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課是一件很消耗精力和時間的事情，對於楊銳這個級別的學者來說，尤其如此。
因為他“們”需要考慮到，自己的課程的後續影響。
普通的教授，站在課堂上，可以揮灑自如，可以隨意的生發，可以隨意的講述隨意的課程，但是，站在一個學科頂端的學者，就不能如此隨性了。
這倒不是說，楊銳就不能揮灑自如了，但是，他非常明確的知道，自己說出來的每一個字，都有可能被人記錄下來，並做進一步的生發和研究。
“楊銳讚同XX的理論。”
“楊銳對XX持否定態度。”
“楊銳重視XX多過XX。”
如果一名學者站在了某個學科的頂端，他就會感受到這樣的風浪。
所謂出口成憲倒不至於，但是，人們借此作為論據，或者猜測楊銳的科研方向，都是有可能的。而且，這種風浪，會隨著楊銳本人的高度的升高而變大。
正因為如此，許多第一階或者第二階的學者，都是長期處於沉默狀態的，公開講課幾近於無。
當然，也有一些學者是不在乎這些的，以至於常年公開講課或演講，但他們說錯了話，以至於影響到了聲望，最終影響到了科研經費的獲取，也是經常出現的情況。
總的來說，聊些沒營養的笑話是沒問題的，可是，一旦講課，那就得珍之重之。
像是楊銳，他現在甚至不好用其他人編寫的教材了。
否則，除了讓教材撰寫者踏上青雲之路，並沒有一絲一毫的好處。若是教材有誤，甚至教材撰寫者在之後的幾年裏出現了重大問題，鍋都有可能讓他背一半。
因此，雖然是給華銳的銷售員工們講課，楊銳依舊是要自己撰寫教案，仔細勘合。
相應的學術機構也知道此點，所以，高階學者的講課，總是有人願意千裏迢迢的來聽，為的就是第一時間獲得第一手的訊息。
楊銳名下如今已有三所實驗室，且規模都不能算小，論起來，弱小些的院士都不一定有他這個水平的實驗機構，另一方麵，楊銳刷臉也刷出了檔次，因此，楊銳要講課的消息放出去以後，不說千裏之外是否有人願意來，至少京城是來了許多學者。
當然，所謂的多是相對的，學術演講，自然不可能像是成功學演講那樣，輕輕鬆鬆的湊出幾百上千人的陣列。
畢竟，任何人都有可能成功，卻隻有寥寥幾人能接觸學術。
《我們要建立什麽樣的GMP製度》這樣的命題，光是GMP三個英文字母，就足夠阻止大多數人了。
不過，對於聽得懂的人來說，楊銳的課程就稱得上引人入勝了。
GMP是用來指導食品、藥品、醫療產品生產和質量管理的法規，各國各有不同的情況，自然就有不同的GMP製度。
對於尚在探索中的中國來說，中國要建立什麽樣的GMP製度，真的是說不清楚的，製定政策的官員不清楚，供官員們谘詢的學者不清楚，受GMP製度影響至深的普通民眾更是不清不楚。
這種環境下，楊銳敢開課講授《我們要建立什麽樣的GMP製度》，這就相當於豎起了一杆大旗，他要是講的好，自然是雲合景從，刷臉刷成醫療領域的明星學者，等於劉玄德加曹操的架勢。
但他要是講的不好，大旗折了，第一個砸死的就是豎旗的人，等於沒有鐵騎的董卓加經脈盡斷的三姓家奴的地位。
就因為風險大，有身份地位的學者都不敢講，等來等去的，終於是等到了楊銳。
楊銳確實是敢講。
他有什麽不敢講的，GMP相關的文章和書籍，他接觸太多了，他不光知道最終結果是怎麽樣的，他還知道GMP製度建立之間的過程。
所有這些，楊銳滿意的可以繼續支持，不滿意的可以修正。
他完全可以大膽的講出來。
以他當下的影響力，也已經有資格這樣做了，雖然不見得GMP的製度就會按照他說的來製定，但是，這種話語權是他可資利用的，也是他體現自身價值的一部分。
話語權也不是憑空出現的，如果不是楊銳將S全通關，出版了外文的《基因組學》，搞出了諾貝爾獎級的PCR和離子通道相關研究，換一個普通的名校教授來講這個課題，根本沒有人例會。
現在就不同了，知道了楊銳的命題，不止是北大清華中科院等學術機構，就是主管政策的衛生部和政務院也來人旁聽。
華銳製藥的人看到這樣的場景，也意識到了課程的重要，一個個屏息凝視，仔細聽講。
楊銳講的很灑脫。
“中國目前的藥廠規模太小，太過於分散，但是，貿貿然的合並，並不是有效的方法，首先第一步，還是要理順國內各家藥廠的關係，進行統一管理……”
“有人提出，中國應該講目前的藥廠數量消減三分之一，我認為，這個要求太低了，消減一半，中國的藥廠都是太多的。但是，以行政方式消減藥廠，太過於粗暴，也會忽視藥廠的積極性，應該以GMP為標杆，能夠通過GMP標準的藥廠，才具有留存下來的資格，否則，就應該予以消減……”
“良好的生產規範，要求的不僅是設備，還有員工的培訓，但是，就國內目前的環境，我認為強調設備是最有效和最現實的……”
楊銳講的內容，並不一定符合現在人的認知，一些內容甚至和衛生部正在設計的政策有所抵觸。
但是，身為學者的一個好處，就在於你可以展開想象的翅膀，在相當的範圍內隨意討論學術問題。
GMP的確是政策，也是學術，這就讓學者的影響力在此大大增加。
楊銳希望發揮這樣的影響力，在這個方麵，他是沒什麽私心，也不需要有什麽私心。論個人享受，楊銳的生活品質已經基本達標了，不僅比後世的京城打工者強，比所謂的金領也要強得多，而且，他是在80年代就得到了這樣的生活品質。
到了這種時候，事業和興趣就是最好的驅動器了。
有的人喜歡清晨醒來，麵對大海，聽海的聲音，楊銳就喜歡半夜醒來看培養箱裏的微生物，這屬於個人誌趣的不同，沒什麽優劣高低之分。
而在政治生活方麵，楊銳對於民主自由什麽的，沒什麽興趣，了解大型製藥公司之後就知道，在法律的重重保護之下，總有些人是超出人類認知的肆無忌憚的，而在另一方麵，楊銳又希望製藥企業的發展能夠更加平順一些。
終究，人類研究生物，並不是想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種動物這樣的命題，而是想要對人類自身有更多的認識，如果將這種需求看做是一種愛好的話，這或許是世界上最昂貴的愛好，得多人參與才玩得轉。
楊銳就像是一款遊戲的自願宣講員，極盡巧言蜜語，試圖將自己的遊戲規則推銷出去。
當他說的興起的時候，講義都被拋到了一邊，內容卻是更加詳盡：
“在製定我們本國的GMP規範的時候，還要注意配套行業的問題。機械設備製造，材料等相關問題，都需要同步提高。國內的設備、設施、儀器儀表、材料、加工技術、測試器材，以及規格標準等等，都必須滿足國外GMP的要求……為什麽要滿足國外GMP的要求，因為隻有通過出口國外，我們才能獲得足夠的利潤，提升本國的產業……”
說到此處，楊銳的眼神都亮了起來，說：“我們設計GMP規範的時候，根本目的是為了提高藥品質量，阻止藥害事件，但是，我們不能忽視一個問題，經濟水平和經濟規模是與藥品質量息息相關的，中國人能不能做出好藥？當然做得出來，但這並不是關鍵問題，甚至不是一個正確的問題。”
“正確的問題是什麽？正確的問題是，中國人能不能用得起好藥！隻有用得起好藥，我們的藥企才能生產好藥，否則，一味的提高醫療水平和藥品水平，最終無以為繼，是對全行業的打擊，更是對全國人的不負責任，這是政策製定中需要考慮的。”
“以目前的條件，我們要用得起好藥，就一定要在出口問題上有所突破，而且，必須是現在有所突破，為什麽呢？因為國外的製藥公司，在海關和藥品進出口方麵，具有絕對優勢，所以，要談出優勢性的合同，就必須是現在……”
楊銳盡其所能的灌輸著自己的理念，而這些理念，最終都會深刻的影響到國內的藥品市場，想到這裏，他已經激動的不能自己了。
……
因為他“們”需要考慮到，自己的課程的後續影響。
普通的教授，站在課堂上，可以揮灑自如，可以隨意的生發，可以隨意的講述隨意的課程，但是，站在一個學科頂端的學者，就不能如此隨性了。
這倒不是說，楊銳就不能揮灑自如了，但是，他非常明確的知道，自己說出來的每一個字，都有可能被人記錄下來，並做進一步的生發和研究。
“楊銳讚同XX的理論。”
“楊銳對XX持否定態度。”
“楊銳重視XX多過XX。”
如果一名學者站在了某個學科的頂端，他就會感受到這樣的風浪。
所謂出口成憲倒不至於，但是，人們借此作為論據，或者猜測楊銳的科研方向，都是有可能的。而且，這種風浪，會隨著楊銳本人的高度的升高而變大。
正因為如此，許多第一階或者第二階的學者，都是長期處於沉默狀態的，公開講課幾近於無。
當然，也有一些學者是不在乎這些的，以至於常年公開講課或演講，但他們說錯了話，以至於影響到了聲望，最終影響到了科研經費的獲取，也是經常出現的情況。
總的來說，聊些沒營養的笑話是沒問題的，可是，一旦講課，那就得珍之重之。
像是楊銳，他現在甚至不好用其他人編寫的教材了。
否則，除了讓教材撰寫者踏上青雲之路，並沒有一絲一毫的好處。若是教材有誤，甚至教材撰寫者在之後的幾年裏出現了重大問題，鍋都有可能讓他背一半。
因此，雖然是給華銳的銷售員工們講課，楊銳依舊是要自己撰寫教案，仔細勘合。
相應的學術機構也知道此點，所以，高階學者的講課，總是有人願意千裏迢迢的來聽，為的就是第一時間獲得第一手的訊息。
楊銳名下如今已有三所實驗室，且規模都不能算小，論起來，弱小些的院士都不一定有他這個水平的實驗機構，另一方麵，楊銳刷臉也刷出了檔次，因此，楊銳要講課的消息放出去以後，不說千裏之外是否有人願意來，至少京城是來了許多學者。
當然，所謂的多是相對的，學術演講，自然不可能像是成功學演講那樣，輕輕鬆鬆的湊出幾百上千人的陣列。
畢竟，任何人都有可能成功，卻隻有寥寥幾人能接觸學術。
《我們要建立什麽樣的GMP製度》這樣的命題，光是GMP三個英文字母，就足夠阻止大多數人了。
不過，對於聽得懂的人來說，楊銳的課程就稱得上引人入勝了。
GMP是用來指導食品、藥品、醫療產品生產和質量管理的法規，各國各有不同的情況，自然就有不同的GMP製度。
對於尚在探索中的中國來說，中國要建立什麽樣的GMP製度，真的是說不清楚的，製定政策的官員不清楚，供官員們谘詢的學者不清楚，受GMP製度影響至深的普通民眾更是不清不楚。
這種環境下，楊銳敢開課講授《我們要建立什麽樣的GMP製度》，這就相當於豎起了一杆大旗，他要是講的好，自然是雲合景從，刷臉刷成醫療領域的明星學者，等於劉玄德加曹操的架勢。
但他要是講的不好，大旗折了，第一個砸死的就是豎旗的人，等於沒有鐵騎的董卓加經脈盡斷的三姓家奴的地位。
就因為風險大，有身份地位的學者都不敢講，等來等去的，終於是等到了楊銳。
楊銳確實是敢講。
他有什麽不敢講的，GMP相關的文章和書籍，他接觸太多了，他不光知道最終結果是怎麽樣的，他還知道GMP製度建立之間的過程。
所有這些，楊銳滿意的可以繼續支持，不滿意的可以修正。
他完全可以大膽的講出來。
以他當下的影響力，也已經有資格這樣做了，雖然不見得GMP的製度就會按照他說的來製定，但是，這種話語權是他可資利用的，也是他體現自身價值的一部分。
話語權也不是憑空出現的，如果不是楊銳將S全通關，出版了外文的《基因組學》，搞出了諾貝爾獎級的PCR和離子通道相關研究，換一個普通的名校教授來講這個課題，根本沒有人例會。
現在就不同了，知道了楊銳的命題，不止是北大清華中科院等學術機構，就是主管政策的衛生部和政務院也來人旁聽。
華銳製藥的人看到這樣的場景，也意識到了課程的重要，一個個屏息凝視，仔細聽講。
楊銳講的很灑脫。
“中國目前的藥廠規模太小，太過於分散，但是，貿貿然的合並，並不是有效的方法，首先第一步，還是要理順國內各家藥廠的關係，進行統一管理……”
“有人提出，中國應該講目前的藥廠數量消減三分之一，我認為，這個要求太低了，消減一半，中國的藥廠都是太多的。但是，以行政方式消減藥廠，太過於粗暴，也會忽視藥廠的積極性，應該以GMP為標杆，能夠通過GMP標準的藥廠，才具有留存下來的資格，否則，就應該予以消減……”
“良好的生產規範，要求的不僅是設備，還有員工的培訓，但是，就國內目前的環境，我認為強調設備是最有效和最現實的……”
楊銳講的內容，並不一定符合現在人的認知，一些內容甚至和衛生部正在設計的政策有所抵觸。
但是，身為學者的一個好處，就在於你可以展開想象的翅膀，在相當的範圍內隨意討論學術問題。
GMP的確是政策，也是學術，這就讓學者的影響力在此大大增加。
楊銳希望發揮這樣的影響力，在這個方麵，他是沒什麽私心，也不需要有什麽私心。論個人享受，楊銳的生活品質已經基本達標了，不僅比後世的京城打工者強，比所謂的金領也要強得多，而且，他是在80年代就得到了這樣的生活品質。
到了這種時候，事業和興趣就是最好的驅動器了。
有的人喜歡清晨醒來，麵對大海，聽海的聲音，楊銳就喜歡半夜醒來看培養箱裏的微生物，這屬於個人誌趣的不同，沒什麽優劣高低之分。
而在政治生活方麵，楊銳對於民主自由什麽的，沒什麽興趣，了解大型製藥公司之後就知道，在法律的重重保護之下，總有些人是超出人類認知的肆無忌憚的，而在另一方麵，楊銳又希望製藥企業的發展能夠更加平順一些。
終究，人類研究生物，並不是想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種動物這樣的命題，而是想要對人類自身有更多的認識，如果將這種需求看做是一種愛好的話，這或許是世界上最昂貴的愛好，得多人參與才玩得轉。
楊銳就像是一款遊戲的自願宣講員，極盡巧言蜜語，試圖將自己的遊戲規則推銷出去。
當他說的興起的時候，講義都被拋到了一邊，內容卻是更加詳盡：
“在製定我們本國的GMP規範的時候，還要注意配套行業的問題。機械設備製造，材料等相關問題，都需要同步提高。國內的設備、設施、儀器儀表、材料、加工技術、測試器材，以及規格標準等等，都必須滿足國外GMP的要求……為什麽要滿足國外GMP的要求，因為隻有通過出口國外，我們才能獲得足夠的利潤，提升本國的產業……”
說到此處，楊銳的眼神都亮了起來，說：“我們設計GMP規範的時候，根本目的是為了提高藥品質量，阻止藥害事件，但是，我們不能忽視一個問題，經濟水平和經濟規模是與藥品質量息息相關的，中國人能不能做出好藥？當然做得出來，但這並不是關鍵問題，甚至不是一個正確的問題。”
“正確的問題是什麽？正確的問題是，中國人能不能用得起好藥！隻有用得起好藥，我們的藥企才能生產好藥，否則，一味的提高醫療水平和藥品水平，最終無以為繼，是對全行業的打擊，更是對全國人的不負責任，這是政策製定中需要考慮的。”
“以目前的條件，我們要用得起好藥，就一定要在出口問題上有所突破，而且，必須是現在有所突破，為什麽呢？因為國外的製藥公司，在海關和藥品進出口方麵，具有絕對優勢，所以，要談出優勢性的合同，就必須是現在……”
楊銳盡其所能的灌輸著自己的理念，而這些理念，最終都會深刻的影響到國內的藥品市場，想到這裏，他已經激動的不能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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