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我的父親母親
成龍：還沒長大就老了 作者：成龍 朱墨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沒想過自己會有兄弟姐妹，更沒想過爸爸媽媽曾經曆過那麽多亂世情仇。
爸爸從澳大利亞回到香港之後，我發現他有時會從公司拿些錢寄回內地，他還曾經親自回去過，但他沒說為什麽，我也懶得去問。我是個對八卦沒什麽興趣的人。
有一天我在公司看到一封信，上麵寫著“親愛的父親”，我就納悶，自己沒給爸爸寫信啊。拿著信問爸爸：“這是誰啊？裏麵還有照片，照片裏的人都是誰？”爸爸沒有回答我，隻是含糊地說：“哎呀，問這麽多幹嗎？”我想老爸不願意講就算了，反正我也無所謂。其實當時香港還是有很多人娶好幾個老婆的，我想大概也就是這樣的事。
後來就聽到傳言說，我其實不是姓陳的，我應該姓房，我想：“不會吧？怎麽會？”後來找到機會問老爸這個問題，他又笑笑說：“哎呀，你問那麽多幹嗎呢？這件事跟你講一天都講不完，以後有機會慢慢告訴你吧。”我聽了就覺得很好奇，到底是什麽事？
終於有那麽一天，我和爸爸一起開車走在香港的路上，他開口說：“兒子，找時間我講些事情給你聽吧。我年紀大了，怕哪天睡睡覺就睡過去醒不過來了，那樣你就不會知道你的身世了。”當時我聽他這麽說，想肯定是個複雜的故事。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要把他講的這些都拍下來，讓它們永遠留存。
剛好那天我請香港導演協會所有的人吃飯，席間我就在觀察，看誰可以做這件事情。看來看去最適合的就是張婉婷，我就跟她說了這件事，問她有沒有興趣拍攝這個紀錄片，她一聽就很興奮，欣然同意。我們就這樣商定了。
拍攝的過程並沒有我想的那麽順利。每天攝製組把機器擺好，打好光，做好一切準備之後，還要看爸爸當天的心情。他經常就很不耐煩地說，“錄什麽啊錄”，轉頭就走了，大家就隻好在那裏等著。有時候他又忽然跟我說：“唉，我跟你講啊……”這時候就要馬上對著他拍。有時候他講著講著又停了，我問：“爸爸，還有呢？”他就不耐煩了，說：“哎呀，不要打擾我釣魚。”加上我一直是全世界地忙，最後這部紀錄片斷斷續續拍了三年才拍完。這部片都是用膠片拍的，你想想有多貴啊！
爸爸1915年出生在山東，先後在安徽和江蘇生活過，16歲開始學洪拳直到19歲。20歲在南京開始做國民黨的勤務兵，後來曾進入情報處工作。
隨著日軍侵華，爸爸也輾轉回到安徽，在那裏與第一任太太結婚，生下了兩個兒子房仕德和房仕勝，之後不久，太太因為癌症去世。解放戰爭開始後，父親因為曾經的身份原因，在當時處境並不安全，他隻好忍痛離開兩個年幼的兒子，開始顛沛流離的生活。兩個哥哥8歲時就沒有了父母陪伴，很可憐。他們曾經受到過追查，但因為找不到父親而不了了之。直到2013年8月，我終於回到安徽，見到兩個哥哥和很多老家的家人，很感慨。
我的媽媽是個遺腹女，我的外婆很疼她，把她當兒子養。外婆當時經營一家雜貨鋪，經濟條件不錯。媽媽的第一任丈夫是個鞋店老板，日軍侵華期間不幸被流彈所傷離世。當時她婆婆看兒子不在了，就想把我媽媽賣掉，媽媽從家裏逃了出來，戴著孝開始跑單幫做生意，賺錢維持生活，供兩個女兒讀書。
媽媽離開家鄉後，隻身來到上海，在外國人家裏當傭人，同時自學英文。那時候，正在躲避追蹤的爸爸也來到上海“打碼頭”，就是守著一塊地方當打手。
他們兩人的第一次相遇很有意思，當時爸爸負責查崗，抓到媽媽在做鴉片生意，原本應該把她抓起來，但看她一個女人戴著孝還在做這樣的生意，肯定不容易，就偷偷把她放了。後來他才知道媽媽當時在上海已經很有名，在場子裏麵混，外號“三姐”，抽煙賭錢是常事。
兩個人機緣巧合越來越熟悉，有一回爸爸剛好看到媽媽有一大堆當票，他就偷偷拿走把東西全都贖了回來。媽媽看到他這樣，自那之後再也不賭錢了。生活比較安定之後，媽媽就把兩個女兒接來了上海。
1949年，很多國民黨陸續撤退到台灣。爸爸也把名字從房道龍改為了陳誌平，跟隨大隊逃亡到香港。兩年後，媽媽從澳門偷渡到了香港，當時船艙擠了很多人，空氣稀薄，同船的死了5個，媽媽到最後上岸時已經快要昏倒，但最終頑強地撐了下來。來到香港後，爸爸通過朋友介紹，到山頂的外國領事館工作。從來沒有進過廚房，也不會幹家務的爸爸，開始做清潔工、園藝工，並且開始學做大廚，後來媽媽也到領事家裏做傭人。
兩個顛沛流離多年的亂世兒女，終於在香港成婚，並在1954年生下了我。
現在回想起來，從小到大媽媽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節儉。我看過她用爸爸的破內衣修補其他內衣，內衣爛了也不扔，就洗幹淨擺在那裏。等另一條爛了，她會用那條來補這條，可以補很多條。我看到爸爸內褲後麵有很多補丁。
我長到十幾歲的時候，媽媽還穿著我小時候她穿的衣服。她把做傭人得到的所有小費都攢了起來，跟她多年來的全部積蓄放在一起。我記得在澳大利亞的時候，她常常會把一個箱子拿出來，告訴我說這裏有一個手鐲，那裏有幾百美金。忽然有一天，她問我，兒子，你能不能給我130塊？我問為什麽。她說，“你給我130塊，我剛好可以湊夠1000美金。”我就看她把那個箱子搬出來，裏麵全是2塊、5塊、10塊的紙幣，那是她10年來存的小費，大概870塊。我心裏很難過，就拿了10000美金給她，換回了她的1000塊。
2002年2月28日，媽媽走了。2008年2月26日，父親也離開了我。他們辭世的時候，我都沒能陪在身邊。
媽媽生病的最後階段，我的私人醫生對我說，不行了，接下來就是熬著，能熬多久是多久。我在媽媽耳邊說，我走了，電影還沒拍完，現場還需要我。也不知她是不是可以聽到，但我知道她能理解我。如果我每天坐在這裏，陪在她旁邊，摸著她的手，跟她說話，她就可以醒過來，那我一定會在這裏。但這不可能。
當時我正在泰國拍《飛龍再生》，正布置一個鏡頭的時候，別人跟我說“大哥，家裏有電話來”，我接過電話，那邊說“媽媽走了”。我把電話放回去，轉頭跟大家說，“鏡頭擺這邊，繼續拍”。現場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麽事。
拍完那場戲，我在片場隨便抓了一輛吉普車，開車門，坐上去，眼淚嘩就掉了下來。在車上哭了很久，第二天馬上飛回澳大利亞安排出殯。
爸爸最後的日子是在香港。那時候他住在醫院，我每天都去看他，眼看著他的身體越來越虛弱。在他還能講話的時候，我跟他半開玩笑地說：“爸爸，等你走了以後，我不會去拜你的哦。”爸爸說：“好，不要拜，沒有用。”那時小房子坐在我後麵，我轉過頭跟他說：“將來等我走以後，你也不用來拜我。要是真的孝順，現在就孝順我，不要等人走了以後再去拜。”
有時候我也會問自己，是不是應該在最後的日子裏，每天陪在他們身邊，看著他們，直到最後一分鍾把他們送走，把所有事情處理完，這就叫孝順呢？其實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是個非常孝順的兒子。爸爸媽媽在世的時候，我對他們很好，盡量陪著他們，讓他們在有生之年享受所有可以享受的。很多人會講那句古話，“子欲養而親不待”，沒錯，就是要趁長輩在的時候對他們好，不要等失去他們的時候，再去弄那套形式主義的東西，比如燒紙錢，你燒了他真的會收到嗎？那都是假的，隻是一種心理安慰，或者是做給別人看的。到現在我都不記得父母的生日，因為我每一天都當是他們生日在對待。
爸爸媽媽的故事平凡又不平凡，我能想象在那個年代會有多少類似的故事發生。我很幸運成為他們的兒子，也知道他們一直以我為榮。
爸爸從澳大利亞回到香港之後，我發現他有時會從公司拿些錢寄回內地，他還曾經親自回去過，但他沒說為什麽，我也懶得去問。我是個對八卦沒什麽興趣的人。
有一天我在公司看到一封信，上麵寫著“親愛的父親”，我就納悶，自己沒給爸爸寫信啊。拿著信問爸爸：“這是誰啊？裏麵還有照片，照片裏的人都是誰？”爸爸沒有回答我，隻是含糊地說：“哎呀，問這麽多幹嗎？”我想老爸不願意講就算了，反正我也無所謂。其實當時香港還是有很多人娶好幾個老婆的，我想大概也就是這樣的事。
後來就聽到傳言說，我其實不是姓陳的，我應該姓房，我想：“不會吧？怎麽會？”後來找到機會問老爸這個問題，他又笑笑說：“哎呀，你問那麽多幹嗎呢？這件事跟你講一天都講不完，以後有機會慢慢告訴你吧。”我聽了就覺得很好奇，到底是什麽事？
終於有那麽一天，我和爸爸一起開車走在香港的路上，他開口說：“兒子，找時間我講些事情給你聽吧。我年紀大了，怕哪天睡睡覺就睡過去醒不過來了，那樣你就不會知道你的身世了。”當時我聽他這麽說，想肯定是個複雜的故事。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要把他講的這些都拍下來，讓它們永遠留存。
剛好那天我請香港導演協會所有的人吃飯，席間我就在觀察，看誰可以做這件事情。看來看去最適合的就是張婉婷，我就跟她說了這件事，問她有沒有興趣拍攝這個紀錄片，她一聽就很興奮，欣然同意。我們就這樣商定了。
拍攝的過程並沒有我想的那麽順利。每天攝製組把機器擺好，打好光，做好一切準備之後，還要看爸爸當天的心情。他經常就很不耐煩地說，“錄什麽啊錄”，轉頭就走了，大家就隻好在那裏等著。有時候他又忽然跟我說：“唉，我跟你講啊……”這時候就要馬上對著他拍。有時候他講著講著又停了，我問：“爸爸，還有呢？”他就不耐煩了，說：“哎呀，不要打擾我釣魚。”加上我一直是全世界地忙，最後這部紀錄片斷斷續續拍了三年才拍完。這部片都是用膠片拍的，你想想有多貴啊！
爸爸1915年出生在山東，先後在安徽和江蘇生活過，16歲開始學洪拳直到19歲。20歲在南京開始做國民黨的勤務兵，後來曾進入情報處工作。
隨著日軍侵華，爸爸也輾轉回到安徽，在那裏與第一任太太結婚，生下了兩個兒子房仕德和房仕勝，之後不久，太太因為癌症去世。解放戰爭開始後，父親因為曾經的身份原因，在當時處境並不安全，他隻好忍痛離開兩個年幼的兒子，開始顛沛流離的生活。兩個哥哥8歲時就沒有了父母陪伴，很可憐。他們曾經受到過追查，但因為找不到父親而不了了之。直到2013年8月，我終於回到安徽，見到兩個哥哥和很多老家的家人，很感慨。
我的媽媽是個遺腹女，我的外婆很疼她，把她當兒子養。外婆當時經營一家雜貨鋪，經濟條件不錯。媽媽的第一任丈夫是個鞋店老板，日軍侵華期間不幸被流彈所傷離世。當時她婆婆看兒子不在了，就想把我媽媽賣掉，媽媽從家裏逃了出來，戴著孝開始跑單幫做生意，賺錢維持生活，供兩個女兒讀書。
媽媽離開家鄉後，隻身來到上海，在外國人家裏當傭人，同時自學英文。那時候，正在躲避追蹤的爸爸也來到上海“打碼頭”，就是守著一塊地方當打手。
他們兩人的第一次相遇很有意思，當時爸爸負責查崗，抓到媽媽在做鴉片生意，原本應該把她抓起來，但看她一個女人戴著孝還在做這樣的生意，肯定不容易，就偷偷把她放了。後來他才知道媽媽當時在上海已經很有名，在場子裏麵混，外號“三姐”，抽煙賭錢是常事。
兩個人機緣巧合越來越熟悉，有一回爸爸剛好看到媽媽有一大堆當票，他就偷偷拿走把東西全都贖了回來。媽媽看到他這樣，自那之後再也不賭錢了。生活比較安定之後，媽媽就把兩個女兒接來了上海。
1949年，很多國民黨陸續撤退到台灣。爸爸也把名字從房道龍改為了陳誌平，跟隨大隊逃亡到香港。兩年後，媽媽從澳門偷渡到了香港，當時船艙擠了很多人，空氣稀薄，同船的死了5個，媽媽到最後上岸時已經快要昏倒，但最終頑強地撐了下來。來到香港後，爸爸通過朋友介紹，到山頂的外國領事館工作。從來沒有進過廚房，也不會幹家務的爸爸，開始做清潔工、園藝工，並且開始學做大廚，後來媽媽也到領事家裏做傭人。
兩個顛沛流離多年的亂世兒女，終於在香港成婚，並在1954年生下了我。
現在回想起來，從小到大媽媽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節儉。我看過她用爸爸的破內衣修補其他內衣，內衣爛了也不扔，就洗幹淨擺在那裏。等另一條爛了，她會用那條來補這條，可以補很多條。我看到爸爸內褲後麵有很多補丁。
我長到十幾歲的時候，媽媽還穿著我小時候她穿的衣服。她把做傭人得到的所有小費都攢了起來，跟她多年來的全部積蓄放在一起。我記得在澳大利亞的時候，她常常會把一個箱子拿出來，告訴我說這裏有一個手鐲，那裏有幾百美金。忽然有一天，她問我，兒子，你能不能給我130塊？我問為什麽。她說，“你給我130塊，我剛好可以湊夠1000美金。”我就看她把那個箱子搬出來，裏麵全是2塊、5塊、10塊的紙幣，那是她10年來存的小費，大概870塊。我心裏很難過，就拿了10000美金給她，換回了她的1000塊。
2002年2月28日，媽媽走了。2008年2月26日，父親也離開了我。他們辭世的時候，我都沒能陪在身邊。
媽媽生病的最後階段，我的私人醫生對我說，不行了，接下來就是熬著，能熬多久是多久。我在媽媽耳邊說，我走了，電影還沒拍完，現場還需要我。也不知她是不是可以聽到，但我知道她能理解我。如果我每天坐在這裏，陪在她旁邊，摸著她的手，跟她說話，她就可以醒過來，那我一定會在這裏。但這不可能。
當時我正在泰國拍《飛龍再生》，正布置一個鏡頭的時候，別人跟我說“大哥，家裏有電話來”，我接過電話，那邊說“媽媽走了”。我把電話放回去，轉頭跟大家說，“鏡頭擺這邊，繼續拍”。現場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麽事。
拍完那場戲，我在片場隨便抓了一輛吉普車，開車門，坐上去，眼淚嘩就掉了下來。在車上哭了很久，第二天馬上飛回澳大利亞安排出殯。
爸爸最後的日子是在香港。那時候他住在醫院，我每天都去看他，眼看著他的身體越來越虛弱。在他還能講話的時候，我跟他半開玩笑地說：“爸爸，等你走了以後，我不會去拜你的哦。”爸爸說：“好，不要拜，沒有用。”那時小房子坐在我後麵，我轉過頭跟他說：“將來等我走以後，你也不用來拜我。要是真的孝順，現在就孝順我，不要等人走了以後再去拜。”
有時候我也會問自己，是不是應該在最後的日子裏，每天陪在他們身邊，看著他們，直到最後一分鍾把他們送走，把所有事情處理完，這就叫孝順呢？其實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是個非常孝順的兒子。爸爸媽媽在世的時候，我對他們很好，盡量陪著他們，讓他們在有生之年享受所有可以享受的。很多人會講那句古話，“子欲養而親不待”，沒錯，就是要趁長輩在的時候對他們好，不要等失去他們的時候，再去弄那套形式主義的東西，比如燒紙錢，你燒了他真的會收到嗎？那都是假的，隻是一種心理安慰，或者是做給別人看的。到現在我都不記得父母的生日，因為我每一天都當是他們生日在對待。
爸爸媽媽的故事平凡又不平凡，我能想象在那個年代會有多少類似的故事發生。我很幸運成為他們的兒子，也知道他們一直以我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