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頌看陛下若有所思，知道自己的話觸動了皇帝心底的擔憂，又沒有打斷自己，便接著說下去。
至於許衡名為蒙元重臣，其實為北方的一大名儒，但其先前所受的儒學教育基本上是金之落第老儒的“句讀之學”。後來，他從姚樞處得讀程朱遺書，大有所得，遂與姚樞、竇默相講習。他長期位居國子祭酒，以儒家六藝教授蒙古子弟。
許衡的學術宗旨大體上是以朱熹之學為依歸。他格外重視朱子的《小學》和《四書章句集注》，強調進學的次序和踐履力行。在為學方法上，強調“慎思”，以為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都可歸為一個思字，“要思無邪”。在理欲問題上，他以為天理就在人的心中，以為直求本心即可得天理，表現出依違於朱陸二人的思想傾向。
因此許衡對於保存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漢族文化，促進民族間的文化交流，都有現實的意義。另外，他極力勸說元朝的統治者力行漢法，促進了蒙古族的漢化進程。故而可以說他對宋儒的理學傳播影響甚大，當然也意味著朱陸的合流或者說是理學的轉折。
剛剛提過的劉因，他終生未仕，隱居鄉野，授徒以終。初從國子司業硯彌堅習經學章句，但不滿章句的訓詁疏釋之學，以為聖人精義絕不在於此。及得趙複所傳宋儒周敦頤、邵雍、二程、張載、朱熹、呂祖謙等人的著作，深為折服。
其以為邵雍至大也；周敦頤至精也；二程至正也；朱熹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遂轉向理學，推崇邵雍和朱熹，極力發揮邵雍的“象數學”和“觀物”思想。至於其理學思想，雖自謂上承朱熹，屬於朱學的範疇，但他在服膺程朱理學的同時，並不嚴守門戶，實也雜入陸九淵“反求諸己”“自求本心”的思想。
如言“天道”，則把自然與社會的發展變化歸於“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即“理”，認為由“理”而有世界萬物和人的生命，由“理”產生倫理綱常。主張將“人欲”化為“天理”，其方法是當求於己，無待於外。
其又提出“返求六經”及與此相關的“古無經史之分”的見解，以為《詩經》《尚書》《春秋》原本是史，隻是後來由聖人刪定才變成經典。表明他一方麵看到理學的思想價值，另一方麵也清楚地看到理學家易患穿鑿附會的毛病，即往往脫離經典原義而發空論。
另有在蒙元頗有影響的大儒吳澄，其實是大宋江西人，世代業儒，自幼用力於聖賢之學，直承宋代理學的端緒，自以朱熹學術的傳承者自居。其學也更加精微，尤其是他的“道統說”，主張道之大原出於天，突出聖賢之傳道本於天的思想。
至於其理學思想，主要以折中朱陸為特色。他說：“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學問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據此可見其對朱陸分歧的基本看法。當學者執經問難時，吳澄往往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後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其意圖在於使學者先反之於心，而後求之五經。
其於“天道”“理氣”，認為“理”在“氣”中，原本不離，“理”是“氣”的主宰。而又以為為學之要在於“心”，主張反之吾心，體仁之本，敬為要；用仁之用，孝為首。孩提之童無不愛親，此“良心發見”之最先者，苟能充之四海皆準。
吳澄在景炎十一年受友人之邀到達燕京，與一班蒙元名士頻繁交往，彼此談經論學，相互切磋。彼時程钜夫覺得人才難得，實在不忍心遺棄賢能之士。於是竟違背自己的諾言，特別把吳澄向忽必烈作了推薦。
吳澄很快知道了此事，仍以母親年邁體衰為由，極力推辭。隨後收拾行李，決定獨自南歸。朝中公卿大夫素聞吳澄之賢，紛紛出麵挽留，但吳澄執意離京。但因為當時忽必烈駕崩，朝局動蕩，我朝發起收複江南之役，因而被迫滯留於燕京，卻為接受偽職……
陳識時和馬端臨見陛下一直靜聽張頌所言，並未打斷，哪裏還不明白皇帝對於朱理之學在蒙元方麵產生的‘變異’有了想法，心裏已然對於蒙元儒士的看法有所改變。而他們作為皇帝身邊近臣當然也清楚其因理學的盛行，與當前推行的新政理念有駁，進而對秉承主理之學的儒士進行打壓，轉而提倡永嘉學派的事功之學。
而對於蒙元儒士皇帝一是出於政治上考慮，因為他們曾為異族統治者女真和蒙古服務，所以極為不信任；二是蒙元儒士轉而崇尚朱理之學，也會導致收複中原後的政策推行形成阻礙，更擔心南北儒士合流抵製新政，不利於以後的統治。
正是出於這些方麵的擔心，陳識時等近臣是明白皇帝欲在利用戰亂之際對蒙元儒林進行清洗，但也許擔心‘滅儒之舉’會遭到江南儒士的抵製，並沒有明旨實施。可在收複河南和山東的戰事中，許多蒙元漢侯被滅門，依附於他們的儒士也同時被殺或失蹤，其中蹊蹺外人可能不得而知，而他們卻是能夠感覺到一二的。
陳識時等人雖說是皇帝近臣，可也畢竟是萬千儒士中的一員，而千年來儒林雖皆奉孔孟為聖，但各種學派之間的爭奪並沒有停止過。不過他們以為不能因為國家間的戰爭，而‘縱容’皇帝對北地儒士進行屠戮，有責任對皇帝進行勸諫。
所以在發現皇帝心有所動的時候，也趕緊順著張頌所言展開勸說，大談元朝儒學雖是以程朱理學為基本內容而又有所發展，但在發展的同時，實際上是以陸九淵的心學去補充朱熹學術思想的不足。這樣一來，元代理學便呈現出調和朱陸的傾向。
而今中原儒士的主流以為朱、陸兩派學說各有利弊，在仁義道德等方麵，兩人似乎並無太大的差異。而陸九淵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熹之質篤實，故好邃密。各因其質之所近，故所入之途不同。
因此中原名儒大家也認為朱熹之學是教人為學之常，陸九淵之說是才高獨得之妙。前者之流弊是缺少力行的功夫而流於空談；後者之流弊是有點像佛教談空說妙，而不能盡致知之功。主張調和朱陸，欲吸收陸九淵的簡易之說，以補朱熹後學忽視力行的毛病……
“汝等的意見朕會考慮，先告退吧！”趙昺見幾個人已經輪流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而今看著他，希望能得到自己的答案，他未置可否地道。
“陛下……”陳識時有點兒急了，眼看他們勸了半天，陛下卻不為所動，再次施禮道。
“退下吧！”趙昺皺皺眉沉聲道。
“屬下告退！”幾個人見陛下有些不悅，隻能無奈的相互對視一眼，躬身告退。
“嗬嗬……”見他們退出，趙昺輕笑著搖搖頭，起身洗漱後，便到寢帳中休息了。不過文相等的聯名奏表和幾個人的規勸，讓他也是一時難以入眠，權衡著其中的利弊。
趙昺首先想到的是當年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這件事雖然坑殺的是那些對秦國政策不滿，造謠生事的儒生，燒掉的也多是方術之書，可卻被儒士們罵了上千年，並將此事列為暴政之一，讓後人也誤會了兩千年。
如今自己處置中原儒士的策略，若是得以實施，肯定也會被視為‘滅儒’之舉。說他戕害儒士，斷絕中原文化之根基，破壞了數千年的儒家傳統，並在史書上大書特書，讓他遺臭萬年，遭後人唾棄。
挨罵趙昺倒是不怕，不過還是擔心自己所為導致儒家文化的衰落，畢竟前世儒家的傳統已經被現代文明衝擊的千瘡百孔，但其基本理念還是深入人心，甚至根植於國人骨子中，維護著千年文化傳統，並成為人們的道德標準，而這也是中華文明得以延續的根本。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種文明被摧毀，那麽另外的文明就會乘虛而入，占領這塊白地。而中原地區隨著蒙古人的入侵，也帶來了歐亞各地的文明，並廣為傳播。儒家文化雖然受到蒙元統治者的重視，但依然在其它文明擠壓下處於弱勢，若是自己再給其一擊，很可能會自此一蹶不振。
再有，正如張頌所言朱理之學在江南傳播二百年，已然被視為儒家正統，雖被自己打壓，但仍然在短時間難以改變。而理學的北傳為理學注入新的理念，對其發展提供了新的機會和可能，也稱得上對儒學發展中的融合具有轉折意義。
若從這幾方麵來看，自己當下所為真可以說的上是文明的破壞者，如此自己的罪過可就真大了。而是作為一個傳統文化的開拓者，還是毀滅者，真是值得好好斟酌一下了……
至於許衡名為蒙元重臣，其實為北方的一大名儒，但其先前所受的儒學教育基本上是金之落第老儒的“句讀之學”。後來，他從姚樞處得讀程朱遺書，大有所得，遂與姚樞、竇默相講習。他長期位居國子祭酒，以儒家六藝教授蒙古子弟。
許衡的學術宗旨大體上是以朱熹之學為依歸。他格外重視朱子的《小學》和《四書章句集注》，強調進學的次序和踐履力行。在為學方法上，強調“慎思”，以為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都可歸為一個思字，“要思無邪”。在理欲問題上，他以為天理就在人的心中，以為直求本心即可得天理，表現出依違於朱陸二人的思想傾向。
因此許衡對於保存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漢族文化，促進民族間的文化交流，都有現實的意義。另外，他極力勸說元朝的統治者力行漢法，促進了蒙古族的漢化進程。故而可以說他對宋儒的理學傳播影響甚大，當然也意味著朱陸的合流或者說是理學的轉折。
剛剛提過的劉因，他終生未仕，隱居鄉野，授徒以終。初從國子司業硯彌堅習經學章句，但不滿章句的訓詁疏釋之學，以為聖人精義絕不在於此。及得趙複所傳宋儒周敦頤、邵雍、二程、張載、朱熹、呂祖謙等人的著作，深為折服。
其以為邵雍至大也；周敦頤至精也；二程至正也；朱熹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遂轉向理學，推崇邵雍和朱熹，極力發揮邵雍的“象數學”和“觀物”思想。至於其理學思想，雖自謂上承朱熹，屬於朱學的範疇，但他在服膺程朱理學的同時，並不嚴守門戶，實也雜入陸九淵“反求諸己”“自求本心”的思想。
如言“天道”，則把自然與社會的發展變化歸於“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即“理”，認為由“理”而有世界萬物和人的生命，由“理”產生倫理綱常。主張將“人欲”化為“天理”，其方法是當求於己，無待於外。
其又提出“返求六經”及與此相關的“古無經史之分”的見解，以為《詩經》《尚書》《春秋》原本是史，隻是後來由聖人刪定才變成經典。表明他一方麵看到理學的思想價值，另一方麵也清楚地看到理學家易患穿鑿附會的毛病，即往往脫離經典原義而發空論。
另有在蒙元頗有影響的大儒吳澄，其實是大宋江西人，世代業儒，自幼用力於聖賢之學，直承宋代理學的端緒，自以朱熹學術的傳承者自居。其學也更加精微，尤其是他的“道統說”，主張道之大原出於天，突出聖賢之傳道本於天的思想。
至於其理學思想，主要以折中朱陸為特色。他說：“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學問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據此可見其對朱陸分歧的基本看法。當學者執經問難時，吳澄往往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後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其意圖在於使學者先反之於心，而後求之五經。
其於“天道”“理氣”，認為“理”在“氣”中，原本不離，“理”是“氣”的主宰。而又以為為學之要在於“心”，主張反之吾心，體仁之本，敬為要；用仁之用，孝為首。孩提之童無不愛親，此“良心發見”之最先者，苟能充之四海皆準。
吳澄在景炎十一年受友人之邀到達燕京，與一班蒙元名士頻繁交往，彼此談經論學，相互切磋。彼時程钜夫覺得人才難得，實在不忍心遺棄賢能之士。於是竟違背自己的諾言，特別把吳澄向忽必烈作了推薦。
吳澄很快知道了此事，仍以母親年邁體衰為由，極力推辭。隨後收拾行李，決定獨自南歸。朝中公卿大夫素聞吳澄之賢，紛紛出麵挽留，但吳澄執意離京。但因為當時忽必烈駕崩，朝局動蕩，我朝發起收複江南之役，因而被迫滯留於燕京，卻為接受偽職……
陳識時和馬端臨見陛下一直靜聽張頌所言，並未打斷，哪裏還不明白皇帝對於朱理之學在蒙元方麵產生的‘變異’有了想法，心裏已然對於蒙元儒士的看法有所改變。而他們作為皇帝身邊近臣當然也清楚其因理學的盛行，與當前推行的新政理念有駁，進而對秉承主理之學的儒士進行打壓，轉而提倡永嘉學派的事功之學。
而對於蒙元儒士皇帝一是出於政治上考慮，因為他們曾為異族統治者女真和蒙古服務，所以極為不信任；二是蒙元儒士轉而崇尚朱理之學，也會導致收複中原後的政策推行形成阻礙，更擔心南北儒士合流抵製新政，不利於以後的統治。
正是出於這些方麵的擔心，陳識時等近臣是明白皇帝欲在利用戰亂之際對蒙元儒林進行清洗，但也許擔心‘滅儒之舉’會遭到江南儒士的抵製，並沒有明旨實施。可在收複河南和山東的戰事中，許多蒙元漢侯被滅門，依附於他們的儒士也同時被殺或失蹤，其中蹊蹺外人可能不得而知，而他們卻是能夠感覺到一二的。
陳識時等人雖說是皇帝近臣，可也畢竟是萬千儒士中的一員，而千年來儒林雖皆奉孔孟為聖，但各種學派之間的爭奪並沒有停止過。不過他們以為不能因為國家間的戰爭，而‘縱容’皇帝對北地儒士進行屠戮，有責任對皇帝進行勸諫。
所以在發現皇帝心有所動的時候，也趕緊順著張頌所言展開勸說，大談元朝儒學雖是以程朱理學為基本內容而又有所發展，但在發展的同時，實際上是以陸九淵的心學去補充朱熹學術思想的不足。這樣一來，元代理學便呈現出調和朱陸的傾向。
而今中原儒士的主流以為朱、陸兩派學說各有利弊，在仁義道德等方麵，兩人似乎並無太大的差異。而陸九淵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熹之質篤實，故好邃密。各因其質之所近，故所入之途不同。
因此中原名儒大家也認為朱熹之學是教人為學之常，陸九淵之說是才高獨得之妙。前者之流弊是缺少力行的功夫而流於空談；後者之流弊是有點像佛教談空說妙，而不能盡致知之功。主張調和朱陸，欲吸收陸九淵的簡易之說，以補朱熹後學忽視力行的毛病……
“汝等的意見朕會考慮，先告退吧！”趙昺見幾個人已經輪流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而今看著他，希望能得到自己的答案，他未置可否地道。
“陛下……”陳識時有點兒急了，眼看他們勸了半天，陛下卻不為所動，再次施禮道。
“退下吧！”趙昺皺皺眉沉聲道。
“屬下告退！”幾個人見陛下有些不悅，隻能無奈的相互對視一眼，躬身告退。
“嗬嗬……”見他們退出，趙昺輕笑著搖搖頭，起身洗漱後，便到寢帳中休息了。不過文相等的聯名奏表和幾個人的規勸，讓他也是一時難以入眠，權衡著其中的利弊。
趙昺首先想到的是當年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這件事雖然坑殺的是那些對秦國政策不滿，造謠生事的儒生，燒掉的也多是方術之書，可卻被儒士們罵了上千年，並將此事列為暴政之一，讓後人也誤會了兩千年。
如今自己處置中原儒士的策略，若是得以實施，肯定也會被視為‘滅儒’之舉。說他戕害儒士，斷絕中原文化之根基，破壞了數千年的儒家傳統，並在史書上大書特書，讓他遺臭萬年，遭後人唾棄。
挨罵趙昺倒是不怕，不過還是擔心自己所為導致儒家文化的衰落，畢竟前世儒家的傳統已經被現代文明衝擊的千瘡百孔，但其基本理念還是深入人心，甚至根植於國人骨子中，維護著千年文化傳統，並成為人們的道德標準，而這也是中華文明得以延續的根本。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種文明被摧毀，那麽另外的文明就會乘虛而入，占領這塊白地。而中原地區隨著蒙古人的入侵，也帶來了歐亞各地的文明，並廣為傳播。儒家文化雖然受到蒙元統治者的重視，但依然在其它文明擠壓下處於弱勢，若是自己再給其一擊，很可能會自此一蹶不振。
再有，正如張頌所言朱理之學在江南傳播二百年，已然被視為儒家正統，雖被自己打壓，但仍然在短時間難以改變。而理學的北傳為理學注入新的理念，對其發展提供了新的機會和可能，也稱得上對儒學發展中的融合具有轉折意義。
若從這幾方麵來看，自己當下所為真可以說的上是文明的破壞者，如此自己的罪過可就真大了。而是作為一個傳統文化的開拓者，還是毀滅者，真是值得好好斟酌一下了……