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餐廳的燈光下,褶皺的皮膚卻無法顯露出本體的興奮——


    就在篝火party的第二天,楊銳將再次修改過的故事,講給了達爾貝科同來的幾位學者們聽。


    比起學生們暴露在外的振奮,達爾貝科就令人摸不清深淺了。


    他並沒有立即欣喜的擁抱楊銳,甚至沒有任何表示,就是仔細的觀察楊銳。


    楊銳說完了他的故事,小餐廳就變的沉默了起來。


    托拜爾斯忐忑不安的看向老板達爾貝科,是他向達爾貝科著重推薦的楊銳,而後者的態度,自然決定他的眼光。


    陪坐在側的蔡教授則用考究的眼神望著達爾貝科,在這件事情上,他並不是很積極的想要推薦楊銳,因為楊銳是北大的學生,而他想將楊銳留校在北大。


    隻要再熬兩年,他就能將楊銳留校,到時候,楊銳就算去了國外,北大也可以借此與國外機構談合作。


    至於現在,蔡教授最不希望的是楊銳離開,盡管楊銳要走,他也攔不住——但正因為如此,蔡教授雖然很歡迎達爾貝科來北大,從而提升北大在業內的地位,可他又不想看到楊銳受達爾貝科的蠱惑,直接出國留學,或者工作什麽的。


    所以,蔡教授也出於沉默狀態。


    若是以外人的觀點來看,此時的小餐廳,堪稱尷尬。


    楊銳卻不覺得。


    他盡情的講故事,竭盡全力的表演,然後輕鬆的等待一個好的結果。


    他看向達爾貝科的眼神沒有期待,隻是安靜的等待。


    在講故事方麵,楊銳是有自信的。


    首先,他有講故事的天賦,做補習老師的工作,又鍛煉了他的能力。其次,他講故事的水平已經得到了托拜爾斯等人的讚賞,雖然不能用托拜爾斯代表美國人,但是,有托拜爾斯的前車之鑒,說明楊銳講故事的方向並沒有錯。


    再次,楊銳看過很多學者講故事,就像正常的大學生一樣,在本科期間,楊銳聽過不少名人的演講,有的在現場,有的在電腦上,楊銳不能說自己學到了多少精髓,但他能保證自己的演講並不至於無趣。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楊銳的研究成果斐然。


    什麽叫名人演講,就是要成名以後才能演講。


    什麽叫做科學家講故事,就是你要成名成家了以後,才有資格講故事。


    反向PCR在整個科研體係下是普普通通的成果,但在PCR的背景下,卻可以稱得上是85年上半年的重量級成果,加上一些宣傳因素的話,絕對有話題性。


    而且,這個故事隻能楊銳來講,換一個人來說,講的比相聲有趣也沒用。


    達爾貝科驚訝於楊銳的自信,不禁提前結束了試探,道:“你比電視上看起來,更活躍。”


    “不像是傳統的亞裔學生嗎?”楊銳稍稍帶上來一點攻擊性。


    “我喜歡亞裔學生,聰明而且刻苦,是最好的學生。”達爾貝科輕鬆化解,笑道:“你是超過普通人的,我第一次看你的演講,PCR的演講,就很喜歡。當然,基因組學的提出更有意思,但是,要實現它,還需要一段時間,對吧?”


    楊銳放的輕鬆了一些,道:“等您的人體基因組計劃完成,基因組學的意義就能體現出來了。”


    “你對人體基因組計劃是怎麽看的?”達爾貝科心道:終於說到正題了。


    這時候,楊銳和蔡教授等人也都認真了起來。


    達爾貝科的身份,注定了這次談話,不會是簡單的談話。


    事實上,就在幾天以前,達爾貝科就威脅了日本生物學界,“告誡”他們,如果日本不願意掏錢的話,那麽人體基因組計劃得到的公共資源,也不會免費給日本使用。


    這當然是不尋常的,因為理論上,任何國家都可以使用人體基因組計劃得到的資源,這是國際合作的前提。


    但達爾貝科有理由,而且有這樣的資源實現自己的諾言——日本有錢有資本參與人體基因組計劃,因此,如果他們拒絕參與而坐享其成,就是不被允許的。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自然不會被如此要求。


    但是,從日本事件中,也能看到達爾貝科的權力和性格。


    楊銳想要從此進入國際生物界的核心圈子,達爾貝科是最好的梯子,甚至於,他如果想得到諾貝爾獎,達爾貝科也是最好的引路人。


    就像是今年的諾貝爾獎提名,達爾貝科提名楊銳,就是因為他的PCR的發明對於人體基因組計劃的促進,同時,也是達爾貝科對人體基因組計劃的宣傳——如果一種技術,僅僅是促進了人體基因組計劃,就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獎,恰恰說明人體基因組計劃的重要性。


    這種暗含的邏輯,是達爾貝科一貫的形式方法。


    在這個過程中,楊銳固然是受到了達爾貝科的賞識,但也是成為了達爾貝科的棋子。


    要想成為棋手,或者實際一點,成為重要的棋子,能否代表人體基因組計劃來講故事,是很重要的。


    楊銳稍微思考片刻,既道:“我讚同首先測序人體。人體堿基對雖然多,但是,了解人類自身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能得到民眾支持的。微生物的測序,或者植物的測序,完全可以由其他單位來進行。”


    “沒錯,我們要爭取經費,就要爭取關注,在美國……我想在中國也是一樣,沒有關注的話題,是很難獲取經費的。”達爾貝科有些高興,楊銳與他的意見一致,是他非常在乎的一點。


    講故事的人不能是人體基因組計劃的敵人,這是第一位的。而學術觀點往往是很難隱藏起來的。


    楊銳是接受過新世紀教育的學生,他受到的生物學訓練,甚至可以說是建立在人體基因組計劃上的。整個21世紀,都可以說是後基因組時代,因此,楊銳於情於理,都是人體基因組計劃的支持者,而且是達爾貝科版本的人體基因組計劃支持者。


    後世已經證明這項計劃的有效性,楊銳更沒有改變此點的興趣,從結果來倒推,楊銳也是很佩服達爾貝科的大膽和堅持。


    當然,作為諾貝爾獎獲得者,隻要不討論核心政治問題,說什麽都行。


    在與楊銳交流了一些基因測序方麵的技術以後,達爾貝科的話鋒一轉,道:“在完成人體基因組的測序方麵,我們目前有兩個選擇,其中一種,是我們大家各自研究自己感興趣的基因,最後拚成一個大圖,第二種,是我們整體上研究人類基因組,分析整個人類的基因序列,我支持第二種選擇,這將是一項非常艱巨而長期的任務,你認為呢?”


    在85年,並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基因全序列的分析的,但楊銳堅定的道:“我也支持第二種。”


    “為什麽?”


    “不僅因為零敲碎打的研究基因效率太低,最主要的是,我認為整個人體基因組計劃,是應該有先後順序的。其中一點,我認為應當是技術先行。優先發展技術,必須將基因組測序和繪製圖譜的工具和方法,當做一個更大的項目去進行,更準確的說,如果是我來設計人體基因組計劃的話,我要先完成相關的技術開發工作,再去進行真正的人體基因組測序。”楊銳說的緩慢,但語氣鄭重。


    對於一項科研項目來說,這是非常常見,又非常重要的決策選擇。


    蔡教授意外的看向楊銳,達爾貝科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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