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但澤啟程前往斯德哥爾摩的前一晚，夏樹在下榻處迎來了一位特殊的訪客，德國現任首相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這時候，夏樹已確定將與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喀琅施塔得軍港會麵，並把情況向德皇作了通報。
馮-貝特曼即受威廉二世之托從柏林兼程趕來。
若是就自己的行程安排表達認可或反對意見，用不著差遣堂堂一國首相匆匆前來，夏樹知道其中必有深層次的用意，所以命侍從準備了一壺香茶，又讓夏洛特先行歇息，自己與貝特曼單獨會麵。
與那些從軍多年的將領一樣，貝特曼進入政府機構供職已有四十多年，政治閱曆深厚，行事風格沉穩。他不急於將此行的所有意圖一股腦道出，而是將它們妥善編排起來，既不會顯得唐突，又不至於拖遝，對節奏和氣氛的掌控較為得當。
在之前的晚宴上，威廉二世曾勸夏樹取消對俄國的訪問，但對於他將要前往喀琅施塔得跟尼古拉二世會麵的決定，卻又委派貝特曼轉達了他的支持態度，更囑托夏樹就同盟國聯合援俄一事打探尼古拉二世的口風，此般舉動恰恰反映出歐洲國家對俄國的複雜心態。長期以來，斯拉夫民族被中歐和西歐國家視為生活在東歐的野蠻人，是一股有可能毀滅歐洲文明社會的可怕力量，這種觀念直至近代依然存在。如今沙俄帝國搖搖欲墜，這個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斯拉夫國家將會何去何從，是被人為分裂成為若幹個小國家，還是由一個新的獨立政權繼續統治大俄羅斯，現實的問題受到了歐洲國家尤其是列強的密切關注。
大戰之後，同盟國陣營的戰略方向幾乎是德國一家掌控。在夏樹看來，聯合援俄的實質目的是減少德國在與美英發生衝突時的後顧之憂，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改善德俄關係，並讓俄國盡可能處在一個腐朽政權的統治之下。然而以當前的形勢，除德國之外，其他同盟國家對援俄策略既無太多的興趣，也沒有足夠的財力給予支持。
愛爾蘭眼下的努力方向是和平發展、提升國力，跟德國致力於擴大國際影響力、構築牢固的洲際勢力圈的大戰略目標完全不在一個級別上，但愛爾蘭的獨立建國和快速發展得益於德國的庇護與支持，未來的發展形勢跟德國的戰略成敗休戚相關。從大局出發，夏樹在跟貝特曼的談話中較為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政治見解——統治俄國三百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已經病入膏肓，有限的外部援助無助於改變現狀，除非是強勢介入，它的倒台恐怕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趨勢。若是由一個類似法國的資產階級政府來統治這個國家，那麽新生的俄國將會成為兩大陣營競相拉攏的對象，但若是出現了一個工人革命政權，就會被歐洲乃至非歐世界的國家視為新的禍患，加以封鎖甚至是武裝幹涉。
然而夏樹的分析並沒能引起貝特曼的共鳴，這位德國首相堅持認為，俄國的工人運動是促進俄國政府實施經濟和政治改革的內在動力，這跟日俄戰爭後期至1907年出現的狀況如出一轍。在一段時間的混亂和低迷之後，俄國會再次迎來一段積極的經濟發展期，軍事實力也將隨之恢複到強盛狀態。所以，同盟國陣營不該過多介入俄國政局，而是給予羅曼諾夫王朝友善的經濟和政治幫助，爭取俄國皇室、政府、軍隊的好感，以免美英再次占得先機，甚至促成一個更加強大的“三國協約”來共同對抗以德國為首的同盟國。
貝特曼的分析並無明顯的邏輯漏洞，問題在於他根本沒能看清曆史的發展趨勢。對此夏樹既覺得可以理解又深感無奈。坐在他眼前這位德國首相在任已有9年，再過幾個月就能超過前任首相伯恩哈德-馮-比洛，成為德意誌第二帝國誕生以來持續擔任首相時間第二長的人——僅次於帝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政治人物奧托-馮-俾斯麥，可是他的政治智慧跟俾斯麥相比差的不是一丁半點，就如同那些所謂的著名將領，其戰績在拿破侖、凱撒、漢尼拔的曆史成就麵前根本不值一提。
轉達了德皇的囑托，貝特曼又向夏樹打探起了此次訪問沙俄的盤算。之前在柏林，夏樹已向德皇交了底，其中之一便是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力爭與俄國達成有關軍事技術和人才方麵的合作協議，加強雙方的軍事聯係，進而及時掌握俄國內部的動態，他保證這種合作不會導致德國海軍的高級技術機密泄露，德皇對此也表示了認可。貝特曼再度問起，似乎是因為沒有從威廉二世那裏得到消息，但在夏樹看來，這就是國家與國家的隔膜，哪怕是關係最為緊密的盟友國家，也有著各自的利益和立場。夏樹知道，德皇的猜忌不在於愛爾蘭的立場，而是擔心他為了讓愛爾蘭獲益而做出有失明智的舉動，於是不厭其煩地向貝特曼做了陳述和解釋，順帶提醒德國首相，意識形態的對立是未來一個階段需要給予格外重視的因素。
再過兩個多月，德、奧、意、法等19個歐洲國家的政要首腦又將舉行新一輪會晤。這種無固定主題的高級別會晤從1917年開始舉行，每年一次，業已形成慣例。上一次會晤在德國漢堡舉行，主要議題是發展經濟、削減軍備，當時愛爾蘭首相荷爾德斯倡議更多的國家加入奧匈、愛爾蘭、西班牙組建的經貿聯盟，從而增強歐洲國家的經濟活躍度，但沒有得到其他國家的積極響應。削減軍備則不出意外地停留在了口頭上，由於美國、日本這兩個歐洲之外的軍事強國近年來不斷擴大軍備規模，無論德國、英國還是意大利，都沒有放緩原定的造艦計劃。
歐洲的君主和政府首腦們現在還沒有把馬克思主義革命視為洶湧難擋的洪水猛獸，待到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建立後，革命思潮對歐洲各國的工人運動產生指導性的影響，那個時候，君主國家和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統治者們就會意識到馬克思主義革命的驚人威力，然後手忙腳亂地加固籬笆、撲滅火種，乃至於聯合起來封鎖、扼殺新興的無產階級政權。
這個時代所謂的馬克思主義革命，一般是指以馬克思理論為根源發起的工人革命運動，亦可稱之為無產階級革命。革命的形式有可能是武力奪權，也可能是通過合法選舉進行的政權更迭，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就屬於前者。在如今的歐洲國家當中，除了局勢動蕩的俄國之外，現政府遭到革命運動暴力顛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讓歐洲這些君主製和民主共和製國家感到憂慮的更多似乎是後者。例如在德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便堅信自己可以通過一次民主的、合法的選舉進行一次政府更替，從而實現德國的社會主義變革，類似的情況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於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
聽完夏樹有關意識形態和革命形勢的推論，貝特曼終於有所覺悟，他急忙詢問夏樹有何應對策略，但得到的卻是無言的搖頭。別看如今的愛爾蘭經濟發展迅猛，社會形勢穩定，經濟和社會結構所存在的弊病隻是被民族主義思潮所掩蓋，掌握軍事政治權力的新興階層與努力恢複昔日地位的舊貴族，掌握社會資本的資產階級與從事工農業的普通民眾，甚至同一階級中的德裔人士與本土精英都存在根本上的對立關係，如果不能在發展過程中妥善化解各種問題，而是讓它們不斷積聚，一旦國家發展勢頭放緩，各種社會矛盾集中顯現，必然會為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紮根和發展提供空間，若再受到外部環境的強烈衝擊，許多問題就不是靠著君主的個人魅力或者軍事強權能夠擺平的了。到時候，一場新的社會變革甚至是革命在所難免！
曆史大潮無可阻擋，夏樹的沉默讓貝特曼陷入了長久的思考，而值得一提的是，德國的工人運動由來已久，德國社會主義工黨以及後來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便是最早的無產階級政黨，它們引導了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潮在德國的發展，俾斯麥在屬於他的那個時代就對此深以為慮，他一方麵對德國的工人運動采取了嚴厲的鎮壓措施，促使國會通過了《******主義法》，從法律上禁止社會主義者的一切集會、組織、結社以及創辦報刊、接受募捐，另一方麵立法保障市民權益，包括1883年的疾病保險法、1884年的意外災難保險法和1889年的老年和殘廢保險法，試圖收買、籠絡勞動階級，但這些舉措未能達到俾斯麥預期的效果，反而助長社會民主黨的勢力。1890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已經在國會占據了百分之二十七的席位，1912年這一比例提高到了百分之三十五，意外的轉折點出現在1914年8月4日，在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驅使下，社會民主黨議員在關於戰爭撥款和國會長期休會的國會表決中投了讚成票，使得德國不受法律阻礙地邁入戰爭，這極大地損害了社會民主黨的形象和聲望，並最終造成了社會民主黨的分裂，使得德國的工人運動在戰時及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陷入了相對低穀。
馮-貝特曼即受威廉二世之托從柏林兼程趕來。
若是就自己的行程安排表達認可或反對意見，用不著差遣堂堂一國首相匆匆前來，夏樹知道其中必有深層次的用意，所以命侍從準備了一壺香茶，又讓夏洛特先行歇息，自己與貝特曼單獨會麵。
與那些從軍多年的將領一樣，貝特曼進入政府機構供職已有四十多年，政治閱曆深厚，行事風格沉穩。他不急於將此行的所有意圖一股腦道出，而是將它們妥善編排起來，既不會顯得唐突，又不至於拖遝，對節奏和氣氛的掌控較為得當。
在之前的晚宴上，威廉二世曾勸夏樹取消對俄國的訪問，但對於他將要前往喀琅施塔得跟尼古拉二世會麵的決定，卻又委派貝特曼轉達了他的支持態度，更囑托夏樹就同盟國聯合援俄一事打探尼古拉二世的口風，此般舉動恰恰反映出歐洲國家對俄國的複雜心態。長期以來，斯拉夫民族被中歐和西歐國家視為生活在東歐的野蠻人，是一股有可能毀滅歐洲文明社會的可怕力量，這種觀念直至近代依然存在。如今沙俄帝國搖搖欲墜，這個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斯拉夫國家將會何去何從，是被人為分裂成為若幹個小國家，還是由一個新的獨立政權繼續統治大俄羅斯，現實的問題受到了歐洲國家尤其是列強的密切關注。
大戰之後，同盟國陣營的戰略方向幾乎是德國一家掌控。在夏樹看來，聯合援俄的實質目的是減少德國在與美英發生衝突時的後顧之憂，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改善德俄關係，並讓俄國盡可能處在一個腐朽政權的統治之下。然而以當前的形勢，除德國之外，其他同盟國家對援俄策略既無太多的興趣，也沒有足夠的財力給予支持。
愛爾蘭眼下的努力方向是和平發展、提升國力，跟德國致力於擴大國際影響力、構築牢固的洲際勢力圈的大戰略目標完全不在一個級別上，但愛爾蘭的獨立建國和快速發展得益於德國的庇護與支持，未來的發展形勢跟德國的戰略成敗休戚相關。從大局出發，夏樹在跟貝特曼的談話中較為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政治見解——統治俄國三百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已經病入膏肓，有限的外部援助無助於改變現狀，除非是強勢介入，它的倒台恐怕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趨勢。若是由一個類似法國的資產階級政府來統治這個國家，那麽新生的俄國將會成為兩大陣營競相拉攏的對象，但若是出現了一個工人革命政權，就會被歐洲乃至非歐世界的國家視為新的禍患，加以封鎖甚至是武裝幹涉。
然而夏樹的分析並沒能引起貝特曼的共鳴，這位德國首相堅持認為，俄國的工人運動是促進俄國政府實施經濟和政治改革的內在動力，這跟日俄戰爭後期至1907年出現的狀況如出一轍。在一段時間的混亂和低迷之後，俄國會再次迎來一段積極的經濟發展期，軍事實力也將隨之恢複到強盛狀態。所以，同盟國陣營不該過多介入俄國政局，而是給予羅曼諾夫王朝友善的經濟和政治幫助，爭取俄國皇室、政府、軍隊的好感，以免美英再次占得先機，甚至促成一個更加強大的“三國協約”來共同對抗以德國為首的同盟國。
貝特曼的分析並無明顯的邏輯漏洞，問題在於他根本沒能看清曆史的發展趨勢。對此夏樹既覺得可以理解又深感無奈。坐在他眼前這位德國首相在任已有9年，再過幾個月就能超過前任首相伯恩哈德-馮-比洛，成為德意誌第二帝國誕生以來持續擔任首相時間第二長的人——僅次於帝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政治人物奧托-馮-俾斯麥，可是他的政治智慧跟俾斯麥相比差的不是一丁半點，就如同那些所謂的著名將領，其戰績在拿破侖、凱撒、漢尼拔的曆史成就麵前根本不值一提。
轉達了德皇的囑托，貝特曼又向夏樹打探起了此次訪問沙俄的盤算。之前在柏林，夏樹已向德皇交了底，其中之一便是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力爭與俄國達成有關軍事技術和人才方麵的合作協議，加強雙方的軍事聯係，進而及時掌握俄國內部的動態，他保證這種合作不會導致德國海軍的高級技術機密泄露，德皇對此也表示了認可。貝特曼再度問起，似乎是因為沒有從威廉二世那裏得到消息，但在夏樹看來，這就是國家與國家的隔膜，哪怕是關係最為緊密的盟友國家，也有著各自的利益和立場。夏樹知道，德皇的猜忌不在於愛爾蘭的立場，而是擔心他為了讓愛爾蘭獲益而做出有失明智的舉動，於是不厭其煩地向貝特曼做了陳述和解釋，順帶提醒德國首相，意識形態的對立是未來一個階段需要給予格外重視的因素。
再過兩個多月，德、奧、意、法等19個歐洲國家的政要首腦又將舉行新一輪會晤。這種無固定主題的高級別會晤從1917年開始舉行，每年一次，業已形成慣例。上一次會晤在德國漢堡舉行，主要議題是發展經濟、削減軍備，當時愛爾蘭首相荷爾德斯倡議更多的國家加入奧匈、愛爾蘭、西班牙組建的經貿聯盟，從而增強歐洲國家的經濟活躍度，但沒有得到其他國家的積極響應。削減軍備則不出意外地停留在了口頭上，由於美國、日本這兩個歐洲之外的軍事強國近年來不斷擴大軍備規模，無論德國、英國還是意大利，都沒有放緩原定的造艦計劃。
歐洲的君主和政府首腦們現在還沒有把馬克思主義革命視為洶湧難擋的洪水猛獸，待到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建立後，革命思潮對歐洲各國的工人運動產生指導性的影響，那個時候，君主國家和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統治者們就會意識到馬克思主義革命的驚人威力，然後手忙腳亂地加固籬笆、撲滅火種，乃至於聯合起來封鎖、扼殺新興的無產階級政權。
這個時代所謂的馬克思主義革命，一般是指以馬克思理論為根源發起的工人革命運動，亦可稱之為無產階級革命。革命的形式有可能是武力奪權，也可能是通過合法選舉進行的政權更迭，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就屬於前者。在如今的歐洲國家當中，除了局勢動蕩的俄國之外，現政府遭到革命運動暴力顛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讓歐洲這些君主製和民主共和製國家感到憂慮的更多似乎是後者。例如在德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便堅信自己可以通過一次民主的、合法的選舉進行一次政府更替，從而實現德國的社會主義變革，類似的情況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於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
聽完夏樹有關意識形態和革命形勢的推論，貝特曼終於有所覺悟，他急忙詢問夏樹有何應對策略，但得到的卻是無言的搖頭。別看如今的愛爾蘭經濟發展迅猛，社會形勢穩定，經濟和社會結構所存在的弊病隻是被民族主義思潮所掩蓋，掌握軍事政治權力的新興階層與努力恢複昔日地位的舊貴族，掌握社會資本的資產階級與從事工農業的普通民眾，甚至同一階級中的德裔人士與本土精英都存在根本上的對立關係，如果不能在發展過程中妥善化解各種問題，而是讓它們不斷積聚，一旦國家發展勢頭放緩，各種社會矛盾集中顯現，必然會為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紮根和發展提供空間，若再受到外部環境的強烈衝擊，許多問題就不是靠著君主的個人魅力或者軍事強權能夠擺平的了。到時候，一場新的社會變革甚至是革命在所難免！
曆史大潮無可阻擋，夏樹的沉默讓貝特曼陷入了長久的思考，而值得一提的是，德國的工人運動由來已久，德國社會主義工黨以及後來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便是最早的無產階級政黨，它們引導了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潮在德國的發展，俾斯麥在屬於他的那個時代就對此深以為慮，他一方麵對德國的工人運動采取了嚴厲的鎮壓措施，促使國會通過了《******主義法》，從法律上禁止社會主義者的一切集會、組織、結社以及創辦報刊、接受募捐，另一方麵立法保障市民權益，包括1883年的疾病保險法、1884年的意外災難保險法和1889年的老年和殘廢保險法，試圖收買、籠絡勞動階級，但這些舉措未能達到俾斯麥預期的效果，反而助長社會民主黨的勢力。1890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已經在國會占據了百分之二十七的席位，1912年這一比例提高到了百分之三十五，意外的轉折點出現在1914年8月4日，在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驅使下，社會民主黨議員在關於戰爭撥款和國會長期休會的國會表決中投了讚成票，使得德國不受法律阻礙地邁入戰爭，這極大地損害了社會民主黨的形象和聲望，並最終造成了社會民主黨的分裂，使得德國的工人運動在戰時及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陷入了相對低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