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馬士英在東南國深受教誨，知道東南國以經濟為先，“福利”為輔，以什麽豬的屁論英雄，越高越好，高的就是大英雄，否則就是前明官員的嘴炮專家。
既然如此，他就懂得有的放矢。
在東南國，他被當成了重要閣臣來培養，在各部轉職，清楚各部業務，對於如何發展經濟。
而次輔楊天生則是東南國王後楊鶯兒之父，以海商做掩護，兼職海盜，待他女婿得國後，楊天生搖身一變，洗白了當起大官，先任職建設部，負責基建工程，先後曆任經濟部，主管經濟發展，又轉到福利衛生部，對於改善民眾生活深有體會，業務純熟！
王侯將相豈有種乎，他認真任職，力圖青史留名。
他很勤奮，懂得抓住這個機會！
兩人搭檔，一主內一跑外，竭力把國民經濟更上一層樓。
如果說姚明恭執政是守成和穩定，那麽馬士英-楊天生執政就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改革階段。
漕運改海運！
漕運，是指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內陸交通運輸係統，主要是指由南向北，通過京杭大運河運送官糧、軍糧以及重要的大宗物資到達封建王朝統治中心北京的係統性工程，包括開發運河、製造船隻、征收官糧、軍糧等。
漕運萌芽於秦漢，興盛於唐宋，明代漕運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明朝對漕政管理極為重視，建立了從朝廷到州縣的管理機構，“行漕法規”也得到健全和完善，產生了支運、兌運和直達製度。
通過漕運，把南方豐富的物資運往北方，尤其是帝都，從而穩定了北方的統治。
新明以來，雖然京師南移，但是明朝在北方邊境用兵、建設，進入東北大地搞開發，需要的物資不減反增，甚至超過了北京帝都時期。
但是漕運的麻煩多多，一曰淤塞，黃河水患頻繁，泥河滾滾湧入大運河，漕運船隻將被困住，不能按時到達京城，此時糧價就會飛漲，影響很壞；二曰“浮收”。在漕運過程中，損耗在所難免。官府不願承擔，便將其攤派給百姓。有時，征糧官在規定數外直接多收40%50%，民眾不滿，''鬧漕''事件不斷；三曰“缺錢”，漕糧開拔，需要兵丁押船護送。官府支付的全程運費隻有每船200兩，標準多年不變，而物價上漲很快，差旅費不足的兵丁們隻好向沿途官府攤派，並將這筆錢最終轉嫁給老百姓；四曰既得利益者，漕運開通，從官到民，都靠水吃水，固然官員賺大錢，小民也得靠這條漕運度日，他們人數不少，形成了一個堅定的利益集團……
漕運不利，南方的糧食要曆盡艱險，曠日持久，從蘇杭運到京城。各省每年解送進京的漕糧日漸減少，倉儲積存日漸空虛。京師地區的糧食供應危機非但沒有緩解，反而更加嚴重。
曆代明朝皇帝對於漕運的麻煩心知肚明，在永樂年間，曾經嚐試漕運改為海運，利用海船把物資從南方運到北方，收到良好的效果。
明朝開國至永樂年間，海運一直是南糧北調的重要手段，奈何阻力非常大！
單是利益集團涉及到的就有官員、兵丁、商人、漕幫、船民等等不下百萬之眾，想要海運，得先把這百萬民眾搞定再說！
他們還有官員為他們張目，反對海運，理由有四：風大浪急、海盜出沒、糧食易黴、成本較高。
大多數是胡說八道，如說海運成本高，實際上海船一條頂倆是小事，大的海船一條頂上百條漕船，所需要人手很少。
關鍵是海運多能順暢抵達，而漕運隻要河道堵塞，那漕船過不來，京城陷入饑饉。
至於糧食易黴，這個也好說，隻要做好包裝，就能夠有效地抵禦發黴，還有風大浪急，海上年年都有商船往來，有船毀人亡的事，運河裏也多有險阻，曆年都有船隻遇險沉沒，船夫家破人亡，豈能隻是海運有危險，漕運就沒事？
海盜出沒？！
以前確實是大問題，現在嘛，也不看看，東南國就是海盜建立的國度！
漕運改海運是一項既定方針，姚明恭執政數年，已經為廢除漕運作了大量前瞻性的研究與準備，推行這項改革是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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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最大阻力是利益集團，為此，首先對付官員，馬士英使用雷霆手段，把那些海運並不熱衷的中央有關官員與相關的地方官員全部調走。
例如戶部郎中葛世振，明崇禎十三年的進士榜上的探馬郎，以文詞巨麗，又經世而出眾，其上奏兵餉之事，稱“增兵不如練兵，加餉不如清餉”之語，極得帝心，崇禎皇帝曾將其名書列於禦屏，後葛世振請假省親告歸，甲申變後，葛入南京出仕，其管理財政是有二把刷子，但堅決反對漕運改海運，結果去職。
又有地方大員袁樞，為浙江巡撫，其父乃大明故兵部尚書袁可立，素有才幹，還是東南國的堅定擁躉，影響力很大。
但他不同意走海運，結果被調往中央任職，被搬走了。
諸多官員逐一過關，次輔楊天生親到杭州主持會議，逼著各路官員表態，不從者盡皆調任。
作為政治靠山的官員們一去，民眾就好辦了許多，部分的漕運人員轉為海運助力，負責倉儲、搬運等工作。
楊天生大興基建，修路、修橋、修水壩、興建水利、發展農業生產，吸收大量漕運人口！
這方麵他是老手，駕輕就熟，在漕運一線的各地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基建建設。
如此民眾去了打工，有了出路，就不怕民變了。
還有移民！
中國人雖有“故土難移”的習俗，但也得看清楚，在漕運地區的移民，到東北給地一百畝一戶四口人，到東南國的給地五十畝一丁，還有安家費十個銀元，土地可以傳之子孫！
不得不說，土地的誘惑力巨大！
適時在民眾中開展“開枝散葉”的宣傳，民眾移民踴躍。
海運的時機成熟，於公元1653年正月，楊天生親蒞上海，部先後，申號令，各州、縣剝運之米，魚貫而至，鱗次而兌，浹旬得百六十餘萬以大舟二百餘啟運。
他告祭風神、海神、天後，集長年三老，犒酒食銀牌而遣之。
可謂萬艘江澄海明，旌旗飆動黿龍踴躍。
二月底，海運船隊順利抵達天津。
從此，海運正式成為了南糧北調的手段，而漕運於次年停止！
既然如此，他就懂得有的放矢。
在東南國，他被當成了重要閣臣來培養，在各部轉職，清楚各部業務，對於如何發展經濟。
而次輔楊天生則是東南國王後楊鶯兒之父，以海商做掩護，兼職海盜，待他女婿得國後，楊天生搖身一變，洗白了當起大官，先任職建設部，負責基建工程，先後曆任經濟部，主管經濟發展，又轉到福利衛生部，對於改善民眾生活深有體會，業務純熟！
王侯將相豈有種乎，他認真任職，力圖青史留名。
他很勤奮，懂得抓住這個機會！
兩人搭檔，一主內一跑外，竭力把國民經濟更上一層樓。
如果說姚明恭執政是守成和穩定，那麽馬士英-楊天生執政就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改革階段。
漕運改海運！
漕運，是指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內陸交通運輸係統，主要是指由南向北，通過京杭大運河運送官糧、軍糧以及重要的大宗物資到達封建王朝統治中心北京的係統性工程，包括開發運河、製造船隻、征收官糧、軍糧等。
漕運萌芽於秦漢，興盛於唐宋，明代漕運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明朝對漕政管理極為重視，建立了從朝廷到州縣的管理機構，“行漕法規”也得到健全和完善，產生了支運、兌運和直達製度。
通過漕運，把南方豐富的物資運往北方，尤其是帝都，從而穩定了北方的統治。
新明以來，雖然京師南移，但是明朝在北方邊境用兵、建設，進入東北大地搞開發，需要的物資不減反增，甚至超過了北京帝都時期。
但是漕運的麻煩多多，一曰淤塞，黃河水患頻繁，泥河滾滾湧入大運河，漕運船隻將被困住，不能按時到達京城，此時糧價就會飛漲，影響很壞；二曰“浮收”。在漕運過程中，損耗在所難免。官府不願承擔，便將其攤派給百姓。有時，征糧官在規定數外直接多收40%50%，民眾不滿，''鬧漕''事件不斷；三曰“缺錢”，漕糧開拔，需要兵丁押船護送。官府支付的全程運費隻有每船200兩，標準多年不變，而物價上漲很快，差旅費不足的兵丁們隻好向沿途官府攤派，並將這筆錢最終轉嫁給老百姓；四曰既得利益者，漕運開通，從官到民，都靠水吃水，固然官員賺大錢，小民也得靠這條漕運度日，他們人數不少，形成了一個堅定的利益集團……
漕運不利，南方的糧食要曆盡艱險，曠日持久，從蘇杭運到京城。各省每年解送進京的漕糧日漸減少，倉儲積存日漸空虛。京師地區的糧食供應危機非但沒有緩解，反而更加嚴重。
曆代明朝皇帝對於漕運的麻煩心知肚明，在永樂年間，曾經嚐試漕運改為海運，利用海船把物資從南方運到北方，收到良好的效果。
明朝開國至永樂年間，海運一直是南糧北調的重要手段，奈何阻力非常大！
單是利益集團涉及到的就有官員、兵丁、商人、漕幫、船民等等不下百萬之眾，想要海運，得先把這百萬民眾搞定再說！
他們還有官員為他們張目，反對海運，理由有四：風大浪急、海盜出沒、糧食易黴、成本較高。
大多數是胡說八道，如說海運成本高，實際上海船一條頂倆是小事，大的海船一條頂上百條漕船，所需要人手很少。
關鍵是海運多能順暢抵達，而漕運隻要河道堵塞，那漕船過不來，京城陷入饑饉。
至於糧食易黴，這個也好說，隻要做好包裝，就能夠有效地抵禦發黴，還有風大浪急，海上年年都有商船往來，有船毀人亡的事，運河裏也多有險阻，曆年都有船隻遇險沉沒，船夫家破人亡，豈能隻是海運有危險，漕運就沒事？
海盜出沒？！
以前確實是大問題，現在嘛，也不看看，東南國就是海盜建立的國度！
漕運改海運是一項既定方針，姚明恭執政數年，已經為廢除漕運作了大量前瞻性的研究與準備，推行這項改革是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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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最大阻力是利益集團，為此，首先對付官員，馬士英使用雷霆手段，把那些海運並不熱衷的中央有關官員與相關的地方官員全部調走。
例如戶部郎中葛世振，明崇禎十三年的進士榜上的探馬郎，以文詞巨麗，又經世而出眾，其上奏兵餉之事，稱“增兵不如練兵，加餉不如清餉”之語，極得帝心，崇禎皇帝曾將其名書列於禦屏，後葛世振請假省親告歸，甲申變後，葛入南京出仕，其管理財政是有二把刷子，但堅決反對漕運改海運，結果去職。
又有地方大員袁樞，為浙江巡撫，其父乃大明故兵部尚書袁可立，素有才幹，還是東南國的堅定擁躉，影響力很大。
但他不同意走海運，結果被調往中央任職，被搬走了。
諸多官員逐一過關，次輔楊天生親到杭州主持會議，逼著各路官員表態，不從者盡皆調任。
作為政治靠山的官員們一去，民眾就好辦了許多，部分的漕運人員轉為海運助力，負責倉儲、搬運等工作。
楊天生大興基建，修路、修橋、修水壩、興建水利、發展農業生產，吸收大量漕運人口！
這方麵他是老手，駕輕就熟，在漕運一線的各地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基建建設。
如此民眾去了打工，有了出路，就不怕民變了。
還有移民！
中國人雖有“故土難移”的習俗，但也得看清楚，在漕運地區的移民，到東北給地一百畝一戶四口人，到東南國的給地五十畝一丁，還有安家費十個銀元，土地可以傳之子孫！
不得不說，土地的誘惑力巨大！
適時在民眾中開展“開枝散葉”的宣傳，民眾移民踴躍。
海運的時機成熟，於公元1653年正月，楊天生親蒞上海，部先後，申號令，各州、縣剝運之米，魚貫而至，鱗次而兌，浹旬得百六十餘萬以大舟二百餘啟運。
他告祭風神、海神、天後，集長年三老，犒酒食銀牌而遣之。
可謂萬艘江澄海明，旌旗飆動黿龍踴躍。
二月底，海運船隊順利抵達天津。
從此，海運正式成為了南糧北調的手段，而漕運於次年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