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修先生，反對斡脫商人放貸取利，為何也對色目人‘包稅’如此抵觸，難道朝廷獲得充足的稅賦，又省去了諸多相關官吏的開支，不是兩全其美的辦法嗎？”趙昺笑問道。
“商人重利，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為害甚大，何來兩全之說！”劉因聽南朝皇帝對自己的諫議如此輕描淡寫，不由地怒道，“朝廷貪利，商人必然倍之，而所得皆出自百姓，使得民生困苦。”
“朝廷隻要加以節製，約束其所為，限製其所得，便可使百姓免受其擾！”趙昺言道。
“嗬嗬，陛下真是明君啊！”劉因讚道，可誰都聽出其中的譏諷之意，“如何加以節製，隻怕屆時官商蛇鼠一窩，上下勾結，變本加厲的盤剝百姓，能的民不聊生，天下動蕩！”
“就隻有這些了嗎？”趙昺並沒有著惱，而是笑著再問道。
“難道這些還不夠嗎？不知陛下還想要些什麽？”劉因哼聲不屑地道，剛對南朝皇帝有的些許好感又頃刻蕩然無存了。
“若靜修先生認識僅止於此，還是過於淺薄了，讓朕有些失望了！”趙昺聽罷輕輕搖頭似是惋惜地道。
“哦，願問陛下高見！”劉因有些驚訝，卻不服氣的梗著脖子道。
劉因的擔心其實有些多餘，這個問題趙昺早就有所警惕，而近現代社會雖然沒有撲買包稅這種製度，但也並沒有完全消失不見，在有些方麵不過改頭換麵依然大行其道。而西方學者很早也對包稅製有所研究。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斷言，“最殘酷的稅法，常見於公家收入大部分采用包稅製的國家”。這是因為，從長遠觀點看，包稅製既不利於提高稅收收入，也不利於減輕百姓負擔，而隻是將財富集中在包稅人手裏。
但創立明朝的朱元璋對前朝的評價則是“元以寬縱失國”，這就耐人尋味了，趙昺起初並沒有想清楚這是怎麽回事，自然他一個靠技術吃飯的也是沒有必要去深究。直到回到此間有了身臨其境的體會後，才終於明白其中的深意。
現在流行句話叫做‘不知他人苦，莫勸他人善’，按照趙昺的理解就是脫離現實環境講道理，其實就是耍流氓。
包稅製在蒙元的實施也是有曆史背景的。蒙古人出身草原，其本身不善理財，成吉思汗及其後裔麾下的鐵騎，締造了蒙元王朝空前廣闊的疆域。但這些“隻識彎弓射大雕”的草原英雄對如何管理這個龐大帝國的財政簡直一無所知。
蒙古開始向外擴張時，最初的目的是為了掠奪。因此，每到一地後，總是把財產掠奪一空，把擄來的人民、工匠充作奴隸，按功大小分賜給諸王貴族、將領，而大汗則從中各取一份。他們簡直不知道有“賦稅”這回事，這時色目人出現了。
由於蒙古是遊牧民族，除了飲馬乳、食羊肉及圍獵所得外，手工業品極端缺乏，需要對外交換以滿足其生活需要，蒙古貴族還需要一些奢侈品如織金衣料等。而早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以前，已有不少中亞的回回商人來到大漠南北各地做買賣。
隨著蒙古軍隊的幾次“西征”，西域、中亞的廣大地區都被納入版圖。因此，有更多的西域色目商人來到東方經商。當時的蒙古貴族還不懂得如何“巧妙地”剝削定居人民，而色目商人憑著“能知城子的體例、道理之故”，順理成章地充當了他們搜括財富的幫手。
大蒙古國與色目商人搭起的草台班子，他們開始參與管理經濟事務。中國傳統講究“重本抑末”。商人沒有政治地位，工商業也不受重視。但蒙元的情況就不一樣，色目商人當了家，商業稅變得相當發達。
元朝的商業稅稅率是多少呢？三十分取一。這個稅率比之現代社會都要低得多，當然其中不乏有色目人的私心在其中。但將稅收製度標準化、規範化，使地方官員無法盤剝壓榨商人，自然有利於商業的發展。
另一方麵，當時還規定，商人必須按月納稅，然後才可以進入城鄉市場進行貿易。如果沒有納稅憑證，或不出示憑證則為匿稅。如匿稅“物資一半沒官”。為了打擊偷漏稅行為，又規定“於沒官物內一半付告人充賞”。如此蒙古人的商稅收入自然是非常可觀的，大家都受益也其樂融融。
但蒙古人的理財觀念並沒有因為色目人的參與而長進多少，在他們從金人手中奪取了華北大片土地後，統治集團裏還有人認為，漢人對於國家沒有什麽用處，主張把農民趕走，把土地改為牧場。
如果這樣蠻幹，勢必嚴重破壞中原的社會經濟，也勢必迫使農民起來反抗。幸好耶律楚材及時打消了這個愚蠢的主意，他向窩闊台建議，漢人不是沒有用處，隻要征收地稅、商稅以及鹽、鐵、酒等稅，每年可以收入白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糧食四十多萬石，足夠供給軍費。
不過即便如此蒙古統治者依然是隻重視從中原農耕地區搜刮勞力和錢財，對漢地本身的治理反而有所輕視，從而出現所謂“漢地不治”的局麵。但畢竟有了製度，照章征稅即可。而這時色目商人再次參與對漢地管理之中，而“撲買”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點。
什麽是“撲買”呢？其實就是朝廷不設征管人員、由商人通過招標投標的方式對一個地區或稅種進行承包，預先向國家支付一定的錢財，來取得征稅的權力。少收賠補，多收留成。西域商人劉忽篤馬等人第一次向窩闊台提出包稅的請求，想用一百四十萬兩白銀包買全國課稅。
於是在色目商人奧都剌合蠻，再次向窩闊台提出了包買天下稅收的請求，並開出了讓大汗無法拒絕的價碼——相當於當時全年稅收的兩倍的二百二十萬兩白銀。結果，就連才智出眾的耶律楚材也沒法阻止奧都剌合蠻獲得“撲買”的權力。
奧都剌合蠻被任命為諸路課稅使，統管國家十路課稅所。果然不出耶律楚材所料，取得了全國課稅權之後，奧都剌合蠻為了迅速收回“前期投資”，並賺取更多的利潤，也將征稅大權明碼標價、層層轉包……
“靜修先生可知蒙元農稅多少？”趙昺問道。
“自忽必烈汗時起，中原的賦稅包括稅糧和科差。稅糧分丁稅和地稅：丁稅，全科戶每丁粟二石，驅丁一石，減半科戶每丁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科差分絲料和包銀，是按戶征收的。元代的江南賦稅則與前宋相同，即繼續征收秋稅和夏稅。夏稅征木綿、布、絹、絲綿等物，秋稅主要是征糧。”劉因答道，顯然他對蒙元政策還是了解的。
“嗯，大體上北方科差重，南方稅糧重！”趙昺點點頭道，“靜修先生先時說的也不錯，色目商人獲得包稅權力，他向民間征收的稅賦必定會超過此數。在蒙元權貴看來，包稅人能夠便捷地幫助其攫取社會財富，簡直是與天上掉下的餡餅無異。但取之必予之的道理，先生也必定清楚！”
“當然，朝廷令其掌管稅賦，當然要予以其特權，即便提高稅額，強行征取，導致地方官府不敢幹涉，而百姓控訴無門，使得民間積怨甚重，社會動蕩不止！”劉因言道。
“先生所言大體不錯。但不是地方官府不敢幹涉，而是與其沆瀣一氣，甚至蛇鼠一窩，各自取利。”趙昺言道，“以朕所知，當年安西王府的官員趙炳向阿合馬表示，陝西歲入一萬九千錠，但盡心籌辦，可以達到四萬錠，於是阿合馬命趙炳負責總辦。兩年後，當地歲入果然增長到五萬四千錠，另一個饒州總管姚文龍聲言：江南財賦每年可辦鈔五十萬錠，阿合馬即任他為江西道宣慰使。”
“顯而易見，地方官員為升官而不惜肆意拔高稅額，而色目商人則可從中簒取巨額財富，且可借助官府征收稅賦，這必然導致官場腐敗，為了謀求政績不擇手段，使當地繳納的稅課成倍增長的同時，無疑也培育了一批勢同狼虎的惡吏。”
“陛下所言有理，官員與色目商人勾結取利，必然會包庇其所為，甚至加以縱容，使官府檢校之能形同虛設，導致朝廷難以知曉地方實情，百姓上訴無門苦不堪言。”劉因點頭道。
“這隻是其一，而更嚴重的是導致鄉紳和地主權勢惡性膨脹，也隨之喪失教化和維護本鄉百姓之能，反而助紂為虐，與色目商人一起壓榨、欺壓百姓。”趙昺言道。
“這怎生可能，吾在真定少有聞之啊！”確切的說劉因也算是鄉紳名流，也承擔著教化百姓，為其發聲，維護其利益的責任，隻是他混的比較慘而已，驟然聞之難以相信……
“商人重利，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為害甚大，何來兩全之說！”劉因聽南朝皇帝對自己的諫議如此輕描淡寫，不由地怒道，“朝廷貪利，商人必然倍之，而所得皆出自百姓，使得民生困苦。”
“朝廷隻要加以節製，約束其所為，限製其所得，便可使百姓免受其擾！”趙昺言道。
“嗬嗬，陛下真是明君啊！”劉因讚道，可誰都聽出其中的譏諷之意，“如何加以節製，隻怕屆時官商蛇鼠一窩，上下勾結，變本加厲的盤剝百姓，能的民不聊生，天下動蕩！”
“就隻有這些了嗎？”趙昺並沒有著惱，而是笑著再問道。
“難道這些還不夠嗎？不知陛下還想要些什麽？”劉因哼聲不屑地道，剛對南朝皇帝有的些許好感又頃刻蕩然無存了。
“若靜修先生認識僅止於此，還是過於淺薄了，讓朕有些失望了！”趙昺聽罷輕輕搖頭似是惋惜地道。
“哦，願問陛下高見！”劉因有些驚訝，卻不服氣的梗著脖子道。
劉因的擔心其實有些多餘，這個問題趙昺早就有所警惕，而近現代社會雖然沒有撲買包稅這種製度，但也並沒有完全消失不見，在有些方麵不過改頭換麵依然大行其道。而西方學者很早也對包稅製有所研究。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斷言，“最殘酷的稅法，常見於公家收入大部分采用包稅製的國家”。這是因為，從長遠觀點看，包稅製既不利於提高稅收收入，也不利於減輕百姓負擔，而隻是將財富集中在包稅人手裏。
但創立明朝的朱元璋對前朝的評價則是“元以寬縱失國”，這就耐人尋味了，趙昺起初並沒有想清楚這是怎麽回事，自然他一個靠技術吃飯的也是沒有必要去深究。直到回到此間有了身臨其境的體會後，才終於明白其中的深意。
現在流行句話叫做‘不知他人苦，莫勸他人善’，按照趙昺的理解就是脫離現實環境講道理，其實就是耍流氓。
包稅製在蒙元的實施也是有曆史背景的。蒙古人出身草原，其本身不善理財，成吉思汗及其後裔麾下的鐵騎，締造了蒙元王朝空前廣闊的疆域。但這些“隻識彎弓射大雕”的草原英雄對如何管理這個龐大帝國的財政簡直一無所知。
蒙古開始向外擴張時，最初的目的是為了掠奪。因此，每到一地後，總是把財產掠奪一空，把擄來的人民、工匠充作奴隸，按功大小分賜給諸王貴族、將領，而大汗則從中各取一份。他們簡直不知道有“賦稅”這回事，這時色目人出現了。
由於蒙古是遊牧民族，除了飲馬乳、食羊肉及圍獵所得外，手工業品極端缺乏，需要對外交換以滿足其生活需要，蒙古貴族還需要一些奢侈品如織金衣料等。而早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以前，已有不少中亞的回回商人來到大漠南北各地做買賣。
隨著蒙古軍隊的幾次“西征”，西域、中亞的廣大地區都被納入版圖。因此，有更多的西域色目商人來到東方經商。當時的蒙古貴族還不懂得如何“巧妙地”剝削定居人民，而色目商人憑著“能知城子的體例、道理之故”，順理成章地充當了他們搜括財富的幫手。
大蒙古國與色目商人搭起的草台班子，他們開始參與管理經濟事務。中國傳統講究“重本抑末”。商人沒有政治地位，工商業也不受重視。但蒙元的情況就不一樣，色目商人當了家，商業稅變得相當發達。
元朝的商業稅稅率是多少呢？三十分取一。這個稅率比之現代社會都要低得多，當然其中不乏有色目人的私心在其中。但將稅收製度標準化、規範化，使地方官員無法盤剝壓榨商人，自然有利於商業的發展。
另一方麵，當時還規定，商人必須按月納稅，然後才可以進入城鄉市場進行貿易。如果沒有納稅憑證，或不出示憑證則為匿稅。如匿稅“物資一半沒官”。為了打擊偷漏稅行為，又規定“於沒官物內一半付告人充賞”。如此蒙古人的商稅收入自然是非常可觀的，大家都受益也其樂融融。
但蒙古人的理財觀念並沒有因為色目人的參與而長進多少，在他們從金人手中奪取了華北大片土地後，統治集團裏還有人認為，漢人對於國家沒有什麽用處，主張把農民趕走，把土地改為牧場。
如果這樣蠻幹，勢必嚴重破壞中原的社會經濟，也勢必迫使農民起來反抗。幸好耶律楚材及時打消了這個愚蠢的主意，他向窩闊台建議，漢人不是沒有用處，隻要征收地稅、商稅以及鹽、鐵、酒等稅，每年可以收入白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糧食四十多萬石，足夠供給軍費。
不過即便如此蒙古統治者依然是隻重視從中原農耕地區搜刮勞力和錢財，對漢地本身的治理反而有所輕視，從而出現所謂“漢地不治”的局麵。但畢竟有了製度，照章征稅即可。而這時色目商人再次參與對漢地管理之中，而“撲買”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點。
什麽是“撲買”呢？其實就是朝廷不設征管人員、由商人通過招標投標的方式對一個地區或稅種進行承包，預先向國家支付一定的錢財，來取得征稅的權力。少收賠補，多收留成。西域商人劉忽篤馬等人第一次向窩闊台提出包稅的請求，想用一百四十萬兩白銀包買全國課稅。
於是在色目商人奧都剌合蠻，再次向窩闊台提出了包買天下稅收的請求，並開出了讓大汗無法拒絕的價碼——相當於當時全年稅收的兩倍的二百二十萬兩白銀。結果，就連才智出眾的耶律楚材也沒法阻止奧都剌合蠻獲得“撲買”的權力。
奧都剌合蠻被任命為諸路課稅使，統管國家十路課稅所。果然不出耶律楚材所料，取得了全國課稅權之後，奧都剌合蠻為了迅速收回“前期投資”，並賺取更多的利潤，也將征稅大權明碼標價、層層轉包……
“靜修先生可知蒙元農稅多少？”趙昺問道。
“自忽必烈汗時起，中原的賦稅包括稅糧和科差。稅糧分丁稅和地稅：丁稅，全科戶每丁粟二石，驅丁一石，減半科戶每丁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科差分絲料和包銀，是按戶征收的。元代的江南賦稅則與前宋相同，即繼續征收秋稅和夏稅。夏稅征木綿、布、絹、絲綿等物，秋稅主要是征糧。”劉因答道，顯然他對蒙元政策還是了解的。
“嗯，大體上北方科差重，南方稅糧重！”趙昺點點頭道，“靜修先生先時說的也不錯，色目商人獲得包稅權力，他向民間征收的稅賦必定會超過此數。在蒙元權貴看來，包稅人能夠便捷地幫助其攫取社會財富，簡直是與天上掉下的餡餅無異。但取之必予之的道理，先生也必定清楚！”
“當然，朝廷令其掌管稅賦，當然要予以其特權，即便提高稅額，強行征取，導致地方官府不敢幹涉，而百姓控訴無門，使得民間積怨甚重，社會動蕩不止！”劉因言道。
“先生所言大體不錯。但不是地方官府不敢幹涉，而是與其沆瀣一氣，甚至蛇鼠一窩，各自取利。”趙昺言道，“以朕所知，當年安西王府的官員趙炳向阿合馬表示，陝西歲入一萬九千錠，但盡心籌辦，可以達到四萬錠，於是阿合馬命趙炳負責總辦。兩年後，當地歲入果然增長到五萬四千錠，另一個饒州總管姚文龍聲言：江南財賦每年可辦鈔五十萬錠，阿合馬即任他為江西道宣慰使。”
“顯而易見，地方官員為升官而不惜肆意拔高稅額，而色目商人則可從中簒取巨額財富，且可借助官府征收稅賦，這必然導致官場腐敗，為了謀求政績不擇手段，使當地繳納的稅課成倍增長的同時，無疑也培育了一批勢同狼虎的惡吏。”
“陛下所言有理，官員與色目商人勾結取利，必然會包庇其所為，甚至加以縱容，使官府檢校之能形同虛設，導致朝廷難以知曉地方實情，百姓上訴無門苦不堪言。”劉因點頭道。
“這隻是其一，而更嚴重的是導致鄉紳和地主權勢惡性膨脹，也隨之喪失教化和維護本鄉百姓之能，反而助紂為虐，與色目商人一起壓榨、欺壓百姓。”趙昺言道。
“這怎生可能，吾在真定少有聞之啊！”確切的說劉因也算是鄉紳名流，也承擔著教化百姓，為其發聲，維護其利益的責任，隻是他混的比較慘而已，驟然聞之難以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