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城的首山宮回到自己府邸之後，剛剛換過戎服的大將軍孫靜邦，頓時已經為聞訊而來的親信和各色關係人等，所包圍了起來。作為國朝屈指可數被授以開府儀同三司而自置屬僚的頂級重臣，他麾下供養了數量不菲各色人等。
因此，在他們的有意無意的推動之下，官拜撫軍大將軍，長期執掌總綱參事府的孫靜邦，自然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見地。
作為國朝屈指可數的實職大將軍，他雖然已經將近五十歲而須發開始斑白了，但是依舊想的身體健碩而精神充沛，每日食飯三鬥，啖肉五斤，飲酒一廨，然後打拳翹關（舉重）各半個時辰，還能隔三差五的禦女若幹。
可謂是生命在於運動的一個傑出典範。
他算是前代幕府當主在晚年提拔起來的少壯派，早年創下不少威名赫赫的功勞和事跡，則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嶺外或是海外之地，堪稱是為國東征西討而在外域滅國破城無算的一代新銳將帥；
直到前代大府身體不虞，才將他從西天竺之地招還回來坐鎮總綱參事府，又妻以公室女而視同襟翼，亦是作為留給下一代的班底和輔佐人才。
然而，這番原本萬無一失的資曆，卻是因為後來圍繞在監國身邊的老臣派與新晉派的政治鬥爭，而無形間讓他的身份和立場變得尷尬起來。
因此，他才在原本北人黨那些暮氣漸深的資深元老們，已經越來越不合實質執領國政權柄的，當代監國心意和態度的情況下，帶領北人黨中尚有銳氣的新晉和少壯派成員，毅然在朝堂上與北人黨中其他三大支柱公然決裂，而出成為所謂的新北（人）黨。
因為長期對抗和暗中擎製的緣故，自從監國全麵當權之後，那些老北人黨可以說是已經徹底式微了；留下的各種資源和政治遺產，也都被他所領導的新北黨所接受和吸納。
可以說，除了遠在嶺內而影響力有限鞭長莫及的五路總管寧衝玄之外，當朝新北黨人之中已經是他私下可以一言而決和主導的大好局麵了。
隻是，隨後的幾年光景當中，他的運氣和境遇就有些未能盡如人意了。
原本負責接替他位置的樞密副使劉紹能，至今還呆在荊襄一代負責善後事宜；而原本要入朝主持樞密院的寧衝玄，也被留守在了陪都江寧；原本南下平叛名為他副手的王端臣，也在廣府收複之後就被留下部隊，而迅速隻身打發回原任地方去坐鎮了。
可以說北地那些實權的坑裏依舊被占據的滿滿地，根本沒有適合他插手或者說施展抱負的位置。而起額，從另一個方麵說，
雖然如今他，依舊擁有節製北地諸位帥臣的名分和總管頭銜，但因為受到到原本北人黨背景的牽連，他也最缺乏的無疑是參與兩次北伐的資曆和人望，而不得不和那位長期執領東南行司的寧總管一樣，呆在後方的大本營裏擔待起襄讚軍國事的“重任”；
至少在初次北伐崩潰之時，那位軍望資重的寧總管還被臨危受命指派出去，於江北當代起收拾殘局的關鍵重任，然而到他這裏，甚至就連後來曆次的江南定亂的功勞都沒有自己的份；
唯有在畿內大亂為叛黨所竊據的時候，身處後方的他拒不接受那些叛黨的拉攏，而帶著親信出奔進入東江道，然後再後續的平叛當中，以自己的威望和號召力，在東三道地方相應來自嶺內的勤王大軍，進而瓦解了畿內叛軍及其附從勢力的鬥誌和信念。
這才趕上了定難克亂之功的最後一點尾巴和風潮，算是在監國那兒得到了進一步的認可；因此，他其實很希望能夠有所機會脫出總綱參事府的局限，在北地證明自己尚未老矣而鐵甲依舊的勃勃雄心。
要知道大梁的總綱參事府乃是自故大唐一脈相承的體製，雖然沒有前朝那種與樞密院並稱“府院”的專重權柄；但也是為軍國籌謀計而製定戰略方向的重要部門，地位清貴猶在操作實務的兵部之上。
更別說依照早年沿襲的製度，但凡是下層行伍出身的領兵官，須得到武學再修和進研之後，再到參事府堪磨上或長或短的資曆，以培養戰略眼光和格局，才有可能得以外放為獨當一麵的一方守臣或是獨掌專征的一軍之主。
因此，身為與正副樞密使，知事們，比肩同位的參事府總章和佐貳官們，很容易籍此培養起廣泛的人脈，也是國朝異論相攪製度下製衡樞密院、兵部濫權的一個關鍵；
但是國朝兩次北伐大業的過程，卻是嚴重衝擊和破壞了這種沿襲日久的慣例和傳統；無數年輕新晉的將帥因此如雨後春筍一般冒出來，又因為種種功勳和戰績，而被戰時大本營和江寧行在就地破格簡拔起來；
因此，相比本身職權就被並入大本營的樞密使們，他所負責這個總綱參事府總章的地位和職分，就變得有些微妙和尷尬起來了；既無經略實務的事權，也幹涉不到正常的人事遷轉，更不掌錢糧轉運支給的要害，
真的就隻剩下襄讚輔佐的建議之權，還有就是根據上意和決定，製定相應的對敵方略和戰局部署而已了。如果不是監國為了權衡內部，而將他列為戰時大本營的一員，他甚至連參與最高層軍國決策的資格都沒有了。
好在，如今北伐造就的新興軍功勳貴的大山頭之中，尚有被稱為海外駐屯軍係的勢力，算是不乏他的淵源和故舊所在，也有人暗中表態願意接受和歡迎他的領導。
除此之外此外，還有出身畿內背景的京軍係，聚攏在王端臣麾下的荊湖係，存在感較小一些的蜀軍係，以及在外獨樹一幟的淮東係，這幾個較大的山頭和實力背景，就不是那麽好折服和支派了。
尤其是那個被私下討論的最多，非議也是最多的淮鎮。
至於有人一直鼓吹那位羅藩子隻是運氣好，善於撿便宜之類的說辭，他隻能是嗤之以鼻，戰陣之上生死離分最是公平無他，雖然有所運氣和概率之說；但是能夠撿得了一時便宜，卻不代表就能夠撿的了一世的便宜。
那位能夠從帶私兵助戰的流外團練官，一步步的走到現今方鎮一方的地步，當然自有其獨到之處，而不是所謂的總是運氣很好，總是能夠撿到別人的便宜的緣故；事實上，在國朝高層之中隱約有另一個說法流傳，
就是這位早年曾經遠赴北地的時候，意外尋獲了國朝先祖梁公所流下來的密藏，而多少得到被稱為“梁公天書”七卷當中，關於兵法韜略的部分內容和心得，這才像是變了個人一般，回到廣府後開始發跡而扶搖直上雲霄。
因此，這次大府明著他屈尊親自領兵北上送婚，就是一個改變這種局麵尤為重要的契機，隻要有一批班底和相應的軍勢，他並不缺乏信心，讓自己這個大將軍和都總管名銜，變得真正實至名歸。
他此次行事的底氣和憑仗自然不是空穴來風的，隻要國朝下定了決心而推動以大勢使然，就連昔日威名赫赫幾代人，坐擁重兵數十萬的東南行司，在國朝的一聲令下也是說消亡就消亡了，難道區區一個立足不過十年的淮鎮，就想因此能夠置身事外呢；
淮鎮有精兵強將也有土地產出和資源，更海路樞紐之要和得天獨厚的商業利益，借機為國分擔一下也是正常的事情。
此外，還有就是這次國朝當中政治資源和權力鬥爭上的需要，
無論怎麽說，在二次北伐之後造就了一大批軍功新貴裏，那位淮鎮之主無疑是獲益最多，也是最為眾矢之的的那個焦點。
畢竟北地五留後的名頭固然好聽，別人的鎮防之地都是師老疲弊，而地方殘破民生凋敝，就算是就是起來也是頗為困難；反倒是淮鎮治下多年遠離戰火，就算響應國朝征發也是出境作戰的居多，故而一貫休養生息的不錯。
因此，就算是那些新舊出爐的軍功新貴當中，因為在曆來國朝資源投入和重視程度上的競爭，由此結下仇怨或是幹脆就此看他不順眼的也是大有人在。
而且在很多人看來，北朝鼎覆而天下既定，就剩下一些後續收尾的殘餘戰事；那位羅藩子在大府麵前的重要性和價值已經逐步消退，再能打也逃不過一個功高震主的下場。
所以這些年下來，自然會生出各種覬覦和輕慢的心態來，而開始采取各種試探底線和態度的小手段。
另外據他所知，對於某些人而言，這次賜婚也是一個重要抉擇的關鍵：
如果對方願意知趣的交出權利回到朝堂中樞，備用權勢富貴榮養起來，那就是最好的結果，
如果不願意回來，那就是漸行漸遠需要采取直接打壓和鬥爭策略的時候了。大府再怎麽優容和信任之，也未必容得下一個一而再，再而三讓事情拖出自己掌握的臣下。
而以國朝立國上百年的，並不乏炮製和收拾權臣，或是尾大不掉藩鎮的手段和方案。有時候是簡單的一封詔書，有時是送到麵前的一杯毒酒，或是親近人士的一把短匕，或是來自部下的反攻倒算。。。
這時候，就需要有一位足夠分量和強勢的人物，坐鎮北地而整合局勢和果斷權宜的善後處置。
但是無論如何眼下的第一要務，就是籍此送婚之際在北地站穩腳跟再說了。
因此，在他們的有意無意的推動之下，官拜撫軍大將軍，長期執掌總綱參事府的孫靜邦，自然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見地。
作為國朝屈指可數的實職大將軍，他雖然已經將近五十歲而須發開始斑白了，但是依舊想的身體健碩而精神充沛，每日食飯三鬥，啖肉五斤，飲酒一廨，然後打拳翹關（舉重）各半個時辰，還能隔三差五的禦女若幹。
可謂是生命在於運動的一個傑出典範。
他算是前代幕府當主在晚年提拔起來的少壯派，早年創下不少威名赫赫的功勞和事跡，則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嶺外或是海外之地，堪稱是為國東征西討而在外域滅國破城無算的一代新銳將帥；
直到前代大府身體不虞，才將他從西天竺之地招還回來坐鎮總綱參事府，又妻以公室女而視同襟翼，亦是作為留給下一代的班底和輔佐人才。
然而，這番原本萬無一失的資曆，卻是因為後來圍繞在監國身邊的老臣派與新晉派的政治鬥爭，而無形間讓他的身份和立場變得尷尬起來。
因此，他才在原本北人黨那些暮氣漸深的資深元老們，已經越來越不合實質執領國政權柄的，當代監國心意和態度的情況下，帶領北人黨中尚有銳氣的新晉和少壯派成員，毅然在朝堂上與北人黨中其他三大支柱公然決裂，而出成為所謂的新北（人）黨。
因為長期對抗和暗中擎製的緣故，自從監國全麵當權之後，那些老北人黨可以說是已經徹底式微了；留下的各種資源和政治遺產，也都被他所領導的新北黨所接受和吸納。
可以說，除了遠在嶺內而影響力有限鞭長莫及的五路總管寧衝玄之外，當朝新北黨人之中已經是他私下可以一言而決和主導的大好局麵了。
隻是，隨後的幾年光景當中，他的運氣和境遇就有些未能盡如人意了。
原本負責接替他位置的樞密副使劉紹能，至今還呆在荊襄一代負責善後事宜；而原本要入朝主持樞密院的寧衝玄，也被留守在了陪都江寧；原本南下平叛名為他副手的王端臣，也在廣府收複之後就被留下部隊，而迅速隻身打發回原任地方去坐鎮了。
可以說北地那些實權的坑裏依舊被占據的滿滿地，根本沒有適合他插手或者說施展抱負的位置。而起額，從另一個方麵說，
雖然如今他，依舊擁有節製北地諸位帥臣的名分和總管頭銜，但因為受到到原本北人黨背景的牽連，他也最缺乏的無疑是參與兩次北伐的資曆和人望，而不得不和那位長期執領東南行司的寧總管一樣，呆在後方的大本營裏擔待起襄讚軍國事的“重任”；
至少在初次北伐崩潰之時，那位軍望資重的寧總管還被臨危受命指派出去，於江北當代起收拾殘局的關鍵重任，然而到他這裏，甚至就連後來曆次的江南定亂的功勞都沒有自己的份；
唯有在畿內大亂為叛黨所竊據的時候，身處後方的他拒不接受那些叛黨的拉攏，而帶著親信出奔進入東江道，然後再後續的平叛當中，以自己的威望和號召力，在東三道地方相應來自嶺內的勤王大軍，進而瓦解了畿內叛軍及其附從勢力的鬥誌和信念。
這才趕上了定難克亂之功的最後一點尾巴和風潮，算是在監國那兒得到了進一步的認可；因此，他其實很希望能夠有所機會脫出總綱參事府的局限，在北地證明自己尚未老矣而鐵甲依舊的勃勃雄心。
要知道大梁的總綱參事府乃是自故大唐一脈相承的體製，雖然沒有前朝那種與樞密院並稱“府院”的專重權柄；但也是為軍國籌謀計而製定戰略方向的重要部門，地位清貴猶在操作實務的兵部之上。
更別說依照早年沿襲的製度，但凡是下層行伍出身的領兵官，須得到武學再修和進研之後，再到參事府堪磨上或長或短的資曆，以培養戰略眼光和格局，才有可能得以外放為獨當一麵的一方守臣或是獨掌專征的一軍之主。
因此，身為與正副樞密使，知事們，比肩同位的參事府總章和佐貳官們，很容易籍此培養起廣泛的人脈，也是國朝異論相攪製度下製衡樞密院、兵部濫權的一個關鍵；
但是國朝兩次北伐大業的過程，卻是嚴重衝擊和破壞了這種沿襲日久的慣例和傳統；無數年輕新晉的將帥因此如雨後春筍一般冒出來，又因為種種功勳和戰績，而被戰時大本營和江寧行在就地破格簡拔起來；
因此，相比本身職權就被並入大本營的樞密使們，他所負責這個總綱參事府總章的地位和職分，就變得有些微妙和尷尬起來了；既無經略實務的事權，也幹涉不到正常的人事遷轉，更不掌錢糧轉運支給的要害，
真的就隻剩下襄讚輔佐的建議之權，還有就是根據上意和決定，製定相應的對敵方略和戰局部署而已了。如果不是監國為了權衡內部，而將他列為戰時大本營的一員，他甚至連參與最高層軍國決策的資格都沒有了。
好在，如今北伐造就的新興軍功勳貴的大山頭之中，尚有被稱為海外駐屯軍係的勢力，算是不乏他的淵源和故舊所在，也有人暗中表態願意接受和歡迎他的領導。
除此之外此外，還有出身畿內背景的京軍係，聚攏在王端臣麾下的荊湖係，存在感較小一些的蜀軍係，以及在外獨樹一幟的淮東係，這幾個較大的山頭和實力背景，就不是那麽好折服和支派了。
尤其是那個被私下討論的最多，非議也是最多的淮鎮。
至於有人一直鼓吹那位羅藩子隻是運氣好，善於撿便宜之類的說辭，他隻能是嗤之以鼻，戰陣之上生死離分最是公平無他，雖然有所運氣和概率之說；但是能夠撿得了一時便宜，卻不代表就能夠撿的了一世的便宜。
那位能夠從帶私兵助戰的流外團練官，一步步的走到現今方鎮一方的地步，當然自有其獨到之處，而不是所謂的總是運氣很好，總是能夠撿到別人的便宜的緣故；事實上，在國朝高層之中隱約有另一個說法流傳，
就是這位早年曾經遠赴北地的時候，意外尋獲了國朝先祖梁公所流下來的密藏，而多少得到被稱為“梁公天書”七卷當中，關於兵法韜略的部分內容和心得，這才像是變了個人一般，回到廣府後開始發跡而扶搖直上雲霄。
因此，這次大府明著他屈尊親自領兵北上送婚，就是一個改變這種局麵尤為重要的契機，隻要有一批班底和相應的軍勢，他並不缺乏信心，讓自己這個大將軍和都總管名銜，變得真正實至名歸。
他此次行事的底氣和憑仗自然不是空穴來風的，隻要國朝下定了決心而推動以大勢使然，就連昔日威名赫赫幾代人，坐擁重兵數十萬的東南行司，在國朝的一聲令下也是說消亡就消亡了，難道區區一個立足不過十年的淮鎮，就想因此能夠置身事外呢；
淮鎮有精兵強將也有土地產出和資源，更海路樞紐之要和得天獨厚的商業利益，借機為國分擔一下也是正常的事情。
此外，還有就是這次國朝當中政治資源和權力鬥爭上的需要，
無論怎麽說，在二次北伐之後造就了一大批軍功新貴裏，那位淮鎮之主無疑是獲益最多，也是最為眾矢之的的那個焦點。
畢竟北地五留後的名頭固然好聽，別人的鎮防之地都是師老疲弊，而地方殘破民生凋敝，就算是就是起來也是頗為困難；反倒是淮鎮治下多年遠離戰火，就算響應國朝征發也是出境作戰的居多，故而一貫休養生息的不錯。
因此，就算是那些新舊出爐的軍功新貴當中，因為在曆來國朝資源投入和重視程度上的競爭，由此結下仇怨或是幹脆就此看他不順眼的也是大有人在。
而且在很多人看來，北朝鼎覆而天下既定，就剩下一些後續收尾的殘餘戰事；那位羅藩子在大府麵前的重要性和價值已經逐步消退，再能打也逃不過一個功高震主的下場。
所以這些年下來，自然會生出各種覬覦和輕慢的心態來，而開始采取各種試探底線和態度的小手段。
另外據他所知，對於某些人而言，這次賜婚也是一個重要抉擇的關鍵：
如果對方願意知趣的交出權利回到朝堂中樞，備用權勢富貴榮養起來，那就是最好的結果，
如果不願意回來，那就是漸行漸遠需要采取直接打壓和鬥爭策略的時候了。大府再怎麽優容和信任之，也未必容得下一個一而再，再而三讓事情拖出自己掌握的臣下。
而以國朝立國上百年的，並不乏炮製和收拾權臣，或是尾大不掉藩鎮的手段和方案。有時候是簡單的一封詔書，有時是送到麵前的一杯毒酒，或是親近人士的一把短匕，或是來自部下的反攻倒算。。。
這時候，就需要有一位足夠分量和強勢的人物，坐鎮北地而整合局勢和果斷權宜的善後處置。
但是無論如何眼下的第一要務，就是籍此送婚之際在北地站穩腳跟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