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再見，鄧麗君
成龍：還沒長大就老了 作者：成龍 朱墨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前幾天跟一個朋友吃飯，他說自己有一台哈蘇相機，很得意的樣子。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個黃昏，我和鄧麗君一起在洛杉磯的海灘邊，看著夕陽慢慢往海平麵跌落。她說，這實在太美了，我們應該把它拍下來。那時我剛好買了一台哈蘇相機，趕緊把它拿出來，手忙腳亂地上膠卷，那個機器很複雜，等我把膠卷弄好，太陽已經落下去不見了。我們兩個人在海邊笑了很久。
有時候我常常會想，如果有這樣一種可能，或那樣一種可能，我們倆會不會最終走在一起。不過生活就是這樣，它不會給你那麽多種可能。你的人生早已被你的性格決定。
那是剛到美國的時候，日子過得很苦悶。白天學英文，晚上就關在酒店看電視。偶爾會去外麵學習滑旱冰，為了新片《殺手壕》進行練習。有一次休息，我跟一幫從香港來的朋友去迪士尼，大家一路走一路聊得很開心。這時候我聽到周圍有人在講漢語，也是一群人嘻嘻哈哈的，抬頭一看，迎麵走來的竟然是鄧麗君，身邊也有好幾個朋友一起，有男有女。我們一對看，真是特別意外。我說，怎麽你也在這裏？她也愣了，當時我們還不熟，身邊又都有朋友，簡單打了招呼，就先說拜拜了，各走各的，也沒留電話。
過了兩天，我在westwood看戲，又碰到她。當時我進戲院，她出戲院，兩人又碰到，覺得很驚喜。我要看的電影還沒開場，兩個人就站在那邊聊天。那天她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我進去看電影為的是要學英文，估計她也是這樣。聊起來之後，就知道她住的跟我特別近，大概就在三個block之外而已。那天就彼此留了電話。
這真的是緣分，我們倆在國內沒見過麵，居然會在美國連續碰到。後來就約她吃飯、聊天。當時她媽媽跟她一起在美國，有時候她媽媽還會煮湯給我喝。她知道我在練習滑旱冰，說自己剛好也在學，我說那正好我教你啊。
有天我幹脆踩了個滑輪鞋就去找她了。她那時候滑得還不熟練，我要一直扶著她。你想想，那時候成龍和鄧麗君，在洛杉磯的路邊滑旱冰，完全沒人認識我們，多好，多開心。
那之後的一段時間，是我第一次去美國時最開心的日子。我們倆經常一起學英文，去海邊散步，拍照，一起去吃螃蟹，去中國城吃中餐，我開車去接她，兩個人還在半路迷路……
那段日子想起來很好玩，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談戀愛。當時公司沒有給我任何一個工作人員在身邊，我在那裏也沒有認識的中國人，她是唯一一個跟我講中文的人。每天看到她，是當時唯一開心的事情。她可能也有這樣的感覺。
可惜不久以後，我的電影要在聖安東尼奧開機。臨別時，她也要回台灣了，我跟她說，拍完戲我就去台灣找你。
《殺手壕》賣得很差，我很沮喪地回到香港，一心想著重整旗鼓再拍一部電影挽回麵子，並且很快就組建了新電影的班底，先是去韓國聊劇本就聊了3個月，那個時代都是香港韓國合作的，在韓國拍攝會有投資補助。當時我們籌備的那部片，組成了韓國有史以來最龐大的香港外景團隊，比如燈光師就有12個，連木工都有16個，前後大概去了四五個月。可惜正式開工沒兩天，就鳴金收兵了。因為我們當時是冬天拍夏天的戲，零下15度，太冷了，大家都扛不住。到第3天的時候，我說，收工了，要是這樣拍下去我會拍個爛戲出來。回到酒店，大家都縮在我的房間一起烤暖氣。那時候已經花了大概200萬港幣，以當時的環境來講，這是很多錢了。
當時我打給何冠昌商量這件事，他先是關心我和大家有沒有凍壞，然後放下一句話，不拍就不拍。就是這麽一句話，真的是能“買”到人心。我和大隊一起回到香港，把劇本改掉。這時候我就想，去哪裏拍呢？
台灣。
當時我認為自己是以電影為主的，說隻有台灣有戲裏需要的布景，我們很適合去那裏拍。現在想來，其實也是有私心想去找鄧麗君。
到了台灣，除了看外景，就會跟她一起約著吃飯，兩個人都安安靜靜的。那時候我還曾經去看過她的表演。我是坐在特別的包廂裏麵，在樓上的地方，她唱歌的時候，除了會看台底下的觀眾，也會往上看，我知道她在看我。我就坐在那邊，看著台下的觀眾為她用力地鼓掌呐喊，心裏想，她是我的女朋友。當時外界並不知道我們在一起，看這場演出我也是沒有等到結束就離開，在當時的台灣，如果被人拍到我們在一起，會是爆炸性的新聞。
後來我曾經想過，我們分開也許是最正確的決定，因為從一開始兩人性格就很不同，又無法為了對方妥協。換句話說，她太好了。
她總是彬彬有禮，說話輕聲細語，我卻是個大老粗；她總是氣質優雅，而我剛從武行變成明星，終於可以享受大把花錢的奢侈生活，恨不得買一堆金鏈子掛在身上；她喜歡一個人出門，享受私人空間，但我總是愛熱鬧，喜歡那種有一群人跟隨的感覺，覺得自己像個老大，走到哪都有人畢恭畢敬地幫我拿衣服、拉椅子。
記得有一天她打電話給我，問能不能一起吃飯。我說，我不是每天都跟你一起吃飯嗎？她說，單獨吃飯。我說好吧。她就帶我到了一個法國餐廳，進了一個包廂。那時候的我，餐牌也不會看，紅酒也不會點，服務生把什麽都拿給我，我不懂，就有點尷尬。她就把餐牌拿過來，跟服務生點東西，說的話裏麵會穿插一些英文和法文。我那時候就像鬧小脾氣一樣，她說牛排五成熟好吃，我說，不要，我就要吃十成熟。她說要喝紅酒，我就說要啤酒。她拿著紅酒杯，細細地聞，我拿起酒杯一口就灌進去。她問我好不好喝，我說很難喝。湯上來了，我看她很優雅地用湯匙舀著喝，我就故意直接拿起來往嘴裏倒。牛排來了，她還沒吃完第一口，我已經把整塊肉都吃完了。西餐的規矩是那種兩個人不吃完，第二道菜不會上來，所以看我吃完，她也隻好說吃完了。最後那頓飯，我是撐死，她沒吃飽。人家吃頓法餐兩三個小時，我們不到半小時就吃完了。一出門我就跟她講，從今以後，永遠不要帶我到這個餐廳，現在我要回去開會了，然後轉身就走了。
那時候，我做出這些奇怪的舉動，跟內心深處的自卑感有很大關係。從小就被有錢的小孩歧視，在戲劇學院的10年生活清苦，剛進社會的時候做最底層的工作，所以我打心眼裏討厭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瞧不起別人的樣子。他們越是擺出一副自己很了不起的模樣，我就越想跟這種人唱反調。這種心態影響了我和鄧麗君的相處，對她很不公平。
有一天，我正在跟兄弟們聊劇本，她打了個電話來，說她要離開台灣一陣，今天想來見見我。我說好啊，來吧！她來的時候，門沒鎖，推門進來，我看她還穿著晚禮服和高跟鞋，應該是剛剛表演完，非常美麗。我旁邊所有的兄弟都驚呆了。
我也不知道是犯了什麽神經，好像故意要在大家麵前顯得自己很拽，就隻說了一個字，坐。她就一個人坐在角落那裏，我就繼續跟大家聊劇本。我們一聊就是很久，差不多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裏，我沒有跟她講一句話。一個多小時以後，她站起來說，jackie我先走了，我說好啊。
她站起來轉身就走出了門。這時候我旁邊一個兄弟叫馮克安，他說，大哥，你是不是應該送一下人家？我想，對呀！禮貌上怎麽都要送一下。我趕緊站起來，走出門口，看到電梯已經關門了。我隻好回了房間，從八樓的窗戶往下看，看到她剛剛上了一輛凱迪拉克，車開走了。
當時也沒覺得怎麽樣，就繼續跟大家聊劇本。不久，電話響了。我拿起電話，聽到那邊是她的聲音，jackie，我看你並不需要我，你就跟你的兄弟們在一起吧。當時我也不知道怎麽回話，電話就掛了。
第二天，她又打了個電話來，說給我留了一個東西，放在酒店的前台。我收工回到酒店，拿到的是一盒卡帶。“你心裏根本沒有我，把我的愛情還給我……”裏麵是她的那首歌，《把我的愛情還給我》。
那時候我在台灣拍的是《龍少爺》，每天都很辛苦也很累，加上拍攝過程中很多人受傷，醫院裏躺滿了劇組的人，我每天想的都是怎麽把工作順利完成，幾乎焦頭爛額，哪有心情去談戀愛。就這樣，跟鄧麗君也一直沒再聯絡。
幾個月之後，她在香港有個演唱會，我的經紀人去看了。演唱會完了之後，她們一起出去喝東西，她跟我的經紀人講，你知道嗎？我恨死他了。經紀人回來講給我聽，我才知道，原來我這麽壞，傷了人家的心，自己卻不知道。
後來再跟她遇到，是一個頒獎典禮，林建嶽辦的。那時候他叫我去頒獎給鄧麗君，我心裏想的是，不要，因為我知道她應該還在恨我。林建嶽知道我和鄧麗君之間的事，我就問他，她知道我會頒獎給她嗎？林建嶽說，知道啊。我說，真的嗎？如果是這樣，那我就去給她頒獎，就當是有個機會可以表達抱歉，彌補一點我的不懂事。林建嶽還說，你可以想辦法在頒獎環節給她一個驚喜。
當時她先是演唱一首歌，我就悄悄地躲在後台。等她剛剛唱到中間，有一個點是在間奏的時候，我就忽然走出去，拿著獎杯，她一轉身看到我，在台上轉身就走，我就隻好在台上追著她，她就繞著那個舞台一直走，一直不肯接受我給她的這個獎。我跟在她後麵，嘴裏一直講，不要這樣，teresa，不要這樣，很難看啊……後來她終於拿了這個獎，也沒有跟我握手，也沒有說謝謝，就轉身走掉了。氣得我回去就罵林建嶽，她根本就不知道是我要給她頒獎！
我們這段情，就這樣裂掉了。
幾年以後，在香格裏拉酒店的門口，我又看到過她一次。那時候她剛剛上電梯，我剛剛出電梯，就這麽巧。大家互相看一下，她笑了，我也笑了，沒有講話。當時她身邊有很多人，我身邊也有很多人。我轉頭目送她上電梯，電梯門關了，我跟她笑一下。就這樣子。
1995年的5月，有一天我的助理dorothy接到一個電話，是從美國打來的，用手機。那邊說，我是鄧小姐，我想要找jackie。dorothy跟她說，大哥現在不在，過幾天才會回來。後來dorothy告訴我有這通電話，讓我打給她，我說好的，結果當時手邊有其他事情，一時忘掉了。
沒想到，幾天之後，竟然聽到她去世的消息。我整個人呆掉了，一瞬間很多往事湧上來，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自那之後，隻要誰說讓我回電話，我都會馬上打回去。
因為拍戲，我沒能去參加她的葬禮。
2002年，我在內地發行的專輯中與她“合唱”了一首《我隻在乎你》，希望那首歌可以穿越時空，幫我帶去對她永遠的歉意。
有時候我常常會想，如果有這樣一種可能，或那樣一種可能，我們倆會不會最終走在一起。不過生活就是這樣，它不會給你那麽多種可能。你的人生早已被你的性格決定。
那是剛到美國的時候，日子過得很苦悶。白天學英文，晚上就關在酒店看電視。偶爾會去外麵學習滑旱冰，為了新片《殺手壕》進行練習。有一次休息，我跟一幫從香港來的朋友去迪士尼，大家一路走一路聊得很開心。這時候我聽到周圍有人在講漢語，也是一群人嘻嘻哈哈的，抬頭一看，迎麵走來的竟然是鄧麗君，身邊也有好幾個朋友一起，有男有女。我們一對看，真是特別意外。我說，怎麽你也在這裏？她也愣了，當時我們還不熟，身邊又都有朋友，簡單打了招呼，就先說拜拜了，各走各的，也沒留電話。
過了兩天，我在westwood看戲，又碰到她。當時我進戲院，她出戲院，兩人又碰到，覺得很驚喜。我要看的電影還沒開場，兩個人就站在那邊聊天。那天她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我進去看電影為的是要學英文，估計她也是這樣。聊起來之後，就知道她住的跟我特別近，大概就在三個block之外而已。那天就彼此留了電話。
這真的是緣分，我們倆在國內沒見過麵，居然會在美國連續碰到。後來就約她吃飯、聊天。當時她媽媽跟她一起在美國，有時候她媽媽還會煮湯給我喝。她知道我在練習滑旱冰，說自己剛好也在學，我說那正好我教你啊。
有天我幹脆踩了個滑輪鞋就去找她了。她那時候滑得還不熟練，我要一直扶著她。你想想，那時候成龍和鄧麗君，在洛杉磯的路邊滑旱冰，完全沒人認識我們，多好，多開心。
那之後的一段時間，是我第一次去美國時最開心的日子。我們倆經常一起學英文，去海邊散步，拍照，一起去吃螃蟹，去中國城吃中餐，我開車去接她，兩個人還在半路迷路……
那段日子想起來很好玩，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談戀愛。當時公司沒有給我任何一個工作人員在身邊，我在那裏也沒有認識的中國人，她是唯一一個跟我講中文的人。每天看到她，是當時唯一開心的事情。她可能也有這樣的感覺。
可惜不久以後，我的電影要在聖安東尼奧開機。臨別時，她也要回台灣了，我跟她說，拍完戲我就去台灣找你。
《殺手壕》賣得很差，我很沮喪地回到香港，一心想著重整旗鼓再拍一部電影挽回麵子，並且很快就組建了新電影的班底，先是去韓國聊劇本就聊了3個月，那個時代都是香港韓國合作的，在韓國拍攝會有投資補助。當時我們籌備的那部片，組成了韓國有史以來最龐大的香港外景團隊，比如燈光師就有12個，連木工都有16個，前後大概去了四五個月。可惜正式開工沒兩天，就鳴金收兵了。因為我們當時是冬天拍夏天的戲，零下15度，太冷了，大家都扛不住。到第3天的時候，我說，收工了，要是這樣拍下去我會拍個爛戲出來。回到酒店，大家都縮在我的房間一起烤暖氣。那時候已經花了大概200萬港幣，以當時的環境來講，這是很多錢了。
當時我打給何冠昌商量這件事，他先是關心我和大家有沒有凍壞，然後放下一句話，不拍就不拍。就是這麽一句話，真的是能“買”到人心。我和大隊一起回到香港，把劇本改掉。這時候我就想，去哪裏拍呢？
台灣。
當時我認為自己是以電影為主的，說隻有台灣有戲裏需要的布景，我們很適合去那裏拍。現在想來，其實也是有私心想去找鄧麗君。
到了台灣，除了看外景，就會跟她一起約著吃飯，兩個人都安安靜靜的。那時候我還曾經去看過她的表演。我是坐在特別的包廂裏麵，在樓上的地方，她唱歌的時候，除了會看台底下的觀眾，也會往上看，我知道她在看我。我就坐在那邊，看著台下的觀眾為她用力地鼓掌呐喊，心裏想，她是我的女朋友。當時外界並不知道我們在一起，看這場演出我也是沒有等到結束就離開，在當時的台灣，如果被人拍到我們在一起，會是爆炸性的新聞。
後來我曾經想過，我們分開也許是最正確的決定，因為從一開始兩人性格就很不同，又無法為了對方妥協。換句話說，她太好了。
她總是彬彬有禮，說話輕聲細語，我卻是個大老粗；她總是氣質優雅，而我剛從武行變成明星，終於可以享受大把花錢的奢侈生活，恨不得買一堆金鏈子掛在身上；她喜歡一個人出門，享受私人空間，但我總是愛熱鬧，喜歡那種有一群人跟隨的感覺，覺得自己像個老大，走到哪都有人畢恭畢敬地幫我拿衣服、拉椅子。
記得有一天她打電話給我，問能不能一起吃飯。我說，我不是每天都跟你一起吃飯嗎？她說，單獨吃飯。我說好吧。她就帶我到了一個法國餐廳，進了一個包廂。那時候的我，餐牌也不會看，紅酒也不會點，服務生把什麽都拿給我，我不懂，就有點尷尬。她就把餐牌拿過來，跟服務生點東西，說的話裏麵會穿插一些英文和法文。我那時候就像鬧小脾氣一樣，她說牛排五成熟好吃，我說，不要，我就要吃十成熟。她說要喝紅酒，我就說要啤酒。她拿著紅酒杯，細細地聞，我拿起酒杯一口就灌進去。她問我好不好喝，我說很難喝。湯上來了，我看她很優雅地用湯匙舀著喝，我就故意直接拿起來往嘴裏倒。牛排來了，她還沒吃完第一口，我已經把整塊肉都吃完了。西餐的規矩是那種兩個人不吃完，第二道菜不會上來，所以看我吃完，她也隻好說吃完了。最後那頓飯，我是撐死，她沒吃飽。人家吃頓法餐兩三個小時，我們不到半小時就吃完了。一出門我就跟她講，從今以後，永遠不要帶我到這個餐廳，現在我要回去開會了，然後轉身就走了。
那時候，我做出這些奇怪的舉動，跟內心深處的自卑感有很大關係。從小就被有錢的小孩歧視，在戲劇學院的10年生活清苦，剛進社會的時候做最底層的工作，所以我打心眼裏討厭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瞧不起別人的樣子。他們越是擺出一副自己很了不起的模樣，我就越想跟這種人唱反調。這種心態影響了我和鄧麗君的相處，對她很不公平。
有一天，我正在跟兄弟們聊劇本，她打了個電話來，說她要離開台灣一陣，今天想來見見我。我說好啊，來吧！她來的時候，門沒鎖，推門進來，我看她還穿著晚禮服和高跟鞋，應該是剛剛表演完，非常美麗。我旁邊所有的兄弟都驚呆了。
我也不知道是犯了什麽神經，好像故意要在大家麵前顯得自己很拽，就隻說了一個字，坐。她就一個人坐在角落那裏，我就繼續跟大家聊劇本。我們一聊就是很久，差不多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裏，我沒有跟她講一句話。一個多小時以後，她站起來說，jackie我先走了，我說好啊。
她站起來轉身就走出了門。這時候我旁邊一個兄弟叫馮克安，他說，大哥，你是不是應該送一下人家？我想，對呀！禮貌上怎麽都要送一下。我趕緊站起來，走出門口，看到電梯已經關門了。我隻好回了房間，從八樓的窗戶往下看，看到她剛剛上了一輛凱迪拉克，車開走了。
當時也沒覺得怎麽樣，就繼續跟大家聊劇本。不久，電話響了。我拿起電話，聽到那邊是她的聲音，jackie，我看你並不需要我，你就跟你的兄弟們在一起吧。當時我也不知道怎麽回話，電話就掛了。
第二天，她又打了個電話來，說給我留了一個東西，放在酒店的前台。我收工回到酒店，拿到的是一盒卡帶。“你心裏根本沒有我，把我的愛情還給我……”裏麵是她的那首歌，《把我的愛情還給我》。
那時候我在台灣拍的是《龍少爺》，每天都很辛苦也很累，加上拍攝過程中很多人受傷，醫院裏躺滿了劇組的人，我每天想的都是怎麽把工作順利完成，幾乎焦頭爛額，哪有心情去談戀愛。就這樣，跟鄧麗君也一直沒再聯絡。
幾個月之後，她在香港有個演唱會，我的經紀人去看了。演唱會完了之後，她們一起出去喝東西，她跟我的經紀人講，你知道嗎？我恨死他了。經紀人回來講給我聽，我才知道，原來我這麽壞，傷了人家的心，自己卻不知道。
後來再跟她遇到，是一個頒獎典禮，林建嶽辦的。那時候他叫我去頒獎給鄧麗君，我心裏想的是，不要，因為我知道她應該還在恨我。林建嶽知道我和鄧麗君之間的事，我就問他，她知道我會頒獎給她嗎？林建嶽說，知道啊。我說，真的嗎？如果是這樣，那我就去給她頒獎，就當是有個機會可以表達抱歉，彌補一點我的不懂事。林建嶽還說，你可以想辦法在頒獎環節給她一個驚喜。
當時她先是演唱一首歌，我就悄悄地躲在後台。等她剛剛唱到中間，有一個點是在間奏的時候，我就忽然走出去，拿著獎杯，她一轉身看到我，在台上轉身就走，我就隻好在台上追著她，她就繞著那個舞台一直走，一直不肯接受我給她的這個獎。我跟在她後麵，嘴裏一直講，不要這樣，teresa，不要這樣，很難看啊……後來她終於拿了這個獎，也沒有跟我握手，也沒有說謝謝，就轉身走掉了。氣得我回去就罵林建嶽，她根本就不知道是我要給她頒獎！
我們這段情，就這樣裂掉了。
幾年以後，在香格裏拉酒店的門口，我又看到過她一次。那時候她剛剛上電梯，我剛剛出電梯，就這麽巧。大家互相看一下，她笑了，我也笑了，沒有講話。當時她身邊有很多人，我身邊也有很多人。我轉頭目送她上電梯，電梯門關了，我跟她笑一下。就這樣子。
1995年的5月，有一天我的助理dorothy接到一個電話，是從美國打來的，用手機。那邊說，我是鄧小姐，我想要找jackie。dorothy跟她說，大哥現在不在，過幾天才會回來。後來dorothy告訴我有這通電話，讓我打給她，我說好的，結果當時手邊有其他事情，一時忘掉了。
沒想到，幾天之後，竟然聽到她去世的消息。我整個人呆掉了，一瞬間很多往事湧上來，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自那之後，隻要誰說讓我回電話，我都會馬上打回去。
因為拍戲，我沒能去參加她的葬禮。
2002年，我在內地發行的專輯中與她“合唱”了一首《我隻在乎你》，希望那首歌可以穿越時空，幫我帶去對她永遠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