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胡看著他，不由得的笑了，說：“嗬嗬，可是讓你當書記你也未必過癮，也會有許多這樣那樣的不如意。”
“肯定會有，但是最起碼自己認為不正確的不會讓下邊實施。”彭長宜說。
老胡那隻拿著筷子的手左右擺了擺，說道：“別忘了，書記他也有婆婆，他婆婆也有婆婆，他婆婆的婆婆的婆婆……還有婆婆。所以，好好熬著吧年輕人，你早晚會有熬成婆的那一天。”
那晚，老胡沒少喝，彭長宜也沒少喝，他攙著老胡來到了樓上的房間，又等著老胡洗完澡，等老胡從浴室裏出來後，他扶著老胡躺在床上，為他蓋上薄被，老胡很快就睡著了。
安頓好老胡後，彭長宜又找到服務員，告訴她客人喝了酒，讓她過一段去看看，囑咐好了服務員，他才輕手輕腳地下了樓。
他看見王圓和女領班在樓道裏說話，才知道樊書記沒有去休息，他們還在會客室。於是自己也推門進去了，朱國慶、高鐵燕和古華還都在。彭長宜便悄悄坐在旁邊，聽著樊書記說話：
“基層工作有的時候就是這樣，不好幹，一哄而上是最簡單最省事也是最有效的辦法，有些工作需要這種冒進和一刀切的手段。現在人們習慣拿當時的大躍進說事，甚至評判有多麽多麽的錯誤。現在你評判它是錯誤，但是在當時這種聲音並不是主流，我們是以後來人的眼光在審視當年的事情，這是不科學的態度，包括對以往各次曆史事件的評判，其實都歉科學，原因就在於你是帶著後來者的眼光看的。就說當年的大躍進，主席自己也知道，但是沒辦法，我們建國後十年了，就需要這樣一種精神，一種全民參與建設新中國的熱火朝天的精神，冒進是難免的，但是如果在精神與冒進之間做出選擇的話，無疑，我也會選擇精神。精神，是一個國家的精髓，即便這件事是失敗的，但是隻要有精神在，有這麽一種不甘落後敢於強大的精神在，我們的國家就有希望。事實證明，在當時國內國際那樣一種大環境中，這種精神還是需要的。”
他們都靜靜地聽著。
“如果你們意識到眼下大辦經濟實體這項工作會有危害，那就盡量規避，能規避到什麽程度就是什麽程度，國家領導人也講過，我們是可以摸著石頭過河嗎，既然是摸石頭過河，就談不上正確不正確，隻有科學不科學。正確不正確，該不該是後來人評判的事。什麽事都是這樣，有利有弊。你們能意識到的，肯定鍾鳴義也會意識到，但是沒辦法，要出政績，要搞試點，要推行某項舉措的時候，不得不采取一些極端的做法。在基層施政，不用這種極端的手段難以達到預期的結果。1978年以來，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各級幹部的意識形態和行動法條，這是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偉大轉型。”
“無論是錦安市還是我們關島市，和全國各地一樣，都受這種氣候的影響，中心任務和政績考核受到大氣候和小氣候的影響。大氣候就是中央和京州省的大政策和大形勢，小氣候則是本地的政策和形勢以及亢州本身的實際。中國行政管理的“行政逐級發包製”以及目標任務逐級分解製，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基層的幹部們‘幹什麽’以及‘怎麽幹’的問題，這使得成就和損失都可能很大，從而成為一個體製性問題，直到現在，不說錦安，就說亢州，在近十多年來的發展中，深深打上了這個體製性烙印。錦安市原來是農業市，亢州則是農業縣，都麵臨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問題。所以1978年以來，我們的中心任務和政績考核都是圍繞‘農’和‘工’來做文章。大體來說，1990年之前基本是農業為主的時期，1990—1995年是工農並舉的時期，1995年以後肯定是要以工為主的時期。從三個產業的構成來看，1991年以前，第一產業都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0%以上，以後則逐年下降，第二產業在1995年開始和第一產業平分秋色，各占國民生產總值40%左右，以後這個比例還會逐年增加。鍾鳴義這個手法你們說是大躍進也不為過。”
樊文良一直是慢條斯理地說著，沒人打斷他，在彭長宜的印象中，他還是第一次在非公開場合下，聽樊書記講了這麽多話。
“肯定會有，但是最起碼自己認為不正確的不會讓下邊實施。”彭長宜說。
老胡那隻拿著筷子的手左右擺了擺，說道：“別忘了，書記他也有婆婆，他婆婆也有婆婆，他婆婆的婆婆的婆婆……還有婆婆。所以，好好熬著吧年輕人，你早晚會有熬成婆的那一天。”
那晚，老胡沒少喝，彭長宜也沒少喝，他攙著老胡來到了樓上的房間，又等著老胡洗完澡，等老胡從浴室裏出來後，他扶著老胡躺在床上，為他蓋上薄被，老胡很快就睡著了。
安頓好老胡後，彭長宜又找到服務員，告訴她客人喝了酒，讓她過一段去看看，囑咐好了服務員，他才輕手輕腳地下了樓。
他看見王圓和女領班在樓道裏說話，才知道樊書記沒有去休息，他們還在會客室。於是自己也推門進去了，朱國慶、高鐵燕和古華還都在。彭長宜便悄悄坐在旁邊，聽著樊書記說話：
“基層工作有的時候就是這樣，不好幹，一哄而上是最簡單最省事也是最有效的辦法，有些工作需要這種冒進和一刀切的手段。現在人們習慣拿當時的大躍進說事，甚至評判有多麽多麽的錯誤。現在你評判它是錯誤，但是在當時這種聲音並不是主流，我們是以後來人的眼光在審視當年的事情，這是不科學的態度，包括對以往各次曆史事件的評判，其實都歉科學，原因就在於你是帶著後來者的眼光看的。就說當年的大躍進，主席自己也知道，但是沒辦法，我們建國後十年了，就需要這樣一種精神，一種全民參與建設新中國的熱火朝天的精神，冒進是難免的，但是如果在精神與冒進之間做出選擇的話，無疑，我也會選擇精神。精神，是一個國家的精髓，即便這件事是失敗的，但是隻要有精神在，有這麽一種不甘落後敢於強大的精神在，我們的國家就有希望。事實證明，在當時國內國際那樣一種大環境中，這種精神還是需要的。”
他們都靜靜地聽著。
“如果你們意識到眼下大辦經濟實體這項工作會有危害，那就盡量規避，能規避到什麽程度就是什麽程度，國家領導人也講過，我們是可以摸著石頭過河嗎，既然是摸石頭過河，就談不上正確不正確，隻有科學不科學。正確不正確，該不該是後來人評判的事。什麽事都是這樣，有利有弊。你們能意識到的，肯定鍾鳴義也會意識到，但是沒辦法，要出政績，要搞試點，要推行某項舉措的時候，不得不采取一些極端的做法。在基層施政，不用這種極端的手段難以達到預期的結果。1978年以來，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各級幹部的意識形態和行動法條，這是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偉大轉型。”
“無論是錦安市還是我們關島市，和全國各地一樣，都受這種氣候的影響，中心任務和政績考核受到大氣候和小氣候的影響。大氣候就是中央和京州省的大政策和大形勢，小氣候則是本地的政策和形勢以及亢州本身的實際。中國行政管理的“行政逐級發包製”以及目標任務逐級分解製，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基層的幹部們‘幹什麽’以及‘怎麽幹’的問題，這使得成就和損失都可能很大，從而成為一個體製性問題，直到現在，不說錦安，就說亢州，在近十多年來的發展中，深深打上了這個體製性烙印。錦安市原來是農業市，亢州則是農業縣，都麵臨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問題。所以1978年以來，我們的中心任務和政績考核都是圍繞‘農’和‘工’來做文章。大體來說，1990年之前基本是農業為主的時期，1990—1995年是工農並舉的時期，1995年以後肯定是要以工為主的時期。從三個產業的構成來看，1991年以前，第一產業都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0%以上，以後則逐年下降，第二產業在1995年開始和第一產業平分秋色，各占國民生產總值40%左右，以後這個比例還會逐年增加。鍾鳴義這個手法你們說是大躍進也不為過。”
樊文良一直是慢條斯理地說著，沒人打斷他，在彭長宜的印象中，他還是第一次在非公開場合下，聽樊書記講了這麽多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