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愛爾蘭、西班牙與奧匈帝國按夏樹的設想組成經濟同盟，或可視為國際經濟貿易組織的雛形，有超越時代的先進之處，然而這三個歐洲國家要麽根底淺薄、方興未艾，要麽沉淪多年、積弊深重，縱然全力聯手，也很難在歐洲乃至世界的經貿格局中謀得壟斷地位，充其量是在某個領域形成一定的優勢，政治外交意義著實不大。
聽了夏樹的解釋，新奧皇卡爾一世思慮良久，先前的新奇並沒有成為讓他決心參與其中的動力。坐在皇位上的人，必然是眼見各色人等、耳聽各種話，堂堂國策何其重要，豈是旁人一番話就能勸服的？
夏樹悠然品茶，目光多在遠處的港灣停留，那進出港口的航道處不時有船影掠過，都是些中小規格的普通船隻，忙碌之際，卻沒有漢堡、不萊梅、倫敦、利物浦的大氣。
“素聞亞得裏亞海風光秀麗、氣候溫潤，是歐洲最理想的度假勝地，若能將沿岸的經濟資源充分開發出來，讓亞得裏亞海成為一個繁榮的經濟圈，便可以帶動奧匈帝國相對貧瘠的西南部發展起來，那時候除了少部分極端的民族主義者，誰還會想著要脫離帝國統治，像巴爾幹其他地區一樣過著貧窮的生活？”
夏樹說得漫不經心，卻立即勾起了卡爾一世的興趣，他遂將剛才的糾結問題丟在旁邊，追問道：“以陛下之見，除了大量投資之外，還有什麽辦法能將亞得裏亞海的經濟資源開發出來？”
夏樹在卡爾一世眼裏看到了期待，然而一個地區就算遍地金礦，也得修路、開礦、鑄港，才能夠將天然寶藏變成真正財富，而這些都仰仗於投資。
有司職經濟的官員出謀劃策，卡爾一世自然是知曉這些的，他對夏樹的期待，不過是希望這位天才人物能夠指出一條凡人看不到的秘徑來。看到夏樹搖頭，聽到夏樹仍在說著有關經濟規律的老話，不免感到失望和遺憾，但他也不過多糾結這些，看著普拉港內的綽約船影，他話題一轉，問夏樹覺得奧匈海軍主力艦艇如何。
夏樹打了個比喻，以四艘聯合力量級為核心的奧匈艦隊如同宮廷衛士的佩劍，華麗、高貴、鋒利，禦敵衛國絕無問題，但不適合像斧頭一樣砍伐樹木。
對於夏樹的回答，卡爾一世若有所思，緊接著，他又問如果奧匈艦隊與意大利艦隊爆發決戰，哪一方的勝算要大一些。
夏樹回答說，這或是利薩海戰的翻版。
聽到這個答案，卡爾一世先是露出滿意的神情，但轉念一想，臉色卻又陰沉下來。
利薩海戰是近代曆史上一場以弱勝強的經典海戰，對戰雙方——意大利和奧地利艦隊，以前者為強，而後者依靠頑強的鬥誌、出色的戰術以及一定的運氣成分贏得險勝，也就是說，結果是好的，折射出的現狀卻令人擔憂。
麵有愁容的卡爾一世又道：“我國的聯合力量級若能進行全麵的技術改裝，能否跟英國的喬治五世級抗衡？”
由這個問題，夏樹可以看出這位新奧皇對海軍事務有著較高的關注度，而且對海軍的技戰術頗感興趣，這跟故去的費迪南大公如出一轍。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疑問，根源還是奧匈帝國與意大利互為假想敵的地緣關係。根據倫敦停戰協定，奧匈帝國從英國人手裏得到了一艘鐵公爵級和一艘聖文森特級，後參戰的意大利隻得到了一艘蒙受重創的喬治五世級，看起來是奧匈帝國占得便宜，然而由於糟糕的財政狀況以及二元製固有的問題，兩艘賠償艦的修複工作時斷時續，至今還是半拉子工程，意大利人則展現出了少有的高效率，他們不惜重金將那艘賠償艦修複，使之成為本國海軍的主力先鋒，從而聯袂“但丁”號、三艘加富爾伯爵級以及兩艘新服役的卡伊奧-杜裏奧級，組成了一支現代化的強大無畏艦隊，對奧匈海軍形成了空前的壓倒優勢。作為回應，奧地利和匈牙利政府分別通過貸款和發行國債的方式，募集到了修複英國賠償艦的資金，並提前開工了兩艘裝備380毫米主炮的超無畏艦，然而以奧匈帝國造船工業的效率，這些應急之舉起碼要兩到三年才會顯現成效。
跟英國的喬治五世級一樣，意大利海軍的加富爾伯爵級和卡伊奧-杜裏奧級均為二萬五千噸級，但它們悉數裝備46倍徑的305毫米主炮，裝甲防護水平稍遜於喬治五世級和聯合力量級，而且實際航速遠沒有達到設計水準，所以總體實力比喬治五世級差了不少。如果改裝後的聯合力量級能夠匹敵喬治五世級，公平對等的情況下自然有較大的機會勝過中庸無為的加富爾伯爵級和卡伊奧-杜裏奧級。
在德國海軍任職時期，夏樹便密切關注著各國主力艦艇的發展情況，如今成為愛爾蘭的靈魂人物，主導愛爾蘭造船工業的特色化發展，對各方信息依然保持著極高的敏感度。卡爾一世所提及的主力艦，夏樹了然於心，奧匈海軍的聯合力量級在設計上優於同時期的意大利無畏艦，但排水量和設計構造限製了它的改進空間，無論是升級主炮倍徑還是強加口徑，或者將所有最先進的輔助設備都塞進艦艙，都難以跟英國海軍的喬治五世級抗衡。
見夏樹沉默不語，卡爾一世心中已經有了答案，他神情凝重地點點頭：“陛下說得對，這個國家唯一的出路就是發展經濟，隻有經濟狀況提升了，其他方麵才有可能跟著得到提高。”
夏樹審時度勢地安撫說：“隻要同盟國體係穩固存在，意大利必不敢造次，他們的海軍隻是看著強大，實際上是缺乏戰鬥精神的空架子。若陛下信得過我的判斷，大可以推遲兩艘新式主力艦的建造，以潛艇、魚雷艇和飛機充實海軍，將節省下來的資金投入到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方麵。”
這個善意的建議是明智的，但不足以幫助奧匈帝國從錯綜複雜的困境中走出來。卡爾一世的情緒依然不高，這跟他之前在公眾麵前的狀態判若兩人。接下來，他又跟夏樹聊了些技術方麵的話題，直到會晤結束，雙方連一份口頭協定也沒有達成，但在夏樹看來，此次會晤最大的收獲在於兩位君主第一次了解到了彼此的想法，而且卡爾一世頗受觸動，他允諾會認真考慮夏樹的建議，並希望在適當的時候回訪愛爾蘭。
對於無果而終的會晤，夏樹稍感失望，但更多的是理解和同情。執掌愛爾蘭大權之初，他自己也曾為了國家的發展大計愁思憂慮，夜不能寐。愛爾蘭能夠有如今的成就，他所傾注的心血是絕對的關鍵，可是同樣的道理在奧匈帝國以及卡爾一世身上或許並不受用，即便卡爾一世能夠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保持正確的決斷，也未必能夠引導這個二元帝國枯木逢春。在英德俄奧這四大帝國中，奧匈帝國是工業化、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其發達地區與西歐相比毫不遜色，維也納一直以中歐文明的代表自居，然而局部地區的先進拯救不了整體的失敗，在一個同質化統治成為力量來源時代，帝國的高度混雜的民族狀況與分散的政治結構，都成為致命的弱點。
簡單來說，加利西亞的地主認為它們應該統治該省，因它們曆史上是波蘭立陶宛王國統治精英，但該地區的烏克蘭人不服。捷克社會與政治精英認為它們的祖國波希米亞應取得與匈牙利一樣的自治地位，但一旦哈布斯堡皇朝對捷克人作出讓步，就引起波希米亞的少數民族德意誌人的抗議。奧地利講德語的精英認為它們自己代表了中歐的高等文明，認為給予非德語居民更多權利阻礙了文明進步，但這種民族主義對族群關係起到了很大的撕裂作用。
19世紀，帝國境內的工業化與城市化持續推進，但由於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當經濟社會分層與民族邊界出現重合時，弱勢的民族就會發展出對強勢民族的怨恨。例如烏克蘭與斯洛文尼亞小農與佃農對波蘭與馬紮爾地主出現很大不滿，而民族資產階級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人階級政治意識的覺醒，都會導致提高對自治的期望。比如說，工業化的波希米亞的捷克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極力要求帝國下放行政權力，但哈布斯堡皇室擔心權力下放會造成捷克人對這一地區的德意誌居民的壓迫，因此不願批準。結果，這一地區捷克人和德意誌人的街頭衝突比比皆是，甚至帝國議會中的捷克議員和德意誌議員也經常發生激烈衝突。
在20世紀前，帝國用以整合各民族的意識形態主要是哈布斯堡王朝主義與天主教，但到了20世紀，兩種意識形態都出現了很大的缺陷。奧匈帝國和德、英、法等發展迅速、實力雄厚的成功國家靠得太近，臣民們難以避免作國際對比，從而得出哈布斯堡皇室統治能力低下的結論。天主教原先在帝國的整合上起到了粘合劑的作用，但到了20世紀初，世俗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發展，迅速降低了這一意識形態的整合能力。哈布斯堡皇室為增加統治的合法性而引入的憲政改革並沒有弱化帝國內的民族衝突，甚至為民族衝突提供了新的舞台。
聽了夏樹的解釋，新奧皇卡爾一世思慮良久，先前的新奇並沒有成為讓他決心參與其中的動力。坐在皇位上的人，必然是眼見各色人等、耳聽各種話，堂堂國策何其重要，豈是旁人一番話就能勸服的？
夏樹悠然品茶，目光多在遠處的港灣停留，那進出港口的航道處不時有船影掠過，都是些中小規格的普通船隻，忙碌之際，卻沒有漢堡、不萊梅、倫敦、利物浦的大氣。
“素聞亞得裏亞海風光秀麗、氣候溫潤，是歐洲最理想的度假勝地，若能將沿岸的經濟資源充分開發出來，讓亞得裏亞海成為一個繁榮的經濟圈，便可以帶動奧匈帝國相對貧瘠的西南部發展起來，那時候除了少部分極端的民族主義者，誰還會想著要脫離帝國統治，像巴爾幹其他地區一樣過著貧窮的生活？”
夏樹說得漫不經心，卻立即勾起了卡爾一世的興趣，他遂將剛才的糾結問題丟在旁邊，追問道：“以陛下之見，除了大量投資之外，還有什麽辦法能將亞得裏亞海的經濟資源開發出來？”
夏樹在卡爾一世眼裏看到了期待，然而一個地區就算遍地金礦，也得修路、開礦、鑄港，才能夠將天然寶藏變成真正財富，而這些都仰仗於投資。
有司職經濟的官員出謀劃策，卡爾一世自然是知曉這些的，他對夏樹的期待，不過是希望這位天才人物能夠指出一條凡人看不到的秘徑來。看到夏樹搖頭，聽到夏樹仍在說著有關經濟規律的老話，不免感到失望和遺憾，但他也不過多糾結這些，看著普拉港內的綽約船影，他話題一轉，問夏樹覺得奧匈海軍主力艦艇如何。
夏樹打了個比喻，以四艘聯合力量級為核心的奧匈艦隊如同宮廷衛士的佩劍，華麗、高貴、鋒利，禦敵衛國絕無問題，但不適合像斧頭一樣砍伐樹木。
對於夏樹的回答，卡爾一世若有所思，緊接著，他又問如果奧匈艦隊與意大利艦隊爆發決戰，哪一方的勝算要大一些。
夏樹回答說，這或是利薩海戰的翻版。
聽到這個答案，卡爾一世先是露出滿意的神情，但轉念一想，臉色卻又陰沉下來。
利薩海戰是近代曆史上一場以弱勝強的經典海戰，對戰雙方——意大利和奧地利艦隊，以前者為強，而後者依靠頑強的鬥誌、出色的戰術以及一定的運氣成分贏得險勝，也就是說，結果是好的，折射出的現狀卻令人擔憂。
麵有愁容的卡爾一世又道：“我國的聯合力量級若能進行全麵的技術改裝，能否跟英國的喬治五世級抗衡？”
由這個問題，夏樹可以看出這位新奧皇對海軍事務有著較高的關注度，而且對海軍的技戰術頗感興趣，這跟故去的費迪南大公如出一轍。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疑問，根源還是奧匈帝國與意大利互為假想敵的地緣關係。根據倫敦停戰協定，奧匈帝國從英國人手裏得到了一艘鐵公爵級和一艘聖文森特級，後參戰的意大利隻得到了一艘蒙受重創的喬治五世級，看起來是奧匈帝國占得便宜，然而由於糟糕的財政狀況以及二元製固有的問題，兩艘賠償艦的修複工作時斷時續，至今還是半拉子工程，意大利人則展現出了少有的高效率，他們不惜重金將那艘賠償艦修複，使之成為本國海軍的主力先鋒，從而聯袂“但丁”號、三艘加富爾伯爵級以及兩艘新服役的卡伊奧-杜裏奧級，組成了一支現代化的強大無畏艦隊，對奧匈海軍形成了空前的壓倒優勢。作為回應，奧地利和匈牙利政府分別通過貸款和發行國債的方式，募集到了修複英國賠償艦的資金，並提前開工了兩艘裝備380毫米主炮的超無畏艦，然而以奧匈帝國造船工業的效率，這些應急之舉起碼要兩到三年才會顯現成效。
跟英國的喬治五世級一樣，意大利海軍的加富爾伯爵級和卡伊奧-杜裏奧級均為二萬五千噸級，但它們悉數裝備46倍徑的305毫米主炮，裝甲防護水平稍遜於喬治五世級和聯合力量級，而且實際航速遠沒有達到設計水準，所以總體實力比喬治五世級差了不少。如果改裝後的聯合力量級能夠匹敵喬治五世級，公平對等的情況下自然有較大的機會勝過中庸無為的加富爾伯爵級和卡伊奧-杜裏奧級。
在德國海軍任職時期，夏樹便密切關注著各國主力艦艇的發展情況，如今成為愛爾蘭的靈魂人物，主導愛爾蘭造船工業的特色化發展，對各方信息依然保持著極高的敏感度。卡爾一世所提及的主力艦，夏樹了然於心，奧匈海軍的聯合力量級在設計上優於同時期的意大利無畏艦，但排水量和設計構造限製了它的改進空間，無論是升級主炮倍徑還是強加口徑，或者將所有最先進的輔助設備都塞進艦艙，都難以跟英國海軍的喬治五世級抗衡。
見夏樹沉默不語，卡爾一世心中已經有了答案，他神情凝重地點點頭：“陛下說得對，這個國家唯一的出路就是發展經濟，隻有經濟狀況提升了，其他方麵才有可能跟著得到提高。”
夏樹審時度勢地安撫說：“隻要同盟國體係穩固存在，意大利必不敢造次，他們的海軍隻是看著強大，實際上是缺乏戰鬥精神的空架子。若陛下信得過我的判斷，大可以推遲兩艘新式主力艦的建造，以潛艇、魚雷艇和飛機充實海軍，將節省下來的資金投入到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方麵。”
這個善意的建議是明智的，但不足以幫助奧匈帝國從錯綜複雜的困境中走出來。卡爾一世的情緒依然不高，這跟他之前在公眾麵前的狀態判若兩人。接下來，他又跟夏樹聊了些技術方麵的話題，直到會晤結束，雙方連一份口頭協定也沒有達成，但在夏樹看來，此次會晤最大的收獲在於兩位君主第一次了解到了彼此的想法，而且卡爾一世頗受觸動，他允諾會認真考慮夏樹的建議，並希望在適當的時候回訪愛爾蘭。
對於無果而終的會晤，夏樹稍感失望，但更多的是理解和同情。執掌愛爾蘭大權之初，他自己也曾為了國家的發展大計愁思憂慮，夜不能寐。愛爾蘭能夠有如今的成就，他所傾注的心血是絕對的關鍵，可是同樣的道理在奧匈帝國以及卡爾一世身上或許並不受用，即便卡爾一世能夠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保持正確的決斷，也未必能夠引導這個二元帝國枯木逢春。在英德俄奧這四大帝國中，奧匈帝國是工業化、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其發達地區與西歐相比毫不遜色，維也納一直以中歐文明的代表自居，然而局部地區的先進拯救不了整體的失敗，在一個同質化統治成為力量來源時代，帝國的高度混雜的民族狀況與分散的政治結構，都成為致命的弱點。
簡單來說，加利西亞的地主認為它們應該統治該省，因它們曆史上是波蘭立陶宛王國統治精英，但該地區的烏克蘭人不服。捷克社會與政治精英認為它們的祖國波希米亞應取得與匈牙利一樣的自治地位，但一旦哈布斯堡皇朝對捷克人作出讓步，就引起波希米亞的少數民族德意誌人的抗議。奧地利講德語的精英認為它們自己代表了中歐的高等文明，認為給予非德語居民更多權利阻礙了文明進步，但這種民族主義對族群關係起到了很大的撕裂作用。
19世紀，帝國境內的工業化與城市化持續推進，但由於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當經濟社會分層與民族邊界出現重合時，弱勢的民族就會發展出對強勢民族的怨恨。例如烏克蘭與斯洛文尼亞小農與佃農對波蘭與馬紮爾地主出現很大不滿，而民族資產階級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人階級政治意識的覺醒，都會導致提高對自治的期望。比如說，工業化的波希米亞的捷克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極力要求帝國下放行政權力，但哈布斯堡皇室擔心權力下放會造成捷克人對這一地區的德意誌居民的壓迫，因此不願批準。結果，這一地區捷克人和德意誌人的街頭衝突比比皆是，甚至帝國議會中的捷克議員和德意誌議員也經常發生激烈衝突。
在20世紀前，帝國用以整合各民族的意識形態主要是哈布斯堡王朝主義與天主教，但到了20世紀，兩種意識形態都出現了很大的缺陷。奧匈帝國和德、英、法等發展迅速、實力雄厚的成功國家靠得太近，臣民們難以避免作國際對比，從而得出哈布斯堡皇室統治能力低下的結論。天主教原先在帝國的整合上起到了粘合劑的作用，但到了20世紀初，世俗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發展，迅速降低了這一意識形態的整合能力。哈布斯堡皇室為增加統治的合法性而引入的憲政改革並沒有弱化帝國內的民族衝突，甚至為民族衝突提供了新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