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長宜當然會認真對待，他趕緊點點頭，遞上自己寫的兩份材料，說道：“朱書記搞的這次活動太好了，正好為咱們的論點提供了論據。我正在苦於沒有實際的例子。朱書記，這項工作您準備在什麽時候搞？”
朱國慶說：“如果市委和王部長支持，我準備這月底就搞。”
王部長低頭翻看了一眼彭長宜放在桌上的報告，跟朱國慶說道：“回頭我和狄書記念叨念叨，你抓緊準備吧，沒聽出來我們彭科長還在等米下鍋嗎，他想在你那裏抓典型嗎？”
朱慶軒說：“我們也是試著搞的，心裏也沒底，畢竟是第一次。”
王部長說：“不但你北城是第一次，這在全市也是第一次，北城是全市工作的排頭兵，是出經驗的地方，隻要你堅持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一切程序都是透明的，就沒有問題。到時讓長宜他們全力配合你，搞好這個第一次。”
“那我先謝謝彭科長了。”朱國慶說道。
彭長宜趕緊舉起雙手：“您就別寒磣我了，這是我應該做的。”
“你朱書記就用不著跟他客氣了，要說感謝他還應該感謝你哪？”王家棟說道。
“部長說得對，家母的事，還要感謝您，多虧了您想的周到，不然我就真的抓瞎了。”彭長宜趕緊說道。
朱國慶聽他這麽說，趕忙衝他擺手：“小彭，不是我，你該感謝部長，他老人家一大早就給我下命令，我當時還在被窩裏呢？”
王部長一聽，趕忙製止住了他的話，說道：“行了行了別說了，張良怎麽樣？”
張良，是北城區政府主任，患肝癌已經住院三個多月了，這期間，一直是朱國慶代管區政府的工作。
朱國慶皺著眉頭說道：“很不好，家屬要求手術，醫院不給做，說是沒有手術的意義了，興許手術後還能走的快點。我還想給市委打個報告，今年工作任務這麽重，張主任又住院，是不是提前考慮一下我們那裏的實際情況……”
“怎麽考慮，人家在住院治病，我們這邊就把人家免了？”王家棟說。
彭長宜一聽他們在談人事問題，就站起身分別給部長和朱國慶的杯裏加滿水後就悄悄的走了出來。
從部長辦公室出來，彭長宜就在想，北城區辦事處曆來是亢州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向來是亢州的臉麵，全國20多家中省地直企業駐紮在這裏，也是市委市政府機關所在地，主任病危，政府權力空缺，書記黨政工作一肩挑，跳獨腳舞，這種局麵估計不會持續太長時間。
那麽，由此會不會引發下一輪的幹部調整工作？北城黨政班子的人選向來是曆屆市委都非常重視的，也是亢州的風向標，人們往往能從北城班子的構成看到亢州市級權力結構的縮影。
樊文良即便是再不攬權，對北城班子成員的搭配也是要擁有絕對裁決權的。
彭長宜剛出部長辦公室，就看見了一個人影閃進了旁邊小樓道最裏麵的市委辦主任範衛東的辦公室。
彭長宜從背影中認出，那是北城區副書記任小亮，是亢州“木頭人”的代表。
“木頭人”，是亢州對那些從東北林區來的人的統稱。
改革開放初期，亢州和其他地方一樣，經濟建設和城市建設的步伐加快，對木材和鋼材的需求量急劇增加。而那時國家還未全麵放開對木材和鋼材統購的限製，實行的是價格雙軌製，如果僅憑國家調撥的木材和鋼材遠遠滿足不了各地的需求，這樣，各地就挖空心思想方設法搞到木材和鋼材。
那時，亢州縣物資局和亢州縣鄉鎮企業局的主要工作就是拉關係、跑指標，無論是計劃內還是計劃外的，隻要跑來物質就的領導眼裏的能人和紅人。於是，那個年代，我們國家就出現了一個奇特的市場現象——官倒！
一些黨政幹部甚至部門機關，鑽價格“雙軌製”的空子，利用手中的職權專事倒賣鋼材、木材、水泥、化肥、農藥等緊銷物資，人們管這些人稱之為“官倒。”
隨著林區的木材緊俏，一些地方就加大了公關的力度。林區許多權力部門也抬高價碼，就將自己的子女、親朋好友的戶口搭車弄到關內各個城市，有的舉家離開寒冷的東北。
這些人大量湧入內地，由於北京戶口管製嚴格，他們大部分都留在了北京周邊地方，也有一部分人隨木頭南下，到達了內陸和沿海一帶的城市。
亢州管這部分人叫“木頭人。”
據說任小亮隻是林區某個林場的辦公室一名普通文秘人員，到了亢州後，一躍成為副科級幹部。直接進入亢州縣委辦公室任副主任，兩年後，被範衛東力薦到到北城任黨委副書記。那年他才35歲。
在亢州權力的金字塔中，書記市長自然不必說，那是塔中的頂尖人物，比他們稍遜一些的就是那些盤踞多年的老政客們了。除去書記市長，能夠與王家棟過手的恐怕隻有範衛東了。在亢州的權力場中，無論是過去十年派係鬥爭期間還是最近亢州的權力更替過程中，王家棟和範衛東始終不睦。
凡是王家棟擁護的，範衛東無論對錯一定要反對；凡是王家棟反對的範衛東一定要擁護。反之王家棟對範衛東也是如此。兩人從來都不避嫌，明裏暗裏地較量。有的時候鬧大了，樊文良出來就說上幾句話，事態很快就平息了。上任縣長就曾建議過把他們分開，推薦其中一個出去任任個副處級，但是樊文良始終沒動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
最近兩三年，範衛東一個顯著的弱勢就是年歲大了，身體不好，不再像過去那麽好鬥，一般在亢州的權力分割中，他是占不了上風的。所以，任小亮也隻能按規則出去任實職，絕無破格或者重用之說。
自從當上副書記後，任小亮就暗中向更加強勢的王家棟靠攏，他主管的黨建工作做的很出色，跟組織部的關係也逐漸密切起來，好幾次組織部的活動都是由北城區承辦的。
另外，任小亮也巧妙的暗中幫助王圓的經貿公司做成了幾筆木材生意。
這事別人或許不知，但是彭長宜卻知道。有一次彭長宜聽見王家棟打電話，斥責對方說道：
“你不願意上班願意做生意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你，但是你不許把手伸到我這裏來，不許動用我的關係，別以為你們做的事我不知道，那幾單木材是怎麽回事？你也不想想，別人幫助你，能不讓我知道嗎？即便不直接告訴我，總會有些暗示讓我明白的。”
對方好像在辯解什麽，王家棟嚴厲地說道：“什麽利益，別蒙人了，人家不會看重跟你合作的利益的。總之以後你給我注意，把事情辦利落一些，別留下什麽把柄給別人！”說完：“啪”的掛斷了電話。他氣得臉有些白，憤憤地說道：“我真是作孽，這一輩子都還不清他了！”
彭長宜斷定，這個電話定是部長的兒子王圓無疑。因為他對兒子腳的殘疾始終心存愧疚。
在王圓成長階段，父親王家棟疏於對孩子的教育和管理，王圓湊合著上了高中，但打架鬥毆是出了名，最後哪個學校都不要他了。兒子不成器，這幾乎成了王家棟夫婦的心病。後來王家棟執意要兒子去當兵，他認為部隊的大熔爐絕對能教育好他的兒子。於是就把不到當兵年齡的王圓，送到了最艱苦最邊遠的邊防部隊。兒子身殘並光榮退伍後，他感覺兒子變了很多，成熟穩重得不像過去的那個兒子了。
不過王家棟感到很欣慰，畢竟是部隊大熔爐，能夠鍛煉人，他甚至慶幸讓兒子當了兵，隻是那可惡的暴風雪……王家棟把兒子安排到了市公安局上班，但是兒子對這種機關工作不感興趣，全部心思都放在了經商上。那時全國各地都在辦公司，就連黨政部門都有三產，王圓就以單位的名義，跟北京的朋友辦了金盾經貿公司，掛靠公安局。
朱國慶說：“如果市委和王部長支持，我準備這月底就搞。”
王部長低頭翻看了一眼彭長宜放在桌上的報告，跟朱國慶說道：“回頭我和狄書記念叨念叨，你抓緊準備吧，沒聽出來我們彭科長還在等米下鍋嗎，他想在你那裏抓典型嗎？”
朱慶軒說：“我們也是試著搞的，心裏也沒底，畢竟是第一次。”
王部長說：“不但你北城是第一次，這在全市也是第一次，北城是全市工作的排頭兵，是出經驗的地方，隻要你堅持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一切程序都是透明的，就沒有問題。到時讓長宜他們全力配合你，搞好這個第一次。”
“那我先謝謝彭科長了。”朱國慶說道。
彭長宜趕緊舉起雙手：“您就別寒磣我了，這是我應該做的。”
“你朱書記就用不著跟他客氣了，要說感謝他還應該感謝你哪？”王家棟說道。
“部長說得對，家母的事，還要感謝您，多虧了您想的周到，不然我就真的抓瞎了。”彭長宜趕緊說道。
朱國慶聽他這麽說，趕忙衝他擺手：“小彭，不是我，你該感謝部長，他老人家一大早就給我下命令，我當時還在被窩裏呢？”
王部長一聽，趕忙製止住了他的話，說道：“行了行了別說了，張良怎麽樣？”
張良，是北城區政府主任，患肝癌已經住院三個多月了，這期間，一直是朱國慶代管區政府的工作。
朱國慶皺著眉頭說道：“很不好，家屬要求手術，醫院不給做，說是沒有手術的意義了，興許手術後還能走的快點。我還想給市委打個報告，今年工作任務這麽重，張主任又住院，是不是提前考慮一下我們那裏的實際情況……”
“怎麽考慮，人家在住院治病，我們這邊就把人家免了？”王家棟說。
彭長宜一聽他們在談人事問題，就站起身分別給部長和朱國慶的杯裏加滿水後就悄悄的走了出來。
從部長辦公室出來，彭長宜就在想，北城區辦事處曆來是亢州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向來是亢州的臉麵，全國20多家中省地直企業駐紮在這裏，也是市委市政府機關所在地，主任病危，政府權力空缺，書記黨政工作一肩挑，跳獨腳舞，這種局麵估計不會持續太長時間。
那麽，由此會不會引發下一輪的幹部調整工作？北城黨政班子的人選向來是曆屆市委都非常重視的，也是亢州的風向標，人們往往能從北城班子的構成看到亢州市級權力結構的縮影。
樊文良即便是再不攬權，對北城班子成員的搭配也是要擁有絕對裁決權的。
彭長宜剛出部長辦公室，就看見了一個人影閃進了旁邊小樓道最裏麵的市委辦主任範衛東的辦公室。
彭長宜從背影中認出，那是北城區副書記任小亮，是亢州“木頭人”的代表。
“木頭人”，是亢州對那些從東北林區來的人的統稱。
改革開放初期，亢州和其他地方一樣，經濟建設和城市建設的步伐加快，對木材和鋼材的需求量急劇增加。而那時國家還未全麵放開對木材和鋼材統購的限製，實行的是價格雙軌製，如果僅憑國家調撥的木材和鋼材遠遠滿足不了各地的需求，這樣，各地就挖空心思想方設法搞到木材和鋼材。
那時，亢州縣物資局和亢州縣鄉鎮企業局的主要工作就是拉關係、跑指標，無論是計劃內還是計劃外的，隻要跑來物質就的領導眼裏的能人和紅人。於是，那個年代，我們國家就出現了一個奇特的市場現象——官倒！
一些黨政幹部甚至部門機關，鑽價格“雙軌製”的空子，利用手中的職權專事倒賣鋼材、木材、水泥、化肥、農藥等緊銷物資，人們管這些人稱之為“官倒。”
隨著林區的木材緊俏，一些地方就加大了公關的力度。林區許多權力部門也抬高價碼，就將自己的子女、親朋好友的戶口搭車弄到關內各個城市，有的舉家離開寒冷的東北。
這些人大量湧入內地，由於北京戶口管製嚴格，他們大部分都留在了北京周邊地方，也有一部分人隨木頭南下，到達了內陸和沿海一帶的城市。
亢州管這部分人叫“木頭人。”
據說任小亮隻是林區某個林場的辦公室一名普通文秘人員，到了亢州後，一躍成為副科級幹部。直接進入亢州縣委辦公室任副主任，兩年後，被範衛東力薦到到北城任黨委副書記。那年他才35歲。
在亢州權力的金字塔中，書記市長自然不必說，那是塔中的頂尖人物，比他們稍遜一些的就是那些盤踞多年的老政客們了。除去書記市長，能夠與王家棟過手的恐怕隻有範衛東了。在亢州的權力場中，無論是過去十年派係鬥爭期間還是最近亢州的權力更替過程中，王家棟和範衛東始終不睦。
凡是王家棟擁護的，範衛東無論對錯一定要反對；凡是王家棟反對的範衛東一定要擁護。反之王家棟對範衛東也是如此。兩人從來都不避嫌，明裏暗裏地較量。有的時候鬧大了，樊文良出來就說上幾句話，事態很快就平息了。上任縣長就曾建議過把他們分開，推薦其中一個出去任任個副處級，但是樊文良始終沒動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
最近兩三年，範衛東一個顯著的弱勢就是年歲大了，身體不好，不再像過去那麽好鬥，一般在亢州的權力分割中，他是占不了上風的。所以，任小亮也隻能按規則出去任實職，絕無破格或者重用之說。
自從當上副書記後，任小亮就暗中向更加強勢的王家棟靠攏，他主管的黨建工作做的很出色，跟組織部的關係也逐漸密切起來，好幾次組織部的活動都是由北城區承辦的。
另外，任小亮也巧妙的暗中幫助王圓的經貿公司做成了幾筆木材生意。
這事別人或許不知，但是彭長宜卻知道。有一次彭長宜聽見王家棟打電話，斥責對方說道：
“你不願意上班願意做生意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你，但是你不許把手伸到我這裏來，不許動用我的關係，別以為你們做的事我不知道，那幾單木材是怎麽回事？你也不想想，別人幫助你，能不讓我知道嗎？即便不直接告訴我，總會有些暗示讓我明白的。”
對方好像在辯解什麽，王家棟嚴厲地說道：“什麽利益，別蒙人了，人家不會看重跟你合作的利益的。總之以後你給我注意，把事情辦利落一些，別留下什麽把柄給別人！”說完：“啪”的掛斷了電話。他氣得臉有些白，憤憤地說道：“我真是作孽，這一輩子都還不清他了！”
彭長宜斷定，這個電話定是部長的兒子王圓無疑。因為他對兒子腳的殘疾始終心存愧疚。
在王圓成長階段，父親王家棟疏於對孩子的教育和管理，王圓湊合著上了高中，但打架鬥毆是出了名，最後哪個學校都不要他了。兒子不成器，這幾乎成了王家棟夫婦的心病。後來王家棟執意要兒子去當兵，他認為部隊的大熔爐絕對能教育好他的兒子。於是就把不到當兵年齡的王圓，送到了最艱苦最邊遠的邊防部隊。兒子身殘並光榮退伍後，他感覺兒子變了很多，成熟穩重得不像過去的那個兒子了。
不過王家棟感到很欣慰，畢竟是部隊大熔爐，能夠鍛煉人，他甚至慶幸讓兒子當了兵，隻是那可惡的暴風雪……王家棟把兒子安排到了市公安局上班，但是兒子對這種機關工作不感興趣，全部心思都放在了經商上。那時全國各地都在辦公司，就連黨政部門都有三產，王圓就以單位的名義，跟北京的朋友辦了金盾經貿公司，掛靠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