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楊銳來說,寫文章可以是極簡單的事,也可以稍稍困難一點。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將腦海裏的文章拿幾篇出來,改一改發出去,或者幹脆就用原文好了。


    要是不怕麻煩的話,那就可以改的多一點,加一些自己的思路進去。


    這也是楊銳選擇的方式。


    並不是楊銳不怕麻煩,而是不願意浪費一個大好的機會。


    文章要是用在普通刊物上,楊銳寧願不去寫它。


    堂堂諾獎獲得者,也沒有時間寫豆腐塊去賺豆腐錢。


    讓有資格設計導彈的去賣茶葉蛋,那是對社會資源的最大浪費——一個人若是賣半輩子的茶葉蛋,那他對社會的最大價值,或許就是有幾率生一個導彈專家。


    楊銳從來沒想過要做一個態度親和的科學普及工作者,更沒有想過要寫科普文的。


    麵對普羅大眾的文章,其實由普通研究水平的學者去撰寫就足夠了,或許寫的還會寫的好一些。至於大牛的科普價值,其實是針對普通研究水平的學者的,像是大牛寫的綜述,為什麽輕易就有上千的引用?那都是具有普通以上的研究水平的學者們提供的。


    不過,選入教材畢竟不一樣。


    中國的教材不像是外國,80年代的中國教材也不像後世,如今的教材是全國統一的模板,而且是一用多年。


    像是楊銳的文章,如果明年能加入到教材中去,那全國起碼會有一代人,將閱讀他的文章,指不定會有多少人,對他的名字耳熟能詳。


    這種社會聲譽,不拿白不拿來著。


    就中國的環境,這種社會聲譽也隻有科學家能得到了。像是陳景潤,就可以說是中國最知名的數學家,是否能算中國最知名的科學家,就看他和袁隆平誰贏了。


    至於官員和作家,在教育係統中,終究是要趨於劣勢的,尤其是活著的官員和作家,宣傳起來風險太大,為智者不取。


    而且,楊銳還有更進一步的思路。


    寫科普文章,對學者來說,與其說是什麽權利,不如說是一項社會責任。


    少量的承擔社會責任,是一種付出,但是,如果多承擔一些呢?


    比如,幹脆參與編寫新版的生物學課本?


    對其他人來說,編寫新課本大約是一項需要花費多年時間,花費大量的精力更不用說了。


    對楊銳來說,就沒有那麽麻煩了。


    而且,他還有充分的理由。


    現在的生物學課本太落後了。


    現代意義上的生物學,二戰以後才少量的開展起來,到80年代,依舊隻處於雛形。如果說物理已趨於自圓其說的化境的話,生物學大約剛點了一個小黑點,偽裝它是一個圓。


    然而,在物理意義上,一個點並不是一個圓。


    生物學的跨越式發展,是在人體基因組計劃之後。


    前基因組時代的生物學,是細胞的生物學,後基因組時代的生物學,才真正開始研究為什麽了。


    所以,楊銳若是站在21世紀的學術觀點上,俯覽80年代的課本,槽點可以說多的數不過來。


    往前看,56年的生物學課本講達爾文和遺傳學,就隻說米丘林學派,不講摩爾根學派。什麽是摩爾根學派,摩爾根就是養果蠅的那位,別說遺傳學是從摩爾根閣下的研究中衍生出來的,就是後世的遺傳學也少不了摩爾根閣下的貢獻。楊銳當年做離子通道的研究的時候,找定的抖腿基因,就是果蠅的貢獻來著。


    結果摩爾根閣下的遺傳學不讓講,隻能說米丘林同誌的學說。米丘林同誌的學術思想,簡單來說,就是“人定勝天”。他否認遺傳物質,也就是基因的存在,而認為通過外界的影響,能夠控製生物的性狀。當然,他有這樣的想法也不奇怪,他是個園藝學家嘛,按照科學界的分類,園藝和學家本來就不應該連在一起來著,這種天天做盆景的人能有類似的想法其實很符合人設。但是,當蘇聯政府介入其中,並且進一步影響到中國在內的諸多國家的時候,這個園藝學家就很該死了。


    國內的生物學教園藝學家的遺傳學,教到了60年代,再改版的生物學……嗬嗬,再改版的生物學主要教“三大作物一頭豬”!


    讀大學的學生需要知道稻麥棉怎麽種,豬怎麽養嗎?根本不需要。


    這就好像90年代以後,中國媒體最喜歡討論的高分低能了,好像大學生不會疊被子,就是什麽天大的罪過了。會讀書不會疊被子的學生,自然會請一個會疊被子的前學生做保姆的,會不會疊被子又有什麽要緊呢?除非他讀到博士。


    80年代的生物學課本,倒是開始講分子生物學了,偏偏講的錯漏百出。


    不說楊銳的水平如何,就他目前的聲望與對生物學的認知,吊打全世界輕輕鬆鬆。


    唯一的問題,也就是吊打的人臉麵會不好看罷了。


    中國的教材,並不是由學術水平最高的人來編寫的,也沒有那個必要。


    對方甚至都不會邀請學術水平最高的來參與編寫或谘詢。


    但是,如果水平最高的,主要要編寫一科的課本呢?


    當然是拒絕了。


    除非……你先將課本做出來。


    這是正常人都不會做的事。高水平的學者本來就缺時間,更不會費神去做一本書來。


    楊銳卻無所謂。


    他做一本書的時間不多,反而是將之遞出去,花費了一些時間。


    這東西是不能投稿的,甚至不能像是科普文那樣交給出版社,而是得造一番聲勢。


    好在楊銳羽翼已成,邀請了幾位大牛,一並北大和中科院的蔡教授和伍洪波,寫了篇熱情洋溢的倡議書遞出去,幾位教材委員會的同誌就偃旗息鼓了。


    在生物界人士看來,楊銳仿佛是去不務正業了。


    甚至有人將他消失的一年,當做是他寫教材花費的時間,以至於有人專門寄了言辭懇切的信件過來,勸說楊銳要一心學術莫分心……


    楊銳在哭笑不得中,迎來了春節晚會,隻提前練習了10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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