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軒之所以被震撼,是因為他意識到,曾經親筆欽定13世喇嘛主政的那個人與自己有著莫大的聯係。


    這種感覺是如此強烈,以至於當他聽黑人背誦“光緒皇帝就喇嘛親政一事下諭”那一段話時,腦子裏頓時清晰浮現出一個著龍袍、伏龍案禦筆親書手諭的帝王形象,每一句話都如同他親口說出來的一樣。


    “再說一遍後麵那段話。”林軒低聲說。


    黑人並未從命,而是目光灼灼地望著他。


    “怎麽會這樣?”林軒自言自語。


    “這是簡單明了的事實,不是杜撰出來的曲折故事。我們據守此地,就是為了替這個世界保有最後一份真實記錄。”黑人聲音很低,但神情卻無比驕傲,仿佛能夠肩負這樣一種使命,是一種莫大的榮耀。


    曆史上,清朝政府與藏地的聯係相當密切,這也是因為當時清政府軍事力量極其強大,其西南、西北兩翼的駐軍都可以將邊陲覆蓋,確保當地的政治、經濟不受外敵入侵的影響。國家強大,大小部落自然就會獻禮依附,這是再明顯不過的道理。所以,那時候中原皇帝的聖旨能夠震懾八方,通達四海,真正實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和諧盛世。


    “我是誰?你是誰?他們又是誰?”林軒抬眼四望。


    “我隻知道,我是我。”黑人回答。


    其實,這樣的問答已經沒有意義。人的名字隻是一個簡單的符號,如果黑人並未在曆史上留下痕跡,那麽就算他說出名字,也隻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粒微塵而已,張三李四、王五趙六已經沒什麽分別。


    相反,林軒所代表的那個形象則是獨一無二的,由其締造的曆史,也早載入史冊,萬事不易。


    林軒能夠感知到的那位王者,就是清朝曆史上爭議極多的光緒帝。


    曆史記載,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生於1871年8月14日,死於1908年11月14日,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在位年號光緒,史稱光緒帝。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被兩宮皇太後立為帝,起初由慈安、慈禧兩宮太後垂簾聽政,光緒七年(1881年)慈安太後崩逝後由慈禧太後一人垂簾。光緒十五年(1889年),載湉親政,此後雖名義上歸政於光緒帝,實際上大權仍掌握在慈禧太後手中。在載湉親政後發生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光緒帝極力主戰,反對妥協,但終因朝廷腐敗,而以清朝戰敗告終。他痛定思痛,極力支持維新派變法以圖強,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光緒帝實行“戊戌變法”,但卻受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保守派的反對。光緒帝打算依靠袁世凱牽製住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這一股勢力,反被袁世凱出賣,從此被慈禧太後幽禁在中南海瀛台。整個維新不過曆時103天,故稱“百日維新”。政變後大權再次落入慈禧太後手中,對外宣稱光緒帝罹病不能理事,實將他幽禁於西苑瀛台,成為無枷之囚。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十四日光緒帝暴崩,享年38歲,廟號德宗,諡號同天崇運大中至正經文緯武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葬於清西陵之崇陵。


    這段曆史是近代人耳熟能詳的,尤其“百日維新”來得快去得快,當時輔佐光緒帝變法的人轉眼間由朝廷重臣變為逆賊,並遭拘捕誅殺,真正令史學家扼腕歎息。


    後世史學家曾以精密係統模擬過“戊戌變法”成功後的情況,一旦新法得以全國範圍推廣,上下一心,勵精圖治,大清王朝將會二次騰飛,出現第二次“康乾盛世”。


    在更久遠的曆史上,唐朝曾有兩次興盛時期,一是“貞觀之治”,二是“開元盛世”,使得這個王朝雖然經曆了“安史之亂”和“女帝登基”的沉重打擊,仍然得以久盛不衰,成為曆史上少有的大時代。


    後人看曆史,往往能夠高屋建瓴、抽絲剝繭地去看,將光緒帝所處的“垂簾聽政”時期放在顯微鏡下分析。光緒帝之所以敗,敗於無私無畏;慈禧太後一派之所以勝,勝在心狠手辣。所謂政治傾軋,大抵如此,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隻有那些敢於打破一切禁忌,消滅一切人類善根的勢力,才能永遠占據權力中心。


    回顧那些曆史,林軒立刻趕到了錐心之痛。


    在這一刻,他完全把自己當成了獨囚瀛台、鬱鬱而終的那個人。當然,野史另有傳聞,皇帝之死,另有隱情,應該是死於銜命而來的刺客之手。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林軒長歎。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黑人長聲應和。


    前兩句詩出自於唐代大詩人杜甫的《蜀相》,後兩句詩則跟“戊戌變法”有直接關係,出自於譚嗣同的《獄中題壁》。


    譚嗣同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維新誌士,少時師從歐陽中鵠,後加入維新派。他主張中國要強盛,隻有發展民族工商業,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製度,公開提出廢科舉、興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改官製等變法維新的主張,寫文章抨擊清政府的賣國投降政策。1898年參加領導戊戌變法,失敗後被殺,年僅三十四歲,與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和康廣仁並稱為“戊戌六君子”。


    康有為曾高度讚揚譚嗣同——“挾高士之才,負萬夫之勇,學奧博而文雄奇,思深遠而仁質厚,以天下為己任,以救中國為事,氣猛誌銳。”


    在那段黑暗曆史中,譚嗣同的出現,如同一顆暴力改良、流血變法的火種,為中國大陸點亮了改朝換代的燎原之火。


    “我知道你是誰了?”林軒愴然。


    “我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須知道自己是誰?”黑人飽含期待地說。


    兩人四目相對,都從彼此眼中看到了更深的悲涼。


    他們都曾經是一段特殊曆史時期的特殊人物,命運之錘落下,王臣各自逃命,朝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對於全人類、人類曆史來說,他們永遠都是微不足道的。褒獎者說他們是改革先驅,國人楷模;貶損者說他們是螳臂當車,不自量力。


    那麽,作為一個人,他們所經曆的一切心路曆程,全都冷暖自知。


    公元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主要領導人物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製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政治改良運動,但是,變法革新損害了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利益,所以遭到強烈壓製。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後發動戊戌政變,囚禁光緒帝於中南海瀛台,維新派首腦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而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共六人被殺。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鬧劇、慘劇中,光緒帝扮演了一個性格複雜的悲情角色,以至於後人隻記住了他的被囚,完全忘卻了他在百日維新之前的雄才大略。


    林軒清楚地記得戊戌變法之前,光緒帝曾經力主創新,試圖用自強、自立、自省的新麵貌來替代之前遺老遺少們把持朝政的局麵。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康有為被請到總理衙門西花廳問話。隨後,他向光緒帝上第六書,提出了下詔定國是的要求,強調中國變法“莫如取鑒日本之維新,一曰大誓群臣以革舊維新,二曰開製度局於宮中,三曰設待詔所”。光緒帝讀了這份上書後頗以為然,堅定了變法的決心。二月二十日,康有為第七次向光緒帝上書,要求光緒帝以俄國彼得大帝為榜樣,以君權厲行變法。三月二十七日,康有為等人組織了保國會,由禦史李盛鐸領首。守舊大臣攻擊該會“名為保國,勢必亂國”,光緒帝則指出“會為保國,豈不甚善”,有力打擊了頑固勢力的氣焰,支持了維新派。


    剖析這段曆史,如果沒有光緒帝的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就算再有經天緯地之才,也不過是書生意氣,紙上功夫,無法將維新改革推進半步。也正是看到了光緒帝的支持,譚嗣同才聯合了一大批江湖人物,試圖以此來武力對抗把持京師軍事係統的朝廷大臣。晚清十大高手中的“大刀王五”也正是在此期間橫空出世,追隨譚嗣同左右,鼎力維護其安危,並在譚嗣同慷慨就義之後,單人獨刀手刃仇家,最終成為人人稱頌的一代豪俠,與燕子李三、霍元甲、黃飛鴻等天下高手齊名。


    在此期間,光緒帝親自召見康有為,命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頒布“明定國是詔”,開始百日維新。五月,光緒帝詔立京師大學堂;陸軍改練洋操;自下科始,鄉、會、歲科各試,改試策論;詔八旗兩翼諸營,均以其半改習洋槍。六月,詔改定科舉新章。七月,詔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祿、太仆、鴻臚諸寺,歸並其事於內閣,禮、兵、刑部兼理之;賞內閣侍讀楊銳、中書林旭、刑部主事劉光第、江蘇知府譚嗣同並加四品卿銜,參預新政;詔袁世凱來京。維新派於上海創辦《時務報》,以汪康年為總理,梁啟超為總主筆。


    百日維新之中,從北京紫禁城發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詔令,證明了光緒帝革舊圖新的決心,使維新派的變法願望得到部分實現,在文教上打擊了舊學,提倡了新學,經濟上有利於資本主義的近代化,政治上給人們某些言論、出版、結社的權利,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進步作用。可惜的是,新政詔令遭到頑固大臣抵製,堅決服從慈禧太後的命令,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緒帝放在眼裏,甚至明目張膽地阻撓新政,致使這些變法詔書大多成了一紙空文。


    刹那之間,林軒仿佛看到了自己黯然離開宮禁、獨上中南海瀛台的那一幕。他有八成以上把握認定,自己的前世,與那個試圖創新而不得的皇帝有著莫大的聯係。


    “在這麽多輪回轉生的例子中,還從未有過自己與皇帝是同一人的個案——”林軒默默思索。


    “我看到了,你看到了嗎?”黑人聲音顫抖,直視林軒。


    林軒點頭:“我看到了,但並未看得透徹。”


    黑人突然向前一撲,雙膝跪地。


    林軒微微吃驚,但在這種特殊的氣氛下,他同時又覺得,黑人遇帝王而下跪是最正常不過的事。


    黑人顫聲回答:“我現在終於明白了所謂‘東方智子’是指什麽人了,一代君王,雄才偉略,日出東方,天下一清。隻有這樣的人,才配得上‘東方智子’之名。”


    林軒知道,光緒皇帝有兩點突出的事跡為曆代帝王所不及。其一,他充當了把古代****改造成為現代中國的嚐試,即成為戊戌變法的領導人,甚至可以說他就是一個維新黨人;其二,在變法中,當大學士孫家鼐提出“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時,光緒回答“吾欲救中國耳,若能救國,則朕雖無權何礙”,即為了國家而不惜自己的權位,說明他是一位真正無私的愛國者。


    這種“敢為天下先,為天下蒼生謀福利”的寬廣胸襟,就算是為中國開啟了封建帝王時代的秦始皇也遠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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