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不會吝惜在和美國反恐怖部門的官員們交際的時候把它帶出來。有一次,我帶著它去cia的蘭利總部參觀(這倒沒有什麽大不了的,在美國為了做公關工作當然也是為了進行他們的愛國主義教育,像cia這樣的秘密機構也會定期開放自己總部的非保密區域給民眾參觀,當然我進的還更深入一些)。


    我和負責接待我的邁爾斯·帕丁森(前cia巴黎站的站長,現在是cia反恐處的副處長)在接待室裏聊天,一個中年男人突然走了進來,對他耳語了一陣,他擺了擺手讓他出去了。他轉過頭來笑著對我說,那是我們的保密官員,他似乎認為有人在刺探我們的情報。這個非常聰明的家夥點出了這一點,雖然語言有歧義,不過我已經明白他的所指。不過我還是我行我素無所顧忌地帶著這隻表,大大咧咧地和美國的反恐怖官員談論著各種有關反恐怖的機密情報。漸漸地,我發現我的那些跟班要麽是因為乏味,要麽是因為害怕從我的嘴裏再知道什麽他們不該知道的東西,也可能是fbi反恐處的人向他們施加了壓力,反正對於我的監視開始放鬆了。這一點在後來得到了證實,我的表被搶走了。


    在春節前,他們最後一次出現在我的視野中,我和小花在公園裏散步,一個黑人掏出手槍,要我們拿錢出來,我給了他100美刀,他還拿走了我們的手表。之後,兩個fbi特工衝出來把他抓了起來。幾天後,他們把錢和處理得幹幹淨淨的手表還給了我們。


    我向國內發了一份報平安的電報,幾天後,部裏麵派出幾個特工來到華盛頓接替幾個屆滿的官員,fbi的注意力被徹底轉移走了。現在是和史密斯,我的秘密情報員接觸的時候了。春節到了,使館裏陷入了一片忙碌當中,我們要按慣例舉行最隆重的使館招待會,一場情報大戰即將拉開帷幕。


    中美關係這些年總的來說比較穩定。對於蓬勃發展的中國市場的興趣替代了對可能來源於強大中國的競爭的恐懼,這種精英利益集團的共識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線。比較和諧的雙邊關係在駐美使館裏的表現就是美國的高級官員出席使館招待會的人數多了起來,一些地方政客還會出席民間舉行的慶祝中國傳統節日的活動。


    盡n等媒體的政治評論員們還在津津樂道於預測未來的國際政治走勢,但是我們的春節招待會並沒有受到太多的影響。或許是因為即將麵臨大選的考慮,白宮的幾位高級官員都借故推辭了我們使館的邀請,隻是派自己的高級助手或者是級別稍低的官員來參加。像國務卿惠勒斯派來了主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山姆,山姆正好就帶了史密斯一起來,對此我是求之不得。


    春節招待會如期舉行,我的“夫人”小花因為長得漂亮被招待會負責人借調去做主持人了,而我因為與籌備事務無關而落得個清淨。通常這種招待會上,我是可以請幾個美國反恐部門的高級官員來出席的,就像武官們要請美國國防部的人過來一樣,考慮再三,我還是請了幾個人來(這是比較矛盾的,因為我要借此機會和史密斯聯絡,而如果把那幫家夥請來,一是擔心他們會懷疑我和史密斯的接觸,二是我還要費心費力地招待他們,但是如果不請他們來,也會讓美國佬起疑心,認為我們要搞什麽陰謀)。


    麵對這種有點麻煩的局麵,我和現在華盛頓站的站長老陳商量了一下,讓他出幾個人招待我的客人,另外我們隻請反恐部門的人,把美國安全係統的客人限製在一定的數量和範圍內(由於肯定要請一些美國安全部門的客人,這對老陳也有好處,這樣我們可以名正言順地不讓美國反情報機構的人來使館,也讓我們和那些大大咧咧的美國政府官員交談時少一點顧忌)。


    農曆臘月29晚上,招待會如期舉行,華盛頓使館的禮賓大廳大的出奇,來自各國駐美使館的高級外交官、美國政治經濟界的名流來了將近上百人。我國駐美國的李大使致歡迎辭後,大使館豐盛的中國式小點心和美妙的中國古典音樂讓來賓們沉浸其中,流連忘返。我很快找到了史密斯,同他握了握手,向他作了自我介紹。當人們開始為台上的節目所吸引的時候(我們請到了一家來訪的中國古典昆曲曲藝團),我向他打了個手勢,示意他靠近一點說話。


    我說:“陶非凡先生(和他接觸的前國安部駐華盛頓站長)讓我替他向你問好,我們很感激你一直以來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態度,希望我和你能建立起良好的個人關係。”


    史密斯說:“不必客氣,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我當然也很高興能遇見你這麽一位中國朋友。我知道你是安全部門的,我也是協助助理國務卿管理美國國家安全事務,提供國家安全事務谘詢意見的人。當然和你們交流會有一些麻煩,你有什麽好的建議嗎?”


    我做了一個“請”的手勢:“要不這樣,我們去看節目吧。中國古老的昆曲藝術是很迷人的。”


    史密斯說:“謝謝!不用了,我還有點事,我想我應該告辭了。”


    史密斯走出了大使館,上了自己的車。他的手中拿著一張紙條,上麵寫的是:你的口袋裏有一個小u盤,訪問密碼是你女兒的生日。裏麵有一些我的建議。”


    大年初三,我從大使館離開,前一天下了一場雪,路上沒有什麽車輛。確認沒有人跟蹤以後,我開車去了市中心附近的一家銀行。我在自己租用的保險櫃裏放進了一些東西。半個小時後,一輛黑色福特轎車停在銀行前,一個南美裔中年人進了銀行,十分鍾後離開了那裏。我在原地等了十五分鍾,確定沒有哪個西裝筆挺神情嚴肅的fbi探員去銀行裏麵問問題後,就離開了。來的人當然是史密斯,他從我指定的地點取走了我給他的一部華為智能手機,當然還有證明這部手機是他購買的收據。


    我是一個很有想象力的人,這一點也被史密斯所認同。如今這個高科技互聯網時代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了很多的變化,放在我參軍進入朝鮮作戰的那個時代簡直是想都不敢想的。


    我們的地下工作方式也呈現出這種變化。我們再也不需要像以前的同行們那樣,在僻靜的牆角裏拿粉筆做記號,假裝在公園裏散步時碰見,把關係國家命運的微縮膠卷藏在樹林深處。很多時候用一封加密的電子郵件或者短信息就能把情報傳遞出去了,當然前提是加密的密鑰不能被泄露。


    當然不僅僅是我們的手段在變化,我們的對手的監控手段也在變化。美國國家安全局可以監聽任何美國國內的電話,監控美國全國範圍內的電子郵件。他們把所有需要注意的目標的聲音信號和郵件id賬戶等信息記錄下來,通過超級計算機處理受到他們監控的電話和電子郵件等等,不管目標人物用什麽電話和電腦,不管是手機、住宅電話、公用電話、個人電腦、ipad、筆記本電腦等等,隻要出現和目標人物的聲音及郵件id賬戶等個人信息相匹配的信息就會被定位處理。即使不是事先搜集到的目標人物的聲音信號和個人信息,如果通話和電子郵件中出現了諸如“爆炸”、“機密”、“聖戰”、“國家安全”之類的關鍵詞,也會被記錄和處理。


    但是短消息是數字代碼構成的,既不涉及使用者的聲音信號,也不涉及郵件id賬戶等個人信息。如果不出現特定規律的字符組合(也就是那些關鍵字),就不會被跟蹤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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