實難。三是參與改製的部門過多，插手過亂。有一個例子比喻得很生動，說是小姑娘新買了條褲子，覺得長了，就去找媽媽，媽媽說有事，找姐姐，姐姐也說有事，找外婆，外婆也在有事。結果第二天再一看褲子，短得不成樣子，原來媽媽忙完事情之後想起來了，就給褲子剪了一截，姐姐和外婆也都是這樣，結果就是褲子短得不能再穿。究其原因，是因為一項工作，要麽就是沒有人問，要麽就是問的人太多，導致工作無法推進或者推進的效果不行。所以我認為，重安的企業改製，在上述的三個方麵需要協調好，否則改製的難度將會很大。”
賀子健並沒有說具體的成功率，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場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陸漸紅對此深以為然，道：“子健，如果你不是我的秘書，我倒是想讓你去任這個改製領導小組的組長了。”
賀子健嚇了一跳，道：“幸好我是你秘書。”
陸漸紅不由笑了起來。
三天後，確定了改製方案的重安鋁業正式進行改製，沒有出乎賀子健的預料，秦必林采取了賀子健的方式，又加上了自己的一些東西，當然在此過程中，遇到了何必的強烈不滿，不過秦必林含沙射影地扛出了陸漸紅這塊牌子：“慶安區是我市國企改製的先驅，具備引領作用，改製得成功，慶安自然露臉，如果改製得不成功，慶安一幫人會在領導的眼裏變得一文不名。陸書記指示，改製的過程中不但要安置好職工，還要堅決杜絕資產流失的現象，何書記，如果你認為再次進行評估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的話，我也沒有必要去自找麻煩。”
秦必林的話給何必敲響了警鍾，他自然明白槍打出頭鳥的道理，在常委擴大會之後，他已經知道國企改製工作的重要性，在這個時候惹出麻煩來的話，就不僅僅是違法了，還是帶頭“起義”，所以隻得同意秦必林的方案。
通過競標的方式，最終重安鋁業被一個叫做華東集團的公司以四十一億的價格中標，並且當天晚上就草簽了協議，承諾對原公司的員工一個不裁，當然，有要走的也不強留，並在公司正式運營的半年內兌付陳欠職工的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