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銳提前了半個小時，抵達了阿斯特拉的辦公區，就在休息室裏靜靜坐著，閱讀自己的文稿。
在大公司裏做講座，是很兩極分化的事，有些時候，某些教授會受到額外的吹捧，有些時候得到的則是特別的嘲諷。
有一個好的頭銜，通常比較容易得到前者。
例如哈佛大學教授，斯坦福大學教授或者劍橋三一學院院士等等，總是更容易令人信服，但並不絕對。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斯坦福大學的教授。由於距離的緣故，矽穀的創業公司經常邀請斯坦福教授去講座，但是，去的人並不一定能得到矽穀人的認同。盡管許多矽穀人都出身斯坦福大學計算機係，但他們嘲諷起來照樣很用力。那些收入豐厚的矽穀人經過多年或數年的摸爬滾打，早已不再是學校裏的模樣，對於斯坦福大學教授的真實實力，也都有了自己的認識。
這種時候，斯坦福大學的教授，並不一定就站在產業前沿。
而且，他們提出的所謂前沿理論，也不一定就能得到產業界的認同。
思科公司的創始人博薩克和蕾娜夫婦，可以算作是產業界通吃的例子，他們是計算機理論方麵的大拿，而且做出了超一流的實踐，其所創造的路由器，為網絡技術的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但是仔細考察一下兩人的身份，就可以知道他們做到這一切並不容易。博薩克是斯坦福計算機係的計算機中心主任，而桑迪蕾娜是商學院的計算機中心的負責人，在矽穀發育不全的年代裏，他們基本屬於理論界的第一流學者了。
給阿斯特拉做講座，同樣不是輕鬆的事。
對這樣的大型製藥公司，並不能單純的視之為產業界的水平。這種級數的公司裏，也是藏龍臥虎的。
當然，原生的製藥公司研究員在楊銳這樣的學者麵前，是沒有存在感的，他們屬於科研鄙視鏈的最下層，不管是好學生還是差學生，不管是本科生還是博士生，如果畢業就進入製藥公司，基本不會在科學前沿有所建樹。
即使有些特殊事例，通常也不是為主流所承認的科學家。
製藥公司的目標是為已知的靶點尋找化合物，放在G蛋白偶聯受體領域，製藥公司的學者的主要工作，是在前沿科學家做了係統性的研究之後，再撿係統性研究中的某一個靶點，作為研究對象，可以說，產業界的研究員連二線科學家都算不上，隻能稱作是三線，所謂的成果轉化者而已。
但是，像是阿斯特拉這樣的公司，除了原生的製藥公司研究員，免不了還有一線二線轉來的研究者的，一些厲害的公司，甚至能招募到諾貝爾獎獲得者。
2008的諾貝爾生物學獎就頒給了拉爾德·豪森，他因為研究導致宮頸癌的人***瘤狀病毒而獲獎，其與阿斯利康的關係密切，可以看做三分之一個阿斯利康人。
這一次的諾獎，也是楊銳所知的最被懷疑的諾貝爾獎舞弊案——雖然沒有得到確鑿的證據，但阿斯利康製藥公司確實在此屆諾獎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阿斯利康的一名董事就是諾獎委員，並在獲獎以前，收購了一家公司，該公司開發HPV疫苗的關鍵組分，並將為此收取巨額的專利費。
除此以外，負責遴選諾獎候選者的五人委員會主席，在06年擔任了阿斯利康的收費顧問，負責投票的五十人委員會中的成員之一，同樣以顧問的名義拿了阿斯利康的錢。
阿斯利康還在此之前的幾年時間裏，讚助了諾獎委員會的兩家機構和下屬推廣部門，除此以外，幾名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成員，承認受到邀請，由中方付費前往中國，向中國官員介紹各項候選人是如何選定的——那是05年以後的事了，說明當時的中國已經有了對諾獎的窺視之心，或者，隻是阿斯利康利用了中國這個平台。
總而言之，大型製藥公司就像是大型軍工企業，或者大型的能源企業一樣，都是具有巨大能量的有機體，他們能夠在世界事務中發揮出的作用，比大多數的亞非拉小國家政府還要強。
但是，大型製藥公司同樣是複雜的矛盾綜合體，它們都有幾十上百年的曆史，創始人已去，剩下的職業經理人與股東們都很難找出一家獨大者，並不是一名董事或者董事長，就能確鑿的決定某件大事的。
楊銳更需要來證明自己的實力，才好搭上順風車。
諾貝爾獎麵前，人人平等，除了瑞典。
“楊銳先生，時間到了。”普利策來到休息室，聲音平和的說了一句。
楊銳穩穩的站了起來，笑了一下，問：“來的人多嗎？”
“大約有60人左右。”普利策說著解釋道：“瑞典是一個人口偏少的國家，很少會像是中國那樣，一下子聚集很多人。”
楊銳愣了一下，不由大笑。
普利策知道自己說錯話了，不禁有些尷尬。
楊銳咳嗽一聲，道：“60人很令人滿意了。”
他是準備給研究員們講解學術問題，能湊一個班的人，就很不少了。不客氣的說，如今在國內舉行一次G蛋白偶聯受體的學術研討會，能聽得懂他在說什麽的學者，估計連30個都沒有，說的更壞一點，十五個或許都勉強。
王旗固然是抬頭就能看見的，能踩著齊膝的血水的走到王旗之下，卻是需要勇氣和運氣的。
60多人，整整齊齊的坐在了一間教室似的會議室裏，每個人都有一張椅子，也是擺的整整齊齊的。
是真的整齊。
楊銳站在講台上，能夠看到這些椅子就像是閱兵式似的，橫屏豎齊。
而且，不像是國內的講座，大家會有意的坐開一些，或者偏向於坐在後麵。
瑞典人是從前往後，從左向右的挨個坐的，每張椅子都是緊張的挨在一起的。
椅子是折疊椅，所以沒有把手，這讓組成了大方塊的椅子陣略顯擁擠，但是，每個人瑞典人都端端正正的坐著，挺胸抬頭，既不讓自己的位置與眾不同，又盡量不與其他人發生肢體接觸。
要不是知道這是自己臨時要求的，楊銳真當他們是排練過的。
當然，也可以說他們是排練過的，瑞典人從小就是這樣集體式管理過來的。
除了阿斯特拉公司的雇員之外，也有幾名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前來聽課，總共隻坐了一排。
楊銳是計劃用英語授課的，聽不懂的自然就不用來了。
實際上，聽得懂英語也不一定要來聽，楊銳的講課內容，與大部分人的研究方向，都沒有交集。
“我今天是想來談談G蛋白偶聯受體，與G蛋白的。”楊銳將講義攤開放在講桌上，並不用看，開口就道：“我想先做一個預測吧，到了30年後，用G蛋白偶聯受體為靶點的藥物，會達到現代藥物的總數的50%。換句話說，製藥公司以後再開發新藥的時候，每兩種新藥，至少有一款是以G蛋白偶聯受體為靶點開發的……”
原本非常安靜的瑞典人，突然之間就變的沒那麽安靜了。
作為一個很講紀律的民族，瑞典人與日本人很像，都講究不給其他人添麻煩，可是，此時仍然有人忍不住出聲，喊道：“怎麽可能。”
這並不是問題，楊銳也沒有想要回答的欲望，而是繼續道：“兩款新藥中的一款是G蛋白偶聯受體為靶點，其實還不夠，因為我說的50%是現代藥物的總數的50%……但是，我們今天先不談未來，先談現在，我們現在能用G蛋白偶聯受體做什麽。”
楊銳這麽一說，大家就安靜下來了。
對於製藥公司的研究員們來說，“能做什麽”是確確實實的幹貨。
這時候的楊銳，就好像是一個殺豬的。製藥公司是做餐飲的。他們需要了解，現在這頭豬，究竟是如何分割的，每個部位最適合做什麽？
到最後，排骨是拿去燒湯還是糖醋，肥肉是拿去煉油還是回鍋，也得根據肉的素質來定。
當然，也就是下阿斯特拉這一級的製藥公司才這麽講究，等而下之的，隨便拉一塊就做的也是正常。
楊銳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講義，再道：“我的離子通道實驗室，在G蛋白偶聯受體方麵，做了深入的研究，但這方麵的內容，並不是我今天想講的，我想從一個新的角度切入，我將之命名為動態質量重測法。這種方式，是我閑暇的時候考慮出來的，是一個小問題，但是很有用，目前來看，最恰當的地方，在於它能夠分析人類原代細胞內，G蛋白偶聯受體的藥物效應。”
“藥物效應”這個詞一出，整整齊齊的大方塊，頓時如同波浪似的，左右起伏起來。
那是研究員們交頭接耳的動作。
……
在大公司裏做講座，是很兩極分化的事，有些時候，某些教授會受到額外的吹捧，有些時候得到的則是特別的嘲諷。
有一個好的頭銜，通常比較容易得到前者。
例如哈佛大學教授，斯坦福大學教授或者劍橋三一學院院士等等，總是更容易令人信服，但並不絕對。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斯坦福大學的教授。由於距離的緣故，矽穀的創業公司經常邀請斯坦福教授去講座，但是，去的人並不一定能得到矽穀人的認同。盡管許多矽穀人都出身斯坦福大學計算機係，但他們嘲諷起來照樣很用力。那些收入豐厚的矽穀人經過多年或數年的摸爬滾打，早已不再是學校裏的模樣，對於斯坦福大學教授的真實實力，也都有了自己的認識。
這種時候，斯坦福大學的教授，並不一定就站在產業前沿。
而且，他們提出的所謂前沿理論，也不一定就能得到產業界的認同。
思科公司的創始人博薩克和蕾娜夫婦，可以算作是產業界通吃的例子，他們是計算機理論方麵的大拿，而且做出了超一流的實踐，其所創造的路由器，為網絡技術的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但是仔細考察一下兩人的身份，就可以知道他們做到這一切並不容易。博薩克是斯坦福計算機係的計算機中心主任，而桑迪蕾娜是商學院的計算機中心的負責人，在矽穀發育不全的年代裏，他們基本屬於理論界的第一流學者了。
給阿斯特拉做講座，同樣不是輕鬆的事。
對這樣的大型製藥公司，並不能單純的視之為產業界的水平。這種級數的公司裏，也是藏龍臥虎的。
當然，原生的製藥公司研究員在楊銳這樣的學者麵前，是沒有存在感的，他們屬於科研鄙視鏈的最下層，不管是好學生還是差學生，不管是本科生還是博士生，如果畢業就進入製藥公司，基本不會在科學前沿有所建樹。
即使有些特殊事例，通常也不是為主流所承認的科學家。
製藥公司的目標是為已知的靶點尋找化合物，放在G蛋白偶聯受體領域，製藥公司的學者的主要工作，是在前沿科學家做了係統性的研究之後，再撿係統性研究中的某一個靶點，作為研究對象，可以說，產業界的研究員連二線科學家都算不上，隻能稱作是三線，所謂的成果轉化者而已。
但是，像是阿斯特拉這樣的公司，除了原生的製藥公司研究員，免不了還有一線二線轉來的研究者的，一些厲害的公司，甚至能招募到諾貝爾獎獲得者。
2008的諾貝爾生物學獎就頒給了拉爾德·豪森，他因為研究導致宮頸癌的人***瘤狀病毒而獲獎，其與阿斯利康的關係密切，可以看做三分之一個阿斯利康人。
這一次的諾獎，也是楊銳所知的最被懷疑的諾貝爾獎舞弊案——雖然沒有得到確鑿的證據，但阿斯利康製藥公司確實在此屆諾獎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阿斯利康的一名董事就是諾獎委員，並在獲獎以前，收購了一家公司，該公司開發HPV疫苗的關鍵組分，並將為此收取巨額的專利費。
除此以外，負責遴選諾獎候選者的五人委員會主席，在06年擔任了阿斯利康的收費顧問，負責投票的五十人委員會中的成員之一，同樣以顧問的名義拿了阿斯利康的錢。
阿斯利康還在此之前的幾年時間裏，讚助了諾獎委員會的兩家機構和下屬推廣部門，除此以外，幾名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成員，承認受到邀請，由中方付費前往中國，向中國官員介紹各項候選人是如何選定的——那是05年以後的事了，說明當時的中國已經有了對諾獎的窺視之心，或者，隻是阿斯利康利用了中國這個平台。
總而言之，大型製藥公司就像是大型軍工企業，或者大型的能源企業一樣，都是具有巨大能量的有機體，他們能夠在世界事務中發揮出的作用，比大多數的亞非拉小國家政府還要強。
但是，大型製藥公司同樣是複雜的矛盾綜合體，它們都有幾十上百年的曆史，創始人已去，剩下的職業經理人與股東們都很難找出一家獨大者，並不是一名董事或者董事長，就能確鑿的決定某件大事的。
楊銳更需要來證明自己的實力，才好搭上順風車。
諾貝爾獎麵前，人人平等，除了瑞典。
“楊銳先生，時間到了。”普利策來到休息室，聲音平和的說了一句。
楊銳穩穩的站了起來，笑了一下，問：“來的人多嗎？”
“大約有60人左右。”普利策說著解釋道：“瑞典是一個人口偏少的國家，很少會像是中國那樣，一下子聚集很多人。”
楊銳愣了一下，不由大笑。
普利策知道自己說錯話了，不禁有些尷尬。
楊銳咳嗽一聲，道：“60人很令人滿意了。”
他是準備給研究員們講解學術問題，能湊一個班的人，就很不少了。不客氣的說，如今在國內舉行一次G蛋白偶聯受體的學術研討會，能聽得懂他在說什麽的學者，估計連30個都沒有，說的更壞一點，十五個或許都勉強。
王旗固然是抬頭就能看見的，能踩著齊膝的血水的走到王旗之下，卻是需要勇氣和運氣的。
60多人，整整齊齊的坐在了一間教室似的會議室裏，每個人都有一張椅子，也是擺的整整齊齊的。
是真的整齊。
楊銳站在講台上，能夠看到這些椅子就像是閱兵式似的，橫屏豎齊。
而且，不像是國內的講座，大家會有意的坐開一些，或者偏向於坐在後麵。
瑞典人是從前往後，從左向右的挨個坐的，每張椅子都是緊張的挨在一起的。
椅子是折疊椅，所以沒有把手，這讓組成了大方塊的椅子陣略顯擁擠，但是，每個人瑞典人都端端正正的坐著，挺胸抬頭，既不讓自己的位置與眾不同，又盡量不與其他人發生肢體接觸。
要不是知道這是自己臨時要求的，楊銳真當他們是排練過的。
當然，也可以說他們是排練過的，瑞典人從小就是這樣集體式管理過來的。
除了阿斯特拉公司的雇員之外，也有幾名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前來聽課，總共隻坐了一排。
楊銳是計劃用英語授課的，聽不懂的自然就不用來了。
實際上，聽得懂英語也不一定要來聽，楊銳的講課內容，與大部分人的研究方向，都沒有交集。
“我今天是想來談談G蛋白偶聯受體，與G蛋白的。”楊銳將講義攤開放在講桌上，並不用看，開口就道：“我想先做一個預測吧，到了30年後，用G蛋白偶聯受體為靶點的藥物，會達到現代藥物的總數的50%。換句話說，製藥公司以後再開發新藥的時候，每兩種新藥，至少有一款是以G蛋白偶聯受體為靶點開發的……”
原本非常安靜的瑞典人，突然之間就變的沒那麽安靜了。
作為一個很講紀律的民族，瑞典人與日本人很像，都講究不給其他人添麻煩，可是，此時仍然有人忍不住出聲，喊道：“怎麽可能。”
這並不是問題，楊銳也沒有想要回答的欲望，而是繼續道：“兩款新藥中的一款是G蛋白偶聯受體為靶點，其實還不夠，因為我說的50%是現代藥物的總數的50%……但是，我們今天先不談未來，先談現在，我們現在能用G蛋白偶聯受體做什麽。”
楊銳這麽一說，大家就安靜下來了。
對於製藥公司的研究員們來說，“能做什麽”是確確實實的幹貨。
這時候的楊銳，就好像是一個殺豬的。製藥公司是做餐飲的。他們需要了解，現在這頭豬，究竟是如何分割的，每個部位最適合做什麽？
到最後，排骨是拿去燒湯還是糖醋，肥肉是拿去煉油還是回鍋，也得根據肉的素質來定。
當然，也就是下阿斯特拉這一級的製藥公司才這麽講究，等而下之的，隨便拉一塊就做的也是正常。
楊銳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講義，再道：“我的離子通道實驗室，在G蛋白偶聯受體方麵，做了深入的研究，但這方麵的內容，並不是我今天想講的，我想從一個新的角度切入，我將之命名為動態質量重測法。這種方式，是我閑暇的時候考慮出來的，是一個小問題，但是很有用，目前來看，最恰當的地方，在於它能夠分析人類原代細胞內，G蛋白偶聯受體的藥物效應。”
“藥物效應”這個詞一出，整整齊齊的大方塊，頓時如同波浪似的，左右起伏起來。
那是研究員們交頭接耳的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